論聯合政府（上）
（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
這是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政治報告。
一 中國人民的基本要求
我們的大會是在這種情況之下開會的：中國人民在其對于日本侵略者作了將近八年的堅決的英勇的不屈不撓的奮斗，經歷了無數的艱難困苦和自我犧牲之后，出現了這樣的新局面——整個世界上反對法西斯侵略者的神圣的正義的戰爭，已經取得了有決定意義的勝利，中國人民配合同盟國打敗日本侵略者的時機，已經迫近了。但是中國現在仍然不團結，中國仍然存在著嚴重的危機。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應該怎樣做呢？毫無疑義，中國急需把各黨各派和無黨無派的代表人物團結在一起，成立民主的臨時的聯合政府，以便實行民主的改革，克服目前的危機，動員和統一全中國的抗日力量，有力地和同盟國配合作戰，打敗日本侵略者，使中國人民從日本侵略者手中解放出來。然后，需要在廣泛的民主基礎之上，召開國民代表大會，成立包括更廣大范圍的各黨各派和無黨無派代表人物在內的同樣是聯合性質的民主的正式的政府，領導解放后的全國人民，將中國建設成為一個獨立、自由、民主、統一和富強的新國家。一句話，走團結和民主的路線，打敗侵略者，建設新中國。
我們認為只有這樣做，才是反映了中國人民的基本要求。因此，我的報告，主要地就是討論這些要求。中國應否成立民主的聯合政府，已成了中國人民和同盟國民主輿論界十分關心的問題。因此，我的報告將著重地說明這個問題。
中國共產黨在八年抗日戰爭中的工作，已經克服了很多的困難，獲得了巨大的成績；但是在目前形勢下，在我們黨和人民面前，還有嚴重的困難。目前的時局，要求我們黨進一步地從事緊急的和更加切實的工作，繼續地克服困難，為完成中國人民的基本要求而奮斗。
二 國際形勢和國內形勢
中國人民能不能實現我們在上面提出的那些基本要求呢？這要依靠中國人民的覺悟、團結和努力的程度來決定。但是目前的國際國內形勢，對中國人民提供了極其有利的條件。中國人民如果能很好地利用這些條件，積極地堅決地再接再厲地向前奮斗，戰勝侵略者和建設新中國，是毫無疑義的。中國人民應當加倍努力，為完成自己的神圣任務而奮斗。
目前的國際形勢是怎樣的呢？
目前的軍事形勢是蘇軍已經攻擊柏林，英美法聯軍也正在配合打擊希特勒殘軍，意大利人民又已經發動了起義。這一切，將最后地消滅希特勒。希特勒被消滅以后，打敗日本侵略者就為時不遠了。和中外反動派的預料相反，法西斯侵略勢力是一定要被打倒的，人民民主勢力是一定要勝利的。世界將走向進步，決不是走向反動。當然應該提起充分的警覺，估計到歷史的若干暫時的甚至是嚴重的曲折，可能還會發生；許多國家中不愿看見本國人民和外國人民獲得團結、進步和解放的反動勢力，還是強大的。誰要是忽視了這些，誰就將在政治上犯錯誤。但是，歷史的總趨向已經確定，不能改變了。這種情況，僅僅不利于法西斯和實際上幫助法西斯的各國反動派，而對于一切國家的人民及其有組織的民主勢力，則都是福音。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創造世界歷史的動力。蘇聯人民創造了強大力量，充當了打倒法西斯的主力軍。蘇聯人民加上其他反法西斯同盟國的人民的努力，使打倒法西斯成為可能。戰爭教育了人民，人民將贏得戰爭，贏得和平，又贏得進步。
這一新形勢，和第一次世界大戰時代的形勢大不相同。在那時，還沒有蘇聯，也沒有現在許多國家的人民的覺悟程度。兩次世界大戰是兩個完全不同的時代。
法西斯侵略國家被打敗、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國際和平實現以后，并不是說就沒有了斗爭。廣泛地散布著的法西斯殘余勢力，一定還要搗亂；反法西斯侵略戰爭的陣營中存在著反民主的和壓迫其他民族的勢力，他們仍然要壓迫各國人民和各殖民地半殖民地。所以，國際和平實現以后，反法西斯的人民大眾和法西斯殘余勢力之爭，民主和反民主之爭，民族解放和民族壓迫之爭仍將充滿世界的大部分地方。只有經過長期的努力，克服了法西斯殘余勢力、反民主勢力和一切帝國主義勢力，才能有最廣泛的人民的勝利。到達這一天，決不是很快和很容易的，但是必然要到達這一天。反法西斯的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勝利，給這個戰后人民斗爭的勝利開辟了道路。也只有這后一種斗爭勝利了，鞏固的和持久的和平才有保障。
目前的國內形勢是怎樣的呢？
中國的長期戰爭，使中國人民付出了并且還將再付出重大的犧牲；但是同時，正是這個戰爭，鍛煉了中國人民。這個戰爭促進中國人民的覺悟和團結的程度，是近百年來中國人民的一切偉大的斗爭沒有一次比得上的。在中國人民面前，不但存在著強大的民族敵人，而且存在著強大的實際上幫助民族敵人的國內反動勢力，這是一方面。但是另一方面，中國人民不但已經有了比過去任何時候都高的覺悟程度，而且有了強大的中國解放區和日益高漲著的全國性的民主運動。這是國內的有利條件。如果說，中國近百年來一切人民斗爭都遭到了失敗或挫折，而這是因為缺乏國際的和國內的若干必要的條件，那末，這一次就不同了，比較以往歷次，一切必要的條件都具備了。避免失敗和取得勝利的可能性充分地存在著。如果我們能夠團結全國人民，努力奮斗，并給以適當的指導，我們就能夠勝利。
中國人民團結起來打敗侵略者和建設新中國的信心，現在是極大地增強了。中國人民克服一切困難，實現其具有偉大歷史意義的基本要求的時機，已經到來了。這一點還有疑義嗎？我以為沒有疑義了。
這些，就是目前國際和國內的一般形勢。
三 抗日戰爭中的兩條路線
中國問題的關鍵
談到國內形勢，我們還應對中國抗日戰爭加以具體的分析。
中國是全世界參加反法西斯戰爭的五個最大的國家之一，是在亞洲大陸上反對日本侵略者的主要國家。中國人民不但在抗日戰爭中起了極大的作用，而且在保障戰后世界和平上將起極大的作用，在保障東方和平上則將起決定的作用。中國在八年抗日戰爭中，為了自己的解放，為了幫助各同盟國，曾經作了偉大的努力。這種努力，主要地是屬于中國人民方面的。中國軍隊的廣大官兵，在前線流血戰斗，中國的工人、農民、知識界、產業界，在后方努力工作，海外華僑輸財助戰，一切抗日政黨，除了那些反人民分子外，都對戰爭有所盡力。總之，中國人民以自己的血和汗同日本侵略者英勇地奮戰了八年之久。但是多年以來，中國反動分子造作謠言，蒙蔽輿論，不使中國人民在抗日戰爭中所起作用的真相為世人所知。同時，對于中國八年抗日戰爭的各項經驗，也還沒有人作出全面的總結來。因此，我們的大會，應當對這些經驗作出適當的總結，借以教育人民，并為我黨決定政策的根據。
提到總結經驗，那末，大家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在中國有兩條不同的指導路線，一條是能夠打敗日本侵略者的，一條是不但不能打敗日本侵略者，而且在某些方面說來它是在實際上幫助日本侵略者危害抗日戰爭的。
國民黨政府所采取的對日消極作戰的政策和對內積極摧殘人民的反動政策，招致了戰爭的挫折，大部國土的淪陷，財政經濟的危機，人民的被壓迫，人民生活的痛苦，民族團結的破壞。這種反動政策妨礙了動員和統一一切中國人民的抗日力量進行有效的戰爭，妨礙了中國人民的覺醒和團結。但是，中國人民的覺醒和團結的運動并沒有停止，它是在日本侵略者和國民黨政府的雙重壓迫之下曲折地發展著。兩條路線：國民黨政府壓迫中國人民實行消極抗戰的路線和中國人民覺醒起來團結起來實行人民戰爭的路線，很久以來，就明顯地在中國存在著。這就是一切中國問題的關鍵所在。
走著曲折道路的歷史
為了使大家明了何以這個兩條路線問題是一切中國問題的關鍵所在，必須回溯一下我們抗日戰爭的歷史。
