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全民族抗戰的爆發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深夜，在北平的南大門盧溝橋附近，日本侵略軍突然向駐守在這里的中國軍隊發動進攻，中國軍隊被迫奮起還擊。盧溝橋反抗日本侵略軍的槍聲，標志著中國人民期待已久的全民族抗戰終于開始。

第二天，消息傳到延安。

那時候，整個局勢會怎樣發展，還不十分明朗。這以前，日本在華北已曾多次制造過地方性的武裝挑釁事件。盧溝橋所發生的，究竟是一次地方事件，還是日本帝國主義對華發動全面軍事進攻的開始？許多人一時還不能看得那么清楚。毛澤東和中共中央卻立刻作出判斷：中華民族已處在生死存亡的關鍵時刻，只有全民族團結抗戰，才是中國生存和發展的唯一出路，必須立刻旗幟鮮明地喊出這個口號。

七月八日，也就是盧溝橋事變剛剛發生的第二天，中共中央率先向全國發出通電，大聲疾呼：“平津危急！華北危急！中華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實行抗戰，才是我們的出路。”號召：“全中國同胞，政府與軍隊，團結起來，筑成民族統一戰線的堅固長城，抵抗日寇的侵掠！”①

這是根據歷史發展進程提出的基本政治口號。這個口號，成了全國人民一致行動的具體目標。中國共產黨如果不能及時地提出這種具體目標，是談不上政治領導的。

國民黨政府在空前嚴重的民族危機面前，鑒于自身的統治已面臨生死存亡的危急關頭，也在進行抵抗侵略的準備。但他們沒有完全放棄對日媾和的幻想，仍希望把盧溝橋事變限制在“地方事件”的范圍內。他們對共產黨的疑忌太深了，在國共合作的談判中不斷橫生枝節，使談判遲遲不能取得突破性的進展。當時在延安擔任軍委參謀長的蕭勁光回憶道：“國家的危亡迫在眉睫，而我黨與國民黨關于建立統一戰線，紅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的具體問題的談判卻遲遲沒有結果。我們在延安的同志都如坐針氈，焦慮萬分。”② 


　　面對這種復雜的局勢，毛澤東始終保持著沉著冷靜的態度，進行總攬全局的考慮和部署。七月十四日，他在內部發出指示，提出當前工作的總方針。這個總方針包括兩個方面：“此時各方任務，在一面促成蔣氏建立全國抗戰之最后決心（此點恐尚有問題）；一面自己真正地準備一切抗日救亡步驟；并同南京一道去做。”“蓋此時是全國存亡關頭，又是蔣及國民黨徹底轉變政策之關頭，故我們及各方做法，必須適合于上述之總方針。”③

毛澤東深知，要促成蔣介石下定全國抗戰的最后決心，單靠共產黨的力量是不夠的，必須推動社會各方面的力量共同努力在全國造成一種聲勢。毛澤東指定南漢宸，以毛澤東及紅軍代表的名義同華北當局及各界領袖協商團結抗日的具體辦法。他自己在七月十四日至二十日間四次寫信或致電給閻錫山，要求“密切合作，共挽危局”。他又指定張云逸奔走兩廣當局之間，“求得他們贊助堅決抗戰與國共合作的方針，求得他們開展愛國運動，積極救亡”。④他還和張聞天一起致電葉劍英：“請答復救國會及各方：他們要求各事，我們都同意，并且正在做。請他們努力在外面與政府黨部及各界領袖協商，迅速組成對付大事變的統一戰線。惟有全國團結，才能戰勝日本。”⑤

在推動蔣介石下定抗日決心的同時，中國共產黨和紅軍自身積極地進行抗日參戰的一切準備，并表明愿同南京一道去做。七月十三日，在延安召開共產黨員和機關工作人員的緊急會議，毛澤東到會動員，號召“每一個共產黨員與抗日的革命者，應該沉著地完成一切必須準備，隨時出動到抗日前線”。十四日，毛澤東等致電葉劍英，要他轉告蔣介石：“紅軍主力準備隨時出動抗日，已令各軍十天內準備完畢，待令出動。”⑥十八日，延安召開市民大會，毛澤東到會講演。據當時報紙記載：“演詞激昂，聽眾均磨拳擦掌，熱血沸騰，愿赴抗日戰場，與日寇決一死戰。”⑦

空前的民族危機和共產黨的積極主張，一掃國內的沉悶政治空氣。要求武裝抵抗日本侵略的熱情空前高漲，到處沸騰起來了。“各地的大資產階級，國民黨的各地黨部，國民革命軍的將領及各地方的軍政長官，也表示了他們的積極，提出了抗戰的要求。全國各黨各派各界各軍到處要求行動的統一，并且到處組織了這類統一救亡的組織，這使全國抗日救亡運動前進了一大步。”⑧

七月十七日，盧溝橋事變后的第十天，蔣介石在廬山發表談話，宣布：“如果戰端一開，就是地無分南北，年無分老幼，無論何人，皆有守土抗戰之責任。”⑨這對蔣介石來說，是一個大的進步。

蔣介石談話發表后，毛澤東很快就表示歡迎，他說：“這個談話，確定了準備抗戰的方針，為國民黨多年以來在對外問題上的第一次正確的宣言，因此，受到了我們和全國同胞的歡迎。”⑩同時，他也清醒地看到蔣介石在對內政策上沒有提出任何改進措施，特別是沒有宣布全國人民的總動員，沒有改革舊的政治機構，沒有提出改良人民生活的綱領，對中國共產黨仍不允許公開活動。這是一個很大的矛盾。

