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沪天地（四）

第一师范本身在传播马克思主义方面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毛泽东在校内学生中招募新的追随者；靠学校的薪水维持少数学生领导人的生计；利用校友会宽敞的活动场所召集会议，并以文化书社的名义向每个与会者赠送10元钱作为礼物，还让年轻人方便地出入图书馆，犹如出入公共汽车站一样。第一师范对于毛泽东这个崭露头角的共产主义者来说像一个大家庭。

毛泽东的家人也被吸收进来。毛泽东的父亲于1920年死于伤寒，终年52岁——此事毛泽东很少提起，除了说几乎没有人参加父亲的葬礼外——毛泽东悄无声息地接过了父亲手中的一切。他安排二弟毛泽民进入第一师范，让三弟泽覃在一个很好的中学读书，还把他继妹泽建送到附近衡阳市一所师范学校。 

这三人不久便参加了共产党组织，在毛泽东的直接领导下；毛泽东像父亲一样时时把他们打发得团团转。 

毛泽东已不再是孤身奋斗了。他和上海、北京和法国的同志保持通信联系。他在长沙这个不大不小的池塘中成了一条大鱼，在湖南各地他都有可靠的联系。他有自己的小家庭，妻子不久有了身孕。 

毛泽东在1920年写的一系列文章主要都是赞成湖南自治问题的。这是毛泽东最终要支持地方主义吗?是的。从其生气勃勃的文章中，可以照见毛泽东是怎样一个人。 

还在上海洗衣店干活的时候，他就与一位主办《天问》周刊的湖南活动分子和湖南改造促进会取得了联系。现在，谭延闽成了省长，毛泽东和其他一些人希望他能保证湖南的自治，“不引狼(北京政府)人室”。 

毛泽东论述这个问题的文章是他以前的自由思想的延伸，还谈不上是马克思主义的(这些文章《毛泽东选集》没有收人)。 

他也没有为将来独立的湖南确立社会目标，仅仅是让湖南脱离压在背上的重负。 

毛泽东对湖南自治问题的议论是对自己的反对帝国主义的思想的运用。他把“湖南以外的”地方都称为“外国”。他呼吁成立“二十七个小中国”，因为“大中国思想”是一种罪恶，阻碍了平民生活的“自然发展”。 

诚然，毛泽东之所以赞成27个省都关起门来自治，是因为他认为只有各省的小建设成功，一个更为强大和繁荣的中国才会存在，“这正像美、德两国由分而合的道路”。 

然而，对于一个已经是激进的信奉国家民族至上的人来说，转而支持分省自治无疑是令人震惊的——他的一些左翼朋友也认为这是他的一个错误。他沉痛地写道：“四千年历史中，湖南人未尝伸过腰，吐过气。湖南的历史，只是黑暗的历史，湖南的文明，只是灰色的文明!这是四千年来湖南受中国之累，不能遂其自然发展的结果。” 

北京，同其软弱无能的“国民”政府(以及它严寒的冬天和对南方方言的歧视)一并受到毛泽东的抨击。 

到1921年春，毛泽东已失去对湖南独立自治的热情。军阀的更迭也动摇了这种激进的理想。谭延闽在1920年9月被取代，新统治者赞成自治，但反对通过自治解放民众的任何意向。 

数周后，毛泽东带头冲击省议会，把挂在考究的墙壁上的条幅、旗子扯了下来。他认识到了改良政治的局限，并要在现存政治结构之外组织活动。 

萧瑜在法国勤工俭学回国后见到了毛泽东。他们彻夜长谈，泪眼相对，并发现彼此间存在鸿沟。毛泽东是亲苏俄派。萧瑜则不是。毛泽东赞成强权，萧瑜则担心这会危及个人自由。 

毛泽东决心组织民众来夺取政权。萧瑜则仍是一个书生气十足的学究。他对毛说：“像刘邦和项羽(汉朝的两位敌) 那样争夺天下的争斗，在耶稣基督和释迦牟尼看来，就像街头顽童为争一个苹果打架斗殴一般。”  

毛泽东简单地反驳道：“你不同意卡尔，马克思的理论，多遗憾。”新民学会兄弟般的团结自此成为过去。 

1921年初的一个大雪天，新民学会在文化书社开了三天大会。毛泽东在会上强调“变革”的目标，反对“改良”。他赞成采用俄式的革命方法，反对“通过几十年的教育”的改良方法。 

从法国归来的大部分人反对他的观点，一些继续留法的人也写信反对这一观点。他似乎遭受了挫折，所以他在会上宣布新民学会“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但是，在某种意义上他赢得了自己斗争的胜利。他转移了自己的基地，他把和自己观点类似的会员拉进了社会主义青年团，视新民学会如敝屣。 

五四运动的参加者已经分裂成两派，这一结果使毛泽东与萧瑜分手。1919年在《新青年》上的论战已经为他们作了总结：“谈论主义”还是“研究问题”?知识分子是用理智分析研究具体问题。还是在一种思想意识的指导下付诸一定的行动? 

