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上（08）

7月1日

同朱德、周恩来、林伯渠等到机场欢迎由王若飞陪同从重庆飞抵延安的六位国民参政员褚辅成、黄炎培、冷遹、傅斯年、左舜生、章伯钧（王云五因病未能同行）。

7月2日

下午，在杨家岭会见褚辅成等六参政员，听取他们述明来意和对国内问题的意见。陪同会见的有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等。褚辅成等六人说明他们对于国际6861945年

7月国内局势的看法，认为国内团结有绝对的必要，并指出国共双方都有愿意恢复谈判的表示。毛泽东接着说：双方的门没有关，但门外有一块绊脚的大石挡住了，这块大石就是国民大会。晚上，出席中共中央在杨家岭中央大礼堂为欢迎褚辅成等举行的宴会，并陪同他们出席文艺晚会。

7月3日

下午，与周恩来同章伯钧、左舜生谈话。晚上，同朱德、周恩来、林伯渠到褚辅成等六参政员下榻的陕甘宁边区政府交际处，同他们继续会谈。本日会谈情况，黄炎培《延安归来》中有如下记载：“今天谈话时间特别长，谈到的事项特别多。各抒所见，但不涉辩论，尽大家自由发表。结果约定由中共方面把意见写出来，明日公开阅看。”

7月4日

主持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通过《中共代表与褚辅成、黄炎培等六参政员延安会谈记录》。

同日

在杨家岭住处会见褚辅成等六参政员，进行第三次会谈，毛泽东将中共方面整理的《中共代表与褚辅成、黄炎培等六参政员延安会谈记录》交褚辅成等。会谈记录包含两部分内容：一、褚辅成等与中共方面同意下列两点：停止国民大会进行；从速召开政治会议。二、中共方面之建议，其中说“在国民政府停止进行不能代表全国民意的国民大会之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同意由国民政府召开民主的政治会议”，并提议在政治会议召开前，应对这一会议的组织、性质、议程以及释放政治犯等作出确定。毛泽东对中共方面之建议作了说明。晚上，出席在王家坪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部举行的为褚辅成等六参政员饯行的宴会。在近几天与黄炎培等的交谈中，有一次毛泽东问黄炎培的感想怎样？黄炎培说：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毛泽东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7月5日

同朱德、周恩来、林伯渠等到延安机场欢送褚辅成等六参政员飞返重庆。

同日

复电王震、王首道，指出：“你们决定南进是正确的，沿途除必要休整时间外不宜停留过久。沿途如有有利和可靠之人民武装应酌量派出些干部散布种子，助其扩大，主力不宜浪战过分损耗精干力量。”并告张启龙、文年生两部已到晋西北，不久渡汾河南下。

7月7日

褚辅成、黄炎培等六参政员见蒋介石，报告延安商谈结果，并将从延安带回的会谈记录交王世杰。

7月7日—20日限民参政会四届一次会议在重庆举行。中共参政员拒绝出席此次会议，其他方面也有很多人未出席。第一天会议到会人数之少，为历届参政会所未有。

7月10日

新华社发表毛泽东写的评论《评蒋介石参政会演说》。评论指出：蒋介石在第四届国民参政会开幕时说什么政府对于国民大会召集有关的问题，拟不提出任何具体的8861945年

7月方案，而要听取参政会的意见。这表明所谓今年十一月十二日召集国民大会一件公案，大概就此收场了。这件公案和帝国主义者赫尔利有关系，他是极力怂恿蒋介石干这一手的。蒋介石今年三月一日的演说，赫尔利四月二日的声明，在以中国人民为牺牲品的共同目标下，一唱一和，达到了热闹的顶点。从此以后，似乎就走上了泄气的命运。反对者到处皆是，不计其数。评论警告蒋介石及其一群：“对于违反人民意志的任何欺骗，不管你们怎样说和怎样做，是断乎不许可的。”这篇评论编入《毛泽东选集》时，题为《赫尔和和蒋介石的双簧已经破产》。

