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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子珍回娘家小住毛泽东为何追去：一个人寂寞
70年代的最后一个秋天，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踏进了她几十年来梦牵魂绕的北京城。她来到了雄伟的天安门广场，来到巍峨屹立的人民大会堂，心情十分激动。她来到毛主席纪念堂，亲手献上了一个1.5米的桃形绢花编成的花圈。她是谁?看看花圈的缎带，我们就知道了。缎带上写着：“永远继承您的遗志”，“战友贺子珍率女儿李敏、女婿孔令华敬献”。
原来，这位老人就是贺子珍。她曾同毛泽东一起战斗、生活了10年。
她，是无愧于毛泽东战友称号的!
1984年4月26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贺子珍逝世的消息。当天，北京各家报纸都刊载了新华社向全国播发的这则消息，并刊登了她的一张照片。从这则消息上看到，贺子珍的遗体告别仪式是简朴的，也是隆重的，规格很高。党中央的许多负责人都送了花圈。
在贺子珍遗体火化后，中央派了一架专机，把她的骨灰运往北京。贺子珍的哥哥贺敏学，女儿李敏，女婿孔令华，以及他们的子女，护送骨灰到北京，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
贺子珍终于走完了她那坎坷不平的一生。
塘边结友情
1909年农历八月十五，正值金秋爽朗、桂花飘香的季节，在井冈山东麓的永新县，一个女孩子降生了。喜悦的父母看着这个眉眼长得十分俊俏的女儿，商量着要给她起个好听的名字。妈妈触景生情地说，就用桂花和明月作她的名字吧。于是，父母就给她起了个娇滴滴的名字桂圆。
上学后，桂圆嫌这个名字太软绵，便把名字改为自珍。后来，她上了井冈山，与毛泽东结婚，婚后，她请毛泽东为她起个名字。毛泽东说：“不必了，自珍这个名字很好。”在中央苏区，贺自珍同古柏的爱人曾碧漪一同为前委保管档，她把自珍写成子珍。于是，贺子珍这个名字就沿用下来。
少女时代的贺子珍算得上是一个美人儿，大大的眼睛，乌黑而明亮，皮肤白嫩，身材苗条，热情活泼，被称为“永新一枝花”。少女时代无忧无虑的生活，给她一生留下了许多美好的回忆。贺子珍的老家就在井冈山下。险峻的井冈山，多少年来一直是绿林好汉出没的地方。贺子珍从小就听到过许多关于井冈山的英雄好汉打抱不平、周济穷人的故事。她家有很多的书，而她最爱看的要算是剑侠小说了。那时在她的脑海里，萦绕着的常常是一些劫富济贫的思想观念。
贺子珍幼时跟妹妹同在永新福音堂小学读书。她是永新县福音小学最早参加革命活动的学生之一。1925年，她15岁时，共产主义的学说，俄国革命的成功，以及中国也有了共产党的消息，不断地传进永新县。贺子珍被这些新的消息、新的思潮深深地吸引住了。她置“男女有别”的古训于不顾，主动结交那些到省城读书的青年学生，传阅新书新报，参加县城左派学生举行的孙中山纪念堂，领导班上的学生造学校女传教士的反，并加入了青年团。
1926年7月，广东国民革命政府开始北伐，大革命进入了高潮。贺子珍就是在这个革命高潮中，成为一名中共党员的。她入党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参加永新党组织开办的政治夜校。不久，北伐军到了江西永新，成立了国民党永新县党部。贺子珍加入了国民党，以跨党分子的身份参加了县党部的领导工作。她是永新县第一任妇女部长。从此，16岁的贺子珍离开了学校，开始了以革命为职业的生涯。1927年，永新县成立了中国共产党的临时县委，贺子珍的哥哥贺敏学、妹妹贺怡，都当选为县委委员，在永新县一时传为美谈，人称“永新三贺”。
不久，永新县的右派夺了权，大肆抓捕共产党员。一些逃出来的共产党员联络了袁文才、王佐等领导的宁冈农民自卫军，发动了永新暴动，攻下了永新县城。反动势力开始向永新反扑。贺子珍带领一支赤卫队守永新县城南门，击退了敌军一个特务营的进攻，缴获了一百多支枪。战斗结束后，贺子珍在战斗中两枪撂倒两个敌人的事迹传开了，人们说她是“神枪手”，“百发百中”，“双枪女将”。