中國人民的抗日戰爭，是在曲折的道路上發展起來的。這個戰爭，還是在一九三一年就開始了。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本侵略者占領沈陽⑴，幾個月內，就把東三省占領了。國民黨政府采取了不抵抗政策。但是東三省的人民，東三省的一部分愛國軍隊，在中國共產黨領導或協助之下，違反國民黨政府的意志，組織了東三省的抗日義勇軍和抗日聯軍，從事英勇的游擊戰爭。這個英勇的游擊戰爭，曾經發展到很大的規模，中間經過許多困難挫折，始終沒有被敵人消滅。一九三二年，日本侵略者進攻上海，國民黨內的一派愛國分子，又一次違反國民黨政府的意志，率領十九路軍，抵抗了日本侵略者的進攻。一九三三年，日本侵略者進攻熱河、察哈爾⑵，國民黨內的又一派愛國分子，第三次違反國民黨政府的意志，并和共產黨合作，組織了抗日同盟軍，從事抵抗。但是一切這些抗日戰爭，除了中國人民、中國共產黨、其他民主派別和海外愛國華僑給了援助之外，國民黨政府根據其不抵抗政策，是沒有給任何援助的。相反地，上海、察哈爾兩次抗日行動，都被國民黨政府一手破壞了。一九三三年，十九路軍在福建成立的人民政府，也被國民黨政府破壞了。
那時的國民黨政府為什么采取不抵抗政策呢？主要的原因，在于國民黨在一九二七年破壞了國共兩黨的合作，破壞了中國人民的團結。
一九二四年，孫中山先生接受了中國共產黨的建議，召集了有共產黨人參加的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訂出了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⑶，建立了黃埔軍校⑷，實現了國共兩黨和各界人民的民族統一戰線，因而在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五年，掃蕩了廣東的反動勢力⑸，在一九二六年至一九二七年，舉行了勝利的北伐戰爭，占領了長江流域和黃河流域的大部，打敗了北洋軍閥政府，發動了中國歷史上空前廣大的人民解放斗爭。但是到了一九二七年春夏之交，正當北伐戰爭向前發展的緊要關頭，這個代表中國人民解放事業的國共兩黨和各界人民的民族統一戰線及其一切革命政策，就被國民黨當局的叛賣性的反人民的“清黨”政策和屠殺政策所破壞了。昨天的同盟者——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被看成了仇敵，昨天的敵人——帝國主義者和封建主義者，被看成了同盟者。就是這樣，背信棄義地向著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來一個突然的襲擊；生氣蓬勃的中國大革命就被葬送了。從此以后，內戰代替了團結，獨裁代替了民主，黑暗的中國代替了光明的中國。但是，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并沒有被嚇倒，被征服，被殺絕。他們從地下爬起來，揩干凈身上的血跡，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他們又繼續戰斗了。他們高舉起革命的大旗，舉行了武裝的抵抗，在中國的廣大區域內，組織了人民的政府，實行了土地制度的改革，創造了人民的軍隊——中國紅軍，保存了和發展了中國人民的革命力量。被國民黨反動分子所拋棄的孫中山先生的革命的三民主義，由中國人民、中國共產黨和其他民主分子繼承下來了。
到了日本侵略者打入東三省以后，中國共產黨就在一九三三年，向一切進攻革命根據地和紅軍的國民黨軍隊提議：在停止進攻、給予人民以自由權利和武裝人民這樣三個條件之下，訂立停戰協定，以便一致抗日。但是國民黨當局拒絕了這個提議。
從此以后，一方面，是國民黨政府的內戰政策越發猖狂；另一方面，是中國人民要求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呼聲越發高漲。各種人民愛國組織，在上海和其他許多地方建立起來。一九三四年至一九三六年，長江南北各地的紅軍主力，在我們黨中央領導之下，經歷了千辛萬苦，移到了西北，并和西北紅軍匯合在一起。就在這兩年，中國共產黨適應新的情況，決定并執行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新的完整的政治路線，以團結抗日和建立新民主主義共和國為奮斗目標。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九日，北平學生群眾，在我們黨領導之下，發動了英勇的愛國運動，成立了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⑹，并把這種愛國運動推廣到了全國各大城市。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國民黨內部主張抗日的兩派愛國分子——東北軍和十七路軍，聯合起來，勇敢地反對國民黨當局的對日妥協和對內屠殺的反動政策，舉行了有名的西安事變。同時，國民黨內的其他愛國分子，也不滿意國民黨當局的當時政策。在這種形勢下，國民黨當局被迫地放棄了內戰政策，承認了人民的要求。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成了時局轉換的樞紐：在新形勢下的國內的合作形成了，全國的抗日戰爭發動了。在盧溝橋事變的前夜，即一九三七年五月，我們黨召集了一個具有歷史意義的全國代表會議，這個會議批準了黨中央自一九三五年以來的新的政治路線。
從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盧溝橋事變到一九三八年十月武漢失守這一個時期內，國民黨政府的對日作戰是比較努力的。在這個時期內，日本侵略者的大舉進攻和全國人民民族義憤的高漲，使得國民黨政府政策的重點還放在反對日本侵略者身上，這樣就比較順利地形成了全國軍民抗日戰爭的高潮，一時出現了生氣蓬勃的新氣象。當時全國人民，我們共產黨人，其他民主黨派，都對國民黨政府寄予極大的希望，就是說，希望它乘此民族艱危、人心振奮的時機，厲行民主改革，將孫中山先生的革命三民主義付諸實施。可是，這個希望是落空了。就在這兩年，一方面，有比較積極的抗戰；另一方面，國民黨當局仍舊反對發動廣大民眾參加的人民戰爭，仍舊限制人民自動團結起來進行抗日和民主的活動。一方面，國民黨政府對待中國共產黨及其他抗日黨派的態度比較過去有了一些改變；另一方面，仍舊不給各黨派以平等地位，并多方限制它們的活動。許多愛國政治犯并沒有釋放。最主要的是國民黨政府仍舊保持其自一九二七年發動內戰以來的寡頭專政制度，未能建立舉國一致的民主的聯合政府。
還在這一時期的開始，我們共產黨人就指出中國抗日戰爭的兩條路線：或者是人民的全面的戰爭，這樣就會勝利；或者是壓迫人民的片面的戰爭，這樣就會失敗。我們又指出：戰爭將是長期的，必然要遇到許多艱難困苦；但是由于中國人民的努力，最后勝利必歸于中國人民。
人民戰爭
這一時期內，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移到了西北的中國紅軍主力，改編為中國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留在長江南北各地的中國紅軍游擊部隊，則改編為中國國民革命軍新編第四軍，相繼開赴華北華中作戰。內戰時期的中國紅軍，保存了并發展了北伐時期黃埔軍校和國民革命軍的民主傳統，曾經擴大到幾十萬人。由于國民黨政府在南方各根據地內的殘酷的摧毀、萬里長征的消耗和其他原因，到抗日戰爭開始時，數量減少到只剩幾萬人。于是有些人就看不起這支軍隊，以為抗日主要地應當依靠國民黨。但是人民是最好的鑒定人，他們知道八路軍新四軍這時數量雖小，質量卻很高，只有它才能進行真正的人民戰爭，它一旦開到抗日的前線，和那里的廣大人民相結合，其前途是無限的。人民是正確的，當我在這里做報告的時候，我們的軍隊已發展到了九十一萬人，鄉村中不脫離生產的民兵發展到了二百二十萬人以上。不管現在我們的正式軍隊比起國民黨現存的軍隊來（包括中央系和地方系）在數量上要少得多，但是按其所抗擊的日軍和偽軍的數量及其所擔負的戰場的廣大說來，按其戰斗力說來，按其有廣大的人民配合作戰說來，按其政治質量及其內部統一團結等項情況說來，它已經成了中國抗日戰爭的主力軍。
