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07）

4月3日　

致电项英，询问：新四军军部及皖南部队在遭国民党军袭击时是否有冲出包围、避免重大损失的办法，其办法是以向南打游击为有利，还是以向东会合陈毅部为有利，渡江向北是否已绝对不可能，党内干部是否已有应付可能遭到袭击的精神上的充分准备等。

4月4日　

致电彭德怀：“蒋召周、朱谈判，主要将是华中问题，彼现梦想将新四军调入黄河以北，划黄河以北给我，把我送入敌人手上，堵塞归路困死饿死。我决不能上他的当，故黄克诚〔1〕及彭吴支队〔2〕仍应迅速南下，在周、朱谈判以前到达盐城、宝应、蚌埠之线”。

同日　

为“四四”儿童节题词：“天天向上”。

4月5日　

关于发展和巩固华中根据地问题，同王稼祥致电彭德怀，黄克诚，陈光、罗荣桓，彭雪枫，刘少奇，指出：蒋介石有停止军事冲突同我进行谈判的意向，企图把八路军和新四军统统纳入黄河以北，划定黄河以北为我两军防区。但是我军不入华中不能生存，在可能的全国性突变时，我军决不能限死在黄河以北而不入中原，“华中为我最重要的生命线”。因此，应乘这次反击韩德勤〔3〕、李品仙等部进攻之机，派必要部队南下。“整个苏北、皖东、淮北为我必争之地。凡扬子江以北，淮南路以东，淮河以北，开封以东，陇海路以南，大海以西，统须在一年以内造成民主的抗日根据地”。

〔1〕黄克诚，当时任八路军第一一五师第三四四旅政治委员。

〔2〕彭吴支队，指彭明治任支队长、吴法宪任政治部主任的八路军第一一五师苏鲁豫支队。〔3〕韩德勤，当时任国民党江苏省政府主席、国民党军苏鲁战区副总司令。

4月6日　

同王稼祥致电贺龙、关向应，王震，指出：李文第九十军原定渡河进攻陕甘宁边区，后经我方质问蒋介石、程潜、阎锡山，同时动员加强河防，知我方有准备，故已改变行动。现判断李文部进攻的危险暂时已经过去。

4月10日　

在鲁艺二周年纪念日，题“鲁迅艺术文学院”校名，并题“紧张、严肃、刻苦、虚心”八字校训。

4月11日　

关于根据地财政经济工作及国民党目前态度等问题，致电彭德怀〔1〕，指出：全国十八个根据地工作最差最无秩序最未上轨道的是财政经济工作，许多重要工作都接受了苏维埃时期的教训，独财经工作至今没有接受过去的教训，如不速加注意，必遭破产之祸。还指出：“因内外迫逼国民党投降与抗战两派正在激烈斗争与分化过程中，国民党（蒋介石）亲苏、和共及初步政治改良这三个方向，似已不可避免，统一投降与统一‘剿共’已不可能，我们正在力促这三件事的实现。”今后统一战线应有更广泛开展，而中心点是争取国民党政府的二百万军队。

4月12日　

同王稼祥复电朱德、彭德怀，指出：同意武安、涉县由卫立煌派县长，自卫再让一步，但对庞炳勋军队进驻这两县应坚决拒绝。目前应力争八路军和中央军的和好团结，朱总能否与卫立煌一晤〔2〕。

〔1〕一九四○年四月十一日至二十六日，中共中央北方局在黎城召开太行、太岳、冀南地区高级干部会议，彭德怀参加了会议。这次会议的重要内容之一是强调根据地财政经济建设的重要性。

〔2〕一九四○年五月上旬，朱德到洛阳同卫立煌会晤。

同日　

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致朱德电：请你于见卫立煌后即经西安来延安。“见卫立煌谈话中心，在于强调团结抗战，缓和中央军中一部分顽固派的反共空气，向他们声明，只要中央军不打八路军，八路军决不打中央军，决不越过汾离、临屯〔1〕漳河之线以南，要求他们也不越过该线以北。”

同日　

关于对蒋介石推动中间派（这里指地方实力派）向八路军、新四军进攻应采取的方针问题，为中共中央书记处及中央军委起草致陈光、罗荣桓，彭雪枫，刘少奇等电，指出：当地方实力派迫于命令向我进攻时，八路军、新四军应在不妨害自己根本利益条件下，先让一步，求得妥协；当他们不顾一切向我进攻，妨害我之根本利益时，应对其一部分给以坚决打击，作为警告，然后仍求得妥协。只有中间派转变成了坚决的不可变化的顽固派，才采取完全决裂彻底消灭的政策。国民党中央军来进攻时，八路军、新四军也应同样采取上述方针。“中央军各级官长中只有一部分军官及政训系统是顽固派，其他多是中间派，也有一部分进步派，决不能把中央军看成都是顽固派。”

4月13日　

致电彭德怀：“时局正在发展，可能日益坏下去，最后变为降日‘剿共’的极坏局面，然亦可能拖一个时期。如能拖到一年，那时国际国内条件均将变化，某方〔2〕要降要‘剿’都困难，时局便有确定好转希望。我们方针是力争把目前局面拖下去，同时准备对付最坏局面。”

