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一”建軍節重溫毛澤東的戰略思想（上）
——1962年中美蘇三國博弈及其總結
張文木
【作者按：1962年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之後內政外交最困難的一年，同時也是毛澤東同志領導的中國共產黨的國家戰略能力發揮極為傑出的一年。面對來自東南、西南和西北三面“雪壓冬雲白絮飛，萬花紛謝一時稀”的險惡環境，毛澤東同志舉重若輕，敢於亮劍，也善於亮劍，用力不多，卻有效地震退了周邊所有明火執仗的反華勢力，一舉打開外交難局。今天中國正在經歷自毛澤東時代偉大成就基礎上的新崛起，這必然再次招致國際反華勢力對中國新的圍攻。因此，研究並總結20世紀60年代初中國、美國、蘇聯三大國博弈及其經驗並從中體會和學習毛澤東戰略戰術，對中國的未來是有益的。下面的內容選自張文木新著《全球視野中的中國國家安全戰略》（山東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三章第四節。
謹以此文紀念中國人民解放軍“八一”建軍節。】
全文目錄
一、雪壓冬雲：20世紀60年代中國內政外交遇到絕大的困難
二、毛澤東東南明修“棧道”，美即對蔣施加壓力
三、毛澤東引而不發，東南美蔣已勢同水火；蔣介石要“重新考慮”美臺《共同防禦條約》
四、毛澤東西南“敲山”，中國對印自衛反擊戰與美蘇古巴導彈危機同起同落
五、毛澤東東南“震虎”，美對蔣“反攻”計畫更加悲觀
六、1962：中國、美國、蘇聯三大國博弈及其後果的基本總結
一、雪壓冬雲：20世紀60年代中國內政外交遇到絕大的困難
1959年至1961中國國內經濟發生嚴重的困難。糧食，1960年是2870億斤，比1957年的3900億斤減少1030億斤，低於1952年的水準；棉花生產1960年是1600萬擔，比1957年的3280萬擔減少1680萬擔；鋼的生產1960年雖然達到1860萬噸，比1957年的530萬噸增加了1330噸，但到1961年很快下降到870萬噸，比1960年減少960萬噸。工農業經濟困難加重了市場供應緊缺。糧食消費1957年全國人均406斤，1960年降為372斤，減少79斤。棉布、針織品的消費量也明顯下降。吃、穿、用物資均感不足，職工實際生活水平下降約30%。
1961年，中國工農業總產值1621億元，比上年下降31％。其中，工業總產值1062億元，比上年下降38.2％；農業總產值559億元，比上年下降2.4％。工農業主要產品產量：鋼，870萬噸，比上年下降53.2％；煤，27800萬噸，比上年下降30％；發電量，480億度，比上年下降19.2％。糧食，14750萬噸，比上年增長2.8％；棉花，80萬噸，比上年下降24.7％；油料，181.4萬噸，比上年下降6.5％。基本建設投資總額127.42億元，比上年下降67.2％。社會商品零售總額607.7億元，比上年下降12.8％。國家財政總收入356.1億元，總支出367億元，赤字10.9億元。
1962年，中國農業形勢略有好轉。當年工農業總產值1504億元（按1957年不變價格計算，下同)，比上年下降10.1％。其中，工業總產值920億元，比上年下降16.6％；農業總產值584億元，比上年增長6.2％。工農業主要產品產量：鋼667萬噸，比上年下降23.3％；煤，22000萬噸，比上年下降20.9％；發電量，458億度，比上年下降4.6％；糧食，16000萬噸，比上年增長8.5％；棉花，75萬噸，比上年下降6.2％；油料，200.3萬噸，比上年增長10.5％。基本建設投資總額71.26億元，比上年下降44.1％。社會商品零售總額604億元，比上年下降0.6％。國家財政總收入313.6億元，總支出305.3億元，結餘8.3億元。
