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下（2）

7月18日　出席延安市抗日救国会召开的延安市援助平津抗战将士市民大会，报告卢沟桥事变的经过及最近情况。

7月23日　写《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一文。文中指出抗战存在着两种方针、两套办法和两个前途。两种方针，一种是坚决抗战的方针，另一种是妥协退让的方针。两套办法，一套是动员全国人民、全国军队，争取广泛外援的办法，具体地说就是要实现八大纲领，另一套是与此相反、不实现八大纲领的办法。两个前途，一个是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实现中国自由解放的前途，一个是日本帝国主义占领全中国、中国人民都做牛马奴隶的前途。文章号召一切爱国的国民党员和共产党员团结起来，全国的爱国同胞、爱国军队、爱国党派团结起来，坚决地实行第一种方针，采取第一套办法，争取第一个前途。这篇文章编入《毛泽东选集》。

〔1〕彭雨峰，即彭雪峰，当时受中共中央派遣在山西等地做统一战线工作。

7月24日　致电朱德、彭德怀、任弼时：“（甲）恩来已到沪，不日回陕。事情还没有弄妥，改编事待周回后再定。（乙）华北事已妥协，仗暂时打不起来。党已发宣言反对妥协，红军暂时不发电为宜，待周回后再说。

7月25日　致电周恩来、秦邦宪、林伯渠：“红军各首长已集云阳（朱总亦去）讨论改编，现令他们等你们回来讨论决定。”“蒋对红军办法不能接受，只有拖之一招。”

7月28日　关于红军改编问题，同张闻天致电周恩来、秦邦宪、林伯渠：“（甲）请你们即去云阳商定改编。（乙）由云阳回西安后，以根据朱、彭、林、贺、萧、刘、张、徐〔1〕诸将领意见告蒋鼎文〔2〕以下之各点，请其转达蒋介石：（一）八月十五号前编好，二十日出动抗日。（二）三个师以上必须设总指挥部，朱正彭副，并设政治部，任弼时为主任，邓小平为副主任（不要康泽〔3〕），以便指挥作战。（三）三个师四万五千人，另地方一万人，设保安正副司令，高岗〔4〕为正，萧劲光为副，军饷照给。（四）主力出动后集中作战，不得分散。（五）担任绥远方面之一线。（六）刺刀、工具、子弹、手榴弹等之补充。”

〔1〕朱、彭、林、贺、萧、刘、张、徐，指朱德、彭德怀、林彪、贺龙、萧劲光、刘伯承、张浩、徐向前。

〔2〕蒋鼎文，当时任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西安行营主任。

〔3〕康泽，当时任国民党政府汉口禁烟缉私处主任。

〔4〕高岗，当时任中共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兼政治委员。

7月29日　北平失陷。三十日天津失陷。

7月　写《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第二章第十一节“实践论”，并以此为讲稿在抗大作过讲演。这一节后来单独成篇，以原题为篇名编入《毛泽东选集》。《实践论》是为着用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观点去揭露中国共产党内的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的错误而写的。这篇文章以认识和实践的辩证关系为核心，全面地阐明实践作为认识的来源、动力、标准对于认识的基础地位和主导作用，指出：人的认识一点也不能离开社会实践，实践是认识的来源，是推动认识发展的动力，是检验认识的真理性的标准，“实践的观点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之第一的和基本的观点”。文章论述了基于实践的关于认识的发展过程，即从实践中产生感性认识，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从理性认识又回到实践。“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文章论述了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的相互关系，指出：在绝对真理的长河中，人们对于在各个一定发展阶段上的具体过程的认识只具有相对的真理性。无数相对的真理之总和，就是绝对的真理。客观现实世界的变化运动永远没有完结，人们在实践中对于真理的认识也就永远没有完结。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地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文章对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表现形式及特征作了分析，指明教条主义者不承认认识依赖于实践，他们的思想超过客观过程的一定发展阶段，离开了当前大多数人的实践，离开了当前的现实性；经验主义者不承认革命理论对革命实践的指导作用，他们尊重经验而看轻理论，因而不能通观客观过程的全体，缺乏明确的方针，没有远大的前途，沾沾自喜于一得之功和一孔之见。文章从哲学的高度，指出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本质，都是以主观和客观相分裂，以认识和实践相脱离为特征的。《实践论》同本年八月写出的《矛盾论》，都是毛泽东最重要的哲学著作，为形成中国共产党人的思想路线和思想方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

8月1日　出席在延安召开的陕甘宁边区第一届抗战动员体育运动大会，并发表演说，指出此次平津失陷，是由于华北当局动摇不定，没有抗战决心和压制民众的爱国抗日运动所致，我们现在只有一个方针，就是坚决打日本。号召同志们准备出发到河北去，到抗日的最前线去，把我们这里的方针与办法带到全国各地去，把我们的决心带到抗日最前线去。六日，抗战动员体育运动大会闭幕，毛泽东在闭幕词中提出，要努力学习军事体育来武装我们的手足，学习政治来武装我们的头脑。

同日　同张闻天致电周恩来、秦邦宪、林伯渠，认为依当前敌我情况，红军作战必须坚持以下两条原则：“（甲）在整个战略方针下执行独立自主的分散作战的游击战争，而不是阵地战，也不是集中作战，因此不能在战役战术上受束缚。只有如此才能发挥红军特长，给日寇以相当打击。（乙）依上述原则，在开始阶段，红军以出三分之一的兵力为适宜，兵力过大，不能发挥游击战，而易受敌人的集中打击。其余兵力依战争发展，逐渐使用之。”并说，以上原则，请与各同志商定，并准备携告国民党。

同日　同张闻天致电朱德、周恩来转彭德怀、任弼时：红军抗日出动的路线、兵力和作战方针，不应请蒋介石决定颁发，只能待适当时机，由我们提出与之商定。

同日　在收到张冲〔1〕关于蒋介石密邀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即飞南京共商国防问题的急电后，同张闻天致电周恩来等：“拟复以朱、周、叶〔2〕三人赴京，如何盼复。”

8月3日　同张闻天致电周恩来、秦邦宪并告叶剑英：“此次赴宁，须求得下列问题一同解决：（一）发表宣言。（二）确定政治纲领。（三）决定国防计划。（四）发表红军指挥系统及确定初步补充数量。（五）红军作战方针。”

同日　收到朱德、周恩来草拟的中共方面准备向南京国防会议提出的提议案，共十九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