局勢越復雜，對毛澤東說來，仿佛倒越能顯示出他善于在千頭萬緒中迅速抓住要領的本事。蔣介石廬山講話后不到一個星期，毛澤東在七月二十三日發表《反對日本進攻的方針、辦法和前途》一文，旗幟鮮明地提出對付日本的進攻存在著兩種不同的方針、兩套不同的辦法和兩個不同的前途。一種是堅決抗戰的方針，一種是妥協退讓的方針。在堅決抗戰的方針下又必須有一整套的辦法，才能達到目的。這就是：（一）全國軍隊的總動員；（二）全國人民的總動員，給人民以愛國的自由；（三）改革政治機構，使政府和人民相結合；（四）抗日的外交；（五）宣布改良人民生活的綱領，并立即開始實行；（六）國防教育；（七）抗日的財政經濟政策；（八）全中國人民、政府和軍隊團結起來，筑成民族統一戰線的堅固的長城。另一套是同它相反的辦法。毛澤東指出：實行前一種方針和辦法“就一定得一個驅逐日本帝國主義、實現中國自由解放的前途”。實行后一種方針和辦法“就一定得一個日本帝國主義占領中國、中國人民都做牛馬奴隸的前途”。他表示：共產黨人“愿同國民黨人和全國同胞一道為保衛國土流最后一滴血，反對一切游移、動搖、妥協、退讓，實行堅決的抗戰”。

文章又指出，為了這樣做，“中心關鍵在國共兩黨的親密合作”，“團結要是真正的團結，爾詐我虞是不行的”。他強調：“國人應從大道理上好生想一想，才好把自己的想法和做法安頓在恰當的位置。在今天，誰要是在團結兩個字上不生長些誠意，他即使不被人唾罵，也當清夜捫心，有點兒羞愧。”⑾這幾句話正是對國民黨的批評。但是這種批評，正如英國記者貝特蘭所說：“是很坦白的，而且非常誠懇的。顯然他注重的并不是指摘‘缺點’，而是堅持他認為更好的政策，他的正面主張是很充足的。”⑿

在推動國民黨進行全國性抗戰的同時，紅軍參戰的實際準備工作也在加緊進行。七月十四日，毛澤東、朱德已向彭德懷、任弼時等紅軍將領下達“十天準備完畢，待命抗日”的命令。同時要紅軍各路將領到云陽集中，討論紅軍改編問題，并對紅軍參戰、部隊編制等做了周密的部署。聶榮臻回憶道：“到七月中旬，盡管同國民黨政府的談判還沒有結果，我們已經根據黨中央的指示，開始醞釀部隊的改編工作，著手進行開赴前線的準備了。”⒀

隨著華北局勢日趨嚴重，蔣介石仍不肯下達紅軍改編的命令，但幾番催促紅軍迅速出動。七月二十八日，毛澤東、張聞天致電周恩來等，決定：“紅軍八月十五日改編好，二十日出動抗日。”但紅軍“三個師以上必須設總指揮部，朱正彭副，并設政治部，任弼時為主任，鄧小平為副主任（不要康澤），以便指揮作戰”⒁。 


　　由于紅軍即將開赴前線，一個新的問題提到中國共產黨的面前：紅軍在抗日前線應該怎樣作戰？這時周恩來、博古已赴云陽出席紅軍前敵總指揮部召開的紅軍高級干部會議。毛澤東和張聞天致電他們，對會議提出明確的指導意見，其中最重要的是把發展游擊戰爭提到突出的地位。這是一個有著遠大戰略眼光的創見。電報說：“（甲）在整個戰略方針下執行獨立自主的分散作戰的游擊戰爭，而不是陣地戰，也不是集中作戰，因此不能在戰役戰術上受束縛，只有如此才能發揮紅軍特長，給日寇以相當打擊。（乙）依上述原則，在開始階段，紅軍以出三分之一的兵力為適宜，兵力過大，不能發揮游擊戰，而易受敵人的集中打擊，其余兵力依戰爭發展，逐漸使用之。”⒂

同一天，毛澤東和張聞天又致電朱德、周恩來轉彭德懷、任弼時，針對蔣介石已經表露出來的準備將紅軍分割使用、同日軍硬拼消耗、逐步給以削弱以至消滅的企圖，提醒他們：“紅軍抗日出動的路線、出動的兵力、作戰的方法都不應請求蔣介石決定頒發，這些都只能待適當的時機，由我們提出與之商定方不吃虧。”⒃這些意見，對紅軍改編后保持獨立性和黨對這支軍隊的領導有重要意義。

七月三十日，北平、天津相繼陷落。“平津的失守是‘九一八’后中華民族的最大損失，這使中國失去華北與中國西北部的最重要的屏障”⒄。接著，日軍沿平漢、平綏、津浦三條鐵路作扇形推進，向華北地區展開大規模進攻。在日軍的進逼下，蔣介石密邀毛澤東、朱德、周恩來到南京共商國防問題⒅。中共中央決定由朱德、周恩來、葉劍英前往。八月四日，毛澤東和張聞天又電請朱、周、葉到南京后代表中共提出對整個國防問題的建議，指出：“總的戰略方針暫時是攻勢防御，應給進攻之敵以殲滅的反攻，決不能是單純防御。將來準備轉變到戰略進攻，收復失地。”這個方針是中肯的，是切中當時國民黨軍隊戰略上的弊端的。意見中還說：“正規戰與游擊戰相配合，游擊戰以紅軍與其他適宜部隊及人民武裝擔任之，在整個戰略部署下給與獨立自主的指揮權。”“擔任游擊戰之部隊依地形條件及戰況之發展適當使用其兵力，為適應游擊戰性質原則上應分開使用而不是集中使用”。意見最后強調：“發動人民的武裝自衛戰是保證軍隊作戰勝利的中心一環，對此方針游移是必敗之道。”⒆

