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指導敵后抗戰和《論持久戰》

太原失守后，華北戰局發生了一個根本性的變化：以國民黨為主體的正規戰爭已經退居次要地位，以共產黨為主體的敵后游擊戰爭開始處于主導地位。
　　毛澤東敏銳地看清戰局的這種變化，立刻對八路軍下一步戰略行動相應地作出新的部署。

十一月八日，太原失守的當天，毛澤東致電周恩來和八路軍總部朱德、彭德懷等，以明確的語言指出：“八路軍將成為全山西游擊戰爭之主體。應該在統一戰線之原則下，放手發動群眾，擴大自己，征集給養，收編散兵，應照每師擴大三個團之方針，不靠國民黨發餉，而自己籌集供給之。”①

這時，山西的國民黨軍隊正在全線潰退，許多地方的舊政權陷于癱瘓或自行消失，備受日本侵略蹂躪的淪陷區人民迫切要求能有人領導他們奮起抵抗，保衛家園。在這樣一片混亂的日子中，毛澤東接連發出指示，為八路軍在山西的行動規定了新的方針：“山西全省的大多數鄉村使之化為游擊根據地，發動民眾，收編潰軍，擴大自己，自給自足，不靠別人，多打小勝仗，興奮士氣，用以影響全國，促成改造國民黨，改造政府，改造軍隊，克服危機，實現全面抗戰之新局面。”②

這個方針的基本精神是：八路軍在新的形勢下，應該消除依賴國民黨軍隊的思想，獨立自主地放手發動群眾，壯大自己的力量，在敵后廣大鄉村普遍建立起抗日游擊根據地。徐向前回憶道：“那時，有些同志對獨立自主的游擊戰爭方針，不甚了了，總想集中兵力打仗，不愿分兵發動群眾。毛主席的這一部署十分及時，對我軍堅持敵后游擊戰爭，發展壯大自己，有重要指導意義。”③

對在敵后開展游擊戰爭和建立抗日根據地的艱巨性，毛澤東有著充分的估計。他清醒地看到，日本侵略軍決不會允許八路軍在其后方搞得它日夜不得安寧，它“不久即將移主力向著內地各縣之要點進攻”④。這種進攻將是極端殘酷的，因此必須搶在日軍行動前做好充分準備。

在這些準備中，最重要的是，要把八路軍各部在山西敵后展開的基本格局，在原有基礎上稍加調整，進一步作好通盤的部署。他電令第一一五師分成兩部分，一部分由聶榮臻率領留在晉東北，繼續以五臺山為中心開辟晉察冀抗日根據地，該師主力則從晉東北開赴晉西南地區，創建以呂梁山為依托的晉西南抗日根據地；第一二○師以管涔山脈為中心開創晉西北抗日根據地；第一二九師沿正太鐵路南下，依托太行、太岳山脈，開辟晉冀豫抗日根據地。

毛澤東這個部署很有戰略眼光。這四個區域的地理條件十分優越。第一個區域——晉東北，地處恒山、五臺山、燕山山脈的連接地帶，可以直接威脅日軍占領的平綏、同蒲、正太、平漢四條鐵路和北平、天津等大城市。第二個區域——晉西北，位于同蒲鐵路大同至太原段以西、長城以南、汾（陽）離（石）公路以北、黃河以東，是中共中央所在地陜甘寧邊區的東面屏障和它同華北各抗日根據地相聯系的樞紐。第三個區域——晉東南，東起平漢鐵路、西至同蒲鐵路、北起正太鐵路、南至黃河，直接威脅著日軍繼續向華北進攻所依賴的主要交通線，對堅持華北抗戰有著重要的戰略支撐作用，也是日后向冀魯豫平原發展的前進基地。第四個區域——晉西南，也是陜甘寧邊區的東部屏障。這四個區域相互呼應，對日軍已占領的華北主要交通線和中心城市形成包圍或側面威脅之勢。

毛澤東的這個布局還有更深一層的考慮。這四個區域不是侷處一隅，而是幾乎遍及日本侵略軍控制下的山西全省。這就很有象征意義。一九三八年二月，毛澤東會見美國合眾國際社記者王公達時說：“從這些區域看來，中國失去的不過是幾條鐵路及若干城市而已，其他并沒有失掉。這一實例給全國以具體的證明：只要到處采用這種辦法，敵人是無法滅亡中國的。這是將來舉行反攻、收復失地的有力基礎之一。”⑤

毛澤東對前方作戰的指導，主要是提出大的方針，對具體作戰部署不直接干預。他給八路軍總部和各師負責人的電報說：“軍委指導只提出大的方針，由朱、彭根據此方針及當前情況作具體部署。軍委有時提出具體作戰意見，但是建議性質，是否切合情況，須由朱、彭按當前敵情情形加以確定，軍委不加干涉。”⑥這種做法，在抗戰初期情況變動快速而通訊又不便的條件，尤其是十分必要的。

根據毛澤東這個戰略部署，八路軍各部爭取時間，迅速分別開赴指定地區。臨行前，毛澤東又叮囑各路指揮員，“要像下圍棋‘做眼’一樣，在敵后發展游擊戰爭，建立抗日根據地。”⑦不久，他又作了進一步的闡述：“在這個‘做眼’的問題上，表示了敵后游擊戰爭根據地之戰略作用的重大性。這個問題，提在抗日戰爭面前，就是一方面在全國軍事當局，又一方面在各地的游擊戰爭領導者，均須把在敵后發展游擊戰爭和在一切可能地方建立根據地的任務，放在自己的議事日程上，把它作為戰略任務執行起來。”⑧

