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九、將革命進行到底

由遼沈、淮海、平津三大戰役為主所組成的戰略大決戰勝利結束后，中國的政治形勢已經十分明朗：中國人民革命戰爭在全國范圍內的勝利已經不需要太長的時間了，國民黨政府正像一艘破船那樣將從歷史上沉沒。

面對這種急轉直下的不利局勢，兩年多來甘冒天下之大不韙、悍然發動全面內戰、把和平之門關死的國民黨政府，忽然通過種種渠道，放出要進行“和平談判”的空氣來。

蔣介石在軍事上慘遭失敗、政治上眾叛親離、經濟上迅速崩潰的情況下，美國政府又拒絕了他所提出的增加美援和公開發表支持國民黨政府聲明的要求，因此，不得不在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中旬表示要以“主動下野”的辦法來促成同中共的“和談”。一九四九年元旦，蔣介石發表要求同中共和談的《新年文告》，提出要以保存所謂“憲法”、“法統”及“國軍”等作為談判的前提。這就很清楚：他的目的不過是想保存國民黨政府的地位，爭取喘息時間，以便重新集結力量，卷土重來。

一向同蔣介石存在尖銳矛盾的桂系首領李宗仁、白崇禧趁機以和談為名，要逼蔣下野以取而代之。他們這樣做，是有一定的國際背景的。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曾向美國國務院提出建議：勸告“不孚眾望”的“蔣委員長退休”，而讓“較有前途的政治領袖李宗仁”，組成一個“沒有共產黨參加的共和政府”。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中旬，李宗仁曾向司徒雷登表示：如果蔣介石“在目前軍事上尚未完全失敗前離職”，而新的領導能夠得到美國政府“毫不含糊的支持”，那么，“它就能取得中國西南地區的有力支持，以便把共產黨的部隊阻遏在長江以北地區”。十二月下旬，華中“剿總”總司令白崇禧兩次致電蔣介石，要求蔣“乘京滬平津尚在吾人掌握之中迅作對內對外的和談部署”，加緊施加壓力，逼蔣下臺。

這場越來越熱鬧的“和平”活動，使國內一部分人產生了不切實際的幻想。有一些中等資產階級和上層小資產階級分子，害怕革命的進一步發展會損害他們的利益，希望革命就此止步，或者帶上溫和的色彩。有的資產階級右翼分子要共產黨把人民革命戰爭“立即停下來”，反對“除惡務盡”。在國際上，也出現各種各樣的議論，似乎中國人民的革命斗爭應該適可而止。

是將革命進行到底，還是使革命半途而廢？這是關系到中國人民命運和前途的一個必須明確回答的重大原則問題。

毛澤東在長期的革命斗爭中，總是能在關鍵的時刻，表現出高度的政治敏感性、政治辨別力和政治堅定性，及時地抓住關鍵性的問題，旗幟鮮明地提出自己的主張。事實一次又一次地證明：他的主張是正確的，富有遠見的。他在黨內能得到人們如此普遍的高度信任，這是一個重要原因。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三十日，他用兩天時間為新華社寫成了一篇題為《將革命進行到底》的新年獻詞，毫不含糊地指出：

必須“用革命的方法，堅決徹底干凈全部地消滅一切反動勢力，不動搖地堅持打倒帝國主義，打倒封建主義，打倒官僚資本主義，在全國范圍內推翻國民黨的反動統治，在全國范圍內建立無產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主體的人民民主專政的共和國。這樣，就可以使中華民族來一個大翻身，由半殖民地變為真正的獨立國，使中國人民來一個大解放，將自己頭上的封建的壓迫和官僚資本（即中國的壟斷資本）的壓迫一起掀掉，并由此造成統一的民主的和平局面，造成由農業國變為工業國的先決條件，造成由人剝削人的社會向著社會主義社會發展的可能性。如果要使革命半途而廢，那就是違背人民的意志，接受外國侵略者和中國反動派的意志，使國民黨贏得養好創傷的機會，然后在一個早上猛撲過來，將革命扼死，使全國回到黑暗世界。”

他用了一個著名的譬喻來說明這個問題：

“這里用得著古代希臘的一段寓言：‘一個農夫在冬天看見一條蛇凍僵著。他很可憐它，便拿來放在自己的胸口上。那蛇受了暖氣就蘇醒了，等到回復了它的天性，便把它的恩人咬了一口，使他受了致命的傷。農夫臨死的時候說：我憐惜惡人，應該受這個惡報！’外國和中國的毒蛇們希望中國人民還像這個農夫一樣地死去，希望中國共產黨，中國的一切革命民主派，都像這個農夫一樣地懷有對于毒蛇的好心腸。但是中國人民、中國共產黨和中國真正的革命民主派，卻聽見了并且記住了這個勞動者的遺囑。況且盤踞在大部分中國土地上的大蛇和小蛇，黑蛇和白蛇，露出毒牙的蛇和化成美女的蛇，雖然它們已經感覺到冬天的威脅，但是還沒有凍僵呢！”①

一九四九年一月六日至八日，中共中央召開政治局會議。沒有參加九月政治局會議的林伯渠、羅榮桓、陳毅、劉伯承、高崗等這次也來了。毛澤東在第一天的會上講了話，他先對形勢進行分析，指出：軍事方面的形勢，比九月會議時不同了。那時說五年左右根本上打倒國民黨，但慢一點對外公布。九、十、十一、十二，幾個月情況變了。階級力量對比也發生了變化。現在看得很清楚：解放了的城市中，人不走，學生教師不走，資本家不走，職員不走，大群大群地脫離國民黨，站到我們方面來。自由資產階級向我們找出路。民主黨派、人民團體的代表人物到解放區來。整個國民黨的軍事、政治、經濟戰線都在崩潰和混亂中。“今年和明年是我們在全國范圍內勝利的兩年。我們必須將革命進行到底。”今天以前還不能下這個決心。美國是不是不出兵？不要去肯定它。準備它和我們打，以免在事情發生時處于手足無措的境地。我們愈堅決，美國軍事干涉的可能性愈少。最近三個月，美國的政策是搖擺不定。幾年來證明一點：美國人并不可怕。我們不亂搞，對僑民不損害他。黨內有進步，大多數干部在過去幾年、特別是去年，學會了政策和策略，一九四九年還要普遍地進行政策教育。接著，他提出了十六項任務，包括要開中共七屆二中全會；準備召開政治協商會議，成立中央政府，“原則是沒有反動分子參加的，可能有右翼分子”。②一月八日，他在會上作結論時說：“如果完成了全國革命的任務，這是鏟地基，花了三十年。但是起房子，這個任務要幾十年工夫。”他說：打完一仗之后，要立即提出新任務，這樣他就不驕傲了，否則就會停止前進。③會議討論并通過了毛澤東起草的《目前形勢和黨在一九四九年的任務》的黨內指示，表明要將革命進行到底。