五日，毛澤東收到紅軍總部從云陽發來的《關于全國對日抗戰及紅軍參戰問題的意見》和《關于紅軍主力出去抗戰的意見》，主張：我們對參戰不遲疑，但要求獨立自主擔任一方面作戰任務，發揮紅軍運動戰、游擊戰、持久戰的優點；不拒絕紅軍主力出動，但要求足夠的補充與使用兵力的自由；不反對開赴察、綏，但要求給便于作戰的察、綏、晉三角地區與便于補充聯絡的后方。毛澤東和張聞天在回電中強調：紅軍擔負的作戰任務應該是“獨立自主的游擊運動戰，鉗制敵人大部分，消滅敵人一部”；要求指定冀察晉綏四省交界地區，而不是三角地區，作為協助友軍作戰的地區；“我們事實上只宜作側面戰，不宜作正面戰，故不宜于以獨當一面的語意提出”；同時，要求本著“按情況使用兵力的原則，在此原則下，承認開拔主力”⒇。顯然，毛澤東對紅軍作戰方針及兵力使用等問題采取慎重的態度。

他所以一再強調這些問題，除考慮到對日作戰的長期性和紅軍自身的特點外，還由于看到蔣介石對待國共關系問題上已表現出許多不正常的現象：一面要紅軍全部出動，一方面卻在陜甘一帶部署了十個師兵力。不久前在南方游擊隊改編時又出現閩粵邊部隊被國民黨軍隊誘騙繳槍的事件，毛澤東認為這是“極嚴重教訓，紅軍各部都應引為深戒”(21)。他還認為：“平津失陷后蔣之困難更加，但抗戰決心與合作誠意增加至何種程度待爾后證明，此時宜緩不宜急，緩則有效，急則無功。”(22)

由于紅軍出兵在即，對有些問題的認識又未必完全一致，毛澤東認為有必要對平津失守后的形勢和黨的任務進行一次全盤的討論，統一思想。他提出：“在紅軍開動時開一次政治局會議，同時討論作戰問題，地點在洛川。”(23)

當時中央政治局成員一時來不及集中，因此，八月九日，在延安的中共中央和各部門負責人先開了一次會。

這是盧溝橋事變發生后，中共中央召開的一次重要會議。會上，由張聞天作報告。毛澤東在會上講話，分析了國內的政治形勢，他十分明確地斷言：“應估計大戰已經到來，新的階段在七月七日晚上即已開始。抗戰已經開始，準備抗戰的階段已經結束。”對國民黨的狀況，他采取有分析的態度，說道：“國民黨轉變已大進一步，離徹底轉變還遠”。“蔣介石的抗戰決心是日本逼起來的，應戰主義是危險的。但這還要很多的工作才能轉變，應戰主義實際是節節退卻”。談到紅軍的下一步行動時，毛澤東說：“紅軍今日以前是準備調動，今日以后是實行開動。紅軍應當是獨立自主的指揮與分散的游擊戰爭，必須保持獨立自主的指揮，才能發揮紅軍的長處，集團的作戰是不行的。同時，還要估計到特別的情形，防人之心不可無，應有戒心，保障紅軍之發展擴大！”在反傾向問題上，毛澤東同意張聞天報告中所指出的：“一是急躁病，二是適應國民黨的適合主義”。提出要“保持組織的獨立性、批評的自由”。(24)

值得注意的是：毛澤東在八月五日和張聞天一起發出的電報中說的是紅軍應當實行“獨立自主的游擊運動戰”，而在僅僅四天后的這次會議上他卻談到“紅軍應當是獨立自主的指揮與分散的游擊戰爭”。可見，游擊戰和運動戰的關系是他在紅軍出動前夜這個關鍵時刻反復思考的關鍵問題。

這次會上，毛澤東還對七月二十三日文章中的抗日八項辦法提出補充，初步形成“十大綱領”。四天后，毛澤東在會見美國女記者海倫·斯諾時，將這個文件交給她。海倫后來回憶：“毛澤東拍案而起，他滿面通紅，兩眼閃光地說：如果有南京政府的合作，這十大綱領就能實現，我們就能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否則，中國就要滅亡！他憤怒地重復著后一句話。”(25)

這次會議為十多天后召開的洛川會議做了準備。 


　　紅軍各部已陸續準備就緒，隨時準備開赴前線。但是，在南京的談判卻并不順利，國民黨方面在各種問題上諸多留難。直到八月十三日淞滬抗戰爆發，談判才出現轉機。

日本軍隊的大舉進攻上海，使抗日戰爭的形勢發生了重大變化。它直接威脅到國民黨統治集團的心臟地區和英、美等國的在華利益，使蔣介石感到不得不進行全國性的抵抗，否則自身的統治也難以保持，于是，在國共談判中表現出較多的合作愿望。周恩來后來回憶：“我同葉劍英參謀長到南京，開始蔣介石還沒有決定給八路軍以名義，但是到上海打響了，他（指蔣介石）從廬山跑回來，覺得這是全面戰爭了，才發表了八路軍的番號，緊跟著又發表了十八集團軍的番號，要我們的軍隊去打仗。”(26)根據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周恩來等同國民黨經過反復談判，終于達成協議：朱德、彭德懷為八路軍正、副總指揮；主力紅軍充任戰略游擊隊，執行側面戰、協助友軍、擾亂與鉗制日軍大部并消滅一部的作戰任務。