正當八路軍各部按照毛澤東的指示實行戰略展開時，日本侵略軍果然如毛澤東所預料的那樣，對立足未穩的各敵后抗日根據地，采取軍事行動了。

在攻入太原前，日軍已感覺到它的后方由于八路軍的襲擊活動而帶來的種種困難，但為了實現攻占太原的軍事計劃，一時還分不出足夠的兵力來對付后方。因此，一到占領太原以后，立即就抽出大量兵力來對后方進行“清剿”，為他們的繼續南進掃除后顧之憂。這使八路軍深入敵后的行動從一開始就面對嚴峻的考驗。

十一月下旬，日軍首先出動二萬兵力配合騎兵、大炮和坦克、飛機分八路向剛剛創建的晉察冀根據地發動大規模的圍攻。這是檢驗八路軍能不能在敵后站住腳跟的第一場嚴重較量。它的成敗，對八路軍在敵后其他地區創建抗日根據地有著深遠的影響。因此，毛澤東對它給予極大的重視。聶榮臻回憶道：“我們留在晉察冀以后，黨中央和毛澤東同志一直關心著我們，注視著我們。因為，這是我們黨在敵后創立的第一個抗日根據地”。⑨

毛澤東在這些日子里，常常通宵達旦地研究情況，細心地思考著反圍攻的對策。十一月二十七日，在這場反圍攻戰斗打響前，他致電朱德、任弼時，針對八路軍占領區域的民眾和新組織的游擊隊缺乏斗爭經驗，提出要進行三方面的準備工作：一、加強新部隊的政治教育和黨的工作；二、加強新部隊必要的軍事和游擊戰爭的訓練；三、加強動員地方民眾的工作。⑩戰斗打響后，毛澤東密切關注著戰局的發展，在關鍵時刻及時指明：對進攻晉察冀邊區的敵軍，“避免正面抵抗，襲擊敵之后尾部隊”；“在敵之遠近后方活動，使敵進一步仍在我包圍中”；“在確有勝利條件下，集結適當力量給敵以部分的殲滅和有力打擊”。⑾同時，他要求第一二○師和第一二九師分別在同蒲路、正太路積極活動，給予晉察冀抗日根據地以有力的配合；要八路軍總部將日軍的行動通知閻錫山和蔣介石，爭取友軍的援助；還通過進步報紙輿論擴大宣傳，使全國軍民相信，八路軍在敵人后方建立的根據地完全能夠遲滯日軍的前進。

由于毛澤東提出的這一整套方針和辦法得到貫徹執行，晉察冀的反圍攻斗爭取得勝利。聶榮臻回憶道：“這次反敵圍攻，不到一個月的時間，我們接連打了幾個勝仗，打死打傷日偽軍共一千多人，繳獲了大量武器、彈藥、軍用品。敵人除占領了根據地邊緣地區的幾座縣城外，別無所獲，不得不于十二月下旬全線撤退。”⑿

日本侵略軍自然不肯就此善罷甘休。圍攻晉察冀根據地失利后，他們又先后發動對晉西北地區和晉東南地區抗日根據地的進攻。毛澤東繼續指導這些地區的反圍攻斗爭。

他以晉察冀反圍攻勝利的經驗為依據，但又不是簡單地照搬晉察冀地區的做法，而是按照這些地區的實際情況，分別提出不同的斗爭方針。在晉西北地區，毛澤東根據日軍五路圍攻八路軍的力量都不強的特點，要八路軍同晉軍協力，實行“各個擊破”⒀。在晉東南地區則要求八路軍以次要兵力鉗制日軍數路，集中主要兵力對付日軍一路。由于采取這些正確的方針，八路軍第一二○師和第一二九師也先后取得反圍攻的勝利。

太原失守后短短幾個月時間內，在毛澤東及時而正確的指導下，八路軍各部在敵后反圍攻斗爭中，不僅消滅了大量日軍，而且在戰斗中積極開展山地游擊戰爭，建立起抗日根據地，逐步實現了在山西戰略展開的預定目標，相繼站住了腳跟，為開創整個華北敵后抗戰新局面奠定了可靠的基礎。 


　　在南方，日軍占領北平、天津后，又集中兵力約二十八萬人，實行陸海空三軍聯合作戰，加緊對上海、南京地區發動更加猛烈的進攻。國民黨當局在這個地區，指揮軍隊進行了頑強的抵抗。前線官兵表現了可歌可泣的英勇作戰精神，在敵軍的猛烈炮火下作出了巨大犧牲。日軍原以為這次戰役很快就可結束，夢想在三個月內滅亡中國，沒有料到在上海地區戰爭就持續了三個月。但是，以這種硬打硬拼式的單純防御，來對付優勢裝備的敵軍，在戰略上是不利的。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二日，日軍攻陷上海。一個月后，十二月十三日，又占領南京，制造了慘絕人寰的南京大屠殺。這使整個中國戰場上的局勢發生了重大變化。接著，日軍把作戰中心北移到津浦鐵路一線，企圖攻下徐州，打通南北交通線，同華北方面南下的日軍會合。他們的打算是：在華北和華中這兩支大軍會合后，便可以在兩個戰略方向上作出選擇，或者進攻西北，或者南下武漢奪取華中。