胡适教授为首的五四自由派坚持研究具体问题而远离政治生活，李大钊教授为首的马克思主义派则信守“主义” 。毛泽东无疑站在“主义”一边，他希望发生分化。如果把五四传统与某一具体思想形态联系在一起就意味着会产生分裂的话，这种分裂是件大好事。 

另一种分化已迫在眉睫。在1920年，无政府主义乘时而“入”。一些敏感、笃信绝对自由的年轻人组成了自己的组织：湖南诗雨社、健学会、青年会和(最有影响的)劳工会。毛泽东对无政府主义的信条非常了解。1918年至1919年在北京时他曾为之倾倒，可现在他心中的马克思已经驱逐了克鲁泡特金，他狠命地与劳工会展开斗争。 

毛泽东以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这类马列主义的书籍为武器，抨击无政府主义的代表人物。他迷惑对方，嘲笑无政府主义者要“在24小时之内废除国家”的蠢举妄动。每当从无政府主义的阵营中争取过来一人，毛泽东就把他引荐到组织严密的社会主义青年团中来。 

在北京时的孤独和被人疏远，使毛泽东倾向于接受无政府主义。现在，他正作为长沙左派力量的主要带头人大踏步地朝前迈进，并把无政府主义视为令人难容的东西。 

1921年夏，毛泽东乘船北上。这次旅行是他在长沙10个月的组织活动的最高峰。作为准备阶段，起先是成立马克思主义与俄罗斯研究会以吸收有才干者，然后是新民学会的分化，接着是有坚定信仰的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产生。现在，重要的新步骤到来了。 

在此前的几个月中，毛泽东收到了数省共产主义小组织在联络地上海和北京的重要的马克思主义者发来的很多指示。 他在1920年9月曾秘密地去过上海这个港 15 城市参加计划会议。 

现在，毛泽东作为湖南两位主要的马克思主义者之一再次返回上海，参加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湖南的两位代表都是教师。另外还有来自其他五个省及(留学)日本的11名代表。 

非常凑巧的是，在至汉口的船上毛泽东正好与萧瑜同舱。作为朋友，他们争议到深夜，此时的毛泽东正在研读《资本主义制度概论》。坚固的友谊能战胜判断力吗?似乎更多的是大量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习惯仍保留在毛泽东的内心。

13位代表汗流浃背地来到上海的法租界，住进在博文女校已经订好的房间(学校暑期放假)。他们大都是年轻人——平均年龄26 岁——他们中没有一个是工人或农民。几乎所有人的出身都要高于毛泽东。 

会议于7月中旬在望志路一栋装有黑漆大门的灰红色房子里举行。这栋房子外表平平，底层没有窗户，是上海一位代表的长兄的居所。全体代表——包括两名来自共产国际的俄国特使——围坐在起居室桌旁，桌上放着茶杯和文件。 

毛泽东当时27岁。他颇为慎言，眼睑下有一圈黑晕。作为代表，他穿着土布长衫像是一位来自湖南乡下的道士。 

有人记得毛泽东在发言时不停在耸肩。他那好斗的特性给人留下印象。 

“他在讲话时微笑着布下陷阱引诱对方上钩，使与之辩论的一方无意之中自相矛盾。然后，他发出一阵笑声。”这会惹火那些认为有重要问题要谈的人。 

毛泽东常常不修边幅。“你可以从他的脖子和身上刮下斤把灰尘”，一位同僚回忆道。在饭店吃饭时，他用袖子擦去洒在桌上的食物和酒。他常常穿鞋不穿袜子，或是让袜子耷拉在鞋面上(他的这种习惯保持了几十年)。 

对于毛泽东来说，这是令人十分激动的一周，他一直渴望大会的召开。他在着手湖南自治运动时曾写道：“无论什么事有一种‘理论’，没有一种‘运动’继起，这种理论的目的，是不能实现出来的。”现在他相信这种运动应该是布尔什维克式的，而他正与两名布尔什维克同志，共产国际的马林和远东书记处书记尼科尔斯基同桌而坐。 

参加会议的13位代表虽然各有不同的考虑，但终归都受到布尔什维克革命胜利的巨大激发。如果没有俄国的影响和帮助，这种会议是不可能在1921年举行的。 

但是，长沙的情况不同于整个中国，更不用说莫斯科了。党的核心提出的思想是否与毛泽东这位地方政治家的方案不谋而合呢? 