這時，在外地的政治局委員已陸續趕回陜北。中共中央認為在洛川召開政治局會議的條件已經成熟。由于會議要討論軍事問題，吸收了前方主要將領參加，實際上成為一次政治局擴大會議。

八月二十日，毛澤東從延安出發前往洛川。會址設在洛川城郊馮家村的一所小學里，這是一個比較偏僻而安全的地方，又正處在延安同前方將領所在的云陽的中間。毛澤東住在村中一座破廟里。蕭勁光回憶說：“黨中央就在這樣一個條件簡陋的小村里，召開了具有偉大歷史意義的洛川會議。”(27)

洛川會議是在八月二十二日至二十五日召開的。會議的議程是：（一）政治任務問題；（二）軍事問題；（三）國共兩黨關系問題。毛澤東在會上做了軍事問題和國共兩黨關系的報告，并作了多次發言。

他分析了抗日戰爭的形勢，指出：現在已經開始政府的抗戰，而且得到人民的擁護，但人民還沒有大規模地參加，這就成為現在的弱點與今后的任務——使成為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戰。“我們的方針最基本的是持久戰，不是速決戰，持久戰的結果是中國勝利。”(28)

關于紅軍的基本任務，他提出了五條：“（一）創造根據地；（二）鉗制與消滅敵人；（三）配合友軍作戰（戰略支援任務）；（四）保存與擴大紅軍；（五）爭取民族革命戰爭領導權。”并且說明：前四條是要實現的，后一條是要爭取的。他著重談了紅軍的戰略方針，那就是：“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爭（包括有利條件下消滅敵人兵團與在平原發展游擊戰爭，但著重于山地）”。這種獨立自主是在統一戰略下的“相對的獨立自主”。游擊戰爭的作戰原則是：“分散以發動群眾，集中以消滅敵人，打得贏就打，打不贏就走。”(29)

毛澤東在洛川會議上明確地提出紅軍在抗日戰爭現階段的戰略方針以游擊戰爭為主。這是一個重大的戰略轉變。中國共產黨的軍事戰略，從國內戰爭到抗日戰爭前期，經歷過兩次戰略轉變：第一次是國內游擊戰爭向國內正規戰爭的轉變，這個轉變曾遇到很大的困難；第二次是國內正規戰爭向抗日游擊戰爭的轉變。毛澤東一年多后在中共六屆六中全會上談到后一次戰略轉變時說：這個轉變是處于兩個不同的戰爭過程之間，是在敵人、友軍、戰場都有變化的特殊情況下進行的一個極其嚴重的轉變。“在這些特殊的情況下，必須把過去的正規軍和運動戰，轉變成為游擊軍（說的是分散使用，不是說的組織性和紀律性）和游擊戰，才能同敵情和任務相符合。但是這樣的一個轉變，便在現象上表現為一個倒退的轉變，因此這個轉變應該是非常困難的。”(30)這一轉變，對整個抗日戰爭的堅持、發展和勝利，對中國共產黨的前途，關系非常之大。毛澤東在抗日戰爭剛剛開始、紅軍還沒有開赴前線的時候，在仔細考察并分析了主客觀實際情況后，便明確地及時地提出要實行這個戰略轉變，充分表現了他的遠見卓識。

關于國共關系，他指出現在統一戰線正在成熟中，但國民黨還在限制和破壞我們，我們是繼續有原則地讓步，即保持黨和紅軍的獨立性，要有自由，而采取不決裂的方針。根據大革命失敗的教訓，“獨立性是組織的、政治的獨立問題兩方面”(31)。

在會上，毛澤東還提出，主力部隊開赴前線后，要留下一支部隊鞏固陜甘寧根據地，使它成為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力量的大本營。這支部隊稱為留守兵團，以后在保衛陜甘寧根據地的斗爭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會議在民主的氣氛中進行討論。來自不同崗位的與會者對毛澤東提出的黨對紅軍的領導、堅持獨立自主的指揮原則、開展山地游擊戰及紅軍擔負的任務等問題，取得了一致意見。對游擊戰和運動戰的關系，會上有些不同意見，但由于紅軍急于出發，沒有展開充分的討論。出席這次會議的蕭勁光回憶道：

“洛川會議上在討論軍事指導方針中盡管意見不同，但出發點都是一個，就是如何在出征以后更有利地打擊敵人，更有利于我軍的發展壯大。當然，它也說明同志們在當時對中國革命戰爭的規律性、對抗日游擊戰爭的戰略地位問題在認識上有差異。在以后抗日戰爭的實踐中，逐步證明了毛澤東同志的意見是正確的，是高瞻遠矚的。”(32)

為了適應戰爭形勢的需要，會議決定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成員增加為十一人，書記是毛澤東，副書記是朱德、周恩來。

會議還通過了《中央關于目前形勢與黨的任務的決定》、《抗日救國十大綱領》和毛澤東為中央宣傳部門起草的宣傳鼓動提綱《為動員一切力量爭取抗戰勝利而斗爭》。毛澤東認為這次通過的《抗日救國十大綱領》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他在發言中作了說明：“兩個政策，兩個前途——單純政府的抗戰政策與我們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戰政策。爭取堅持抗戰，爭取勝利的前途，避免大分裂、大叛變。”“目前極需要把國共兩黨區別清楚。十大綱領的提出，就是與國民黨單純抗戰的區別。”(33)這些，同他在《反對日本進攻的方針、方法和前途》中的看法是相連貫的。以后一個月中的種種事實，使他對問題看得更清楚了，意見也更完備了。