一月十四日，毛澤東以中共中央主席的名義發表關于時局的聲明，提出和平談判的八項條件。聲明說：

“雖然中國人民解放軍具有充足的力量和充足的理由，確有把握，在不要很久的時間之內，全部地消滅國民黨反動政府的殘余軍事力量；但是，為了迅速結束戰爭，實現真正的和平，減少人民的痛苦，中國共產黨愿意和南京國民黨反動政府及其他任何國民黨地方政府和軍事集團，在下列條件的基礎之上進行和平談判。這些條件是：（一）懲辦戰爭罪犯；（二）廢除偽憲法；（三）廢除偽法院；（四）依據民主原則改編一切反動軍隊；（五）沒收官僚資本；（六）改革土地制度；（七）廢除賣國條約；（八）召開沒有反動分子參加的政治協商會議，成立民主聯合政府，接收南京國民黨反動政府及其所屬各級政府的一切權力。中國共產黨認為，上述各項條件反映了全國人民的公意，只有在上述各項條件之下所建立的和平，才是真正的民主的和平。”④

三十一日午后，毛澤東在他的門口迎接了斯大林派來的代表米高揚和兩個隨行人員。一見面，米高揚表示：“我們是受斯大林同志委托，來聽取毛澤東同志意見的，回去向斯大林同志匯報。我們只是帶著兩個耳朵來聽的，不參加討論決定性的意見，希望大家諒解。”⑤這是毛澤東第一次以中共主要領導人的身分同蘇共代表面談，意義自然十分重大。

二月一日到三日，毛澤東同米高揚正式會談，周恩來、任弼時也參加了。毛澤東圍繞著奪取全國勝利和建立新中國的問題，系統地談了中國共產黨的意見。

關于建立新政權的問題：毛澤東說，這個新政權的性質簡括地講，就是在工農聯盟基礎上的人民民主專政，它的實質就是無產階級專政。不過對我們這個國家來說，稱人民民主專政更合適，更為合情合理。它是由各黨各派、社會知名人士參加的民主聯合政府，但名義上不這樣叫。現在中國除共產黨外，還有好幾個民主黨派，與我們已合作多年了，但國家政權的領導權是掌握在中國共產黨的手里，這是確定不移的，絲毫不能動搖的。就是說，新政權建立后，中國共產黨是核心，同時要不斷加強和擴展統一戰線工作。

關于勝利后恢復生產和經濟建設問題：毛澤東說，中國連年戰爭，經濟遭到破壞，人民生活痛苦。戰爭一旦結束，我們不但要恢復生產，而且要建設嶄新的、現代化的、強大的國民經濟。為此，必須要有正確的政策。中國五億多人口，對他們的發動、組織、安排談何容易。當前擺在我們面前的迫切任務是解決人民的衣食住問題和安排生產建設問題。國家建設這個課題對我們來說是生疏的，但是可以學會的。蘇聯走過的道路可資借鑒。中國經濟建設工作的發展可能會快些。

關于軍隊問題，毛澤東說，目前我們的軍事力量發展得很快，解放區的青年們踴躍參軍外，我軍還大批大批地收容和改造俘虜人員，繳獲的武器、物資也不少。現在戰爭的人力、物力補充主要來源靠前線。解放軍本身也需要逐步現代化。將來中國無需維持過于龐大的兵力，而應實行寓兵于民的方針。

關于中國的對外政策問題，毛澤東說，我們這個國家，如果形象地把它比作一個家庭來講，它的屋內太臟了，柴草、垃圾、塵土、跳蚤、臭蟲、虱子什么都有。解放后，我們必須好好加以整頓。等屋內打掃清潔，干凈了，有了秩序，陳設好了，再請客人進來。我們的真正朋友可以早點進屋子來，也可以幫助我們做點清理工作，但別的客人得等一等，暫時還不能讓他們進門。

關于解放戰爭的發展，毛澤東說，中國還有一半的領土尚未解放。大陸上的事情比較好辦，把軍隊開去就行了，海島上的事情就比較復雜，需要采取另一種較靈活的方式去解決，或者采用和平過渡的方式，這就要花較多的時間了。在這種情況下，急于解決香港、澳門的問題也就沒有多大意義了。相反，恐怕利用這兩地的原來地位，特別是香港，對我們發展海外關系、進出口貿易更為有利些。總之，要看形勢的發展再作最后決定。

比較麻煩的有兩處：臺灣和西藏。其實，西藏問題也并不難解決，只是不能太快，不能過于魯莽。臺灣是中國的領土，這是無可爭辯的。現在估計國民黨的殘余力量大概全要撤到那里去，以后同我們隔海相望，不相往來。那里還有一個美國問題，臺灣實際上就在美帝國主義的保護下。臺灣問題比西藏問題更復雜，解決它更需要時間。

在我們的解放戰爭進程中，還沒有遇到帝國主義的嚴重阻攔。在長江以南會遇到什么情況，還不知道。到現在為止的經驗是：美軍并不想直接卷入中國內戰，只是間接干預。其他帝國主義國家目前是泥菩薩過河——自身難保，實際上也沒有能力出來冒險。這個形勢，在往昔的中國是難以得到的。我們絕對不會放過這個機會，把解放戰爭進行到底。