這個軍隊之所以有力量，是因為所有參加這個軍隊的人，都具有自覺的紀律；他們不是為著少數人的或狹隘集團的私利，而是為著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為著全民族的利益，而結合，而戰斗的。緊緊地和中國人民站在一起，全心全意地為中國人民服務，就是這個軍隊的唯一的宗旨。
在這個宗旨下面，這個軍隊具有一往無前的精神，它要壓倒一切敵人，而決不被敵人所屈服。不論在任何艱難困苦的場合，只要還有一個人，這個人就要繼續戰斗下去。
在這個宗旨下面，這個軍隊有一個很好的內部和外部的團結。在內部——官兵之間，上下級之間，軍事工作、政治工作和后勤工作之間；在外部——軍民之間，軍政之間，我友之間，都是團結一致的。一切妨害團結的現象，都在必須克服之列。
在這個宗旨下面，這個軍隊有一個正確的爭取敵軍官兵和處理俘虜的政策。對于敵方投誠的、反正的、或在放下武器后愿意參加反對共同敵人的人，一概表示歡迎，并給予適當的教育。對于一切俘虜，不許殺害、虐待和侮辱。
在這個宗旨下面，這個軍隊形成了為人民戰爭所必需的一系列的戰略戰術。它善于按照變化著的具體條件從事機動靈活的游擊戰爭，也善于作運動戰。
在這個宗旨下面，這個軍隊形成了為人民戰爭所必需的一系列的政治工作，其任務是為團結我軍，團結友軍，團結人民，瓦解敵軍和保證戰斗勝利而斗爭。
在這個宗旨下面，在游擊戰爭的條件下，全軍都可以并且已經是這樣做了：利用戰斗和訓練的間隙，從事糧食和日用必需品的生產，達到軍隊自給、半自給或部分自給之目的，借以克服經濟困難，改善軍隊生活和減輕人民負擔。在各個軍事根據地上，也利用了一切可能性，建立了許多小規模的軍事工業。
這個軍隊之所以有力量，還由于有人民自衛軍和民兵這樣廣大的群眾武裝組織，和它一道配合作戰。在中國解放區內，一切青年、壯年的男人和女人，都在自愿的民主的和不脫離生產的原則下，組織在抗日人民自衛軍之中。自衛軍中的精干分子，除加入軍隊和游擊隊者外，則組織在民兵的隊伍中。沒有這些群眾武裝力量的配合，要戰勝敵人是不可能的。
這個軍隊之所以有力量，還由于它將自己劃分為主力兵團和地方兵團兩部分，前者可以隨時執行超地方的作戰任務，后者的任務則固定在協同民兵、自衛軍保衛地方和進攻當地敵人方面。這種劃分，取得了人民的真心擁護。如果沒有這種正確的劃分，例如說，如果只注意主力兵團的作用，忽視地方兵團的作用，那末，在中國解放區的條件下，要戰勝敵人也是不可能的。在地方兵團方面，組織了許多經過良好訓練，在軍事、政治、民運各項工作上說來都是比較地更健全的武裝工作隊，深入敵后之敵后，打擊敵人，發動民眾的抗日斗爭，借以配合各個解放區正面戰線的作戰，收到了很大的成效。
在中國解放區，在民主政府領導之下，號召一切抗日人民組織在工人的、農民的、青年的、婦女的、文化的和其他職業和工作的團體之中，熱烈地從事援助軍隊的各項工作。這些工作不但包括動員人民參加軍隊，替軍隊運輸糧食，優待抗日軍人家屬，幫助軍隊解決物質困難，而且包括動員游擊隊、民兵和自衛軍，展開襲擊運動和爆炸運動，偵察敵情，清除奸細，運送傷兵和保護傷兵，直接幫助軍隊的作戰。同時，全解放區人民又熱烈地從事政治、經濟、文化、衛生各項建設工作。在這方面，最重要的是動員全體人民從事糧食和日用品的生產，并使一切機關、學校，除有特殊情形者外，一律于工作或學習之暇，從事生產自給，以配合人民和軍隊的生產自給，造成偉大的生產熱潮，借以支持長期的抗日戰爭。在中國解放區，敵人的摧殘是異常嚴重的；水、旱、蟲災，也時常發生。但是，解放區民主政府領導全體人民，有組織地克服了和正在克服著各種困難，滅蝗、治水、救災的偉大群眾運動，收到了史無前例的效果，使抗日戰爭能夠長期地堅持下去。總之，一切為著前線，一切為著打倒日本侵略者和解放中國人民，這就是中國解放區全體軍民的總口號、總方針。
這就是真正的人民戰爭。只有這種人民戰爭，才能戰勝民族敵人。國民黨之所以失敗，就是因為它拚命地反對人民戰爭。
中國解放區的軍隊一旦得到新式武器的裝備，它就會更加強大，就能夠最后地打敗日本侵略者了。
兩個戰場
中國的抗日戰爭，一開始就分為兩個戰場：國民黨戰場和解放區戰場。
一九三八年十月武漢失守后，日本侵略者停止了向國民黨戰場的戰略性的進攻，逐漸地將其主要軍事力量移到了解放區戰場；同時，針對著國民黨政府的失敗情緒，聲言愿意和它謀取妥協的和平，并將賣國賊汪精衛誘出重慶，在南京成立偽政府，實施民族的欺騙政策。從這時起，國民黨政府開始了它的政策上的變化，將其重點由抗日逐漸轉移到反共反人民。這首先表現在軍事方面。它采取了對日消極作戰的政策，保存軍事實力，而把作戰的重擔放在解放區戰場上，讓日寇大舉進攻解放區，它自己則“坐山觀虎斗”。
一九三九年，國民黨政府采取了反動的所謂《限制異黨活動辦法》⑺，將抗戰初期人民和各抗日黨派爭得的某些權利，一概取消。從此時起，在國民黨統治區內，國民黨政府將一切民主黨派，首先和主要地是將中國共產黨，打入地下。在國民黨統治區各個省份的監獄和集中營內，充滿了共產黨人、愛國青年及其他民主戰士。從一九三九年起直至一九四三年秋季為止的五年之內，國民黨政府發動了三次大規模的“反共高潮”⑻，分裂國內的團結，造成嚴重的內戰危險。震動中外的“解散”新四軍和殲滅皖南新四軍部隊九千余人的事變，就是發生在這個時期內。直到現時為止，國民黨軍隊向解放區軍隊進攻的事件還未停止，并且看不出任何準備停止的征象。在這種情況下，一切污蔑和謾罵，都從國民黨反動分子的嘴里噴出來。什么“奸黨”、“奸軍”、“奸區”，什么“破壞抗戰、危害國家”等等污蔑共產黨、八路軍、新四軍和解放區的稱號和斷語，都是這些反動分子制造出來的。一九三九年七月七日，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發表宣言，針對著當時的危機，提出了這樣的口號：“堅持抗戰，反對投降；堅持團結，反對分裂；堅持進步，反對倒退。”按照這些適合時宜的口號，我們黨在五年之內，有力地打退了三次反動的反人民的“反共高潮”，克服了當時的危機。
在這幾年內，國民黨戰場實際上沒有嚴重的戰爭。日本侵略者的刀鋒，主要地向著解放區。到一九四三年，侵華日軍的百分之六十四和偽軍的百分之九十五，為解放區軍民所抗擊；國民黨戰場所擔負的，不過日軍的百分之三十六和偽軍的百分之五而已。
一九四四年，日本侵略者舉行打通大陸交通線的作戰了，國民黨軍隊表現了手足無措，毫無抵抗能力。幾個月內，就將河南、湖南、廣西、廣東等省廣大區域淪于敵手。僅在此時，兩個戰場分擔的抗敵的比例，才起了一些變化。然而就在我做這個報告的時候，在侵華日軍（滿洲的未計在內）四十個師團，五十八萬人中，解放區戰場抗擊的是二十二個半師團，三十二萬人，占了百分之五十六；國民黨戰場抗擊的，不過十七個半師團，二十六萬人，僅占百分之四十四。抗擊偽軍的情況則完全無變化。
還應指出，數達八十萬以上的偽軍（包括偽正規軍和偽地方武裝在內），大部分是國民黨將領率部投敵，或由國民黨投敵軍官所組成的。國民黨反動分子事先即供給這些偽軍以所謂“曲線救國”⑼的叛國謬論，事后又在精神上和組織上支持他們，使他們配合日本侵略者反對中國人民的解放區。此外，則動員大批軍隊封鎖和進攻陜甘寧邊區及各解放區，其數量達到了七十九萬七千人之多。這種嚴重情形，在國民黨政府的新聞封鎖政策下，很多的中國人外國人都無法知道。
中國解放區