后来，敌人又向永新开始了更猛烈的反扑。暴动队伍不得不撤出县城，向井冈山进发。贺子珍是永新县向井冈山撤退的许多共产党员中唯一的一个妇女，也是向井冈山撤退的队伍中的第一个女兵。
1927年10月，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的队伍来到了井冈山。经过两次谈判，井冈山原有武装队伍的领导人袁文才、王佐决定请毛泽东上山，共商大计。约定的这天到了，毛泽东只带了五六个革命军主要领导干部，朝步云山的房子走去。毛泽东身穿一套破旧的灰布中山装，脖子上结着一条1寸多宽的红领带。他高瘦的身材，颧骨突出，头发很长，皮肤较黑，神色虽显得有些疲劳，但双眼仍炯炯有神。当看到山上迎候的人群时，毛泽东加快脚步上前，同袁文才、王佐等握手，并向他们介绍了同来的几位战友。袁文才、王佐也把山上的战友一一介绍给毛泽东。
当袁文才指着一位17岁的姑娘向毛泽东介绍时，毛泽东没料到在井冈山上如此艰苦的斗争环境中会有这样年轻的姑娘，并且是在“头面人物”之列，所以感到十分惊讶。更没料到，这次会见将会成为沟通他们未来生活的引线。
“她是永新的干部，叫贺子珍。”袁文才说。
“我还以为她是你的女儿，或者是哪位同志的家属呢!”毛泽东爽朗地笑着说。
袁文才继续介绍说：“别看她只有17岁，去年就加入了共产党，也算是老革命啦!”
贺子珍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
毛泽东走上前去握住贺子珍的手说：“很好，很好，以后我们一起战斗吧!”
这次商谈很成功。毛泽东率领的革命军，从此在井冈山立住脚跟，同袁文才、王佐的队伍开始了共同的战斗生活。
初上井冈山，毛泽东因为脚伤住在步云山养病，以后又搬到茅坪的八角楼。八角楼与袁文才的家只有几步之隔。这为毛泽东与贺子珍的接近和熟悉创造了便利条件。毛泽东进进出出，晚上到茅坪河边散步，或者坐在枫树旁边找人谈话，经常要经过袁文才的家。那时贺子珍疟疾初愈，身体虚弱，有时就坐在袁文才家门口晒太阳。毛泽东经过这里只要看到她，就走过来同她讲几句话，问她身体恢复得如何等等，态度非常和蔼亲切。闲暇时，毛泽东就坐下来，同贺子珍聊聊天。从这段交谈中，毛泽东渐渐得知了贺子珍的身世，而贺子珍也进一步了解了毛泽东的奋斗经历。毛泽东佩服贺子珍的革命精神，对她产生了好感。贺子珍也非常敬仰毛泽东。
1928年6月，红军第三次打下永新后，贺子珍带领工作队到永新西乡塘边村，打土豪分田地。不久，毛泽东也带领一部分战士来到塘边村，他们又相遇了。
那时，根据地刚建立，如何合理地分配土地，没有一个统一的章程。为此，毛泽东决定制订一个统一的土地法。他一面自己亲自跑了永新的几个乡进行调查，一面听取贺子珍和工作队同志们的汇报，并不时向他们提出问题。贺子珍常常为回答不出毛泽东提出的问题而感到局促不安。每当这时，毛泽东就和颜悦色地对贺子珍说：“调查研究是一种学问，学一学也就会了。”话语之中没有丝毫的责备。随后，毛泽东又结合自己多年的体会，通俗地讲解调查研究的方法。贺子珍细心地听着。这一套的学问，她想都没有想过。她深深体会到，在毛泽东身边工作，可以学到很多东西，对自己的工作能力的提高大有好处。
贺子珍对毛泽东产生爱慕之情，是从“塘边遇险”开始的。
一天，一声清脆的枪响，打破了山林的寂静。一支地方保安队向塘边村袭来，扬言要捉拿毛泽东。此时，毛泽东同贺子珍正在一起分析调查材料。贺子珍感到有些紧张，因为驻在附近的红军连队和毛泽东的警卫班都到各个庄子做群众工作去了，一时无法集中。
怎么办?贺子珍焦急地抬头看了看毛泽东。只见毛泽东一动不动，慢条斯理地仍旧抽着他的烟。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的头脑非常冷静。他在考虑对策。他认为，在不知敌人底细的情况下，冒险的仗不能打，于是立即决定：“通知群众，马上撤离!”