關于民族問題，毛澤東說，中國是多民族的國家，有幾十個民族，漢族人數最多，其他如蒙、回、藏、維吾爾等民族大多居住在邊遠地區。中國人并非只指漢族，居住在我國版圖內的所有民族都是中國人。我們提倡各民族互相團結、互相友愛、互相合作，共同建國。民族間出現某些磨擦或糾紛，甚至是矛盾或沖突是難免的。但是今天可以比較容易解決。目前主要的是防止和反對大漢族主義，同時也要反對地方民族主義，這兩者是妨礙和破壞民族團結、共同發展的禍根子。我軍向前發展，很快就要進入少數民族聚居的地區了。因此，關于民族問題將會在最近制定出一套相應的方針、政策。

此外，毛澤東還介紹了中國共產黨黨內的狀況，談到對犯錯誤的干部的政策，以及黨在各個歷史發展階段執行的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針等。二月四日和五日，任弼時和周恩來還分別同米高揚談了一些問題。

二月六日中午，毛澤東到米高揚的住處，為他送行。第二天，米高揚便乘機回國了。米高揚對擔任翻譯的師哲說：“毛主席有遠大的眼光，高明的策略，是很了不起的領袖人物。”⑥

送走了米高揚后，毛澤東繼續為召開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作緊張的準備。當時，北平剛剛解放，根據各方面的條件，決定全會仍在西柏坡村舉行。

七屆二中全會從三月五日開到十三日。出席會議的有中央委員三十四人，候補中央委員十九人，列席的重要工作人員有十一人，因為交通條件等原因缺席的中央委員和候補中央委員共二十人。這是一次制定奪取全國勝利和勝利后的各項方針政策的極其重要的決策性會議。毛澤東在會上作了報告和總結。

毛澤東說，遼沈、淮海、平津三戰役以后，國民黨軍隊的主力已被消滅。今后是要解決分布在從新疆到臺灣的國民黨剩下的一百多萬作戰部隊。他指出：“在南方各地，人民解放軍將是先占城市，后占鄉村。”人民解放軍不僅永遠是一個戰斗隊，又是一個工作隊。我們必須準備把二百一十萬野戰軍全部地化為工作隊，以便開展新解放的廣大地區的工作。

毛澤東提出了黨的工作重心由鄉村移到城市的問題。他說，從一九二七年到現在，我們的工作重點是在鄉村，在鄉村聚集力量，用鄉村包圍城市，然后取得城市。采取這樣一種工作方式的時期已經完結。“從現在起，開始了由城市到鄉村并由城市領導鄉村的時期”。當然，城鄉必須兼顧，決不可以丟掉鄉村，僅顧城市。但是黨和軍隊的工作重心必須放在城市，必須用極大的努力去學會管理城市和建設城市。在城市斗爭中，必須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階級、團結其他勞動群眾，爭取知識分子，爭取盡可能多的能夠同共產黨合作的民族資產階級分子及其代表人物，以便向帝國主義者、國民黨、官僚資產階級作堅決的斗爭。城市中的其他工作，都必須圍繞著生產建設這個中心工作并為這個中心工作服務。

對中國的經濟狀況，毛澤東分析道：中國已經有大約百分之十左右的現代性的工業經濟，這是進步的；還有大約百分之九十左右的分散的個體的農業經濟和手工業經濟，這是落后的。在現代性的工業經濟中，最大的和最重要的資本是集中在帝國主義者及中國的官僚資產階級手里。沒收這些資本歸無產階級領導的人民共和國所有，就使人民共和國掌握了國家的經濟命脈，使國營經濟成為整個國民經濟的領導成分。這一部分經濟，是社會主義性質的經濟。占第二位的是私人資本主義工業，它是一個不可忽視的力量。為了整個國民經濟的利益，為了工人階級和勞動人民現在和將來的利益，對于私人資本主義經濟決不可限制得太死，必須容許它們在人民共和國的經濟政策和經濟計劃的軌道內有存在和發展的余地。在中國革命取得全國勝利，并且解決了土地問題以后，實行“對內的節制資本和對外的統制貿易”，是我國在經濟斗爭中的兩個基本政策。

關于對外政策，毛澤東指出：我們不承認國民黨時代的任何外國外交機關和外交人員的合法地位，不承認國民黨時代的一切賣國條約的繼續存在，取消一切帝國主義在中國開辦的宣傳機關，立即統制對外貿易，改革海關制度。“在做了這些以后，中國人民就在帝國主義面前站立起來了。”全國勝利以后，我們愿意按照平等原則同一切國家建立外交關系，但是從來敵視中國人民的帝國主義，只要它們一天不改變敵視的態度，我們就一天不給它們在中國以合法的地位。對于普通外僑，則保護其合法的利益，不加侵犯。至于同外國人做生意，那是沒有問題的，有生意就得做，我們必須盡可能地首先同社會主義國家和人民民主國家做生意，同時也要同資本主義國家做生意。

毛澤東響亮地提出：“召集政治協商會議和成立民主聯合政府的一切條件，均已成熟。現在一切民主黨派、人民團體和無黨派民主人士都站在我們方面。”“我們希望四月或五月占領南京，然后在北平召集政治協商會議，成立聯合政府，并定都北平。”我們要建立一個“無產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

報告的最后部分，毛澤東在熱情洋溢地指出中國革命勝利的巨大意義后，提醒全黨要防止因勝利而驕傲、以功臣自居、停頓起來不求進步、貪圖享樂不愿再過艱苦生活等情緒的滋長，要警惕別人用糖衣裹著的炮彈的攻擊。他說了一句名言：“奪取全國勝利，這只是萬里長征走完了第一步。”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長，工作更偉大、更艱苦。他告誡全黨：“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艱苦奮斗的作風”。“我們不但善于破壞一個舊世界，我們還將善于建設一個新世界。”⑦