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解放區，現在有九千五百五十萬人口。其地域，北起內蒙，南至海南島，大部分敵人所到之處，都有八路軍、新四軍或其他人民軍隊的活動。這個廣大的中國解放區，包括十九個大的解放區，其地域包括遼寧、熱河、察哈爾、綏遠⑽、陜西、甘肅、寧夏、山西、河北、河南、山東、江蘇、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廣東、福建等省的大部分或小部分。延安是所有解放區的指導中心。在這個廣大的解放區內，黃河以西的陜甘寧邊區，只有人口一百五十萬，是十九個解放區中的一個；而且除了浙東、瓊崖兩區之外，按其人口說來，它是一個最小的。有些人不明了這種情形，以為所謂中國解放區，主要就是陜甘寧邊區。這是國民黨政府的封鎖政策造成的一個誤會。在所有這些解放區內，實行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全部必要的政策，建立了或正在建立民選的共產黨人和各抗日黨派及無黨無派的代表人物合作的政府，亦即地方性的聯合政府。解放區內全體人民的力量都動員起來了。所有這一切，使得中國解放區在強敵壓迫之下，在國民黨軍隊的封鎖和進攻的情況之下，在毫無外援的情況之下，能夠屹立不搖，并且一天一天發展，縮小敵占區，擴大自己的區域，成為民主中國的模型，成為配合同盟國作戰、驅逐日本侵略者、解放中國人民的主要力量。中國解放區的軍隊——八路軍、新四軍和其他人民軍隊，不但在對日戰爭的作戰上，起了英勇的模范的作用，在執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各項民主政策上，也是起了模范作用的。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二日，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發表宣言，承認“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為中國今日之必需，本黨愿為其徹底實現而奮斗”，這一宣言，在中國解放區是完全實踐了。
國民黨統治區
國民黨內的主要統治集團，堅持獨裁統治，實行了消極的抗日政策和反人民的國內政策。這樣，就使得它的軍隊縮小了一半以上，并且大部分幾乎喪失了戰斗力；使得它自己和廣大人民之間發生了深刻的裂痕，造成了民生凋敝、民怨沸騰、民變蜂起的嚴重危機；使得它在抗日戰爭中的作用，不但是極大地減少了，并且變成了動員和統一中國人民一切抗日力量的障礙物。
為什么在國民黨主要統治集團領導下會產生這種嚴重情況呢？因為這個集團所代表的利益是中國的大地主、大銀行家、大買辦階層的利益。這些極少數人所形成的反動階層，壟斷著國民黨政府管轄之下的軍事、政治、經濟、文化的一切重要的機構。他們將保全自己少數人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而把抗日放在第二位。他們也說什么“民族至上”，但是他們的行為卻不符合于民族中大多數人民的要求。他們也說什么“國家至上”，但是他們所指的國家，就是大地主、大銀行家、大買辦階層的封建法西斯的獨裁國家，并不是人民大眾的民主國家。因此，他們懼怕人民起來，懼怕民主運動，懼怕認真地動員全民的抗日戰爭。這就是他們對日消極作戰的政策，對內的反人民、反民主、反共的反動政策的總根源。他們在各方面都采取這樣的兩面政策。例如：一面雖在抗日，一面又采取消極的作戰政策，并且還被日本侵略者經常選擇為誘降的對象。一面在口頭上宣稱要發展中國經濟，一面又在實際上積累官僚資本，亦即大地主、大銀行家、大買辦的資本，壟斷中國的主要經濟命脈，而殘酷地壓迫農民，壓迫工人，壓迫小資產階級和自由資產階級。一面在口頭上宣稱實行“民主”，“還政于民”，一面又在實際上殘酷地壓迫人民的民主運動，不愿實行絲毫的民主改革。一面在口頭上宣稱“共黨問題為一政治問題，應用政治方法解決”，一面又在軍事上、政治上、經濟上殘酷地壓迫中國共產黨，把共產黨看成他們的所謂“第一個敵人”，而把日本侵略者看成“第二個敵人”，并且每天都在積極地準備內戰，處心積慮地要消滅共產黨。一面在口頭上宣稱要建立一個“近代國家”，一面又在實際上拚死命保持那個大地主、大銀行家、大買辦的封建法西斯獨裁統治。一面和蘇聯在形式上保持外交關系，一面又在實際上采取仇視蘇聯的態度。一面同美國孤立派合唱“先亞后歐論”，借以延長法西斯德國也就是延長一切法西斯的壽命，延長自己對于中國人民的法西斯統治的壽命，一面又在外交上投機取巧，把自己打扮成為反法西斯的英雄。要問如此種種的自相矛盾的兩面政策從何而來，就是來自大地主、大銀行家、大買辦社會階層這一個總根源。
但是，國民黨是一個復雜的政黨。它雖被這個代表大地主、大銀行家、大買辦階層的反動集團所統治，所領導，卻并不整個兒等于這個反動集團。它有一部分領袖人物不屬于這個集團，而且被這個集團所打擊、排斥或輕視。它有不少的干部、黨員群眾和三民主義青年團的團員群眾并不滿意這個集團的領導，而且有些甚至是反對它的領導的。在被這個反動集團所統制的國民黨的軍隊、國民黨的政府機關、國民黨的經濟機關和國民黨的文化機關中，都存在著這種情形。在這些軍隊和機關里，包藏著不少的民主分子。這個反動集團，其中又分為幾派，互相斗爭，并不是一個嚴密的統一體。把國民黨看成清一色的反動派，無疑是很不適當的。
比較
中國人民從中國解放區和國民黨統治區，獲得了明顯的比較。
難道還不明顯嗎？兩條路線，人民戰爭的路線和反對人民戰爭的消極抗日的路線，其結果：一條是勝利的，即使處在中國解放區這種環境惡劣和毫無外援的地位；另一條是失敗的，即使處在國民黨統治區這種極端有利和取得外國接濟的地位。
國民黨政府把自己的失敗歸咎于缺乏武器。但是試問：缺乏武器的是國民黨的軍隊呢，還是解放區的軍隊？中國解放區的軍隊是中國軍隊中武器最缺乏的軍隊，他們只能從敵人手里奪取武器和在最惡劣條件下自己制造武器。
國民黨中央系軍隊的武器，不是比起地方系軍隊來要好得多嗎？但是比起戰斗力來，中央系卻多數劣于地方系。
國民黨擁有廣大的人力資源，但是在它的錯誤的兵役政策下，人力補充卻極端困難。中國解放區處在被敵人分割和戰斗頻繁的情況之下，因為普遍實施了適合人民需要的民兵和自衛軍制度，又防止了對于人力資源的濫用和浪費，人力動員卻可以源源不竭。
國民黨擁有糧食豐富的廣大地區，人民每年供給它七千萬至一萬萬市擔的糧食，但是大部分被經手人員中飽了，致使國民黨的軍隊經常缺乏糧食，士兵餓得面黃肌瘦。中國解放區的主要部分隔在敵后，遭受敵人燒殺搶“三光”政策的摧殘，其中有些是像陜北這樣貧瘠的區域，但是卻能用自己動手、發展農業生產的方法，很好地解決了糧食問題。
國民黨區域經濟危機極端嚴重，工業大部分破產了，連布匹這樣的日用品也要從美國運來。中國解放區卻能用發展工業的方法，自己解決布匹和其他日用品的需要。
在國民黨區域，工人、農民、店員、公務人員、知識分子以及文化工作者，生活痛苦，達于極點。中國解放區的全體人民都有飯吃，有衣穿，有事做。
利用抗戰發國難財，官吏即商人，貪污成風，廉恥掃地，這是國民黨區域的特色之一。艱苦奮斗，以身作則，工作之外，還要生產，獎勵廉潔，禁絕貪污，這是中國解放區的特色之一。
國民黨區域剝奪人民的一切自由。中國解放區則給予人民以充分的自由。
國民黨統治者面前擺著這些反常的狀況，怪誰呢？怪別人，還是怪他們自己呢？怪外國缺少援助，還是怪國民黨政府的獨裁統治和腐敗無能呢？這難道還不明白嗎？
“破壞抗戰、危害國家”的是誰？
真憑實據地破壞了中國人民的抗戰和危害了中國人民的國家的，難道不正是國民黨政府嗎？這個政府一心一意地打了整十年的內戰，將刀鋒向著同胞，置一切國防事業于不顧，又用不抵抗政策送掉了東北四省⑾。日本侵略者打進關內來了，倉皇應戰，從盧溝橋退到了貴州省。但是國民黨人卻說：“共產黨破壞抗戰，危害國家。”（見一九四三年九月國民黨十一中全會的決議案）唯一的證據，就是共產黨聯合了各界人民創造了英勇抗日的中國解放區。這些國民黨人的邏輯，和中國人民的邏輯是這樣的不相同，無怪乎很多問題都講不通了。
兩個問題：
第一個，究竟什么原因使得國民黨政府拋棄了從黑龍江到盧溝橋，又從盧溝橋到貴州省這樣廣大的國土和這樣眾多的人民？難道不是由于國民黨政府所采取的不抵抗政策、消極的抗日政策和反人民的國內政策嗎？
第二個，究竟什么原因使得中國解放區戰勝了敵偽軍長期的殘酷的進攻，從民族敵人手里恢復了這樣廣大的國土，解放了這樣眾多的人民？難道不是由于人民戰爭的正確路線嗎？
所謂“不服從政令、軍令”