毛澤東密切注視著國內整個戰局的發展，既對八路軍的抗日行動及時作出部署，又對正面戰場的作戰經常提出積極的建議。當他對日軍的戰略意圖作出準確判斷后，一方面向國民黨當局提出一個全國戰略部署的完整方案，作為建議；另一方面，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內研究新形勢下八路軍應該采取的戰略方針。

在向國民黨當局提出的建議中，毛澤東總結正面戰場上軍事失利的教訓，主張應采取“攻勢防御”的方針，把內線防御和外線進攻結合起來。他指出：“如果近百萬軍隊均退至黃河以南、平漢以西之內線，而隴海、平漢盡為敵占，則將形成極大困難。故總的方針，在敵深入進攻條件下，必須部署足夠力量于外線，方能配合內線主力作戰，增加敵人困難，減少自己困難，造成有利于持久戰之軍事政治形勢。”⒁建議中，毛澤東還對國民黨軍隊的部署提出具體意見。但是，蔣介石同以往多次的情況一樣，沒有采納毛澤東提出的這些建議。

對八路軍的戰略方針，毛澤東認為，在武漢、廣州等大城市可能失守的情況下，為了有力地打擊日本侵略軍，應該在敵后更廣泛地發展游擊戰爭，建立起更多能夠獨立作戰的抗日根據地，形成“長期抗戰的重要戰略支點”。他曾設想，以山西區、鄂豫皖區、蘇浙皖贛邊區、陜甘區、鄂豫陜邊區、湘鄂贛邊區等六處為主要戰略支點，而以蘇魯邊區、冀南區、熱冀邊區、大青山脈區輔助之。“三個主力師位置大體上應預擬一個位于鄂豫皖區，一個位于鄂豫陜區，一個位于陜甘區，即兩個在內線一個在外線。”⒂以后，由于戰局的變化，他的具體設想有了改變。但他的基本思路不僅繼續得到堅持，并且變得更明晰了。

一九三八年二月二十八日，毛澤東在政治局會議上進一步闡述他關于迅速展開兵力、建立多處能獨立作戰的根據地的基本設想。他說：日軍的戰略企圖如果實現，“將造成中國割斷為許多塊”，根據蘇區時期的經驗，要形成許多獨立的作戰區域來堅持長期的抗戰。他特別舉出已在一月份建立的晉察冀根據地作為例證，說明：“聶榮臻是典型的區域”⒃。

對八路軍的具體行動，毛澤東認為應該依戰爭形勢的發展分兩步走：目前階段，“在不被敵根本隔斷條件下，我軍均應在敵后配合友軍堅決作戰，有效地消滅與削弱敵人，發動廣泛抗日運動，如此方能鉗制與阻礙敵向潼關、西安與陜北之進攻。只要無被隔斷危險，決不應過早渡過河來，更不應不顧蔣令不顧友軍渡過河來。為了保障將來轉移便利，必須鞏固呂梁山脈之轉移樞紐，并布置太岳山王屋山（朱瑞處）工作。”毛澤東考慮問題，總是把立足點放在對局勢發展作出最嚴重的估計上面，這樣才能做到有備而無患。因此，他提出，在將來階段，“即敵大舉進攻潼關、西安、武勝關、武漢及陜北時，在取得蔣、閻、衛同意后，八路軍主力及其他國軍主力，應渡過河西、河南，為保衛西北保衛武漢而戰，而留適當兵力位于山西各區，繼續堅持游擊戰。”毛澤東指出：以上“是政治局戰略決定之基本精神”⒄。

三月二十三日，中共中央召開常委會，再次研究八路軍在華北的工作。毛澤東在會上根據堅持長期作戰的要求，又提出在各區域建立新的游擊兵團的主張。他說：“八路軍主力移動后的部署，現在就要準備，應在各區域建立游擊兵團。”⒅為了加強黨對華北工作的領導，毛澤東建議原在北方局的劉少奇留在中央以指導華北工作。⒆二十四日，毛澤東和劉少奇致電八路軍各部，提出組織游擊兵團的具體任務。電報指出：為了在八路軍主力轉移至其他地區后，我黨仍能在統一戰線中有力的堅持與領導華北抗戰，必須立即組織以八路軍名義出現的游擊兵團。⒇具體部署是：在晉西北，除宋時輪支隊外，再組織四個支隊；在晉西南組織三個支隊；在晉東南組織七個支隊；在平漢路以東組織若干支隊。各支隊至少有一千人左右，以八路軍有戰斗經驗的主力一二個連作基礎，由地方游擊隊及新兵編成。這種以八路軍主力連隊為骨干、吸收大批新戰士以組成若干新支隊的做法，是適應全民族抗日戰爭開始后有可能在敵后迅速打開新局面的實際情況而提出的新的主張。它使八路軍的隊伍能迅速壯大，而又能保持相當的戰斗力，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一九三八年春，日軍采取南北對進的方針夾擊徐州，盡力打通津浦鐵路。為了執行這一計劃，華北日軍主力被抽調南下，造成河北、出東等平原地區兵力空虛，為已經在山區站穩了腳跟的八路軍向華北敵后更廣闊的地域發展帶來了機會。徐州地區正面戰場在李宗仁指揮下進行的英勇抗擊，對華北敵后戰場的發展也起了重要的支持作用。