更為嚴重的是，由於生活消費品的嚴重短缺導致非正常死亡人數增加。三年困難時期最困難的省份是河南、山東、山西、安徽等省，“在這些省份中，安徽可能是人口減少最嚴重的。”
1959年3月19日，與臺灣國民黨準備“反攻計畫”東西呼應，中國西藏發生武裝叛亂，達賴喇嘛逃往印度。4月27日，印度總理尼赫魯在人民院就西藏局勢發表講話，鼓吹召開新德里、北京、拉薩三方的所謂“圓桌會議”。
1962年毛澤東在武漢東湖住地閱讀《解放軍報》
中蘇兩黨兩國關係嚴重惡化。
1959年1月3日至21日，蘇聯部長會議第一副主席米高揚在美國度假期間會晤美國總統艾森豪、副總統尼克森和國務卿杜勒斯。1月27日至2月5日，蘇共二十一次代表大會召開，宣稱把世界戰爭排除在社會生活之外的現實可能性業已產生。6月，蘇聯政府單方面撕毀了中蘇於1957年簽訂的國防新技術協定，拒絕向中國提供原子彈樣品和生產原子彈的技術資料。與此同時，中印邊境軍事磨擦日增。9月9日塔斯社發表一篇關於中國和印度邊界武裝衝突的聲明，公開偏袒印度一方，並隨後給印度15億盧布的貸款。9月15日，為赫魯曉夫訪美，與艾森豪舉行會談，推銷蘇美合作共同主宰世界的方針。9月30日至10月2日，赫魯曉夫訪問北京，指責中國共產黨，干涉中國內部事務。兩黨兩國關係惡化。1960年7月始，蘇聯不斷在中蘇邊界尋釁。1961年，正值中國經濟最困難的時期，蘇聯要求中國本息一起償還抗美援朝時蘇聯援華軍事物資的貸款。1962年4、5月間，蘇聯當局通過其駐中國新疆的機構和人員，在伊犁、塔城地區引誘和脅迫數萬名中國公民流入蘇聯境內。10月20日，印度軍隊又從南面對中國領土發動大規模全線進攻，中國被迫進行自衛反擊戰。此後中印關係全面惡化。1963年起，蘇聯大量增兵中蘇邊境，對中國北疆形成新的軍事壓力。如果再考慮到東南方面蔣介石也利用中國內政外交的困難積極準備其“反攻大陸的計劃”。中國從東南、西南、北方三面安全驟然形成共振性惡化形勢。美國學者費正清在書中說：“在北京看來，在1962年夏天融匯成了一種互相配合的威脅。”中華人民共和國遇到“萬花紛謝一時稀”的艱難處境。
1962年毛澤東在武漢東湖住地閱讀《解放軍報》
中蘇兩黨兩國關係嚴重惡化。
1959年1月3日至21日，蘇聯部長會議第一副主席米高揚在美國度假期間會晤美國總統艾森豪、副總統尼克森和國務卿杜勒斯。1月27日至2月5日，蘇共二十一次代表大會召開，宣稱把世界戰爭排除在社會生活之外的現實可能性業已產生。6月，蘇聯政府單方面撕毀了中蘇於1957年簽訂的國防新技術協定，拒絕向中國提供原子彈樣品和生產原子彈的技術資料。與此同時，中印邊境軍事磨擦日增。9月9日塔斯社發表一篇關於中國和印度邊界武裝衝突的聲明，公開偏袒印度一方，並隨後給印度15億盧布的貸款。9月15日，為赫魯曉夫訪美，與艾森豪舉行會談，推銷蘇美合作共同主宰世界的方針。9月30日至10月2日，赫魯曉夫訪問北京，指責中國共產黨，干涉中國內部事務。兩黨兩國關係惡化。1960年7月始，蘇聯不斷在中蘇邊界尋釁。1961年，正值中國經濟最困難的時期，蘇聯要求中國本息一起償還抗美援朝時蘇聯援華軍事物資的貸款。