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12）

9月23日　

在杨家岭作《时局与边区问题》的报告。关于时局问题，指出：帝国主义战争的趋势是扩大和持久，现在还是处在最后决战的前夜。中国时局的发展有三种可能性，一是不变，一是变好即进步，一是变坏即投降。变坏是投降派的路，如果重庆失守，可能出现中国的贝当，这就是现在的突然事变。我们同国民党蒋介石的关系，团结与斗争都要，但现在是以团结为主。我们的方针，要一方面放在争取时局好转上，一方面放在对付坏转上，在某一种意义上，在布置工作时应以对付坏转为主。大资产阶级在抗战问题上可分为三派：右派即投降派，中派即顽固派，顽固派中的左派即可变派。对投降派要完全孤立，要打倒；对顽固派也要孤立，但还要团结他们；对顽固派中的左派，要分化和拉拢，必要的斗争和批评也是需要的。过去，我们没有指出民族资产阶级是较好的同盟者。文化运动要大大发展，有文化的有知识分子的军队是不易消灭的。过去对知识分子没有大量吸收吃了亏，对敌后民主政权建设太慢也吃了亏，武汉失守以后，这两条都不好办了。对百团大战的估计，百团大战是“敌我相持阶段中一次更大规模的反扫荡的战役反攻”。这是“一次”，因为以后还要有；“更大规模”，表示以前有过大规模的反扫荡，但这次更大；“反扫荡的战役反攻”，表示不是战略反攻。百团大战各地方都要干，要继续下去，同时要有防备顽固分子背后进攻的部署。关于边区问题，指出：陕甘宁边区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源地，又是全国有名的政治的文化的中心。边区还不巩固，首先是外部国民党军队的包围，其次是本身的建设也不够。边区的经济，原有的农业、手工业发展了，又增加了新的工业。新的国营经济，是一种特殊的国家资本主义，与俾斯麦的和列宁的都不同。要消灭党内资本主义思想，发展新式的国家资本主义。边区党代表大会把资本主义痛打了一顿，但有些地方是打得超过范围。党外资本主义是要发展的。边区有四种经济，国营经济、私人资本主义、合作社经济、半自足经济。私人资本主义要节制，但非打击，更非消灭，消灭限于党内。要处理好几种关系，新老干部关系，本地干部与外来干部关系，军队干部与地方干部关系，党的干部与非党干部关系，正规军与游击队的关系。

9月25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毛泽东提出的陕甘宁边区工作问题，决定边区中央局组成人员的名单和由任弼时领导边区工作，中央局以高岗为书记，谢觉哉为副书记，常委还有林伯渠、萧劲光、高自立、张邦英、王世泰、刘景范。原边区党委名义仍然存在。在讨论边区财政经济问题时，毛泽东指出：各个根据地的中心问题，都是经济问题。整个经济工作要实行自给的原则，边区要实行六万五千人的自给，要把经济建设当作党与民众团体整个工作的中心，边区党委和政府工作的中心。今年公粮以决定征收九万担为好。在我们自己的区域，在革命战争时期，不能机械地执行工人八小时工作制，不能无条件地增加工资。官富民富是对的，但在党员中不要提发展私人经济的口号。在党内反对贪污腐化，反对发财思想是对的。9月27日　

德国、意大利、日本在柏林签订军事同盟条约。

9月30日　

同朱德、王稼祥致电刘少奇并告叶挺、项英，陈毅，指出：陈毅、黄克诚部在苏北运河以东地区发展广泛的游击战争，不仅扩大主力，并应建立无数的小游击队，建立新政权，这样才能击破韩德勤。同时对韩德勤部中下层及苏北各顽军与地方人士，应广泛开展联络工作，争取同盟者，孤立韩德勤。

10月3日　

为黄克诚〔1〕率领的八路军第五纵队南下阜宁、盐城地区增援新四军陈毅部反击韩德勤进攻一事，致电周恩来，指出我们的方针是“韩不攻陈，黄不攻韩；韩若攻陈，黄必攻韩”。让周恩来先告何应钦停止韩德勤的进攻行动，否则八路军不能坐视。次日，反击韩德勤进攻的黄桥战役打响，六日战斗结束，这一战役歼灭韩德勤部一万一千余人。