三月十三日，毛澤東在七屆二中全會上作總結時，又強調地指出：我們黨的理論水平低，所以要普遍地宣傳馬克思主義。他說：對毛澤東思想的提法應該是：“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的統一。”并批評王明所說“毛澤東思想是馬列主義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應用和發展”，“這種提法不妥當”。他說：馬恩列斯是先生，我們是學生。現在編了十二本干部必讀的書，如果在三年之內，有三萬人讀完這十二本書，有三千人讀通這十二本書，那就很好。他在結論中還談了黨委會的工作方法問題。⑧

毛澤東的這些重要論述，不僅對迎接全國革命的勝利，而且對新中國的建設，起著巨大的指導作用。 


　　從毛澤東發表《將革命進行到底》到中共七屆二中全會閉幕的兩個半月中，四分五裂的國民黨政府對“全面和平”喊得越來越熱鬧了。

在人民解放軍百萬雄師兵臨長江、南京城內已微聞炮聲的情勢下，眾叛親離的蔣介石被迫“引退”，于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一日離開南京，由李宗仁出來代行“總統”職務。但蔣介石實際上仍掌握著對國民黨政府殘存的大權，并在籌謀放棄大陸經營臺灣的計劃。李宗仁在蔣介石“引退”的第二天，發表聲明，表示“中共方面所提八條件，政府即愿開始商談。”看起來，李宗仁政府似乎愿意以中國共產黨所提八項條件為基礎開始和談。其實，他只是想通過和談，同中共實行“劃疆而治”以保住國民黨統治的“半壁江山”。

毛澤東對這一切自然看得很清楚，但他為了減少戰爭對人民的損害，早日實現和平，還是復電李宗仁表示愿意同南京政府進行和平談判，并托人轉告李宗仁、白崇禧：“不要相信蔣介石的一套，桂系應準備實行和蔣系決裂，和我們配合解決蔣系，才能站在人民方面。”

二月二十二日，毛澤東、周恩來在石家莊西柏坡接見了以“上海和平代表團”名義趕來的顏惠慶、章士釗、邵力子、江庸四人，就國共和平談判及南北通航、通郵等問題，廣泛交換了意見。經過兩天會談，雙方確認：“談判以中共與南京政府各派出同數代表為之。地點在石家莊或北平。”“談判以中共十四日聲明及所提八條為基礎，一致成立協議立即開始執行。”

就在這一天，李宗仁正在廣州勸說遷往那里的國民黨政府行政院和立法院遷回南京，遭到“行政院長”孫科的堅拒。一聽到新華社廣播愿同他進行和談的消息后，立刻在二月二十五日從廣州飛回南京，召開會議商討對策，決定了他們的“對共和談三項原則”：

（一）和談雙方必須建筑在平等的基礎上。共方不能以戰勝者自居而迫我接受屈辱條件；

（二）有鑒于鐵幕內各國之慘痛遭遇，政府斷不應接受由中共作為執政黨之聯合政府。政府為此應向共方提議劃疆而治；

（三）中共所提八條要求，政府決不能全面接受，只能在兩個政府共存的原則下，以其為談判基礎。

這個“三原則”實質上仍是蔣介石的那一套。李宗仁自己心里也很明白。他后來說：“當然我也完全知道，除非我們能守住長江，使共方在談判之外，別無選擇的情況下，他們是不會根據此三項原則來和我們談判的。至于長江是否能守住，那當然又是另一問題。”

毛澤東和中共中央其他領導人一開完七屆二中全會，在三月二十三日離開西柏坡，進駐北平。在進行出發的準備工作時，毛澤東對周圍的人說：同志們，我們就要進北平了。我們進北平，可不是李自成進北平，他們進了北平就變了。我們共產黨人進北平，是要繼續革命，建設社會主義，直到實現共產主義。出發前，毛澤東只睡了四五個小時。他興奮地對周恩來說：“今天是進京的日子，不睡覺也高興啊。今天是進京‘趕考’嘛。進京‘趕考’去，精神不好怎么行呀？”周恩來笑著說：“我們應當都能考試及格，不要退回來。”毛澤東說：“退回去就失敗了。我們決不當李自成，我們都希望考個好成績。”⑨

他們共坐了十一輛小汽車和十輛大卡車，毛澤東坐的是第二輛中吉普。車隊下了山區，就進入華北大平原。行車途中，毛澤東很高興，在車上不斷同警衛人員說笑。他說：“今天又是三月份，為什么老在三月份咱們有行動呢。你們記得這幾次行動的時間嗎？你們說說。”警衛排長閻長林說：“一九四七年三月十八號撤離延安啊。”“去年三月份呢？”“去年三月二十二日，由陜北米脂縣的楊家溝出發，向華北前進啊！”毛澤東接著說：“今天是三月二十三號，與去年三月二十二號只差一天，我們又向北平前進了。三年三次大行動都是在三月份。明年三月份應該解放全國了。等全中國解放了，我們再也不搬家了。”他又問：“進北平是要進的，但是沒有想到有這么快。你們想到了嗎？”閻長林說：“我們也沒有想到撤離延安兩年就進北平了。”毛澤東沉默了一會，說道：“咱們沒有想到，蔣介石更沒想到。他天天想消滅我們，反而被我們消滅了。”“人心向背，這就決定了我們必定勝利，蔣介石必定失敗。”⑩

那天本來是準備趕到保定的，因為路不好走，天黑以前就在唐縣附近的淑閭村住下了。毛澤東住在村民李大明家里。他的衛士回憶：“這一夜毛主席沒有休息，前半夜同村干部座談；后半夜坐在小凳子上，趴在用木板支的床上寫材料。”⑾第二天上午車隊繼續出發，中午到保定休息吃午飯，傍晚抵達涿縣，住在第四野戰軍四十二軍軍部大院里。三月二十五日清晨，他們從涿縣改乘火車到達北平清華園火車站，隨后坐車到頤和園休息。下午，毛澤東積中共中央其他領導人到西苑機場，同各界代表一千多人，還有沈鈞儒、郭沫若、李濟深、黃炎培、馬敘倫、傅作義等見面，并且舉行了盛大的閱兵式。當夜，中共中央和解放軍總部機關在香山住下，毛澤東住在香山的雙清別墅。他在這里住了半年，到九月二十一日才移居北平城內中南海的菊香書屋。