1962年4、5月間，蘇聯當局通過其駐中國新疆的機構和人員，在伊犁、塔城地區引誘和脅迫數萬名中國公民流入蘇聯境內。10月20日，印度軍隊又從南面對中國領土發動大規模全線進攻，中國被迫進行自衛反擊戰。此後中印關係全面惡化。1963年起，蘇聯大量增兵中蘇邊境，對中國北疆形成新的軍事壓力。如果再考慮到東南方面蔣介石也利用中國內政外交的困難積極準備其“反攻大陸的計劃”。中國從東南、西南、北方三面安全驟然形成共振性惡化形勢。美國學者費正清在書中說：“在北京看來，在1962年夏天融匯成了一種互相配合的威脅。”中華人民共和國遇到“萬花紛謝一時稀”的艱難處境。
1959年赫魯曉夫攜夫人訪美，戴禮帽者為美國總統艾森豪
外交方面，1962年，新中國周邊也是險象環生。
在西南方面，1962年4月21日、30日，中國政府先後兩次照會印度政府，強烈抗議印度軍隊連續侵入中國新疆地區並設立新的軍事據點。5月11日至28日，印度軍隊不斷入侵中國西藏西部地區和東部朗久地區，並在中國境內增設軍事據點。中國政府於11日、19日、28日照會印度政府，提出嚴重抗議。7月22日，中國政府就印度軍隊侵入中國新疆奇普恰河谷地區，並向中國邊防哨所發動武裝攻擊一事，向印度提出強烈抗議。9月13日至27日，印度軍隊又越過“麥克馬洪線”，在中國西藏扯東地區設立軍事據點，並不斷向中國邊防部隊開火，打死打傷中國邊防戰士多人，9月21日，中國政府向印度政府提出強烈抗議。
在東南方面，美澳新條約組織在坎培拉舉行部長理事會，決定出兵泰國，以對越南和老撾施加軍事壓力。5月15日，美國總統肯尼迪命令派5000名海軍陸戰隊員往泰國。與之配合，臺灣蔣介石也調兵遣將，積極準備“反攻大陸”。
在西北方面，4月至5月間，蘇聯也利用中國國內經濟的困難形勢，通過其駐在中國新疆的機構和人員，在伊犁地區引誘和脅迫數萬名中國公民到蘇聯境內。
這迫使正在經歷經濟困難的中國政府不得不將軍事鬥爭，尤其是西南方向的軍事自衛反擊工作提到議事日程，決定自4月氣候好轉後，由中國人民解放軍新疆部隊在西段邊界線恢復巡邏，並重新建立一些哨所。另外，根據中央指示，中國邊防部隊由西藏軍區司令張國華、副司令員鄧少東、趙文進和副政治委員呂義山等組成東段指揮部；西藏軍區政治委員譚冠三、副司令員陳明義、副政治委員詹化雨和參謀長王亢等在拉薩指揮所主持工作。新疆邊防部隊組成了以南疆軍區司令員何家產負責的西段指揮部。面對印度的咄咄攻勢，西南戰爭迫在眉睫。
二、毛澤東東南明修“棧道”，美即對蔣施加壓力
為了保障西線自衛戰勝利，中共中央在東南臺海一帶增兵佈防。毛澤東這一僅用於聲東擊西的軍事調動立即使美國緊張，認為它是“自朝鮮戰爭以來此種類型最大規模的軍事調動”。1962年6月18日，情報和研究局局長希爾斯曼就“中共的軍隊調動”寫給國務卿臘斯克的報告要求國務卿“嚴肅看待中共的意圖”，認為“不能排除中共正為突然地竭盡全力地奪取金門或馬祖，或兩者兼而有之而做準備，大概使用他們在1958年所沒有的裝備”。同時報告認為這會再次加劇美蔣矛盾：
這次中共在金門和馬祖對面的軍事集結不僅使沿海島嶼本身的問題，而且也使蔣介石“反攻”大陸的意圖問題成為重點。一次美國與中國國民黨利益的直接衝突似乎是非常可能的。如果中共進攻，美國將面臨來自蔣、他在東南亞的朋友以及他在美國這裏的朋友的壓力，他們要求美國參與保衛這些島嶼。這將立即要求對這種進攻是否是進攻福摩薩的起始行動的問題做出決定，正如在《福摩薩決議》中所詳細說明的那樣，而蔣無疑會將各類意在表明是這樣一種進攻的“情報”公佈於眾。