〔1〕黄克诚，当时任八路军第五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10月5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会上对德、意、日三国签订军事同盟条约一事作分析，指出：三国同盟条约订立后战争会扩大。中国有可能利用帝国主义大战来解决中国民族战争的胜利问题。我们党的政策是进行独立自主的民族革命战争。我们要利用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对付共同的敌人，但不能参加帝国主义战争。现在我们应加紧反对德意日同盟的宣传。关于参加国民参政会问题，发言指出，现在的国民参政会，是在大资产阶级统治条件下多请一些客罢了，只有建议权、调查权、询问权，没有决议权，人员也增加很少。我们的态度仍是主张召集有全权的国民大会。

10月7日　

延安清真寺举行落成典礼。毛泽东题写寺名“清真寺”。

10月8日　

同朱德、王稼祥致电叶挺等，指出：蒋介石令顾祝同、韩德勤扫荡大江南北新四军，大江南北比较大的武装磨擦是可能的。主力战将在苏北与江南。最困难的是皖南的战争与军部。我们意见，军部应移到第三支队地区，如顽军来攻不易长期抵抗时则北渡长江，如移苏南尚有可能，也可移苏南。向南深入黄山山脉游击，无论在政治上、军事上是最不利的。

10月9日　

同朱德、王稼祥致电刘少奇，陈毅，叶挺、项英，指出：国民党军“无论何部向我进攻，必须坚决消灭之。只有消灭此等反共部队，才有进攻日寇之可能。你们的部署与决心是完全正确的，国民党任何无理责难都不要理它。”陈毅部大胜，振我士气，黄克诚南下增援是完全正当的。

10月11日　

关于在山东缓和磨擦的问题，同朱德、王稼祥致电彭德怀，朱瑞，陈光、罗荣桓：“目前方针是缓和磨擦，强调团结。除电胡服、叶、项缓和对韩、李〔1〕关系外，山东方面亦应对沈、秦〔2〕缓和一下。只要沈、秦各部没有向我进攻，我即不向彼等行动，双方维持现状，各守现有防地，仅在彼方进击时，我才反击之。”

〔1〕韩、李，指韩德勤、李品仙。

〔2〕沈、秦，指沈鸿烈、秦启荣。

同日　

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争取苏北著名绅士致电陈毅，黄克诚，项英，刘少奇，彭雪枫，指出：江浙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中心，韩国钧、黄炎培、张一麐等为江苏民族资产阶级的一部分著名代表，如果我们能够以正确的政策耐心地争取他们与我们合作，则对于争取整个江浙民族资产阶级集团以及整个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有很大的作用，对于孤立买办大资产阶级集团有重要的作用。因此，望你们把与韩国钧等苏北绅耆的统战工作看成是党争取民族资产阶级的一部分最重要的任务，把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提到党的策略原则的高度。

10月12日　

为留用黄桥战役俘虏的国民党官兵和大批收容知识分子，同朱德、王稼祥致电陈毅并告叶挺、项英、刘少奇、黄克诚：“俘虏兵只释放少数坏分子，其余一概补充自己，加以训练，增强部队战斗力。下级俘虏军官亦应留一部分稍带革命精神者，其余官长一概优待释放，不杀一人（不论如何反动）。”对知识分子，只要是稍有革命积极性，不问其社会出身如何，来者不拒，一概收留，为建设广大抗日根据地之用。

同日　

关于新四军行动方针，同朱德、王稼祥致电叶挺、项英，刘少奇，陈毅、黄克诚：因为蒋介石站在反日立场上，我们不能在南方国民党统治区进行任何游击战争，曾生部队在东江失败〔1〕就是明证。“因此军部应乘此时速速渡江，以皖东为根据地，绝对不要再迟延。皖南战斗部队，亦应以一部北移，留一部坚持游击战争。”新四军皖东部队，应迅速部署向西防御，坚持皖东根据地。“皖东决不可失，如失皖东，则蒋介石必沿运河、淮河构筑封锁线，断我向西之前途。”

〔1〕一九四○年三月，中共领导的第四战区游击挺进纵队新编大队（大队长曾生）和直属第二大队（大队长王作尧）近七百人，离开敌后抗日基地，在向海丰、随丰转移途中，遭到国民党军的堵截，部队损失严重。四月，部队转移到海陆丰国民党统治的后方地区，由于不能公开活动，给养困难，医药缺乏，到七八月部队只剩下百余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