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01）

1939年　

四十六岁

1月2日　

为八路军总政治部主办的《八路军军政杂志》创刊写发刊词。发刊词指出：八路军在一年半抗战中，执行了“基本的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的正确的战略方针，坚持了与发展了华北的游击战争，创立了许多敌后抗日根据地，缩小了敌人的占领地，钳制了大量的敌军，配合了正面主力军的抗战，延缓了敌人进攻西北的行动，兴奋了全国的人心，打破了民族失败主义者与悲观主义者的错误观点。“增强技术装备，深研战略战术，正确地运用统一战线政策，广泛地进行争取敌伪军工作，由军队自身参加生产运动，这是八路军在新阶段中应该加重注意的重要问题”。一月十五日出版的《八路军军政杂志》创刊号，还刊载毛泽东题词：“停止敌人的进攻，准备我们的反攻！”

1月5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讨论汪精卫叛国投敌问题。毛泽东发言指出：日本帝国主义目前主要目的，第一是消灭国民党的军队与政权，第二是消灭共产党的军队与政权。蒋介石最近在军事上、外交上及反汪行动上都表现是进步的，但在进步中又要限制我们。蒋的政策是联共又反共，所以最近反映出来各地磨擦增加。我党对目前事件511的方针是拥蒋反汪，须发出一个指示电。会议决定由张闻天起草指示电。会议还决定将华南及西南各省合并成立一中央局，建议改名为西南局（一月十三日接受周恩来的提议，仍定名为南方局），以周恩来为书记。

1月12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陕甘宁边区参议会问题时，发言指出：六中全会后边区工作要有一个推动，要从边区议会做起，使边区能应付困难环境，造成对外有好的影响。因此边区议会要开，国民党攻击我们立异，我们为实行民主制度必须立异，否则不能表示我们的进步。议会名称仍用参议会好。〔1〕边区问题解决必须坚持下列原则：（一）边区事情由我们办；（二）保证民主制度。关于磨擦问题，发言指出，我们的原则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1〕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在会上说，重庆国民党方面来电，提出边区参议会是否改为准备会，并不向外宣传。

1月13日　

就八路军今后发展主要方向问题，同王稼祥复电周恩来、秦邦宪、何凯丰并告朱德、彭德怀，指出：“我们必须坚持与争取向鲁、皖及华中开展，但在目前磨擦很多、军委会严令禁止八路军入中原的时候，我正规部队可暂缓去华中。”

1月17日　

在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参议会开幕会上讲话，指出：抗战一定要有民权主义与民生主义。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民族、民权、民生是互相配合的。没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就不能实现民族主义，抗战就不会胜利。边区的进步主要表现在民主，而这民主又是苏维埃在现阶段的发展物，现在各阶级、工农商学兵各界都可参加参议会。一九三九年边区的施政方针是：大大发展国防经济，发展农业手工业，改良人民生活；发展国防教育，办初级的、中级的、高级的学校，开展识字运动，使边区人民大大提高文化水准；大大发展国防的民众运动，加强军事训练。

同日　

复信何干之〔1〕。信中说：“看了你的信，很高兴的。我们同志中有研究中国史的兴趣及决心的还不多，延安有陈伯达〔2〕同志在作这方面的研究，你又在想作民族史，这是很好的，盼望你切实地做去。我则有志未逮，我想搜集中国战争史的材料，亦至今没有着手。我的工具不够，今年还只能作工具的研究，即研究哲学，经济学，列宁主义，而以哲学为主，将来拟研究近代史，盼你多多指教。”“你的研究民族史的三个态度，我以为是对的，尤其第二个态度。如能在你的书中证明民族抵抗与民族投降两条路线的谁对谁错，而把南北朝，南宋，明末，清末一班民族投降主义者痛斥一番，把那些民族抵抗主义者赞扬一番，对于当前抗日战争是有帮助的。只有一点，对于那些‘兼弱攻昧’‘好大喜功’的侵略政策（这在中国历史上是有过的）应采取不赞同态度，不使和积极抵抗政策混同起来。为抵抗而进攻，不在侵略范围之内，如东汉班超的事业等。”

〔1〕何干之，当时任陕北公学的教授和中国问题教研室主任。

〔2〕陈伯达，当时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

1月18日　

下午，在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参议会作关于目前政治形势的报告，指出：武汉失守了，但还没有进到敌我相持的新阶段，而是敌攻我守与敌我相持两个阶段中间的过渡时期。完成这个过渡需要三个条件：中国坚持持久抗战并增强抗日力量；日本的困难增长；国际上给中国更多的援助。目前军事、经济、国内矛盾、国际环境都使日本更加困难，这就逼使日本不得不在一定时间停止其进攻。中国的抗战，一方面更加困难，一方面更加进步，而进步一定压倒困难。近几个月来的国际形势也对中国有利。报告最后指出：共产党的任务，是要坚持抗战，强固与扩大统一战线。八路军、新四军的任务，主要是在敌后拖牛尾巴，配合国民党军队的正面作战。陕甘宁边区要成为抗战的堡垒，民主的模范。