國民黨政府還經常以“不服從政令、軍令”責備中國共產黨。但是我們只能這樣說：幸喜中國共產黨人還保存了中國人民的普通常識，沒有服從那些實際上是把中國人民艱難困苦地從日本侵略者手里奪回來的中國解放區再送交日本侵略者的這種所謂“政令、軍令”，例如，一九三九年的所謂《限制異黨活動辦法》，一九四一年的所謂“解散新四軍”和“退至舊黃河以北”，一九四三年的所謂“解散中國共產黨”，一九四四年的所謂“限期取消十個師以外的全部軍隊”，以及在最近談判中提出來的所謂將軍隊和地方政府移交給國民黨，其交換條件是不許成立聯合政府，只許收容幾個共產黨員到國民黨獨裁政府里去做官，并將這種辦法稱之為國民黨政府的“讓步”等等。幸喜我們沒有服從這些東西，替中國人民保存了一片干凈土，保存了一支英勇抗日的軍隊。難道中國人民不應該慶賀這一個“不服從”嗎？難道國民黨政府自己用自己的法西斯主義的政令和失敗主義的軍令，將黑龍江至貴州省的廣大的土地、人民送交日本侵略者，還覺得不夠嗎？除了日本侵略者和反動派歡迎這些“政令、軍令”之外，難道還有什么愛國的有良心的中國人歡迎這些東西嗎？沒有一個不是形式的而是實際的、不是法西斯獨裁的而是民主的聯合政府，能夠設想中國人民會允許中國共產黨人，擅自將這個獲得了解放的中國解放區和抗日有功的人民軍隊，交給失敗主義和法西斯主義的國民黨法西斯獨裁政府嗎？假如沒有中國解放區及其軍隊，中國人民的抗日事業還有今日嗎？我們民族的前途還能設想嗎？
內戰危險
迄今為止，國民黨內的主要統治集團，堅持著獨裁和內戰的反動方針。有很多跡象表明，他們早已準備，尤其現在正在準備這樣的行動：等候某一個同盟國的軍隊在中國大陸上驅逐日本侵略者到了某一程度時，他們就要發動內戰。他們并且希望某些同盟國的將領們在中國境內執行英國斯科比⑿將軍在希臘所執行的職務。他們對于斯科比和希臘反動政府的屠殺事業，表示歡呼。他們企圖把中國拋回到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七年的國內戰爭的大海里去。國民黨主要統治集團現在正在所謂“召開國民大會”和“政治解決”的煙幕之下，偷偷摸摸地進行其內戰的準備工作。如果國人不加注意，不去揭露它的陰謀，阻止它的準備，那末，會有一個早上，要聽到內戰的炮聲的。
談判
為著打敗日本侵略者和建設新中國，為著防止內戰，中國共產黨在取得了其他民主派別的同意之后，于一九四四年九月間的國民參政會上，提出了立即廢止國民黨一黨專政、成立民主的聯合政府一項要求。無疑地，這項要求是適合時宜的，幾個月內，獲得了廣大人民的響應。
關于如何廢止一黨專政、成立聯合政府以及實行必要的民主改革等項問題，我們和國民黨政府之間曾經有過多次談判，但是我們的一切建議都遭到了國民黨政府的拒絕。國民黨不但對一黨專政不愿廢止，對聯合政府不愿成立，即對任何迫切需要的民主改革，例如，取消特務機關，取消鎮壓人民自由的反動法令，釋放政治犯，承認各黨派的合法地位，承認解放區，撤退封鎖和進攻解放區的軍隊等等，也一項不愿實行。就是這樣，使得中國的政治關系處在非常嚴重的局面之下。
兩個前途
從整個形勢看來，從上述一切國際國內的實際情況的分析看來，我請大家注意，不要以為我們的事業，一切都將是順利的，美妙的。不，不是這樣，事實是好壞兩個可能性、好壞兩個前途都存在著。繼續法西斯獨裁統治，不許民主改革；不是將重點放在反對日本侵略者方面，而是放在反對人民方面；即使日本侵略者被打敗了，中國仍然可能發生內戰，將中國拖回到痛苦重重的不獨立、不自由、不民主、不統一、不富強的老狀態里去。這是一個可能性，這是一個前途。這個可能性，這個前途，依然存在，并不因為國際形勢好，國內人民覺悟程度增長和有組織的人民力量發展了，它就似乎沒有了，或自然地消失了。希望中國實現這個可能性、實現這個前途的，在中國是國民黨內的反人民集團，在外國是那些懷抱帝國主義思想的反動分子。這是一方面，這是必須注意的一方面。
但是，另一方面，同樣是從整個形勢看來，從上述一切內外情況的分析看來，使我們更有信心地更有勇氣地去爭取第二個可能性，第二個前途。這就是克服一切困難，團結全國人民，廢止國民黨的法西斯獨裁統治，實行民主改革，鞏固和擴大抗日力量，徹底打敗日本侵略者，將中國建設成為一個獨立、自由、民主、統一和富強的新國家。希望中國實現這個可能性、實現這個前途的，在中國是廣大的人民，中國共產黨及其他民主派別，在外國是一切以平等地位待我的民族，外國的進步分子，外國的人民大眾。
我們清楚地懂得，在我們和中國人民面前，還有很大的困難，還有很多的障礙物，還要走很多的迂回路程。但是我們同樣地懂得，任何困難和障礙物，我們和全國人民一道一定能夠加以克服，而使中國的歷史任務獲得完成。竭盡全力地去反對第一個可能性，爭取第二個可能性，反對第一個前途，爭取第二個前途，是我們和全國人民的偉大任務。國際國內形勢的主要方面，是有利于我們和全國人民的。這些，我在前面已經說得很清楚了。我們希望國民黨當局，鑒于世界大勢之所趨，中國人心之所向，毅然改變其錯誤的現行政策，使抗日戰爭獲得勝利，使中國人民少受痛苦，使新中國早日誕生。須知不論怎樣迂回曲折，中國人民獨立解放的任務總是要完成的，而且這種時機已經到來了。一百多年來無數先烈所懷抱的宏大志愿，一定要由我們這一代人去實現，誰要阻止，到底是阻止不了的。
四 中國共產黨的政策
上面，我已將中國抗日戰爭中的兩條路線，給了一個分析。這樣的一個分析是完全必要的。因為在廣大的中國人中間，至今還有很多人不明白中國抗日戰爭中的具體情況。在國民黨統治區，在國外，由于國民黨政府的封鎖政策，很多人被蒙住了眼睛。在一九四四年中外新聞記者參觀團來到中國解放區以前，那里的許多人對于解放區幾乎是什么也不知道的。國民黨政府非常害怕解放區的真實情況泄露出去，所以在一九四四年的一次新聞記者團回去之后，立即將大門堵上，不許一個新聞記者再來解放區。對于國民黨區域的真相，國民黨政府也是同樣地加以封鎖。因此，我感到我們有責任將“兩個區域”的真相盡可能使人們弄清楚。只有在弄清中國的全部情況之后，才有可能了解中國的兩個最大政黨——中國共產黨和中國國民黨的政策何以有這樣的不同，何以有這樣的兩條路線之爭。只有這樣，才會使人們了解，兩黨的爭論，不是如有些人們所說不過是一些不必要的，不重要的，或甚至是意氣用事的爭論，而是關系著幾萬萬人民生死問題的原則的爭論。
在目前中國時局的嚴重形勢下，中國人民，中國一切民主黨派和民主分子，一切關心中國時局的外國人民，都希望中國的分裂局面重趨于團結，都希望中國能實行民主改革，都愿意知道中國共產黨對于解決當前許多重大問題上所持的政策。我們的黨員對于這些，當然更加關心。
我們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策歷來是明確的，八年的戰爭考驗了這些政策。我們的大會應該對此作出結論，作為今后奮斗的指針。
下面，我就來說明我們黨在為解決中國問題而得出的關于重要政策方面的若干確定的結論。
我們的一般綱領
為著動員和統一中國人民一切抗日力量，徹底消滅日本侵略者，并建立獨立、自由、民主、統一和富強的新中國，中國人民，中國共產黨和一切抗日的民主黨派，迫切地需要一個互相同意的共同綱領。
這種共同綱領，可以分為一般性的和具體性的兩部分。我們先來說一般性的綱領，然后再說到具體性的綱領。
在徹底消滅日本侵略者和建設新中國的大前提之下，在中國的現階段，我們共產黨人在這樣一個基本點上是和中國人口中的最大多數相一致的。這就是說：第一，中國的國家制度不應該是一個由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專政的、封建的、法西斯的、反人民的國家制度，因為這種反人民的制度，已由國民黨主要統治集團的十八年統治證明為完全破產了。第二，中國也不可能、因此就不應該企圖建立一個純粹民族資產階級的舊式民主專政的國家，因為在中國，一方面，民族資產階級在經濟上和政治上都表現得很軟弱；另一方面，中國早已產生了一個覺悟了的，在中國政治舞臺上表現了強大能力的，領導了廣大的農民階級、城市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以及其他民主分子的中國無產階級及其領袖——中國共產黨這樣的新條件。第三，在中國的現階段，在中國人民的任務還是反對民族壓迫和封建壓迫，在中國社會經濟的必要條件還不具備時，中國人民也不可能實現社會主義的國家制度。