毛澤東十分善于抓住機遇。他立刻調整部署，作出從華北山地進入到平原地區開展游擊戰爭的重大決策。

從山地來到平原，各方面的條件都發生重大變化，決不是輕而易舉的事情。許多人一時難以適應這種變化，對能不能在平原地區發展游擊戰爭還抱有懷疑。徐向前回憶道：“大家腦子里有問號。因為從紅軍時代起，我們就是靠山起家、靠山吃飯的。在平原地區搞游擊戰爭，干部缺乏經驗，信心不足。”(21)

對這個問題，毛澤東在一九二八年春作出這個新的重大決策前早有考慮。他在洛川會議上提出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的戰略方針時，就說明這個方針包含著在平原發展游擊戰爭；并在發展山地游擊戰的同時，密切注意八路軍在前線探索開展平原游擊戰的實踐經驗。

促使毛澤東較早考慮這個問題的原因主要有兩個。一是他意識到日軍的深入進攻將帶來游擊戰爭的廣泛發展，特別是備受日本侵略軍屠殺和蹂躪的淪陷區（包括平原地區）同胞迫切期待著能領導他們保衛家園的抗日軍隊的到來，八路軍走出山區伸向平原是必然趨勢；二是他看到山區地形條件雖對發展游擊戰爭有利，但資源、人力畢竟有限，平原地形條件雖不如山區，但地域廣闊、人口稠密、資源豐富、交通發達，只要依靠當地民眾的支持是完全可以得到發展的，這對擴大抗日力量有極大好處。

但這種設想必須經過實踐的檢驗，決不能在沒有任何實踐經驗的情況下輕率地在戰略行動上作出重大決策。這種實踐經驗，是一九三七年和一九三八年之交在冀中、冀東、山東等地區陸續取得的。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中旬，晉察冀邊區反圍攻斗爭正在進行時，毛澤東從聶榮臻來電中得知冀中平原日軍兵力空虛(22)。他立刻同彭德懷致電朱德、任弼時，提出由第一二九師和聶榮臻部各派一個支隊到平漢鐵路以東的平原地區游擊。由于當時在這方面還缺乏經驗，電報中十分慎重地說明這只是試探性的游擊作戰，任務是：一、偵察情況；二、擴大抗日統一戰線，發動民眾與組織游擊隊；三、破壞偽組織；四、收集武器，擴大自身。電報要求“兩支隊出去須十分謹慎、周密、靈活，根據情況靈活地決定自己行動”(23)。這個指示很快傳達下去。為了統一部隊的認識，聶榮臻等組織受命部隊集中討論這次行動的意義。那時，共產黨員呂正操已在十月間率領駐在冀中的原東北軍五十三軍一個團，提出“北上抗日，到敵后打游擊”的口號，脫離原建制，改編為人民自衛軍。他們經過整訓后，同冀中地區黨組織領導下的抗日武裝相結合，開辟了平原地區的第一塊敵后抗日根據地——冀中根據地。他們在冀中站住了腳跟，而且建立了區黨委、軍區和行政主任公署。冀中地區的實踐為其他平原地區開展游擊戰爭提供了很有價值的經驗。

冀東平原也是毛澤東較早注意到的。在洛川會議上，毛澤東就建議“紅軍可以一部于敵后的冀東，以霧靈山為根據地進行游擊戰爭”(24)。一九三八年二月八日，中共中央召開常委會議討論冀東工作，毛澤東進一步闡述了冀東工作的重要性，建議派楊成武去發展新的游擊區域。(25)第二天，毛澤東致電八路軍總部，強調：“霧靈山為中心之區域有擴大發展前途，但是獨立作戰區域，派去部隊須較精干，且不宜過少，軍政黨領導人員需有獨立應付新環境之能力，出發前需作充分準備。”(26)

這年四月，中共山東省委書記黎玉到延安。中央聽取黎玉關于山東工作的報告。黎玉報告后，毛澤東立刻作出“那邊游擊戰爭大可發展”的結論。中共中央要求山東省委進一步公開地大膽地發展抗日武裝斗爭。并決定由羅炳輝去負軍事總責。(27)

正是有了在冀中等平原地區發展游擊戰爭的初步嘗試中取得的成功經驗，使毛澤東和中共中央在華北日軍主力南下進攻徐州、華北兵力空虛的形勢下，有可能果斷地作出向河北、山東平原地區大量發展游擊戰爭的重大決策。

一九三八年四月二十一日，毛澤東同張聞天、劉少奇向八路軍總部發出具有戰略意義的指示：“黨與八路軍部隊在河北、山東平原地區，應堅決采取盡量廣大發展游擊戰爭的方針，盡量發動最廣大的群眾走上公開的武裝抗日斗爭。”指示根據已有的經驗和當前實際情況，具體地規定：

“應即在河北、山東平原劃分若干游擊分區，并在各區成立游擊司令部，有計劃地有系統地去普遍發展游擊戰爭，并廣泛地組織不脫離生產的自衛軍。”“在收復的地區應即建立政府，設法多少恢復當地的抗日秩序，這些政府由上級或司令部委任，或由民眾團體推選，都跟隨一個游擊隊行動，發布簡單的布告與法令，組織民眾抗日斗爭，鎮壓漢奸，保護民眾利益，幫助部隊籌措給養等。”(28)