如果中共實際沒有進攻，但製造了一種1958年式的政治—軍事危機，局勢祗是稍微好些。蔣的要求將會是緊迫的，而如果美國的支持不是隨要隨到的，這些要求無疑將會變得公開而刺耳。
中共有重要的動機去惡化美國與中國國民黨的關係，並可能在任何時候開始這樣做。另一方面，蔣一直把使美國參與重新征服大陸作為其優先考慮的目標之一。一旦中共就位了，蔣可能挑起一次進攻，或以其他方式採取主動為他自己的目的而利用這種局勢。
因此，一旦北平的軍隊完全就位，主動權就似乎掌握在中國人手裏，或者共產黨，或者國民黨。如果有必要採取預防性的或干預性的行動以捍衛美國的利益，那麼，似乎只是在非常有限的時間裏，這種行動才可能是一種現實的選擇。
現在回頭來看，毛澤東布兵東南祗是為西南軍事鬥爭準備而作的“虛晃”動作。6月19日，也就是接到希爾斯曼的報告的第二天，美國國務院致電駐臺“大使”，“儘早約見”蔣介石，提醒他：“中共軍隊在福建大規模集結的跡象”，這便“存在非常現實的可能性：中共意欲對一些島嶼發動全面進攻”；同時也要求蔣介石：“在這種情況下，最重要的是中華民國政府不能以中華民國政府官員發表的任何公開聲明、或以中華民國政府的任何行動給這種進攻提供任何藉口”。
大陸在東南福建省大規模的軍事調動，使美國風聲鶴唳，各部門忙得像熱鍋上的螞蟻，但始終也搞不清中共的意圖。
為此，6月20日，白宮召開會議，國防部長麥克納馬拉怒火沖沖，“聲明裏透著對情報機構的輕蔑”。麥克納馬拉說“我們要著手弄情報；沒有情報”，他“暗示中央情報局工作幹得很糟”。
6月21日，中情局邀請艾森豪，聽取這位前總統對“中共在福建省進行大規模的軍事集結”一事的判斷。艾森豪將軍推測這次集結是對國民黨宣傳的反應。艾氏以專家的口吻告訴麥肯局長：“中共軍隊在福建省的佈陣情況將會表明，他們是想進攻還是防守。防守的陣形應該是沿海岸分佈開來，而預備隊呈扇形在後方梯次展開。進攻陣形則是在目標附近大量集結部隊。”艾氏還介紹了他當年任職時對臺政策及1958年臺海衝突中的一些做法。當天（6月21日）代理國務卿鮑爾致電肯尼迪總統提出“建議採取的與中共軍事集結有關的外交行動”，其中第一條就是“暗示”蘇聯駐美大使勃雷寧，“假如蘇聯人或中共對有關中國國民黨準備入侵大陸的謠傳感到不安，美國目前情況下無意於支持這樣一種行動”；向他們強調“中國國民黨已經同意，不經完全協商和美國方面的事先同意，不會採取任何進攻行動”以讓蘇聯和中國大陸放心。還是在當天（6月21日），情報和研究局局長希爾斯曼致遠東事務助理國務卿哈裏曼表示美國對大陸軍事調動“在目前的情況下，做出任何有關美國保衛沿海島嶼的堅定的決定都是明顯不利的”。同一天（6月21日），國際安全事務助理國防部長尼采寫信給政治事務副國務卿馬濟進一步提出：“我們認識到，有一些令人信服的理由支持一項尋求中華民國政府最終自願從沿海島嶼撤離的政策。”
6月22日，美國代理國務卿哈里曼召見英國大使，告訴他美國“不清楚中共在福建的軍事集結是進攻性的還是防禦性的”；希望英國人幫忙“儘快告知北平”，“有關中華民國政府計劃進攻大陸的傳聞，美國政府在目前的情況下無意於支持這樣一種進攻”。當天（6月22日），美駐香港總領事館致電國務院提出分析報告，認為中共大陸的軍事調動有四種可能性，每一種可能性中都有兩種結果，其結論不知所云。
6月23日，美國與中國華沙談判代表卡伯特向王炳南表示：在目前的情況下，美國不會支持蔣介石發動對大陸的進攻。卡伯特一再表示美國不願再看到一場世界大戰，他甚至向王炳南說：“如果蔣介石要行動，我們兩家聯合起來制止他。”