洛川會議結束后，中共中央又在八月二十七日組織了一次座談會，座談會所討論的，是毛澤東正在思考中的更深層次的問題。討論的題目中，第一個就是：在統一戰線中，是共產黨吸引國民黨，還是國民黨吸引共產黨？毛澤東在座談會上先作了說明。他說：“兩個階級的企圖，各在自己階級立場上出發。”“無產階級的政治和組織程度比資產階級高，所以統一戰線由無產階級提出。”他把這一次國共合作同第一次作了比較，認為那時孫中山、廖仲愷所代表的國民黨左派要勇敢些，現在的國民黨當局更膽小些，更小氣些，而且是自覺地來限制我們。他們正在統一戰線的長期過程中，有計劃地吸引共產黨，從各方面影響你，以幾千條線索來套我們。我們有些人容易上當，要有自覺，要使農民與小資產階級隨著我黨走。國民黨內也有些人動搖于國共兩黨之間，共產黨吸引國民黨的條件是存在著的。“兩黨互相吸引的問題，要在斗爭中來解決。”(34)他在座談會結束時著重強調，統一戰線建立以后，主要危險是右傾機會主義，在各方面表現出來的就是投降主義傾向，要注意對黨內加強教育。

為什么毛澤東在抗日戰爭初期就尖銳地提出這個問題？這是當時已經出現的大量事實在他頭腦中引起的反應。兩個月后，毛澤東回顧這一時期的情況：

“一方面，中國資產階級的妥協性，國民黨實力上的優勢，國民黨三中全會的宣言和決議對于共產黨的污蔑和侮辱以及所謂‘停止階級斗爭’的叫囂，國民黨關于‘共產黨投降’的衷心愿望和廣泛宣傳，蔣介石關于統制共產黨的企圖，國民黨對于紅軍的限制和削弱的政策，國民黨對于抗日民主根據地的限制和削弱的政策，國民黨七月廬山訓練班提出的‘在抗日戰爭中削弱共產黨力量五分之二’的陰謀計劃，國民黨對共產黨干部所施行的升官發財酒色逸樂的引誘，某些小資產階級急進分子在政治上的投降舉動（以章乃器為代表），等等情況。”

“另一方面，共產黨內理論水平的不平衡，許多黨員的缺乏北伐戰爭時期兩黨合作的經驗，黨內小資產階級成分的大量存在，一部分黨員對過去艱苦斗爭的生活不愿意繼續的情緒，統一戰線中遷就國民黨的無原則傾向的存在，八路軍中的新軍閥主義傾向的發生，共產黨參加國民黨政權問題的發生，抗日民主根據地中的遷就傾向的發生，等等情況。”(35)

由于存在著這兩方面的嚴重的情況，他認為，必須尖銳地提出誰領導誰的問題，必須堅決地反對民族的和階級的投降主義。否則，中國共產黨和它所領導的軍隊就可能被國民黨吸引過去，被溶化或消滅掉，中華民族抗日戰爭的勝利前途也會被葬送掉。 


　　由于大敵當前，放在中國共產黨和紅軍面前的最緊迫的現實課題，還是紅軍迅速完成改編，開赴抗日戰爭前線，打擊日本侵略者。

八月二十二日，洛川會議的前一天，蔣介石正式發表朱德、彭德懷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總指揮、副總指揮。二十五日，毛澤東、朱德、周恩來以中共中央軍委主席和副主席的名義發布命令，宣布紅軍改名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九月改稱第十八集團軍），朱德任總指揮，彭德懷任副總指揮，任弼時為政治部主任，鄧小平為副主任，葉劍英為參謀長，左權為副參謀長。第八路軍下轄三個師：第一一五師，第一二○師，第一二九師。命令指出各師改編為國民革命軍后，必須加強黨的領導，保持和發揚十年斗爭的光榮傳統，堅決執行黨中央與軍委會的命令，為黨的路線及政策而斗爭。

為了在組織上確保中國共產黨對八路軍的絕對領導，八月二十九日，中共中央軍委決定，成立前方軍分會（后稱華北軍分會），以朱德、彭德懷、任弼時等九人組成。朱德為書記，彭德懷為副書記。十月十日，中共中央軍委又決定，成立軍委總政治部，毛澤東代理主任。

八月三十日，毛澤東由洛川回到延安。

這時，紅軍主力師已改編完畢，從九月二日起，陸續從山西開赴華北前線。

同日本軍隊作戰，對八路軍來說，是一次新的嚴峻考驗。紅軍雖然已有十年內戰的經驗，但從來沒有同具有現代軍事裝備的帝國主義國家軍隊交過手。八路軍的作戰方針雖已在洛川會議上確定下來，但還需要在實戰中充實、檢驗和完善。八路軍出動到華北作戰的情況如何，不僅關系到自身的生存和發展，而且關系到抗日戰爭能否取得勝利。因此，洛川會議結束后的兩個多月里，毛澤東幾乎以全部精力指導八路軍在華北的作戰。