1月20日　

为《论持久战》英译本写序言，题为《抗战与外援的关系》。序言说：“上海的朋友在将我的《论持久战》翻成英文本，我听了当然是高兴的，因为伟大的中国抗战，不但是中国的事，东方的事，也是世界的事。”“我的这本小书，是一九三八年五月间作的，因为它是论整个中日战争过程的东西，所以它的时间性是长的。至于书中论点是否正确，有过去全部抗战经验为之证实，今后经验也将为之证实。”“在伟大抗战中，基本的依靠中国自力胜敌，中国的力量也正在发动，不但将成为不可战胜的力量，且将压倒敌人而驱除之，这是没有疑义的。但同时，需要外援的配合，我们的敌人是世界性的敌人，中国的抗战是世界性的抗战，孤立战争的观点历史已指明其不正确了。”“因此我希望此书能在英语各国间唤起若干的同情，为了中国利益，也为了世界利益。”

1月21日—30　

日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在重庆举行。会议声言仍要“坚持抗战到底”，但按蒋介石的解释，这个“底”就是恢复七七事变以前的状态。会议确定“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方针，原则通过《防制异党活动办法》，决定设置防共委员会，严密限制共产党和一切进步力量的言论和行动。

1月21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讨论周恩来本日来电〔1〕，决定复蒋介石一电，说明取消共产党和马列主义绝对不可能，打断蒋介石企图取消共产党的念头。

1月22日　

中共中央复电周恩来，拒绝蒋介石提出的国共两党合并为一个大党的主张，并要周恩来将中央复蒋介石电转交蒋。中央复蒋电中说：“两党为反对共同敌人与实现共同纲领而进行抗战建国之合作为一事，所谓两党合并则纯为另一事。前者为现代中国之必然，后者则为根本原则所不许。”

同日　

为修改《陕甘宁边区实录》一书初稿，写信给周扬〔2〕。信中说：“此稿李六如、和培元〔3〕各写一半，我全未看。因关系边区对外宣传甚大，不应轻率出版，必须内容形式都弄妥当方能出版。现请你全权负责修正此书，如你觉须全般改造，则全般改造之。虽甚劳你，意义是大的。最好二月十五日前完稿，二月底能出书。”后来，毛泽东为《陕甘宁边区实录》题写书名并题词，题词是：“边区是民主的抗日根据地，是实施三民主义最彻底的地方。”

〔1〕周恩来一月二十一日致电中共中央：“蒋昨晚约我问延安有无意见，并又提统一两党事，我告以不可能，彼仍要我电中央请示，希望在全会中得回电”。

〔2〕周扬，当时任陕甘宁边区政府教育厅厅长。

〔3〕李六如、和培元，当时分别是毛泽东办公室秘书长、秘书。

1月25日　

出席在延安举办的陕甘宁边区农产品展览会开幕式并讲话，指出：这个展览会的意义很大。前方努力打仗，后方努力生产，一定能打垮日本帝国主义。在边区，不仅老百姓要如此做，其他如学校、党政机关、军队都要参加生产运动。

1月26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讨论生产运动与东北抗日联军问题。关于生产运动，毛泽东发言指出：一、准备工作。现在到春耕还有两个月，要雷厉风行地不失时机地进行准备工作。二、进行生产动员。在二月一、二、三日进行生产动员，分配生产任务，并使各单位有余利以提高其兴味。各机关学校等单位组织生产委员会。三、总的生产运动委员会，以林伯渠为主任，李富春为副主任。四、生产运动的意义，是在长期抗战中实行自给自足等。在听取关于东北抗日联军的报告后，毛泽东发言指出：东北义勇军抗战最久，有七年的历史，现在虽只有一万人，但成为很好的基础。现在的问题是使中央同东北抗日联军建立联系，首先派交通员并设法派电台去。东北抗日联军，如果有好的领导，在有山村及反对民族敌人等条件下有发展的可能，否则也有削弱的可能。

1月27日　

关于驳斥国民党诬蔑新四军作战不力的谰言，同王稼祥致电周子昆、赖传珠〔1〕、袁国平，指出：“你们应将新四军一年余作战经过、胜利及艰苦奋斗的材料，整理电告重庆及此间，以便发表，并痛驳四军作战不力之说。”本日，又同王稼祥致电周恩来、秦邦宪、何凯丰、董必武，指出：国民党对新四军的诬蔑，“这是对新四军之可能的新的压迫之准备，望将新四军作战经过及胜利材料广为公布，并痛斥新四军游击不得力之说”。

〔1〕赖传珠，当时任新四军司令部参谋处处长。

同日　

在八路军延安总兵站检查工作会议总结时发表讲话，指出：检查工作会议是一种领导方法，是最具体地学习领导方法。通过检查工作会议，团结了干部，发扬了优点，克服了缺点。在讲到学习问题时说：有了学问，好比站在山上，可以看到很远很多东西。没有学问，如在暗沟里走路，摸索不着，那会苦煞人。学习的方法是“挤”和“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