毛澤東到北平后處理的第一件事，就是同國民黨政府的和平談判。三月二十六日，即他們到達北平的第二天，中共中央通知南京政府：和平談判開始時間為四月一日；談判地點為北平；中共方面的首席代表為周恩來；以一月十四日毛澤東主席對時局的聲明及其所提八項條件為雙方談判的基礎。

三十一日，毛澤東和中共中央其他領導人在香山接見并宴請第四野戰軍師以上干部。毛澤東充滿自豪地對他們說：在兩年半的解放戰爭過程中，我們消滅了國民黨反動派的主要軍事力量和一切精銳師團。國民黨反動統治機構即將土崩瓦解，歸于消滅了。我們三路大軍浩浩蕩蕩就要下江南了，聲勢大得很，氣魄大得很，同志們，下江南去！我們一定要贏得全國的勝利！

四月一日，南京政府和平談判代表團到達北平，首席代表是張治中。從二日到十二日，先由雙方代表個別交換意見、磋商，醞釀協定的方案。

四月八日，為了推動談判順利進行，毛澤東和周恩來在香山雙清別墅接見張治中。他看了李宗仁的信后對張治中說：德鄰先生雖同意按八項條件作為基礎進行談判，看來對戰犯的問題還是不放心，你也感到有困難吧？好，為了減少你們代表團的困難，可以不在和平條款中提出戰犯的名字。又說，和談方案先由中共方面草擬，拿出方案后再正式談判就容易了。將來簽字，如果李宗仁、何應欽、于右任、居正、童冠賢等都來參加就更好。對于今后的建設問題，毛澤東說：“今后，我們大家來做的，大家合作做的，當然最重要的是共同一致來結束戰爭，恢復和平，以利在全國范圍開展偉大的生產建設，使國家人民穩定地進入富強康樂之境。”⑿毛澤東同張治中長談了四個小時，還邀請他一起吃午飯。張治中得知毛澤東、周恩來上一天一夜未睡，就告辭而歸。

第二天，毛澤東又同南京代表團的邵力子、章士釗交談。第三天，同黃紹竑、劉斐談。毛澤東在詢問了黃、劉到北平的生活情況之后，對劉斐說：“劉先生，你是湖南人吧？”劉斐說：“我是醴陵人，與主席鄰縣，是老鄉。”毛澤東很高興地說：“啊，老鄉見老鄉，兩眼淚汪汪哩！”劉斐說：“蔣介石打不下去，讓李宗仁出來求和。人民需要休養生息，和平是大勢所趨。”

毛澤東說：“人民的要求，我們最了解。我們共產黨是主張和平的，否則也不會請你們來。我們是不愿意打仗的，發動內戰的是以蔣介石為頭子的國民黨反動派嘛，只要李宗仁誠心和談，我們是歡迎的。”接著又說：“李宗仁現在是六親無靠哩！”并扳著指頭對劉斐、黃紹竑說：“第一，蔣介石靠不住；第二，美國帝國主義靠不住；第三，蔣介石那些被打得殘破不全的軍隊靠不住；第四，桂系軍隊雖然還沒有殘破，但那點子力量也靠不住；第五，現在南京一些人士支持他是為了和談，他不搞和談，這些人士也靠不住；第六，他不誠心和談，共產黨也靠不住，也要跟他奉陪到底哩！”他踱了幾步后說：“我看六親中最靠得住的還是共產黨。只要你們真正和談，我們共產黨是說話算數的，是守信用的。”

毛澤東留下黃、劉二人一起吃飯。當談到各人的愛好時，劉斐趁機將他心里還有疑慮的一個問題試探地問毛澤東：“您會打麻將嗎？”毛澤東回答說：“曉得些，曉得些。”劉斐接著問：“您愛打清一色呢，還是喜歡打平和？”劉斐回憶說：“毛主席聽了差點失笑噴飯，立即說：‘平和、平和，只要和了就行了。’我也會心地笑了起來。”

為了促成和談成功，毛澤東還作了許多相應的部署。從四月二日至十一日，分別致電總前委鄧小平、陳毅，第二野戰軍領導人劉伯承、張際春、李達，第三野戰軍領導人粟裕、張震，告訴他們：一、李宗仁、白崇禧要求我軍勿攻安慶，駐安慶桂軍可以撤退等語。我們認為可不攻安慶，讓安慶守軍向武漢撤退；二、依據談判情況，決定我軍推遲一星期渡江，即由十五日渡江推遲到二十二日渡江；三、目前數日內（十一日至十六日）請令各部不要發生任何戰斗（尤其是蕪湖、鎮江對岸）。

四月十三日晚，以周恩來為首的中共代表團同以張治中為首的南京政府代表團，舉行第一次正式談判，討論由中共代表團提出的和平協議方案。張治中回憶道：“當時（南京政府）代表團同人有這樣的一個共同認識：對國民黨方面，認為失敗是肯定的，我們既然注定失敗，何必還一定拖累國家和人民。”⒀他們在會后提出一個修正案，包括修改意見四十多條。中共方面經過研究，接受了所提修改意見中的過半數，形成《國內和平協定》（最后修正案）。十四日，毛澤東致電前線指揮員告訴他們：“張治中等表示原則上接受我方草案，僅在個別問題上有意見。惟南京李、何、白、顧等是否能拒絕美蔣干涉（此種干涉現已加緊）愿意接受，則尚無把握。”⒁要他們做好多種準備。十五日晚，談判雙方舉行第二次會議。張治中回憶道：這次會議以后，“代表團一致的意見，認為盡管條件過高些，如果能了然于‘敗戰求和’、‘天下為公’的道理，不囿于一派一系的私利，以國家元氣、人民生命財產為重，那么就只有毅然接受”。因此，在代表團內部“大家表示只有接受這個《國內和平協定》為是。”⒂并決定派人帶文件回南京去，勸國民黨政府接受。十六日，毛澤東又致電前線指揮員：“南京是否同意簽字，將取決于美國政府及蔣介石的態度。如果他們愿意，則可能于卯哿（四月二十日）簽字，否則談判將破裂。”他歷來主張遇事要作好應付各種可能的準備，叮囑前線指揮員：“你們的立腳點應放在談判破裂用戰斗方法渡江上面，并保證于二十二日（卯養）一舉渡江成功。”⒃