那末，我們的主張是什么呢？我們主張在徹底地打敗日本侵略者之后，建立一個以全國絕對大多數人民為基礎而在工人階級領導之下的統一戰線的民主聯盟的國家制度，我們把這樣的國家制度稱之為新民主主義的國家制度。
這是一個真正適合中國人口中最大多數的要求的國家制度，因為，第一，它取得了和可能取得數百萬產業工人，數千萬手工業工人和雇傭農民的同意；其次，也取得了和可能取得占中國人口百分之八十，即在四億五千萬人口中占了三億六千萬的農民階級的同意；又其次，也取得了和可能取得廣大的城市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開明士紳及其他愛國分子的同意。
自然，這些階級之間仍然是有矛盾的，例如勞資之間的矛盾，就是顯著的一種；因此，這些階級各有一些不同的要求。抹殺這種矛盾，抹殺這種不同要求，是虛偽的和錯誤的。但是，這種矛盾，這種不同的要求，在整個新民主主義的階段上，不會也不應該使之發展到超過共同要求之上。這種矛盾和這種不同的要求，可以獲得調節。在這種調節下，這些階級可以共同完成新民主主義國家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的各項建設。
我們主張的新民主主義的政治，就是推翻外來的民族壓迫，廢止國內的封建主義的和法西斯主義的壓迫，并且主張在推翻和廢止這些之后不是建立一個舊民主主義的政治制度，而是建立一個聯合一切民主階級的統一戰線的政治制度。我們的這種主張，是和孫中山先生的革命主張完全一致的。孫先生在其所著《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里說：“近世各國所謂民權制度，往往為資產階級所專有，適成為壓迫平民之工具。若國民黨之民權主義，則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數人所得而私也。”這是孫先生的偉大的政治指示。中國人民，中國共產黨及其他一切民主分子，必須尊重這個指示而堅決地實行之，并同一切違背和反對這個指示的任何人們和任何集團作堅決的斗爭，借以保護和發揚這個完全正確的新民主主義的政治原則。
新民主主義的政權組織，應該采取民主集中制，由各級人民代表大會決定大政方針，選舉政府。它是民主的，又是集中的，就是說，在民主基礎上的集中，在集中指導下的民主。只有這個制度，才既能表現廣泛的民主，使各級人民代表大會有高度的權力；又能集中處理國事，使各級政府能集中地處理被各級人民代表大會所委托的一切事務，并保障人民的一切必要的民主活動。
軍隊和其他武裝力量，是新民主主義的國家權力機關的重要部分，沒有它們，就不能保衛國家。新民主主義國家的一切武裝力量，如同其他權力機關一樣，是屬于人民和保護人民的，它們和一切屬于少數人、壓迫人民的舊式軍隊、舊式警察等等，完全不同。
我們主張的新民主主義的經濟，也是符合于孫先生的原則的。在土地問題上，孫先生主張“耕者有其田”。在工商業問題上，孫先生在上述宣言里這樣說：“凡本國人及外國人之企業，或有獨占的性質，或規模過大為私人之力所不能辦者，如銀行、鐵道、航路之屬，由國家經營管理之，使私有資本制度不能操縱國民之生計，此則節制資本之要旨也。”在現階段上，對于經濟問題，我們完全同意孫先生的這些主張。
有些人懷疑中國共產黨人不贊成發展個性，不贊成發展私人資本主義，不贊成保護私有財產，其實是不對的。民族壓迫和封建壓迫殘酷地束縛著中國人民的個性發展，束縛著私人資本主義的發展和破壞著廣大人民的財產。我們主張的新民主主義制度的任務，則正是解除這些束縛和停止這種破壞，保障廣大人民能夠自由發展其在共同生活中的個性，能夠自由發展那些不是“操縱國民生計”而是有益于國民生計的私人資本主義經濟，保障一切正當的私有財產。
按照孫先生的原則和中國革命的經驗，在現階段上，中國的經濟，必須是由國家經營、私人經營和合作社經營三者組成的。而這個國家經營的所謂國家，一定要不是“少數人所得而私”的國家，一定要是在無產階級領導下而“為一般平民所共有”的新民主主義的國家。
新民主主義的文化，同樣應該是“為一般平民所共有”的，即是說，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文化，決不應該是“少數人所得而私”的文化。
上述一切，就是我們共產黨人在現階段上，在整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階段上所主張的一般綱領，或基本綱領。對于我們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制度的將來綱領或最高綱領說來，這是我們的最低綱領。實行這個綱領，可以把中國從現在的國家狀況和社會狀況向前推進一步，即是說，從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國家和社會狀況，推進到新民主主義的國家和社會。
這個綱領所規定的無產階級在政治上的領導權，無產階級領導下的國營經濟和合作社經濟，是社會主義的因素。但是這個綱領的實行，還沒有使中國成為社會主義社會。
我們共產黨人從來不隱瞞自己的政治主張。我們的將來綱領或最高綱領，是要將中國推進到社會主義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去的，這是確定的和毫無疑義的。我們的黨的名稱和我們的馬克思主義的宇宙觀，明確地指明了這個將來的、無限光明的、無限美妙的最高理想。每個共產黨員入黨的時候，心目中就懸著為現在的新民主主義革命而奮斗和為將來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而奮斗這樣兩個明確的目標，而不顧那些共產主義敵人的無知的和卑劣的敵視、污蔑、謾罵或譏笑；對于這些，我們必須給以堅決的排擊。對于那些善意的懷疑者，則不是給以排擊而是給以善意的和耐心的解釋。所有這些，都是異常清楚、異常確定和毫不含糊的。
但是，一切中國共產黨人，一切中國共產主義的同情者，必須為著現階段的目標而奮斗，為著反對民族壓迫和封建壓迫，為著使中國人民脫離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悲慘命運，和建立一個在無產階級領導下的以農民解放為主要內容的新民主主義性質的，亦即孫中山先生革命三民主義性質的獨立、自由、民主、統一和富強的中國而奮斗。我們果然是這樣做了，我們共產黨人，協同廣大的中國人民，曾為此而英勇奮斗了二十四年。
對于任何一個共產黨人及其同情者，如果不為這個目標奮斗，如果看不起這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而對它稍許放松，稍許怠工，稍許表現不忠誠、不熱情，不準備付出自己的鮮血和生命，而空談什么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那就是有意無意地、或多或少地背叛了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就不是一個自覺的和忠誠的共產主義者。只有經過民主主義，才能到達社會主義，這是馬克思主義的天經地義。而在中國，為民主主義奮斗的時間還是長期的。沒有一個新民主主義的聯合統一的國家，沒有新民主主義的國家經濟的發展，沒有私人資本主義經濟和合作社經濟的發展，沒有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文化即新民主主義文化的發展，沒有幾萬萬人民的個性的解放和個性的發展，一句話，沒有一個由共產黨領導的新式的資產階級性質的徹底的民主革命，要想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廢墟上建立起社會主義社會來，那只是完全的空想。