取道山西開赴抗日前線，是毛澤東在八月中旬已經確定下來的。為什么先開入山西？毛澤東有幾方面的考慮：第一，山西是八路軍開赴前線最便捷的地方，又是居高臨下地俯瞰河北平原的地方，可以有力地牽制華北日軍的行進。憑借山西寬闊、險峻而復雜的地形，不僅有利于阻滯日軍機械化部隊的前進，而且有利于八路軍開展山地游擊戰，消滅敵人。正如任弼時所說：“山西方面地形交通限制了敵人的長處，恰又補足我們的短處，便利于我們的防守，持久斗爭與打擊敵人。”(36)第二，山西是地方實力派首領閻錫山的統治地區。他同日本侵略者和蔣介石之間既有聯系，又有錯綜復雜的矛盾。日本侵略軍攻陷平津后向山西大舉進攻，嚴重威脅了他在山西的統治地位。蔣介石的軍隊開入山西，又使他深恐自己的地盤將落入他人之手。因此，他作出一些開明的姿態，想拉中國共產黨和八路軍做他的暫時同盟者。早在一九三六年底，中共黨員薄一波等經北方局同意同閻錫山建立了聯系。七七事變后，閻錫山又答應毛澤東向他提出的建立公開的八路軍駐晉辦事處的要求，并且同意八路軍經山西開赴前線。第三，當時國民黨企圖將八路軍“分割”使用，規定八路軍以兩個師由渭南上車經風陵渡、同蒲路到代縣附近下車，開往蔚縣一帶集中。另外一個師沿隴海鐵路轉平漢鐵路到河北徐水下車，開往冀東玉田、遵化一帶開展游擊戰爭。毛澤東敏銳地察覺：這樣做，是“分路出動，使不集中，強使聽命”(37)，“包含著極大陰謀，決不能認為有利，堅決不能同意”。(38)因此，他提出“紅軍為安全計，為蔭蔽計，為滿足晉綏渴望計，決走韓城渡河，在侯馬上車到大同集中，再轉至懷來，蔚縣，決不走平漢路”，(39)把八路軍三個師都放在山西，以便于統一領導，相互策應，避免因力量分散而遭遇不測。

為了落實八路軍進入山西作戰的事宜，九月初，毛澤東派周恩來和彭德懷一起到太原同閻錫山當面商談，可見他對這次行動的極度重視。

當時迫切需要解決的，是八路軍開入山西后的作戰區域問題。這就像下棋一樣，開始時的布局是否恰當，對以后局勢的發展有著至關重要的影響。

毛澤東和張聞天在八月初曾考慮八路軍出師后集中部署在以恒山山脈為中心的冀察晉綏四省交界地區。但當八路軍開赴出西時，華北局勢已發生變化。日本侵略軍發動了強大的鉗形攻勢：在北路，沿平綏鐵路西進，在攻占張家口后折而南下，已于九月十三日占領晉北重鎮大同；在東路，沿正太鐵路向西推進；準備兩路會合，奪取太原。如果仍按原有設想行動，一旦出現這種情況，就可能使八路軍的全部主力陷于日軍的鉗形包圍圈內，這當然是十分不利的。毛澤東看清山西戰局可能發生的這種重大變化，及時改變原定部署，要求將八路軍的三個師分別部署在晉東北、晉西北、晉南，再圖發展。他在九月十六日致電正率領八路軍總部準備東渡黃河的朱德、任弼時提出：“擬以百十五師位于晉東北，以五臺為活動重心，暫時在靈丘、淶源，不利時逐漸南移，改以太行山脈為活動區。以百二十師位于晉西北，以管涔山脈及呂梁山脈之北部為活動地區。以百二十九師位于晉南以太岳山脈為活動地區。”(40)這幾個地區，后來成為八路軍在山西敵后堅持抗戰的主要支撐點。

第二天，毛澤東致電朱德、彭德懷等，對改變部署的原因作了進一步的說明：“此時如依原計劃執行，將全部處于敵之戰略大迂回中，即使第二步撤向太行山脈，亦在其大迂回中（設想敵占太原之情況下），將完全陷入被動地位。”(41)兩天后他又提醒：“敵于太原，志在必得，此時部署應遠看一步。”(42)

在八路軍出師后不到半個月內，毛澤東根據局勢的發展，及時調整了八路軍作戰區域的部署，這對八路軍實行戰略展開，合理布局，創建華北敵后抗日根據地產生了極為深遠的意義。

八路軍開赴前線后，毛澤東關心的另一個焦點是：部隊在實戰中能不能堅定不移地執行洛川會議確定的“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方針。

實行這樣重大的戰略轉變，是很不容易的。這不僅因為紅軍在十年內戰后期已習慣于正規軍和運動戰，一時不容易改變過來；還因為抗日戰爭爆發后，不少人十分興奮，對戰爭的長期性和艱巨性認識不足，急于想打一些大仗。聶榮臻回憶道：“在洛川會議上討論作戰方針時，曾出現過不贊同游擊戰而主張打運動戰的分歧意見，他（引者注：指毛澤東）擔心部隊挺進前線后，一些同志蠻干。”(43)毛澤東還擔心：“整個華北都是危如累卵。個別同志對于這種客觀的必然的趨勢似乎還沒有深刻的認識，被暫時情況所誘惑，如果這種觀點不變，勢必紅軍也同閻錫山相似，陷入于被動的、應付的、挨打的、被敵各個擊破的境遇中。”(44)

對關鍵性問題，毛澤東歷來是緊抓不放的。在九月中下旬，他接連五次致電前方，提醒他們要以最大決心實現這個戰略轉變。九月二十一日，毛澤東致電彭德懷：“今日紅軍在決戰問題上，不起任何決定作用，而有一種自己的拿手好戲，在這種拿手戲中，一定能起決定作用。這就是真正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不是運動戰）。要實行這樣的方針，就要戰略上有有力部隊處于敵之翼側，就要以創造根據地發動群眾為主，就要分散兵力，而不是以集中打仗為主。集中打仗則不能做群眾工作，做群眾工作則不能集中打仗，二者則不能并舉。然而只有分散做群眾工作，才是決定地制勝敵人援助友軍的唯一無二的辦法，集中打仗在目前是毫無結果之可言的。”他強調：“目前情況與過去國內戰爭根本不同，不能回想過去的味道”。他要彭德懷“對于個別同志不妥當的觀點，給予深刻的解釋，使戰略方針歸于一致”。(45)