第二天，在山西前方的八路軍總部根據這個指示精神，立刻電令第一二九師主力和第一一五師三四四旅一部迅速從太行山區向冀南、豫北平原及鐵路沿線展開。不久，又令宋時輪、鄧華兩支隊組成八路軍第四縱隊挺進冀東、熱南、察東北創造抗日根據地。這樣，抗日游擊戰爭在華北平原上逐步發展起來。 


　　考慮到日軍占領徐州后將會進一步奪取武漢的形勢，毛澤東還對組建不久、開始活躍在長江南北的新四軍的工作作出部署。

新四軍是由紅軍長征后留在南方八省十五個地區的紅軍游擊隊改編而成的，由葉挺任軍長，項英任副軍長。為了加強黨對新四軍的領導，中共中央決定成立中央軍委新四軍分會，以項英為書記，陳毅為副書記。一九三七年十月下旬，葉挺到延安。十一月，項英也到了延安。毛澤東同他們具體商討了新四軍的組建工作。十二月，新四軍軍部在漢口成立。不久，又移駐皖南巖寺。

一九三八年二月十五日，毛澤東致電項英、陳毅，指出新四軍應“力爭集中蘇浙皖邊發展游擊戰。但在目前，最有利于發展地區還在江蘇境內的茅山山脈，即以溧陽、溧水地區為中心，向著南京、鎮江、丹陽、金壇、宜興、長興、廣德線上之敵作戰，必能建立根據地，擴大新四軍基礎”。(29)

同八路軍相比，新四軍的活動區域大多是平原，丘陵地帶和河湖港汊，部隊又是由原來分散在十多處的人數不多的游擊隊經過集中和改編而成的，進入這些地區的時間比較晚，敵后的政治情況又很復雜，發展起來困難更多。因此在一些干部中存在畏難情緒。毛澤東深知這一點，當華北的平原游擊戰爭取得成功經驗后，立刻把它推廣到新四軍中。五月四日，毛澤東致電項英，指出：在敵后進行游擊戰爭雖有困難，“敵情方面雖較嚴重，但只要有廣大群眾活動地區，充分注意指揮的機動靈活，也會能夠克服這種困難，這是河北及山東方面的游擊戰爭已經證明了的。”“在廣德、蘇州、鎮江、南京、蕪湖五區之間廣大地區創造根據地，發動民眾的抗日斗爭，組織民眾武裝，發展新的游擊隊，是完全有希望的。”“在一定條件下，平原也是能發展游擊戰爭的。條件與內戰時候，很大不同。當然，無論何時應有謹慎的態度，具體的作戰行動應在具體的情況許可之下，這是不能忽視的。”

毛澤東對新四軍的具體行動方向提出：“在茅山根據地大體建立起來之后，還應準備分兵一部進入蘇州、鎮江、吳淞三角地區去，再分一部分渡江進入江北地區。”(30)根據毛澤東和中共中央的戰略部署，新四軍各支隊經過整訓陸續開赴華中敵后。粟裕率領的新四軍先遣支隊已在四月下旬向蘇南敵后挺進。六、七月間，陳毅、張鼎丞隨即率領有著較強戰斗力的新四軍第一、二支隊先后進入蘇南。六月十七日，先遣支隊在鎮江西南的韋崗取得第一次伏擊戰的勝利，給了飽受日軍蹂躪的江南淪陷區人民很大的興奮。到這年年底，以茅山為中心的抗日游擊根據地已初步建立起來。新四軍威名遠揚，在大江南北燃起了敵后游擊戰爭的熊熊烈火。 


　　一九三八年五月十九日，徐州失守。對戰局下一步究竟會怎樣發展，黨內出現不同的認識。有的人一度估計日軍在打通津浦鐵路后將把主力轉向華北，肅清后方，游擊戰爭將面對空前嚴重的困難，不宜廣泛發展。這是一個重要時刻。如果領導人對局勢作出不正確的判斷，就會喪失時機，對八路軍、新四軍敵后抗日戰爭的發展帶來難以彌補的損失。

毛澤東審時度勢，冷靜地指出：日軍主力轉向華北“這一步驟的到來將在稍后”(31)。目前日軍進攻的目標是武漢、廣州。他由此得出結論：“華北游擊戰爭還是廣泛開展的有利時機”。為了鉗制日軍向大西北的進攻，他提出應加重注意山東、熱河及綏遠大青山脈，并同意朱德、彭德懷提出的派李井泉率騎兵或步兵開創大青山根據地的意見。同時，為準備應付今后華北局勢可能到來的變化，毛澤東要求冀中、冀熱察等抗日根據地要注意鞏固現有武裝，做堅持長期游擊戰爭的準備。

六月中旬，武漢會戰開始。針對國民黨當局采取的單純防御的作戰部署和淞滬會戰時中國軍隊損失過大的教訓，毛澤東和中共中央致電長江局各負責人，向他們提醒：“保衛武漢重在發動民眾，軍事則重在襲擊敵人之側后，遲滯敵進，爭取時間，務須避免不利的決戰。至事實上不可守時，不惜斷然放棄之。”電報中指出：如果中國軍隊在武漢會戰中再損失過大，將會增加各將領對蔣介石的不滿，投降派會起而乘之。電報抱著善意地寫道：“在抗戰過程中，鞏固蔣之地位，堅持抗戰，堅決打擊投降派，應是我們的總方針。而軍隊力量之保存，是執行此方針之基礎。請加注意為盼。”(32)