有些人不了解共產黨人為什么不但不怕資本主義，反而在一定的條件下提倡它的發展。我們的回答是這樣簡單：拿資本主義的某種發展去代替外國帝國主義和本國封建主義的壓迫，不但是一個進步，而且是一個不可避免的過程。它不但有利于資產階級，同時也有利于無產階級，或者說更有利于無產階級。現在的中國是多了一個外國的帝國主義和一個本國的封建主義，而不是多了一個本國的資本主義，相反地，我們的資本主義是太少了。說也奇怪，有些中國資產階級代言人不敢正面地提出發展資本主義的主張，而要轉彎抹角地來說這個問題。另外有些人，則甚至一口否認中國應該讓資本主義有一個必要的發展，而說什么一下就可以到達社會主義社會，什么要將三民主義和社會主義“畢其功于一役”。很明顯地，這類現象，有些是反映著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的軟弱性，有些則是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對于民眾的欺騙手段。我們共產黨人根據自己對于馬克思主義的社會發展規律的認識，明確地知道，在中國的條件下，在新民主主義的國家制度下，除了國家自己的經濟、勞動人民的個體經濟和合作社經濟之外，一定要讓私人資本主義經濟在不能操縱國民生計的范圍內獲得發展的便利，才能有益于社會的向前發展。對于中國共產黨人，任何的空談和欺騙，是不會讓它迷惑我們的清醒頭腦的。
有些人懷疑共產黨人承認“三民主義為中國今日之必需，本黨愿為其徹底實現而奮斗”，似乎不是忠誠的。這是由于不了解我們所承認的孫中山先生在一九二四年《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里所解釋的三民主義的基本原則，同我黨在現階段的綱領即最低綱領里的若干基本原則，是互相一致的。應當指出，孫先生的這種三民主義，和我黨在現階段上的綱領，只是在若干基本原則上是一致的東西，并不是完全一致的東西。我黨的新民主主義綱領，比之孫先生的，當然要完備得多；特別是孫先生死后這二十年中中國革命的發展，使我黨新民主主義的理論、綱領及其實踐，有了一個極大的發展，今后還將有更大的發展。但是，孫先生的這種三民主義，按其基本性質說來，是一個和在此以前的舊三民主義相區別的新民主主義的綱領，當然這是“中國今日之必需”，當然“本黨愿為其徹底實現而奮斗”。對于中國共產黨人，為本黨的最低綱領而奮斗和為孫先生的革命三民主義即新三民主義而奮斗，在基本上（不是在一切方面）是一件事情，并不是兩件事情。因此，不但在過去和現在已經證明，而且在將來還要證明：中國共產黨人是革命三民主義的最忠誠最徹底的實現者。
有些人懷疑共產黨得勢之后，是否會學俄國那樣，來一個無產階級專政和一黨制度。我們的答復是：幾個民主階級聯盟的新民主主義國家，和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是有原則上的不同的。毫無疑義，我們這個新民主主義制度是在無產階級的領導之下，在共產黨的領導之下建立起來的，但是中國在整個新民主主義制度期間，不可能、因此就不應該是一個階級專政和一黨獨占政府機構的制度。只要共產黨以外的其他任何政黨，任何社會集團或個人，對于共產黨是采取合作的而不是采取敵對的態度，我們是沒有理由不和他們合作的。俄國的歷史形成了俄國的制度，在那里，廢除了人剝削人的社會制度，實現了最新式的民主主義即社會主義的政治、經濟、文化制度，一切反對社會主義的政黨都被人民拋棄了，人民僅僅擁護布爾什維克黨，因此形成了俄國的局面，這在他們是完全必要和完全合理的。但是在俄國的政權機關中，即使是處在除了布爾什維克黨以外沒有其他政黨的條件下，實行的還是工人、農民和知識分子聯盟，或黨和非黨聯盟的制度，也不是只有工人階級或只有布爾什維克黨人才可以在政權機關中工作。中國現階段的歷史將形成中國現階段的制度，在一個長時期中，將產生一個對于我們是完全必要和完全合理同時又區別于俄國制度的特殊形態，即幾個民主階級聯盟的新民主主義的國家形態和政權形態。
我們的具體綱領
根據上述一般綱領，我們黨在各個時期中還應當有具體的綱領。在整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階段中，在幾十年中，我們的新民主主義的一般綱領是不變的。但是在這個大階段的各個小的階段中，情形是變化了和變化著的，我們的具體綱領便不能不有所改變，這是當然的事情。例如，在北伐戰爭時期，在土地革命戰爭時期和在抗日戰爭時期，我們的新民主主義的一般綱領并沒有變化，但其具體綱領，三個時期中是有了變化的，這是因為我們的敵軍和友軍在三個時期中發生了變化的緣故。
目前中國人民是處在這樣的情況中：（一）日本侵略者還未被打敗；（二）中國人民迫切地需要團結起來，實現一個民主的改革，以便造成民族團結，迅速地動員和統一一切抗日力量，配合同盟國打敗日本侵略者；（三）國民黨政府分裂民族團結，阻礙這種民主的改革。在這些情況下，我們的具體綱領即中國人民的現時要求是什么呢？
我們認為下面這些要求是適當的，并且是最低限度的。
動員一切力量，配合同盟國，徹底打敗日本侵略者，并建立國際和平；要求廢止國民黨一黨專政，建立民主的聯合政府和聯合統帥部；要求懲辦那些分裂民族團結和反對人民的親日分子、法西斯主義分子和失敗主義分子，造成民族團結；要求懲辦那些制造內戰危機的反動分子，保障國內和平；要求懲辦漢奸，討伐降敵軍官，懲辦日本間諜；要求取消一切鎮壓人民的反動的特務機關和特務活動，取消集中營；要求取消一切鎮壓人民的言論、出版、集會、結社、思想、信仰和身體等項自由的反動法令，使人民獲得充分的自由權利；要求承認一切民主黨派的合法地位；要求釋放一切愛國政治犯；要求撤退一切包圍和進攻中國解放區的軍隊，并將這些軍隊使用于抗日前線；要求承認中國解放區的一切抗日軍隊和民選政府；要求鞏固和擴大解放區及其軍隊，收復一切失地；要求幫助淪陷區人民組織地下軍，準備武裝起義；要求允許中國人民自動武裝起來，保鄉衛國；要求從政治上軍事上改造那些由國民黨統帥部直接領導的經常打敗仗、經常壓迫人民和經常排斥異己的軍隊，懲辦那些應對潰敗負責的將領；要求改善兵役制度和改善官兵生活；要求優待抗日軍人家屬，使前線官兵安心作戰；要求優待殉國戰士的遺族，優待殘廢軍人，幫助退伍軍人解決生活和就業問題；要求發展軍事工業，以利作戰；要求將同盟國的武器和財政援助公平地分配給抗戰各軍；要求懲辦貪官污吏，實現廉潔政治；要求改善中下級公務員的待遇；要求給予中國人民以民主的權利；要求取消壓迫人民的保甲制度⒀；要求救濟難民和救濟災荒；要求設立大量的救濟基金，在國土收復后，廣泛地救濟淪陷區的受難人民；要求取消苛捐雜稅，實行統一的累進稅；要求實行農村改革，減租減息，適當地保證佃權，對貧苦農民給予低利貸款，并使農民組織起來，以利于發展農業生產；要求取締官僚資本；要求廢止現行的經濟統制政策；要求制止無限制的通貨膨脹和無限制的物價高漲；要求扶助民間工業，給予民間工業以借貸資本、購買原料和推銷產品的便利；要求改善工人生活，救濟失業工人，并使工人組織起來，以利于發展工業生產；要求取消國民黨的黨化教育⒁，發展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文化教育；要求保障教職員生活和學術自由；要求保護青年、婦女、兒童的利益，救濟失學青年，并使青年、婦女組織起來，以平等地位參加有益于抗日戰爭和社會進步的各項工作，實現婚姻自由，男女平等，使青年和兒童得到有益的學習；要求改善國內少數民族的待遇，允許各少數民族有民族自治的權利；要求保護華僑利益，扶助回國的華僑；要求保護因被日本侵略者壓迫而逃來中國的外國人民，并扶助其反對日本侵略者的斗爭；要求改善中蘇邦交，等等。而要做到這一切，最重要的是要求立即取消國民黨一黨專政，建立一個包括一切抗日黨派和無黨派的代表人物在內的舉國一致的民主的聯合的臨時的中央政府。沒有這個前提條件，要想在全國范圍內，就是說，在國民黨統治區域進行稍為認真的改革，是不可能的。
這些都是中國廣大人民的呼聲，也是各同盟國廣大民主輿論界的呼聲。
一個為各個抗日民主黨派互相同意的最低限度的具體綱領，是完全必要的，我們準備以上述綱領為基礎和他們進行協商。各黨可以有不同的要求，但是各黨之間應該協定一個共同的綱領。