九月二十五日，他又致電周恩來和北方局負責人劉少奇、楊尚昆，明確提出整個華北工作“應以游擊戰爭為唯一方向”，一切工作應環繞于游擊戰爭。他指出：“華北正規戰如失敗，我們不負責任。但游擊戰爭如失敗，我們需負嚴重的責任。”(46)

為了堅持敵后的游擊戰爭，毛澤東又提出一個重要問題：必須建立起鞏固的抗日根據地。如果游擊戰爭只是單純的軍事行動，而同當地群眾的經濟政治要求相脫離，不能取得他們的全力支持；那末，要開展廣泛的游擊戰爭，并且在戰爭中不斷得到發展壯大，是不可能做到的。不久，毛澤東在總結華北游擊戰爭和根據地的關系時指出：“游擊戰爭的根據地是什么呢？它是游擊戰爭賴以執行自己的戰略任務，達到保存和發展自己、消滅和驅逐敵人之目的的戰略基地。沒有這種戰略基地，一切戰略任務的執行和戰爭目的的實現就失掉了依托。無后方作戰，本來是敵后游擊戰爭的特點，因為它是同國家的總后方脫離的。然而，沒有根據地，游擊戰爭是不能夠長期地生存和發展的，這種根據地也就是游擊戰爭的后方。”(47)

毛澤東的反復闡明和耐心說服，使許多干部加深了把游擊戰爭提高到戰略高度和創建敵后抗日根據地重要性的認識。聶榮臻在回憶錄中寫道：“受命之際，讀到毛澤東同志的這些電報，感到很重要，很親切，特別是對深入敵后，創建抗日根據地，開展游擊戰爭，堅持長期抗戰的思想，更為明確了。同時也覺得，他的這些電報，對洛川會議所確定的戰略方針是堅定不移的，唯恐在行動中由于思想不統一而出現偏差。”(48)

毛澤東在戰略方針的重大決策一旦作出后，確實是堅定不移的，不會因某些一時或局部的因素而輕易改變這種決心。同時，他又密切注意研究變化著的情況，不斷總結經驗，使作出的決策得到豐富和完善，使它更符合實際情況。九月二十五日，八路軍一一五師利用有利的時間和地形條件，集中兵力發動平型關戰斗，取得了中國軍隊自抗戰以來的首次大捷。戰斗前，毛澤東已同意前方提出的想以一旅集中、相機給敵以打擊、暫時不分散的意見(49)。戰斗勝利的喜訊傳到延安后，毛澤東十分高興，立即致電前方，慶賀這一勝利。根據平型關戰斗的經驗，毛澤東又進一步明確地提出八路軍作戰的“根本方針是爭取群眾，組織群眾的游擊隊。在這個總方針下，實行有條件的集中作戰”。(50)十月二十五日，毛澤東同英國記者貝特蘭談話時說：“現在八路軍采用的戰法，我們名之為獨立自主的游擊戰和運動戰。”(51)以后，他在《論持久戰》中，總結十個月來華北抗戰的經驗，把八路軍作戰的戰略原則確定為：“基本的是游擊戰，但不放松有利條件下的運動戰。”(52)這個提法，同洛川會議的規定是前后一貫的，而在具體表述上又更加完備了。

十月初，華北局勢進一步惡化。日軍占領保定，河北正面戰場的抗戰基本結束。在側翼遭受嚴重威脅的情況下，國民黨軍隊放棄雁門關至平型關的內長城防線，退守太原的北方門戶忻口。

為了協助友軍作戰，毛澤東仔細研究華北戰局后，在十月六日致電周恩來、朱德、彭德懷等，要他們轉告山西軍事當局：敵人占領石家莊后，將向西面進攻，因此龍泉關、娘子關兩點應集結重兵堅守，以便主力在太原以北取得勝利；在正面忻口地區的守備和出擊中，出擊是主要的。并提出：八路軍一一五師、一二○師主力將擔任從東、西兩方破壞忻口地區日軍的側后縱深地區；一二九師主力或全部將使用于正太鐵路，發動群眾，配合娘子關守軍作戰。(53)

根據毛澤東的指示，八路軍各主力師在忻口戰役期間有力地配合了友軍的行動。第一二○師一度收復雁門關，伏擊日軍輜重部隊，截斷了從大同經雁門關到忻口的交通。第一一五師主力奪回平型關，并收復淶源、定縣等七座縣城，切斷了日軍從張家口經平型關到忻口的交通線。忻口前線日軍只能主要靠空運來維持給養。第一二九師陳錫聯團又在十月十九日乘黑夜突然襲擊陽明堡日軍機場，焚毀日機二十余架。日軍的機械化部隊的行動，依賴后方供給的程度很大。八路軍各部隊的行動，使日軍的后方補給線陷于半停頓狀態，對正面防守忻口的友軍是有力的配合和援助。

在忻口戰役期間，右翼晉軍有十個團撥歸朱德、彭德懷統一指揮。毛澤東就如何對待這部分友軍，在十月四日致電朱德、彭德懷、任弼時等，叮囑道：“我們對于國民黨交給我們指揮之部隊，應采取愛護協助態度，不使他們擔任最危險的任務，不使他們給養物資缺乏。對作戰應使主要打幾個小勝仗，對動員民眾應詳告以政策、方法，對他們多取商量，表示殷勤愛護之意，力戒輕視、忽視、譏笑、漠不關心及把他們置于危險地位等錯誤態度。”(54)毛澤東要求他們對全軍指戰員進行教育，徹底執行這一方針。在東線，當娘子關告急時，八路軍第一二九師也救出了被日軍包圍的友軍曾萬鐘部一千多人。