當日軍向武漢大舉進攻時，驕橫不可一世，而后方空虛又疏于戒備。根據中共中央的部署，這年十一月下旬，八路軍各部主力向河北、山東的平原地區大規模進軍：第一二九師主力進入冀南，第一二○師主力進入冀中，第一一五師師部率第三四三旅進入冀魯豫地區和山東，開辟新的根據地。這也是對正面戰場上友軍作戰的配合和支援。到這年年底，敵后抗日游擊戰爭獲得蓬勃發展。八路軍、新四軍在同日軍一千六百多次交戰中共殲敵五萬四千多人。八路軍發展到十五萬六千多人，新四軍發展到二萬五千人，一大批敵后抗日根據地創建起來了。 


　　到徐州失守時，抗日戰爭已進行了整整十個月，北平、天津、上海、南京等重要城市已相繼淪陷，飽受戰爭之苦的中國人民天天在渴望戰爭的早日勝利。然而，戰爭的過程究竟會怎么樣？中國能不能取得勝利？怎樣才能取得勝利？對這些問題，許多人還沒有找到正確的答案。有些人感到迷惘。“亡國論”、“速勝論”等錯誤觀點仍在到處流傳。

抗戰爆發前，國民黨營壘內就一直有人說：“中國武器不如人，戰必敗”。抗戰開始后，又出現“再戰必亡”的論調。身任國民黨副總裁的親日派汪精衛是他們中突出的代表。這種悲觀情緒也影響到中間階層和一部分勞動人民。毛澤東家鄉的一個青年學生從湖南鄉下寫信給他，訴說心中的苦悶：“在鄉下一切都感到困難。單獨一個人作宣傳工作，只好隨時隨地找人談話。對象都不是無知無識的愚民，他們多少也懂得一點，他們對我的談話很有興趣。可是碰了我那幾位親戚，他們總說：‘中國打不勝，會亡。’討厭極了。”

速勝論的觀點也有相當市場。國民黨中有一部分人幻想依靠外援來迅速取勝。淞滬會戰時有人提出：只要打三個月，國際局勢一定會發生變化，戰爭就可解決。臺兒莊一戰取勝后，《大公報》又鼓吹徐州戰役是“準決戰”。這種盲目樂觀的輕敵思想也出現在共產黨內，一些人把抗戰的希望寄托在國民黨的兩百萬正規軍上，急于打大仗，對戰爭的長期性艱苦性缺乏精神準備。

如果這些問題不能得到解決，對堅持長期抗戰是十分不利的。毛澤東深感有必要對抗戰十個月的經驗“做個總結性的解釋”，特別是“有著重地研究持久戰的必要”(33)。

毛澤東“一貫估計中日戰爭是持久戰”(34)。一九三六年七月，他同美國記者斯諾談話時就已提出堅持持久抗戰的各項方針。抗戰初期，當中國軍隊連連失利時，他始終認為：“最后勝負要在持久戰中去解決。”(35)到一九三八年五月，毛澤東發表了《抗日游擊戰爭的戰略問題》。從五月二十六日至六月三日，他又作了《論持久戰》的長篇講演。這是抗日戰爭期間毛澤東最重要的軍事論著，回答了困擾人們思想的種種問題，在國內外產生了重大影響。

在《論持久戰》中，毛澤東指出：“中日戰爭不是任何別的戰爭，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和帝國主義的日本之間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進行的一個決死的戰爭。”日本是一個強大的帝國主義國家，但它的侵略戰爭是退步的、野蠻的；中國的國力雖然比較弱，但它的反侵略戰爭是進步的、正義的，又有了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下的軍隊這種進步因素的代表。日本戰爭力量雖強，但它是一個小國，軍力、財力都感缺乏，經不起長期的戰爭；而中國是一個大國，地大人多，能夠支持長期的戰爭。日本的侵略行為損害并威脅其他國家的利益，因此得不到國際的同情與援助；而中國的反侵略戰爭能獲得世界上廣泛的支持與同情。毛澤東總結道：這些特點“規定了和規定著戰爭的持久性和最后勝利屬于中國而不屬于日本。戰爭就是這些特點的比賽。這些特點在戰爭過程中將各依其本性發生變化，一切東西就都從這里發生出來。”他得出結論：“中國會亡嗎？答復：不會亡，最后勝利是中國的。中國能夠速勝嗎？答復：不能速勝，抗日戰爭是持久戰。”(36)

毛澤東指出：這場持久戰將經過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敵之戰略進攻、我之戰略防御的時期。第二個階段，是敵之戰略保守、我之準備反攻的時期。第三個階段，是我之戰略反攻、敵之戰略退卻的時期。”毛澤東著重指出，第二階段是整個戰爭的過渡階段，“將是中國很痛苦的時期”，“我們要準備付給較長的時間，要熬得過這段艱難的路程”。然而，它又是敵強我弱形勢“轉變的樞紐”。毛澤東強調“此階段中我之作戰形式主要的是游擊戰，而以運動戰輔助之”。“此階段的戰爭是殘酷的，地方將遇到嚴重的破壞。但是游擊戰爭能夠勝利”。