四月二十日，南京政府復電，斷然拒絕接受《國內和平協定》（最后修正案）。

第二天，作為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的毛澤東和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司令朱德聯名，發出《向全國進軍的命令》，命令人民解放軍：“奮勇前進，堅決、徹底、干凈、全部地殲滅中國境內一切敢于抵抗的國民黨反動派，解放全國人民，保衛中國領土主權的獨立和完整。”⒄ 


　　根據毛澤東和朱德發出的《向全國進軍的命令》，由總前委書記鄧小平統一指揮的第二、第三野戰軍（原中原野戰軍和華東野戰軍），在西起江西湖口、東至江蘇江陰的千里戰線上，乘風破浪，分三路強渡長江。國民黨長期苦心經營的長江防線頃刻瓦解。

四月二十三日，解放軍占領國民黨的統治中心南京。那天下午，“毛主席起床后，手里拿著《人民日報》號外，從屋里來到了院落的涼亭里。他坐在藤椅上，看起報紙來。因為報紙上登的是人民解放軍占領南京的消息，所以他看報紙時心情是很高興的。看完報紙，也沒有在院子里散步，也沒有和任何人交談，他就回到辦公室里去了。在辦公室里，又把報紙看了一遍，邊看邊在報紙上畫了一些杠杠和圈圈。”⒅看完報紙，他就給劉伯承、鄧小平寫了賀電，又寫了一首《七律·人民解放軍占領南京》：

鐘山風雨起蒼黃，百萬雄師過大江。虎踞龍盤今勝昔，天翻地覆慨而慷。宜將剩勇追窮寇，不可沽名學霸王。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間正道是滄桑。

“宜將剩勇追窮寇，不可沽名學霸王。”這兩句詩清楚地表達了毛澤東要把革命進行到底的決心。當人民解放軍南渡長江時，國民黨的總兵力還有二百零四萬人，控制全國人口的百分之五十八，城市的百分之六十三，土地面積的百分之七十三。上海、青島等地還駐有美、英等國的軍艦和海軍陸戰隊。但國民黨軍隊的精銳主力已被殲滅，剩余的軍隊中只有白崇禧部和西北的馬步芳、馬鴻逵部還有較強的戰斗力，胡宗南部正由西北向西南撤退。由于人心已去，士氣渙散，已難以組織堅強有力的抵抗。國民黨軍隊和地方實力派中，不少人不愿再打內戰，正在醞釀起義。大進軍的形勢十分有利。

為了實現解放全中國的任務，毛澤東經過同中央軍委其他領導人和前線指揮員磋商決定，以第一野戰軍（包括解放太原后的第十八、第十九兩兵團）向西北進軍；第二、第三野戰軍擔負渡江解放京、滬、杭、蘇南、皖南、贛東、浙、閩全省；第四野戰軍先以一個兵團牽制武漢白崇禧集團，保障第二、三野戰軍的渡江，爾后在六、七兩月執行江漢戰役，并完成渡江準備工作，八月渡江。

隨著進軍形勢的勝利發展，特別是上海即將解放，五月二十三日，毛澤東對進軍部署作了新的調整。他在電報中指出：“二野目前任務是準備協助三野對付可能的美國軍事干涉，此項準備是必需的，有此準備即可制止美國的干涉野心，使美國有所畏，而不敢出兵干涉。但在上海、寧波、福建等處被我占領，并最好由三野以一部兵力協助山東攻占青島（假如上海占領后，青島敵軍尚未撤退）以后，美國出兵干涉的可能性就很少了，那時二野就可以西進了。”

根據正在變化的形勢，他在這個電報中分別規定了各野戰軍下一步的進軍目標：第三野戰軍應當迅速準備提早入閩。第二野戰軍應準備在兩個月以后，“以主力或全軍向西進軍，經營川、黔、康”。第四野戰軍現有兩個軍渡江，還有六個軍約在六月上、中旬渡江，“十一月或十二月可能占領兩廣。”并提出：在占領廣西之后，四野“應以一部經百色入云南”。第一野戰軍“年底以前可能占領蘭州、寧夏、青海，年底或年初準備分兵兩路：一路由彭德懷率領位于西北，并于明春開始經營新疆；一路由賀龍率領經營川北，以便與二野協作解決貴州、四川、西康三省。”⒆七月間，他又決定云南歸第二野戰軍經營。

對解放臺灣的問題，毛澤東也在考慮中。七月十日，他寫信給周恩來，根據朱德的建議，提出可考慮選派三四百人去蘇聯學習空軍。同時購買飛機一百架左右，連同現有的空軍組成一個攻擊部隊，掩護渡海，準備明年夏季奪取臺灣。⒇

這樣，毛澤東和他的戰友們就制定出了一個“解放全國人民，保衛中國領土主權的獨立與完整”的戰略規劃。為了實現上述任務，毛澤東又提出一系列具體的作戰指導方針。

第一，“先占城市，后占鄉村”。這是因為，國民黨的殘余軍事、政治、經濟力量，主要集中在江南和西北、西南的大中城市和主要交通線上；現在人民解放軍在兵力上已占絕對優勢，只有把進攻的矛頭集中指向各大中城市，才能最快最有效地消滅敵人，加速勝利的到來。