忻口戰役是抗戰初期華北戰場上作戰規模最大、戰斗最激烈的一次戰役，將南下的日軍主力擋住了二十一天。這次戰役，也是抗戰初期國共兩黨領導的軍隊密切配合作戰最為成功的一次。由于國共雙方在這次戰役中誠意合作，取得了較好的戰果。

十月中旬，日軍主力占領石家莊后沿正太鐵路西進，包抄忻口的后方。二十八日，娘子關失守。三十一日，閻錫山下令放棄忻口。十一月八日，太原失守。華北戰場的抗日戰爭進入一個新的階段。

正確的領導，在于能有預見。毛澤東自己在中共七大的結論中生動地說過：“坐在指揮臺上，如果什么也看不見，就不能叫領導。坐在指揮臺上，只看見地平線上已經出現的大量的普遍的東西，那是平平常常的，也不能算領導。只有當著還沒有出現大量的明顯的東西的時候，當桅桿頂剛剛露出的時候，就能看出這是要發展成為大量的普遍的東西，并能掌握住它，這才叫領導。”(55)抗戰爆發以來的短短幾個月時間內，毛澤東顯示了他對未來事態的發展總能比別人先見一著，對各種錯綜復雜的新問題都能及時提出明確而切合實際的對策，這就表現出他卓越的領導才能。 


　　① 《中國共產黨為日軍進攻盧溝橋通電》，《解放》第1卷第10期，解放周刊出版社1937年版。

② 《蕭勁光回憶錄》，解放軍出版社1987年5月版，第200頁。

③ 毛澤東致張云逸的電報，1937年7月14日。

④ 毛澤東致張云逸的電報，1937年7月15日。

⑤ 洛甫、毛澤東致葉劍英的電報，1937年7月9日。

⑥ 毛澤東、朱德、彭德懷、賀龍、林彪、劉伯承、徐向前致葉劍英電，1937年7月14日。

⑦ 《新中華報》，1937年7月19日。

⑧ 《張聞天選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8月版，第152頁。

⑨ 《先總統蔣公全集》第1冊，臺灣中國文化大學中華學術院編印，第1064頁。

⑩ 《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344頁。

⑾《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346、348頁。

⑿詹姆斯·貝特蘭：《華北前線》，新華出版社1986年7月版，第111頁。

⒀《聶榮臻回憶錄》（中），解放軍出版社1984年8月版，第338頁。

⒁洛甫、毛澤東致周恩來、博古、林伯渠電，1937年7月28日。

⒂洛甫、毛澤東致周恩來、博古、林伯渠電，1937年8月1日。

⒃洛甫、毛澤東致朱德、周恩來轉彭德懷、任弼時電，1937年8月1日。

⒄《張聞天選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8月版，第150頁。

⒅毛澤東致周恩來電，1937年8月1日。

⒆洛甫、毛澤東致周恩來、朱德、葉劍英電，1937年8月4日。

⒇洛甫、毛澤東致朱德、周恩來、博古、林彪、彭德懷、任弼時電，1937年8月5日。

(21)毛澤東致葉劍英、彭德懷、任弼時電，1937年8月4日。

(22)毛澤東、洛甫致周恩來、博古并告葉劍英電，1937年8月1日。

(23)洛甫、毛澤東致彭德懷、任弼時電，1937年8月8日。

(24)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會議上的發言記錄，1937年8月9日。

(25)《一個美國女記者在中國的冒險（續）》，《瞻望》，1985年第48期。

(26)《周恩來選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12月版，第195—196頁。

(27)《蕭勁光回憶錄》，解放軍出版社1987年5月版，第202頁。

(28)毛澤東在洛川會議上的發言記錄，1937年8月24日。

(29)毛澤東在洛川會議上的報告，1937年8月22日。

(30)《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551頁。

(31)毛澤東在洛川會議上的報告記錄，1937年8月22日。

(32)《蕭勁光回憶錄》，解放軍出版社1987年5月版，第204頁。

(33)毛澤東在洛川會議上的發言記錄，1937年8月24日。

(34)毛澤東在中共中央召開的座談會上的發言記錄，1937年8月27日。

(35)《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392頁。

(36)《任弼時選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9月版，第137頁。

(37)洛甫、毛澤東致博古、林伯渠、彭德懷、任弼時電，1937年8月18日。

(38)洛甫、毛澤東致周恩來、葉劍英電，1937年8月18日。

(39)毛澤東致張沖轉朱德、周恩來電，1937年8月17日。

(40)毛澤東致朱德、任弼時電，1937年9月16日。

(41)毛澤東致朱德、彭德懷、任弼時、林彪、聶榮臻、賀龍、關向應、劉伯承、徐向前電，1937年9月17日。

(42)毛澤東致彭德懷電，1937年9月19日。

(43)《聶榮臻回憶錄》（中），解放軍出版社1984年8月版，第359頁。

(44)毛澤東致彭德懷電，1937年9月21日。

(45)毛澤東致彭德懷電，1937年9月21日。

(46)毛澤東致周恩來、劉少奇、楊尚昆電，1937年9月25日。

(47)《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418頁。

(48)《聶榮臻回憶錄》（中），解放軍出版社1984年8月版，第360頁。

(49)毛澤東致彭德懷電，1937年9月21日。

(50)毛澤東致周恩來、朱德、彭德懷、任弼時電，1937年9月29日。

(51)《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378—379、500頁。

(52)《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378—379、500頁。

(53)毛澤東致周恩來、朱德、彭德懷等電，1937年10月6日。

(54)毛澤東致朱德、彭德懷、任弼時的電報，1937年10月4日。

(55)《毛澤東在七大的報告和講話集》，中央文獻出版社1995年4月版，第200、20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