為了實現持久戰的戰略總方針，毛澤東還提出一套具體的戰略方針。這就是在第一和第二階段中主動地、靈活地、有計劃地執行防御戰中的進攻戰，持久戰中的速決戰，內線作戰中的外線作戰；第三階段中，應該是戰略的反攻戰。毛澤東特別強調游擊戰爭在中國抗日戰爭中的重大意義，他在《抗日游擊戰爭的戰略問題》一文中對它作了更全面、詳盡的論述。

在《論持久戰》中，毛澤東還強調了“兵民是勝利之本”。他說：“武器是戰爭的重要的因素，但不是決定的因素，決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戰爭的偉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眾之中。”只要動員了全國老百姓，就會造成陷敵于滅頂之災的汪洋大海，造成彌補武器等等缺陷的補救條件，造成克服一切戰爭困難的前提。

毛澤東這些異常清晰而符合實際的判斷，回答了人們最關心而一時又看不清楚的問題，使人們對戰爭的發展過程和前途有了一個清楚的了解，大大提高了堅持抗戰的信念。《論持久戰》的發表，使他博得愈來愈多人的欽佩與尊重。一位外國記者評論說：“不管他們對于共產黨的看法怎樣，以及他們所代表的是誰，大部分的中國人現在都承認毛澤東正確地分析了國內和國際的因素，并且無誤地描繪了未來的一般輪廓。”(37)

《論持久戰》這部著作，處處充滿了辯證法，充滿了唯物主義，在觀察事物的方法論意義上有著普遍的價值。它始終堅持從實際出發，客觀地、全面地考察了抗日戰爭發生的背景和近一年來的戰爭進程；始終著眼于戰爭的全局，對敵我雙方存在著的相互矛盾著的各種因素以及它們的發展變化作了深入的分析，從而能科學地預見未來的前途。這部著作，不僅對八路軍和新四軍在抗日戰爭中有著重要的指導意義，而且對國民黨將領也產生不小的影響。程思遠回憶道：“毛澤東《論持久戰》剛發表，周恩來就把它的基本精神向白崇禧作了介紹。白崇禧深為贊賞，認為這是克敵制勝的最高戰略方針。后來白崇禧又把它向蔣介石轉述，蔣也十分贊成。在蔣介石的支持下，白崇禧把《論持久戰》的精神歸納成兩句話：‘積小勝為大勝，以空間換時間。’并取得了周公的同意，由軍事委員會通令全國，作為抗日戰爭中的戰略指導思想。”(38)

《論持久戰》還被翻譯成英文向海外發行。這是由周恩來從武漢寄到香港，委托宋慶齡找人翻譯的。愛潑斯坦等參加了翻譯工作(39)。毛澤東很重視這件事，為英文本寫了序言。他指出：“中國的抗戰是世界性的抗戰。孤立戰爭的觀點，歷史已指明其不正確了。”“希望此書能在英語各國間喚起若干的同情，為了中國的利益，也為了世界的利益。”在海外，這本小冊子同樣得到高度評價。 


　　抗戰開始后還不到一年，毛澤東就能寫出這樣能正確地指導戰爭實踐的著作，一方面得益于他在長期革命戰爭中逐步認識和掌握了戰爭的規律，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另一方面也由于他從不放松讀書和理論研究，注意把理論與實踐密切結合，從實際經驗中作出新的理論概括。毛澤東不久后說過：“有了學問，好比站在山上，可以看到很遠很多東西；沒有學問，如在暗溝里走路，摸索不著，那會苦煞人。”(40)

一九三七年，面對著日本軍國主義的大舉進攻，毛澤東曾寫信告訴他的表兄文運昌：“我們的工作是很緊張的”(41)。每天，他總得先讀一大堆來自各方面的情報，對工作作出部署。然后，在昏暗的油燈下開始讀書或寫作。毛澤東習慣在夜間工作，他常對來訪者說：“我白天睡覺，晚上是我精力最充沛的時候。”(42)

在這段時期內，毛澤東著重研究軍事問題。同時，也讀了大量馬克思主義哲學著作。他深知，許多錯誤的觀點，無論是“亡國論”還是“速勝論”，他們看問題的方法都是“主觀的”和“片面的”。

艾思奇的哲學著作當時是毛澤東喜歡讀的書。一九三七年九月，毛澤東讀了他的《哲學與生活》一書，寫下約三千字的輯錄。從一九三八年一月十七日起，毛澤東用兩個月時間讀完李達的《社會學大綱》(43)，這部書系統地闡述了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原理。毛澤東作了大量批注，其中有對原文內容的復述或提要，也提出了一些自己的新見解。潘梓年的《邏輯與邏輯學》一書重點探討了辯證法和形式邏輯的關系。毛澤東“感到頗為新鮮”。收到書后，他“只用了三天就把它讀完了”(44)

在軍事著作方面，對中國古代戰爭素有研究的毛澤東這時又認真地研讀了著名軍事學家克勞塞維茨的名著《戰爭論》。他在延安組織了《戰爭論》研究小組，參加這個小組學習的莫文驊后來回憶道：