敌人进村后找不到人，知道这里有了准备，赶紧退回去了。
在战火纷飞的战争年代里，这虽是一件极平凡的小事，但是，在贺子珍的生活中，却是一次关键性的、具有决定意义的事件。她亲眼看到毛泽东在危急时刻的那种处事不惊、沉着果断、镇定自若的革命家气质，内心的仰慕之情油然而生。如果说毛泽东与贺子珍见面初期是同志关系，那么，自从塘边遇险后，他们的关系则发生了微妙的变化，这种变化已远远超过了同志之间的那种友谊。
这时的贺子珍，婷婷玉立，秀气的瓜子脸上闪烁着一双大眼睛，楚楚动人。年轻姑娘的心事是从来不轻易外露的。她平时那种落落大方的神态变了，见了毛泽东，胸口怦怦直跳。
有一次，贺子珍外出办事回来，正准备走进毛泽东的房间，却见他正在伏案写着什么，便一声不响地倚在门槛上，深情地注视着。不知过了多久，毛泽东停笔沉思，一抬头，正遇上贺子珍那双炽热的眼睛。心有灵犀一点通。就在这一瞬间，双方都意识到了那个意思。
贺子珍不好意思地低下头，极不自然地抚摸着自己的上衣钮扣。毛泽东打破了沉默。他招呼贺子珍坐下，用他那满口湘音的韶山话温存地讲起了自己的身世和经历：我已经34岁了，结过婚，妻子和3个孩子都留在湖南老家了。讲到这里，毛泽东神色黯然地说，我与他们失去了联系，远隔千山，杳无音讯，不知他们是死是活。毛泽东还说，他听到妻子杨开慧的多种传言，有的说她被国民党抓去了，有的说她已经不在人世了，不知是真是假。
毛泽东的真挚和坦诚深深地打动了贺子珍。
那天，他们谈了很久，谈得很投机。不同的经历，不同的身世，在他们的心灵上引起了共鸣，两颗心不知不觉地融汇在一起了。
贺子珍看到毛泽东工作繁重，生活没有人照顾，便默默地承担了这一任务。这时候，她除了敬佩、同情毛泽东外，又加上了更多的怜爱之情。心心相印，两情缱绻，在患难中他们确立了爱情关系。
井冈浪漫曲
自那次塘边村遇险后，毛泽东与贺子珍又工作了一段时间，两人终于结合在一起了。
他们的婚事办得很简单。热心的袁文才做了几个菜，大家热闹了一番。他们的全部家当就是两人的背包和身上穿的几件衣服。最有纪念意义的是贺子珍花了几天功夫在煤油灯下一针一线给毛泽东缝制的一个大挎包，它倾注了贺子珍对革命的赤诚之心，凝结着她对毛泽东的深情和对美好姻缘的良好祝愿。后来，这个挎包成了毛泽东必不可少的办公用具，行军、作战，毛泽东都背在身上，一直伴随他取得保卫井冈山的伟大胜利。
婚后，毛泽东与贺子珍相敬相爱，相互关心体贴，度过了一段美好的时光。
不久，毛泽东要带一个营的兵力去接应到湖南征战的大部队。临行前，毛泽东满怀信心地对贺子珍说：“等我把大部队接回来，就给你写信，你再回井冈山来。”很快，毛泽东迎接红军大队回到井冈，他惦记着贺子珍，第二天就写了一封信，要贺子珍马上上井冈山。谁知这封信送到永新县委，当时的县委书记刘珍想让贺子珍在永新多做些工作，就把信扣下了。
贺子珍早已听说毛泽东和大部队回到井冈山的消息，心里非常高兴，很想早日回井冈山看望他们。可是左等右等不见毛泽东的信，她感到奇怪，又不好意思问，更不能擅自行动，只得耐心等待。
毛泽东把信发出一个多星期，却不见贺子珍来，而且连回信也没有，不禁起了疑心：是不是出事了?他连忙给刘珍写信，询问贺子珍的情况。刘珍一看，再也拖不下去了，于是把毛泽东的信交给贺子珍，并解释了事情的经过。