有迹象表明，湖南代表问题似乎成了会议的关注点。会议认定毛泽东的伙伴何叔衡不是完全的马克思主义者，没有资格充当代表。毛泽东不愿伤害湖南老乡的自尊心，于是找个借口让何返回长沙，说长沙有紧急的事情需要何去亲自处理。

会议的气氛低沉，代表们并没有感觉到自己是在亲历一重大历史事件。炎热的气候使人疲惫不堪。一些代表感到头昏脑涨，而更多的人则有意见冲突。毛泽东无论如何也不是这次散漫的会议上的活跃人物(在后来的岁月中，他对这次会议谈得惊人的少)。  

能否说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是虎头蛇尾?在某种程度上是这样，李大钊教授(当时仍在北京)和陈独秀教授(当时在广州)都没有出席。 

无论如何，这些代表不是经过考验、有共同信念的团体。其中一位代表不是住在女校而是住在豪华的东方大酒店，并且花很多时间和精力陪他漂亮的妻子逛商店购物。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址

这13名代表也无法完全自主。会议的规模和时间基本上是由共产国际以及缺席的李大钊和陈独秀决定的。 

在客厅桌子旁的代表们所发表的看法与毛泽东的想法并不十分吻合，这尤其使毛泽东不悦。 

两条路线正在形成。占统治地位的是共产国际的路线，且得到了富有才能的张国焘(他的故乡就在韶山的另一边)的支持：组织城市工人，推翻资本主义，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政权，不与孙中山那遍布全国的国民党发生联系。 

不赞成该路线的是渐进派。他们认为需要一个民众教育时期，中国的城市工人数量太少，不足以推翻资本主义，为了反对帝国主义和军阀的事业，可以和孙中山合作。 

毛泽东当时究竟是怎样想的?谁充当组织领导者?采取温和的方法还是激烈的方法?毛泽东对这两派并非一无所知。那么，他为什么没有坚定支持任何一方呢? 

原因很简单，他当时心态复杂，漫元头绪。俄国模式是他新的热情所在，但由于他以前存在的信念根深蒂固，这种热情又很不稳固。在长沙反击无政府主义的过程中，他更加信仰俄式的社会主义，并满腔热情地加紧建立政党。但到了上海，他新近形成的信条似乎有些动摇。

 

建党初期的毛泽东

湖南的同志——全国 57 名共产主义者中长沙有16人——理解莫斯科的精神吗?这种新的观点在韶山行得通吗?毛泽东当时还没有完全理解俄国的布尔什维克主义。 

一天，会场发现有可疑的来访者。法租界侦探已在侦查这次会议。代表们决定转移到上海南边不远的风景胜地去，于是会议在南湖的一只租来的游船上继续举行。 

萧瑜当时正取道上海回法国。奇怪的是他与毛泽东乘一列火车抵达南湖(萧说这是毛的建议)。所有的会议代表同乘这列火车，但没有坐在一起。毛和萧闲聊，到南湖后同住一个房间。放好行李后，毛仍然力劝萧参加会议。 

会议在游船上继续进行，舒适华丽的16米长的游船飘荡在水面。代表们品尝着南湖的鱼，决定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加入共产国际，并且每个月向莫斯科的总部汇报。 

那天晚上毛泽东很迟才回到旅店。他打开蚊帐，爬到双人床上与萧瑜睡在一起，他热得满身是汗但没洗澡。 

“代表们大多都不错。”毛泽东用长沙老乡之间谈话的口吻对萧说。他似乎正在思考他所要进入的更为广阔的世界。“有些人还受过很好的教育，懂日语和英语。”毛泽东对萧瑜预见道：“假如我们努力奋斗。再过三五十年，共产党就有可能统治中国。”这种预言在当时简直是空口说白话，萧瑜当时也没有多深印象，他担心独裁主义会步尘而来。 

第二天早晨，毛泽东没有去参加会议。他起得很迟，这是他的习惯。他起来后便与萧瑜一起去杭州览胜。他们在西湖附近的花园、小山和寺庙中度过了整整一天。 

然而他们争了起来，萧瑜羡慕山水的壮丽，毛泽东打断他说：“这是罪恶产生之地，多少人用他们的金钱来干可耻勾当。”他们在杭州只住了一夜。毛泽东不久就回到长沙，担任襁褓中的共产党的湘区区委书记。从那以后，他再也没有见到过萧瑜。 

毛泽东从一个孤独的山村走出来，现在竟能够承担以震撼世界的俄国革命命名的国际革命学说的责任。他以激奋心态置身于同西方思想的遭遇中，这种西方思想已部分构成他要求掌握社会变迁知识的初始阶段。无政府主义思想在1919年强烈地影响着他。在这思想形成的年代，博采众长对于他陶冶他那钢铁般意志的个性具有很高价值。确实，在1917年至1918年间，他似乎是个自由的个人主义者。然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的几年中，中国共产党1921年在上海成立后，他开始远离自上而下的强烈的个人主义的鼓动做法，最终转变到依赖下层革命。

浙江嘉兴南湖游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