“采取的方式是每周討論一次，晚上七八點鐘開始，討論到深夜十一二點種。”“《戰爭論》的學習討論采用邊讀邊議的方法。當時只有一本書，是國民黨陸軍大學出版的文言文譯本，譯文又很粗劣，讀起來很不好懂。后來由何思敬同志直接從德文原版譯出來，譯一章，介紹研究一章，并發了講義。記得當時討論得最多最熱烈的是集中兵力問題。毛澤東同志說：‘克勞塞維茨的作戰指揮實踐不多，但集中兵力問題講得好。拿破侖用兵重要的一條也是集中兵力。我們以少勝多也是在戰術上集中比敵人多五倍到十倍的兵力。當然，這里也有個政治問題。我們是正義戰爭，得到人民群眾的擁護和支援。凡是非正義戰爭就不得不分兵把口。’”(45)

毛澤東一直十分重視讀報，把它作為了解國內外形勢的重要途徑。當年幫助他工作過的史敬棠回憶說：“送到毛澤東處的報紙、雜志，毛澤東閱后將重要內容加圈，示意大家要用戰略眼光結合國內外形勢來看報紙。選擇內容應當有助于分析社會各階級的動態和觀察社會經濟、政治向何處發展的材料。這使我得到很重要的啟示，終身受益不淺。”(46)

通過刻苦學習和深入研究，毛澤東的豐富的革命實踐經驗得以升華為理論概括，回答了當時許多人無法回答的問題。這是他付出了超乎常人的艱辛勞動所換來的。 


　　① 毛澤東致周恩來、朱德、彭德懷、任弼時并告林彪、聶榮臻、賀龍、蕭克、關向應、劉伯承、徐向前、張浩電，1937年11月8日。

② 毛澤東致八路軍總部及周恩來、劉少奇、楊尚昆電，1937年11月13日。

③ 徐向前：《歷史的回順》（下），解放軍出版社1987年7月版，第589頁。

④ 毛澤東致朱德、彭德懷、任弼時并告周恩來轉胡服、楊尚昆、彭真電，1937年11月9日。

⑤ 毛澤東：《與合眾社記者的談話》，1938年2月。

⑥ 毛澤東致朱、彭、陳、羅、賀、蕭、關、劉、徐、鄧、聶電，1938年3月8日。

⑦ 薄一波：《崇敬和懷念》，《紅旗》，1981年第13期。

⑧ 《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427頁。

⑨ 《聶榮臻回憶錄》（中），解放軍出版社1984年8月版，第436頁。

⑩ 毛澤東致朱德、任弼時電，1937年11月27日。

⑾毛澤東、彭德懷致朱德、任弼時電，1937年12月5日。

⑿《聶榮臻回憶錄》（中），解放軍出版社1984年8月版，第379頁。

⒀毛澤東致第120師電，1938年3月6日。

⒁毛澤東、任弼時致八路軍總部及各師、北方局、長江局的電報，1938年2月23日。
　　⒂毛澤東致八路軍第115師、129師、120師和長江局的電報，1938年2月21日。

⒃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的發言記錄，1938年2月28日。

⒄毛澤東致朱德、彭德懷電，1938年3月9日。

⒅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上發言記錄，1938年3月23日。

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記錄，1938年3月23日。

⒇毛澤東、劉少奇致朱德、彭德懷、朱瑞、劉伯承、徐向前、鄧小平、賀龍等并各省委、程子華、楊尚昆電，1938年3月24日。

(21)徐向前：《歷史的回顧》（下），解放軍出版社1987年7月版，第606頁。

(22)《聶榮臻回憶錄》（中），解放軍出版社1984年8月版，第394頁。

(23)毛澤東、彭德懷致朱德、任弼時電，1937年12月16日。

(24)《聶榮臻回憶錄》（中），解放軍出版社1984年8月版，第398頁。

(25)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上發言記錄，1938年2月8日。

(26)毛澤東致八路軍總部、長江局并告北方局的電報，1938年2月9日。

(27)毛澤東致周恩來、葉劍英的電報，1938年4月5日。

(28)《對平原游擊戰指示》，《六大以來》（下），人民出版社1981年2月版，第307頁。

(29)毛澤東致項英、陳毅的電報，1938年2月15日。

(30)《對新四軍進行游擊戰爭的指示》，《六大以來》（下），人民出版社1981年2月版，第308頁。

(31)毛澤東致朱德、彭德懷及八路軍各師首長的電報，1938年6月27日。

(32)毛澤東、洛甫、陳云、康生、王稼祥、劉少奇致王明、周恩來、博古、凱豐、葉劍英的電報，1938年8月6日。

(33)《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440頁。

(34)毛澤東在中共中央常委會上的講話記錄，1938年5月10日。

(35)毛澤東：《目前抗戰形勢與黨的任務》報告提綱，手稿，1937年10月。

(36)《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442、443、447頁。

(37)周恩來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的發言記錄，1939年8月4日。

(38)程思遠：《我的回憶》，華藝出版社1994年12月版，第131頁。

(39)訪問愛潑斯坦記錄，1985年5月7日。

(40)毛澤東在第十八集團軍延安總兵站檢查工作會議上的講話記錄稿，1939年1月28日。

(41)《毛澤東書信選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12月版，第115頁。

(42)米契爾·布賴克福特：《卡爾遜與中國》，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出版社1985年12月版，第219頁。

(43)毛澤東讀書日記，1938年。

(44)毛澤東讀書日記，1938年。

(45)莫文驊：《終生難忘的懷念》，《中共黨史資料》第41期，中共黨史出版社1992年4月版，第17頁。

(46)訪問史敬棠談話記錄，1991年2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