6月24日，美國國務卿臘斯克訪問英國並與英國首相會談，臘斯克首先談到中國在臺灣對面的軍事集結，同時“他可以向英國保證，北平知道美國不會允許進攻大陸”。英國首相麥克米倫對美國的對華政策進行了“言詞激烈”的批評，麥克米倫說他“簡直不理解美國對中國的政策”，美國“甚至不承認中國的存在”，他說他不知道美國的“長遠政策是什麼”。麥克米倫認為“這是以任何邏輯都無法辯解的”。他說“北平政權顯然代表中國”，美國竟讓“一個來自臺灣的傢伙”坐在中國在聯合國的席位上。
當天（6月24日），中國《人民日報》發表由毛澤東親自審定的《全國軍民要提高警惕準備粉碎蔣匪幫軍事冒險》電訊稿，揭露蔣介石“反攻大陸”的陰謀，同時也以此測試美國支持蔣介石的底線。
臘斯克從《人民日報》的文章中似乎吃到了“定心丸”，這時他又想與中國拉近關係。6月25日，美英雙方繼續會談，臘斯克說，“北平當局播出了一篇文章，將其所採取的這些措施說成是防禦性的”；這一點也為美國的情報及對大陸中國空軍部署情況分析報告所證實。接著臘斯克話鋒一轉說美國計劃對中國大陸進行食品援助。他說“我們並沒有預見食品如何能從外部對中國的總局勢產生多大影響”，但“不管怎樣，我們並不排除參與某種一般的人道主義行動的可能性”。美國軍方則讀不出6月24日中國新華社文章的內含，以至就在臘斯克在英國想如何與中共改善關係的當天（6月25日），參謀長聯席會議卻在表示“美國政府應該就使用核武器做好準備”。
6月27日，美國總統肯尼迪就臺灣海峽局勢發表聲明，表示不支持蔣介石進攻中國大陸。6月28日，美國國務院致駐臺“使館”，讓他們轉告蔣介石美國總統的“強烈願望”，“即美國和臺灣政府在此時避免顯示出正在計畫攻打大陸的跡象，是至關重要的”。
7月2日，赫魯曉夫發表講演，強烈譴責美國支持蔣介石當局對中國大陸的挑釁，稱中國人民將得到社會主義陣營的堅決支持。
7月4日，美國駐臺“大使”柯克致電國務院稱已將肯尼迪的想法轉告蔣介石，蔣已“保證臺灣不會首先在金門和馬祖地區發動任何反對大陸的行動”，當問及赫魯曉夫的講話時，蔣堅持認為“蘇聯不會進行干涉”。第二天（7月5日），蔣介石再次會見柯克，說“下午要去住院，近期不會出來，所以想就7月4日的會談再作一些補充”。他向肯尼迪再次表態：“他不會採取任何單方面的行動，而只會更密切的同美國合作”，並使他的政策與美國的協調一致。他說：肯尼迪總統公務繁忙，他“保證不會再給總統增添新的問題”。
三、毛澤東引而不發，東南美蔣已勢同水火；蔣介石要“重新考慮”美臺《共同防禦條約》
進入7月份後，中國西南邊界衝突日益升級，中國備戰日急。
7月5日，印軍侵入加勒萬河谷地區，這一地區是印度進入中國阿克賽欽的通道，戰略地位十分重要。7月7日和11日，周恩來接連聽取中印邊界情況彙報並向毛澤東作了彙報。7月14日，中央軍委派總參作戰部負責同志專程趕到新疆，向新疆軍區和西線邊防部隊傳達毛澤東和中共中央關於在中印邊界西段開展反蠶食鬥爭的指示並具體指導這一鬥爭。毛澤東認為：“印度在我境內設點，我們完全有理由打，但是現在還要克制，不能急於打。”
與此同時，毛澤東仍在東南方向大造聲勢，攪得美國與蔣介石當局雞飛狗跳，矛盾升級。
9月6日，柯克與蔣介石在陽明山會談，臺灣方面參加會談的有“外長”沈昌煥、“新聞局長”沈劍虹等。這次蔣介石在會談一開始就對美方強烈不滿。柯克先介紹說：“中共軍隊在福建沿海的部署似已完成。這些軍隊的力量大大強於1962年6月以前部署的那些軍隊。我們認為中共的目的在於防禦，但不能排除進攻的可能性。”