贺子珍终于又回到了毛泽东的身边。小别重逢，加上得胜归来，毛泽东满面笑容。他详细询问了贺子珍在他走后做了些什么工作。贺子珍把主要的事情一一讲述了一遍。毛泽东听后，高兴地说：“你进步了，独立工作的能力比过去强了。刘珍同我开个玩笑，扣住了我的平安家书，害我虚惊一场，还以为再见不到你了。以后你不要到永新工作了，你到那里，他们又不放你回来了。”后来，贺子珍确实没有再回永新去，就留在宁冈工作了。
贺子珍从永新回到井冈山后，同毛泽东住在茅坪攀龙书院的八角楼里。攀龙书院是当地绅豪为教育本族子弟而建造的一个学堂。因为这座楼的楼梯顶上用明瓦镶嵌了一个八角形图案，因此得名八角楼。毛泽东同贺子珍住在楼上，朱德和夫人伍若兰住在楼下。楼上有一个小厅，两家人就在这个小厅里吃饭。
毛泽东和贺子珍住的那间屋子很小，陈设十分简单。一张书桌放在临窗的地方，桌上那盏小油灯，晚上的光亮从窗棂上透射出去，便是人们所说的“八角楼的灯光”。八角楼前有条小河，对面则是一片枫林，毛泽东经常在工作之余或晚饭后，到河边散步，有时也在枫树下看书、休息。不过，贺子珍很少同毛泽东一起散步，一起出门。这倒不是他们不想这样做，而是考虑群众影响。
有一次，毛泽东要到下面视察工作。临行前，毛泽东柔声地提出一个请求：“我要走了，你送送我好吗?”贺子珍答应了。马夫牵着马走在前面，他们两人在后面慢慢地跟着，一面走，一面谈话。走了一段之后，毛泽东忽然说：“我先走一步，在前面等你。”说完，就马上走了。
贺子珍莫名其妙，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只得按照他的意思，继续往前走去。没走出多远，迎面遇到一个拄拐棍的伤员，贺子珍又往前走，看见毛泽东果然在前边等着她。毛泽东迎上来解释说：“刚才要经过红军医院，我们走在一起，怕影响不好，所以我先走了一步。”贺子珍理解地点点头。
自从贺子珍回到井冈山后，便开始了一种新的生活。她的工作任务是，照顾毛泽东的生活，当他的生活秘书和机要秘书，并为前委和湘赣边界特委管理机要档。
贺子珍参加革命后，在枪林弹雨中过惯了，个性很强，现在工作性质来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成天呆在屋子里，保管整理档，她感到别扭极了。开始的时候，她很生气，甚至觉得自己挺倒霉，要不是同毛泽东结婚，也不会当秘书。长征到达陕北以后，她之所以那么坚持要求到苏联去学习，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希望学习提高，独立地担负起更多的工作。这当然是以后的事了，但这种思想，从她开始当毛泽东的秘书时起，就存在了。那时她心里不高兴，甚至同毛泽东闹起了别扭。
毛泽东看出了贺子珍的心思。他耐心地说：“你好不懂事。你知道这个工作有多重要吗?我们同中央的联系，中央对我们的指示，上传下达，都要通过你。你把秘书工作做好了，不光是对我的工作的支持，也是对特委、前委工作的支持啊!”毛泽东注视着妻子略带愠色的脸，轻轻地说：“再说，我也离不开你啊!”