第二，“實行大迂回，大包圍”。在渡江后的大進軍中，國民黨軍隊幾乎是一觸即退，盡力避免作戰，準備在西南重新站住腳跟，進行頑抗，并在不利時將大批軍隊撤往國外。如果他們這個意圖得逞，將給全國解放和新中國的建設帶來不少麻煩。針對這個情況，毛澤東作出大膽而果斷的決定：“我對白崇禧及西南各敵均取大迂回動作，插至敵后，先完成包圍，然后再回打之方針。”(21)并具體指出：“和白部作戰方法”，無論在什么地方，“均不要采取近距離包圍迂回方法，而應采遠距離包圍迂回方法，方能掌握主動，即完全不理白部的臨時部署，而遠遠地超過他，占領他的后方，迫其最后不得不和我作戰。”(22)對原在西北，這時正退據陜南漢中的胡宗南部，毛澤東提出：“為使偽府放心遷往重慶，而不遷往臺灣”，及使胡宗南部不致早日入川起見，“你們暫時似不宜去占漢中”，以便穩住胡宗南。(23)他又指示：“胡宗南部全軍正向四川撤退，并有向昆明撤退消息，蔣介石、何應欽及桂系正在做建都重慶、割據西南夢，而欲消滅胡軍及川、康諸敵，非從南面進軍斷其退路不可。”(24)這種大刀闊斧的遠后方、遠距離的戰略大迂回、大包圍，和在陜南拖住胡宗南部以利全殲的方針，具有遠見卓識和宏大氣魄，是毛澤東殲滅戰思想在戰略進攻階段的重要發展。

第三，利用矛盾，“各個殲滅敵人”。在西北，實行“鉗馬打胡”和“鉗胡打馬”。國民黨在西北的軍事力量，有胡宗南集團和青海、寧夏的馬步芳、馬鴻逵部。胡宗南集團是蔣介石的嫡系部隊，二馬是地方軍閥，兩者之間存在一定的矛盾。五月二十日，第一野戰軍解放西安。接著又控制了渭河南北地區。五月二十六日，毛澤東致電第一野戰軍：“依你們現有兵力，可以打胡，不能同時對馬，而欲同時對馬，必須等候十八、十九兩兵團開到或至少一個兵團開到，方有把握，否則無把握。因此，你們應耐心等候三四個星期，不要性急，待十八、十九兩兵團開到，打幾個好仗，即可直取蘭州，基本上解決西北問題。只要胡馬不走，仗是總有打的。”(25)六月中旬，第一野戰軍在運動作戰中擊破了胡宗南和兩馬所部共二十萬人的聯合進攻，解放軍第十八、十九兵團先頭部隊也相繼開到西安、咸陽等地。胡宗南部退至扶風、寶雞、鳳縣地區，二馬退至邠州、長武地區，都想借助對方力量，互為犄角，阻止解放軍進軍甘、寧、青或南下漢中。二十六日，毛澤東致電第一野戰軍，要求他們以部分兵力鉗制兩馬，集中主力采取迅速行動以包圍并殲滅胡宗南部四、五個軍。(26)第二天，他又復電彭德懷指出：如二馬只作小撤退則先打兩馬、后打胡宗南是正確的，但打兩馬比較打胡為費力；如兩馬作大的撤退，距胡部較遠，就實行鉗馬打胡。(27)根據這個方針，第一野戰軍七月中旬在扶風、眉縣地區，殲滅胡宗南部四個軍四萬余人，取得西進中的關鍵性勝利。

這以后，已遭受嚴重打擊的胡宗南部退守佛坪、鳳縣及隴南地區，二馬退至平涼地區，胡、馬兩部已經遠離。七月二十三日，毛澤東批準彭德懷實行“鉗胡打馬”的計劃。八月二十六日，解放蘭州，殲滅馬步芳部主力二萬七千多人。九月二十三日，解放銀川，馬鴻逵部全部覆滅。

第四，在采行戰斗方式的同時，“尚須兼取政治方式去解決”。毛澤東在《向全國進軍的命令》中已要求人民解放軍：“向任何國民黨地方政府和地方軍事集團宣布國內和平協定的最后修正案。對于凡愿停止戰爭、用和平方法解決問題者，你們即可照此最后修正案的大意和他們簽訂地方性的協定。”(28)

為推動和爭取國民黨軍隊和地方政府接受和平解決，毛澤東做了大量工作。渡江戰役發起前，他就數次致電前線指揮員，要他們派人同國民黨海軍第二艦隊司令林遵及蘇南、皖南國民黨軍隊的一些將領聯系，推動他們起義。八月六日，他致電彭德懷說：“我們認為，西北地區甚廣，民族甚復雜，我黨有威信的回民干部又甚少，欲求徹底而又健全又迅速的解決，必須采用政治方式，以為戰斗方式的輔助。現在我軍占優勢，兼用政治方式利多害少。”(29)

毛澤東還親自致電、致函給國民黨地方高級黨政軍負責人，勉勵他們起義站到人民方面來，如程潛是國民黨元老，在國民黨內地位很高，過去有過同共產黨合作的關系，同蔣介石等有矛盾。一九四五年秋，毛澤東到重慶進行和平談判時，曾對程潛說過寄予厚望的話。一九四八年七月，程潛受到蔣介石、白崇禧等的排擠，由武漢行轅主任改任長沙綏靖公署主任兼湖南省政府主席。人民解放軍渡江前夕，他已在考慮同共產黨合作，實行“應變”。一九四九年三月，程潛的故舊章士釗受中國共產黨的委托，在南京見到程潛，轉達了毛澤東對他的殷切期望，說明不咎既往，還將給予禮遇，使程潛堅定了起義的決心。程潛回湖南后，在六月間將他表示起義決心的“備忘錄”通過關系送給毛澤東。七月四日，毛澤東親筆復電程潛。電文是：