〔1〕临屯，指临汾、屯留。

〔2〕指国民党方面。汾离，指汾阳、离石。

4月15日　

同王稼祥致电刘少奇、项英，指出：一、为对付韩德勤的进攻，第一一五师彭（明治）吴（法宪）支队约一万二千人，不日从鲁苏边出动，向苏北前进，估计约三星期内外可与刘少奇方面配合夹击韩德勤。韩德勤是顾祝同〔1〕唯一嫡系，受我打击后，顾有对皖南、江南新四军采取压迫手段之可能，望项英准备应付办法。惟决不可先动手，应取自卫原则。二、左权、黄克诚率第一一五师第三四四旅共一万二千人已从太行山出动，不日到冀鲁边界，随时可调至陇海路南与彭雪枫配合作战。

4月18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项英电：“关于江南、皖南部队应如何适当部署，由你们依情况决定。”“叶、张两团〔2〕以留在江北发展为适宜，你们将来的主要阵地有移至江北之可能。”

〔1〕顾祝同，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三战区司令长官。

〔2〕指叶飞领导的新四军第一支队原第六团和张道庸（陶勇）领导的新四军第二支队原第四团。

4月20日　

中共中央致电项英、刘少奇，指出：蒋介石、顾祝同的阴谋是想把新四军江北、江南部队全部陷死在苏南敌后狭小区域，隔断八路军与新四军之联系，以求在适当时机消灭新四军。皖北、皖东、淮南、苏北是我军在全国的最重要的战略地区之一，是击败蒋介石把八路军、新四军全部困在敌后，消灭新四军之阴谋的重要斗争地区。因此，在与顾祝同的谈判中，绝对不能答允四、五支队和叶、张两团南调〔1〕。叶、张两团及苏北全部均暂归中原局指挥，部队调动应依照中央的电令。至于江南部队如何部署，由项英视情况自行决定。

4月21日　

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致刘少奇、张云逸、邓子恢〔2〕并告项英电，指出：你们不要提反对李品仙的口号，也不要提反对桂军的口号，对桂军进攻应取劝告及争取的态度，不到必要时机与必胜地点，不要轻易同桂军作战。“目前中心是在淮南铁路以东，肃清地方反共武装，广泛发动民众，建立以各县抗日联防办事处为名义的抗日民主政权，团结广泛小资产分子及开明绅士加入政权，切不可由我一党包办。对淮南铁路以西地方不可发动游击战争”。

〔1〕一九四○年四月，顾祝同多次提出要江北新四军全部南调，并要新四军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到上饶谈判，四月中旬，袁、顾开始谈判。四月十六日，项英致电中共中央：“袁到上饶正求缓和，以我估计，江北部队不南调，冲突仍不免，全国局势日益恶化，我主张将近调江北之叶张两团全部急返江南，以应大事变。”

〔2〕张云逸、邓子恢，当时分别任新四军参谋长兼江北指挥部指挥、新四军政治部副主任兼江北指挥部政治部主任。

4月25日　

关于时局等问题，致电彭德怀：一、“时局一方面加重了投降危险，另一方面仍未丧失克服此种危险的可能性。”二、“国民党的限共与磨擦政策不会改变，但目前还没有与我党立即分裂的意图。”三、李品仙部仍在进攻新四军，请令彭吴支队速向苏北前进，第三四四旅速向淮北前进。“苏北、淮北、皖东是八路、新四两军最重要的生命线，彼既向我进攻，我自不能坐视”。四、“蒋邀周去颇迫切。邵力子使苏，似尚有赖苏救急之意。彼方财政经济问题甚严重，军队战斗力大减，人民离心力日增，蒋的文章并不好做。周去将给以团结抗战之助力。”4月26日　

中共中央书记处致电项英，陈毅并告刘少奇，张云逸，指出：“皖南军部以速移苏南为宜。”“武装斗争中的自卫原则，并不是要限制自己发展，而是要放手发展，在放手发展中，如遇顽固派阻碍及进攻，则我站在自卫立场上坚决打击之。在团结抗战时期，我军不应向友党后方行动，而应向战争区域与敌人后方行动。在战争区域，特别是在敌人后方，我应放手发展武装，建立政权，建立根据地，在有理有利有节条件下，坚决打击阻碍我发展的反共顽固派。”4月29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听取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张文彬关于广东工作的报告。毛泽东在发言中说：广东省委过去的工作成绩是，发展了进步势力，即发展了党；争取了中间势力，主要在军队方面；同顽固势力的斗争也有成绩。但没有大力发展党领导的武装力量是一个缺点。今后工作方针，应把发展党领导的武装力量作为发展进步势力的中心，应将工作重心放在武装工作和战区工作。现在应上山还是下水呢？现在一切偏僻的地方都成为国民党的地区，我们不要上山，而要下水，深入敌后活动。对于时局估计，要准备最坏局面，要在最坏一点上来布置工作。

4月　

同王稼祥等决定以第十八集团军政治部的名义，公开出版发行《磨擦从何而来》小册子。其中收集了《共党问题处置办法》等国民党的六个文件，用事实和材料向社会披露磨擦问题的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