這樣的綱領，對于國民黨統治區，暫時還是一個要求的綱領；對于淪陷區，除組織地下軍準備武裝起義一項外，是一個要等到收復后才能實施的綱領；對于解放區，則是一個早已實施并應當繼續實施的綱領。
在上述中國人民的目前要求或具體綱領中，包含著許多戰時和戰后的重大問題，需要在下面加以說明。在說明這些問題時，我們將批評國民黨主要統治集團的一些錯誤觀點，同時也將回答其他人們的一些疑問。
第一 徹底消滅日本侵略者，不許中途妥協
開羅會議⒂決定應使日本侵略者無條件投降，這是正確的。但是，現在日本侵略者正在暗地里進行活動，企圖獲得妥協的和平；國民黨政府中的親日分子，經過南京傀儡政府，也正在和日本密使勾勾搭搭，并未遇到制止。因此，中途妥協的危險并未完全過去。開羅會議又決定將東北四省、臺灣、澎湖列島歸還中國，這是很好的。但是根據國民黨政府的現行政策，要想依靠它打到鴨綠江邊，收復一切失地，是不可能的。在這種情形下，中國人民應該怎么辦呢？中國人民應該要求國民黨政府徹底消滅日本侵略者，不許中途妥協。一切妥協的陰謀活動，必須立刻制止。中國人民應該要求國民黨政府改變現在的消極的抗日政策，將其一切軍事力量用于積極對日作戰。中國人民應該擴大自己的軍隊——八路軍、新四軍及其他人民軍隊，并在一切敵人所到之處，廣泛地自動地發展抗日武裝，準備直接配合同盟國作戰，收復一切失地，決不要單純地依靠國民黨。打敗日本侵略者，是中國人民的神圣的權利。如果反動分子要想剝奪中國人民的這種神圣的權利，要想壓制中國人民的抗日活動，要想破壞中國人民的抗日力量，那末，中國人民在向他們勸說無效之后，應該站在自衛立場上給以堅決的回擊。因為中國反動分子的這種背叛民族利益的反動行為，完全是幫助日本侵略者的。
第二 廢止國民黨一黨專政，建立民主的聯合政府
為著徹底消滅日本侵略者，必須在全國范圍內實行民主改革。而要這樣做，不廢止國民黨的一黨專政，建立民主的聯合政府，是不可能的。
所謂國民黨的一黨專政，實際上是國民黨內反人民集團的專政，它是中國民族團結的破壞者，是國民黨戰場抗日失敗的負責者，是動員和統一中國人民抗日力量的根本障礙物。從八年抗日戰爭的慘痛經驗中，中國人民已經深刻地認識了它的罪惡，很自然地要求立即廢止它。這個反人民的專政，又是內戰的禍胎，如不立即廢止，內戰慘禍又將降臨。
中國人民要求廢止這個反人民專政的呼聲是如此普遍而響亮了，使得國民黨當局自己也不能不公開承認“提早結束訓政”，可見這個所謂“訓政”或“一黨專政”的喪失人心，威信掃地，到了何種地步了。在中國，已經沒有一個人還敢說“訓政”或“一黨專政”有什么好處，不應該廢止或“結束”了，這是當前時局的一大變化。
應該“結束”是確定的了，毫無疑義的了。但是如何結束呢，可就意見分歧了。一個說：立即結束，成立民主的臨時的聯合政府。一個說：等一會再結束，召開“國民大會”，“還政于民”，卻不能還政于聯合政府。
這是什么意思呢？
這是兩種做法的表現：真做和假做。
第一種，真做。這就是立即宣布廢止國民黨一黨專政，成立一個由國民黨、共產黨、民主同盟⒃和無黨無派分子的代表人物聯合組成的臨時的中央政府，發布一個民主的施政綱領，如同我們在前面提出的那些中國人民的現時要求，以便恢復民族團結，打敗日本侵略者。為著討論這些事情，召集一個各黨派和無黨派的代表人物的圓桌會議，成立協議，動手去做。這是一個團結的方針，中國人民是堅決擁護這個方針的。
第二種，假做。不顧廣大人民和一切民主黨派的要求，一意孤行地召開一個由國民黨反人民集團一手包辦的所謂“國民大會”，在這個會上通過一個實際上維持獨裁反對民主的所謂“憲法”，使那個僅僅由幾十個國民黨人私自委任的、完全沒有民意基礎的、強安在人民頭上的、不合法的所謂國民政府，披上合法的外衣，裝模作樣地“還政于民”，實際上，依然是“還政”于國民黨內的反人民集團。誰要不贊成，就說他是破壞“民主”，破壞“統一”，就有“理由”向他宣布討伐令。這是一個分裂的方針，中國人民是堅決反對這個方針的。
我們的反人民的英雄們根據這種分裂方針所準備采取的步驟，有把他們自己推到絕路上去的危險。他們準備把一條繩索套在自己的脖子上，并且讓它永遠也解不開，這條繩索的名稱就叫做“國民大會”。他們的原意是想把所謂“國民大會”當作法寶，祭起來，一則抵制聯合政府，二則維持獨裁統治，三則準備內戰理由。可是，歷史的邏輯將向他們所設想的反面走去，“搬起石頭打自己的腳”。因為現在誰也明白，在國民黨統治區域，人民沒有自由，在日寇占領區域，人民不能參加選舉，有了自由的中國解放區，國民黨政府又不承認它，在這種情況下，哪里來的國民代表？哪里來的“國民大會”？現在叫著要開的，是那個還在內戰時期，還在八年以前，由國民黨獨裁政府一手偽造的所謂國民大會。如果這個會開成了，勢必鬧到全國人民群起反對，請問我們的反人民的英雄們如何下臺？歸根結底，偽造國民大會如果開成了，不過將他們自己推到絕路上。
我們共產黨人提出結束國民黨一黨專政的兩個步驟：第一個步驟，目前時期，經過各黨各派和無黨無派代表人物的協議，成立臨時的聯合政府；第二個步驟，將來時期，經過自由的無拘束的選舉，召開國民大會，成立正式的聯合政府。總之，都是聯合政府，團結一切愿意參加的階級和政黨的代表在一起，在一個民主的共同綱領之下，為現在的抗日和將來的建國而奮斗。
不管國民黨人或任何其他黨派、集團和個人如何設想，愿意或不愿意，自覺或不自覺，中國只能走這條路。這是一個歷史法則，是一個必然的、不可避免的趨勢，任何力量，都是扭轉不過來的。
在這個問題和其他任何有關民主改革的問題上，我們共產黨人聲明：不管國民黨當局現在還是怎樣堅持其錯誤政策和怎樣借談判為拖延時間、搪塞輿論的手段，只要他們一旦愿意放棄其錯誤的現行政策，同意民主改革，我們是愿意和他們恢復談判的。但是談判的基礎必須放在抗日、團結和民主的總方針上，一切離開這個總方針的所謂辦法、方案，或其他空話，不管它怎樣說得好聽，我們是不能贊成的。
第三 人民的自由
目前中國人民爭自由的目標，首先地和主要地是向著日本侵略者。但是國民黨政府剝奪人民的自由，捆起人民的手足，使他們不能反對日本侵略者。不解決這個問題，就不能在全國范圍內動員和統一一切抗日的力量。我們在綱領中提出了廢止一黨專政，成立聯合政府，取消特務，取消鎮壓自由的法令，懲辦漢奸、間諜、親日分子、法西斯分子和貪官污吏，釋放政治犯，承認各民主黨派的合法地位，撤退包圍和進攻解放區的軍隊，承認解放區，廢止保甲制度，以及其他許多經濟的文化的和民眾運動的要求，就是為著解開套在人民身上的繩索，使人民獲得抗日、團結和民主的自由。
自由是人民爭來的，不是什么人恩賜的。中國解放區的人民已經爭得了自由，其他地方的人民也可能和應該爭得這種自由。中國人民爭得的自由越多，有組織的民主力量越大，一個統一的臨時的聯合政府便越有成立的可能。這種聯合政府一經成立，它將轉過來給予人民以充分的自由，鞏固聯合政府的基礎。然后才有可能，在日本侵略者被打倒之后，在全部國土上進行自由的無拘束的選舉，產生民主的國民大會，成立統一的正式的聯合政府。沒有人民的自由，就沒有真正民選的國民大會，就沒有真正民選的政府。難道還不清楚嗎？
人民的言論、出版、集會、結社、思想、信仰和身體這幾項自由，是最重要的自由。在中國境內，只有解放區是徹底地實現了。
一九二五年，孫中山先生在其臨終的遺囑上說：“余致力國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國之自由平等。積四十年之經驗，深知欲達到此目的，必須喚起民眾及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斗。”背叛孫先生的不肖子孫，不是喚起民眾，而是壓迫民眾，將民眾的言論、出版、集會、結社、思想、信仰和身體等項自由權利剝奪得干干凈凈；對于認真喚起民眾、認真保護民眾自由權利的共產黨、八路軍、新四軍和解放區，則稱之為“奸黨”、“奸軍”、“奸區”。我們希望這種顛倒是非的時代快些過去。如果要延長這種顛倒是非的時間，中國人民將不能忍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