“頌云先生勛鑒：備忘錄誦悉。先生決心采取反蔣反桂及和平解決湖南問題之方針，極為佩慰。所提軍事小組聯合機構及保存貴部予以整編、教育等項意見，均屬可行。此間已派李明灝兄至漢口林彪將軍處，請先生派員至漢與林將軍面洽，商定軍事小組聯合機構及軍事處置諸項問題。為著迅赴事功打擊桂系，貴處派員以速為宜。如遇桂系壓迫，先生可權宜處置一切，只要先生決心站在人民方面反美、反蔣、反桂，先生權宜處置，敝方均能諒解。諸事待理，借重之處尚多。此間已囑林彪將軍與貴處妥為聯絡矣。”(30)

程潛在七月十一日收到這個復電，反復看了幾遍，高興地說：“湖南的問題，去年就開始醞釀，由于沒有得到毛主席的指示，寶盒子還沒有揭蓋，顧慮很多，現在有了這封信，真是湖南人的喜訊，喜訊啊！”并表示決心“早日實現湖南和平起義”。

當時，準備追隨程潛起義的國民黨軍第一兵團司令官陳明仁，因一九四七年六月堅守四平曾受到蔣介石的嘉獎，擔心共產黨不會寬容他，心里有所顧慮。毛澤東估計到這一情況，對章士釗談過：“當日，陳明仁是坐在他們的船上，各劃各的船，都想劃贏嘛！這是理所當然的。我們會諒解，只要他站過來就行了，我們還要重用他。”(31)陳明仁看了章士釗給程潛的親筆信，里面講到毛澤東這一段話，顧慮盡除，加快了準備起義的步伐。

一九四九年八月四日，程潛、陳明仁等在人民解放軍策應下，在長沙宣布起義。這件事在國民黨統治區內的震動很大，對加速中國南部的解放起了重要的推動作用。

此外，毛澤東還通過已站到人民方面來的國民黨軍政要員對國民黨剩余軍隊作爭取工作。蘭州解放的十三天后，也就是九月八日，毛澤東在中南海約見張治中，對他說：西北野戰軍已經由蘭州及青海分兩路進軍新疆。希望張治中去電新疆軍政當局，敦促他們起義。張治中表示：我早有此意，只是自五月以后，我同陶峙岳、包爾漢沒有聯系了。毛澤東說，我們已經在伊寧建立了電臺，你如有電報，可發至伊寧再轉迪化（注：即今烏魯木齊）。

九月十日，張治中發電給陶、包稱：“今全局演進至此，大勢已定，且蘭州解放，新省孤懸，兄等為革命大義、為新省和平計，亦即為全省人民及全體官兵利害計，亟應及時表明態度，正式宣布與廣州政府斷絕關系，歸向人民民主陣營。在中央人民政府未成立前，接受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之領導。治深知毛主席對新省各族人民、全體官兵、軍政干部，常表關切，必有妥善與滿意之處理。”(32)這個電報，在九月十五日由中國共產黨的聯絡員鄧力群從伊寧秘密飛往迪化時，轉交給陶峙岳、包爾漢。九月十七日，陶、包聯名復電張治中稱：“新疆前途，承詳切指示，至深感激。”并表示：“在保障國家領土、維護本省和平及避免軍隊無謂犧牲之三項原則下，選擇時機，和平轉變。”九月二十五、二十六日，陶峙岳、包爾漢宣布起義，實現了新疆的和平解放。

至一九四九年九月底，在中國大陸上，除西南和兩廣等一部分地區外，都已獲得解放。 


　　① 《毛澤東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375、1377頁。

② 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的報告記錄，1949年1月6日。

③ 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的結論記錄，1949年1月8日。

④ 《毛澤東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389頁。

⑤ 閻長林：《在大決戰的日子里》，中國青年出版社1986年10月版，第196頁。

⑥ 師哲：《在歷史巨人身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1年12月版，第375—384頁。

⑦ 《毛澤東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424—1439頁。

⑧ 毛澤東在中共中央七屆二中全會上的結論記錄，1949年3月13日。

⑨ 閻長林：《在大決戰的日子里》，中國青年出版社1986年10月版，第222、224、225頁。

⑩ 閻長林：《在大決戰的日子里》，中國青年出版社1986年10月版，第222、224、225頁。

⑾《中共中央在香山》，中共黨史出版社1993年9月版，第248頁。

⑿余湛邦：《張治中機要秘書回憶錄》，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年10月版，第97頁。

⒀《張治中回憶錄》，中國文史出版社1985年2月版，第824頁。

⒁中央軍委致總前委，并告二野、三野電，1949年4月14日。

⒂《張治中回憶錄》，中國文史出版社1985年2月版，第843頁。

⒃中央軍委致總前委，粟張，劉張李電，1949年4月16日。

⒄《毛澤東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451頁。

⒅閻長林：《在大決戰的日子里》，中國青年出版社1986年10月版，第281頁。

⒆中央軍委致總前委，劉張李，粟張，并告林羅，彭賀電，1949年5月23日。

⒇毛澤東致周恩來信，1949年7月10日。

(21)中央軍委致鄧張李，并告林鄧譚電，1949年9月12日。

(22)中央軍委致林鄧蕭，并告劉張李電，1949年7月16日。

(23)毛澤東致彭德懷電，1949年6月27日。

(24)中央軍委致總前委，劉張李，粟張，并告林羅，彭賀電，1949年5月23日。

(25)中央軍委致彭張趙電，1949年5月26日。

(26)中央軍委致彭張趙電，1949年6月26日。

(27)毛澤東致彭德懷電，1949年6月27日。

(28)《毛澤東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451頁。

(29)毛澤東致彭德懷并賀習電，1949年8月6日。

(30)程潛：《回憶湖南和平起義》，《瀟湘黎明》，湖南省文史研究館1994年8月版，第8頁。

(31)陳明仁：《湖南義舉》，《瀟湘黎明》，湖南省文史研究館1994年8月版，第177、178頁。

(32)《張治中回憶錄》，中國文史出版社1985年2月版，第58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