這話本身就包含了對蔣反攻計劃的埋怨。柯克接著含蓄地批評蔣當局“沒有可靠及時的情報”，這使“肯尼迪總統很難做出正確的決定”。
蔣介石立即反唇相譏說：“除非針對大陸採取行動，否則很難有美國政府所要求的那種‘過硬’的情報。國民政府還有許多尚未向美國透露的情報來源。即使告訴美方，美方也不會承認它們的價值。許多情報來源建立在口頭協議的基礎上。在發起行動之前，不能讓人知道、看見或是摸清這些情報來源。”
柯克說：“美國政府仍然希望行動最好限制在小規模空降範圍內。”蔣回應說：“此事以後再說。”蔣對美國充滿“怨恨”以至要“重新考慮”美臺《共同防禦條約》，他說：
美國政府也必須認識到人民和軍隊的感情的重要性。大陸人民的願望極其強烈，不能無限制地拒絕他們。他們渴望解放，特別是在美國的援助下。美國可以一時壓制住這種感情但不會太久。美國政府可以公開宣稱國民政府返回大陸是中國人的內部事務。而實際上，美國政府卻承擔起阻止國民政府反攻大陸的責任。這不能無限期地繼續下去。最終，任何政府要保持對局勢的控制都是非常困難的。國民政府會遵守條約，但當形勢發生變化時，就必須重新考慮條約。
柯克說：蔣提出的有關條約問題，已經超出了大使的職權範圍。如果對條款不滿意，也許可以由臺灣的“大使”在華盛頓提出來。蔣介石立即反駁說：
談及條約是因為柯克大使提出了條約的事。修改或取消條約是一回事，而讓世界知道國民政府受條約所限不能自由行動又是一回事。這對美國沒有任何好處，且引起了怨恨。如果大陸發生大規模的暴動，美國可以說這是內部事務。而事實上，美國人是讓人知道在條約的限制下，臺灣政府不能擅自進攻大陸。
柯克解釋說，“肯尼迪總統還要擔負繁重的世界性責任。就像蔣總統要對他的人民負責一樣，肯尼迪總統也要對中國人民負責。1954年的條約規定，雙方必須一致行動。”蔣介石立即回敬說：
總統所需要做的事祗有一件：宣佈國民政府反攻大陸完全是內部事務。這樣的聲明即使不能阻止也將削弱蘇聯的公開參與。他重申他保證不會採取違反條款的行動，但他希望美國政府採取有效措施，幫助國民政府對它的人民盡責而又不違反條約條款。美國政府必須拿出這樣的解決辦法。
柯克以為蔣介石想向美國要軍火支援，說：“美國還要對北約的盟國和其他地方負責。秘密向臺灣運送轟炸機和登陸艇是不可能的。這種行動將被看作是侵略行為。”蔣介石針鋒相對且火藥味十足地回敬道：
他並沒有設想要這些裝備。他想的是希望臺灣和美國之間能夠達成更廣泛的諒解。美國最不希望看到的應是這樣一種看法：美國正在成為中共的朋友卻束縛其盟國的手腳。美國不應該讓中國人民認為，美國不能區分敵友。美國甚至阻止國民政府用它自己的錢購買美國的出口物資。這實際上是對國民政府的禁運。他不知道是否對敵人也進行了禁運。
9月8日，新任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的泰勒將軍到臺灣與蔣介石會談，蔣介石根據1948年前後與蘇聯打交道的經驗，明確告訴泰勒：“萬一大陸出現動亂，赫魯曉夫也不會幫助毛，因為他們彼此間的仇怨頗深；即使共產黨在黃河以南地區的統治被推翻，蘇聯也不會進行干預。”
泰勒在回國後於9月20日起草的檔中稱：“如果不能坦率地向總司令表明我們的意圖是什麼，而不是支持他反攻大陸，那麼我們大概在為我們自己積累麻煩。”
柯克（Alan Goodrich Kirk）是美國海軍上將，曾任駐蘇聯大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