真挚的话语，使贺子珍心动了。尽管仍有些情绪，但她还是默默地“上任”了。
几十年后，贺子珍回忆起她和毛泽东初期的这段生活时，说：“毛泽东是个很重感情的人。他的性格有豁达豪爽的一面，也有温情细致的一面。记得在1930年，红军一举攻下吉安后，我从陂头来到吉安与毛泽东会合。
在吉安，我与分别两年多的父母亲和姐妹相逢了。我想到爸爸妈妈那里住几天，同毛泽东商量，他也同意了。可是，我在妈妈那里刚呆了半天，毛泽东就来了，妈妈一看这情形，赶快给我们做了几样可口的饭菜，当晚便让我们回去了。出门后，我问他：‘不是说好我在妈妈这里住几天，你怎么来了?’他笑着回答：‘我一个人挺寂寞，正好下午没什么事，就来看你了。’他就是这样一种性格的人。”
在井冈山，要看到报纸很不容易，贺子珍担任秘书工作后，就把搜集报纸作为自己的一项重要任务。为了能够搞到尽量多的报纸供毛泽东阅读，她费尽心思，为毛泽东搜集了各种报纸，提供给他作决策时参考。毛泽东看报纸看得很仔细。对有参考价值的材料，他常常在上面打个记号。贺子珍等别人都传阅了，再按照毛泽东作的记号，剪下来，贴到本子上，分类收藏起来，以备随时翻阅。有时候，毛泽东特别忙，或者有事外出了，看报，贺子珍就把新到的报纸仔细看一遍，把那些她认为重要的圈出来，在重要的句子下面打上红杠，供毛泽东阅读时参考。每逢毛泽东看到有特别价值的剪报时，便流露出兴奋的表情，高兴地夸奖说：“好!好!”
纸张在井冈山是稀罕的东西，剪过资料的旧报纸，还要派很多用场。贺子珍把没有字的报纸边裁下，作为写字用纸，其他作为抽烟的卷烟纸。井冈山许多同志，包括毛泽东，抽烟都是用旧报纸卷的。
除了搜集、整理报纸，贺子珍经常还是毛泽东文章的第一个读者、听众和抄写者。毛泽东常常工作到深夜，乃至天明。每当这时，贺子珍就坐在一旁，或帮助抄写、看书，或与他一起讨论。因为贺子珍是在井冈山地区长大的，对这一带的情况比较熟悉，因而，毛泽东写文章时，遇有不清楚的或不懂的地方，就随时向贺子珍询问，从中了解一些情况。贺子珍则热心回答，如有自己不清楚的，就记下来，去向熟悉情况的同志了解。
井冈山的生活是艰苦的。贺子珍同毛泽东同所有战士，吃一样的饭。毛泽东爱吃辣椒，贺子珍有时为他从老乡那里买到一点，就是奢侈品了。那时由于蔬菜吃得太少，毛泽东大便干燥秘结，拉不下来，腹胀难受。贺子珍步行40多里，向医生借了个大便通气管，把肥皂放在温水盆里，像磨墨一样在脸盆四周磨擦着，直到把它全溶解了，然后用管子插入肛门，把肥皂水灌进去。用这种办法，缓解了毛泽东的便秘。
毛泽东白天爬山察看地形，晚上听取汇报，深夜还要写档，一天只睡几小时，饮食又太差，头发长，颧骨突出了，贺子珍把警卫员和勤务员召集起来，要大家想办法，出主意，改善毛泽东的生活。随后又身体力行，不是摸田鸡，就是捉鱼虾，使毛泽东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能尝到点荤腥。
从1929年下半年到1930年底，毛泽东一直转战赣南、闽西和广东，他对贺子珍说：“战斗频繁，你不用跟着我转来转去了。现在有了一点条件，你去学习一下吧。”贺子珍高兴极了，这是她梦寐以求的事情。于是她进了福建上杭的师范学校，读了一年左右。蒋介石对根据地发动了第一次“围剿”后，贺子珍回到总前委，跟随着毛泽东进行反“围剿”的斗争。
第三次反“围剿”的一次决战，在兴国县的高兴圩进行。一颗炸弹在贺子珍及古柏的夫人曾碧漪身边爆炸，两人当时都失去了知觉。等她们苏醒过来赶上队伍时，已是第二天黎明了。毛泽东看到她们平安归来，又惊又喜，诙谐地说：“通讯员向我报告说，亲眼看到你们被炸弹炸死了。我还打算战斗结束后，为你们开个追悼会。你们这是人回来了，还是鬼回来了?”在场的人听了，都哈哈大笑。贺子珍说：“我们不但人回来了，档箱也平安回来了。”
事后，毛泽东对贺子珍说：“我还以为这回连你的尸首都找不回来了。敌人要是认出这是我的老婆，还不拿你的头去领赏呀。”
来源：华声在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