7月12日

主持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拟定准备提交政治局会议通过的中央各部委负责人名单：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副主席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彭德怀，总政治部主任刘少奇，总参谋长叶剑英（后改为总参谋长彭德怀、副总参谋长叶剑英）；中央组织部部长彭真（兼中央党校校长）；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副部长陈伯达；中央社会部（中央情报部在内）部长康生；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筹备会主任周恩来；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张闻天，副主任何凯丰；中央职工委员会主任邓发；中央妇女委员会主任蔡畅；中央青年委员会主任冯文彬。

同日

新华社发表毛泽东写的评论《赫尔利政策的危险性》。评论指出：赫尔利四月二日在华盛顿所发表的声明，宣称美国只同蒋介石合作，不同中共合作，这是代表美国政府中的一群人的意见，但这是错误的而且危险的意见。以赫尔利为代表的美国对华政策的危险性，就在于它助长了国民党政府的反动，增大了中国内战的危机。“假如赫尔利政策继续下去，美国政府便将陷在中国反动派的又臭又深的粪坑里拔不出脚来，把它自己放在已经觉醒和正在继续觉醒的几万万中国人民的敌对方面，在目前，妨碍抗日战争，在将来，妨碍世界和平。”这篇评论编入《毛泽东选集》时，题为《评赫尔利政策的危险》。

7月14日

对八路军前方总指挥部转来的一份关于开辟河西地区工作的请示电，写如下批语：“请刘、邓〔1〕商彭、滕〔2〕拟复。由冀鲁豫调得力人率大部西渡，负责开辟郑州、许昌、郾城与新黄河间广大地区，甚为必要。”

〔1〕刘、邓，指刘伯承、邓小平。

〔2〕彭、滕，指彭德怀、滕代远。

7月15日

主持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会议决定：林枫等十六人为晋绥分局委员，林枫为书记；组织吕梁区党委，以张宗逊等九人为吕梁区党委委员，张宗逊为书记；成立吕梁军区，以张宗逊为吕梁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罗贵波兼政治部主任，解学恭为参谋长。

同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河南区党委电，指出：“你们今后作战方针，是向西防御，向东向南进攻（即对顽占区取防御方针，对敌占区取进攻方针），以求利用时间北与太岳、太行，东与渡新黄河西进之冀鲁豫部队，南与五师部队完全打成一片，逐步地争取数百万群众，扩大民兵、游击队与主力军（在财力许可下），建立可靠的军事、政治、经济基础”。如不能完成上述任务，我党在河南就将处于失败地位。完成上述任务依靠你们现有力量，自力更生，不靠任何外援，这是必要的与有益的。

7月19日

主持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决定鄂豫区拟成立中央局，领导新西军第五师及王树声、戴季英领导区域的工作，徐向前病愈后去任中央局书记，傅钟任该战略区政治部主任。

同日

新华社发表毛泽东修改的评论《新华社记者再评赫尔利政策》。毛泽东加写了一段话：“为了共同战胜日寇与建设世界和平，我们希望一切原以平等待我的公正的美国舆论界、政府人员及军队人员积极起来纠正赫尔利式的错误政策，因为这个政策的结果只会拖延对日战争的胜利与破坏世界和平。”

7月21日

国民党军胡宗南部对陕甘宁边区淳化县爷台山八路军防地发动进攻。国民党军的进攻不断扩大，八路军于二十七日撤出爷台山地区。

7月22日

新华社发表毛泽东写的关于时局的评论《内战危险空前严重》。评论指出：第四届国民参政会已于二十日闭幕，整个会议所讨论的中心问题是国民大会问题，十九日通过一个决议案。这个决议包含了某些妥协性，但是并未变更国民党要召开国民大会的反动计划。国民大会这个法宝仍然拿在独裁者手里，他想什么时候使用都由他，而且即使没有国民大会仍然可以打内战，中国人民绝对不可稍有疏忽与大意。“只有三个条件可能改变中国的政治形势：第一个，解放区军民一致团结起来，坚决地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坚决制止内战；第二个，国民党统治区的人民院主力量一致团结起来，坚决反对内战；第三个，英、美、苏三国在东方问题上团结一致，反对中国的内战。中国人民应该为争取三个条件，反对内战危险而奋斗。”

同日

致电中共中央重庆工委委员徐冰、刘少文，指出：“蒋一切布置都是准备反共的，内战危机空前严重，望将延安反内战新闻在大后方设法传播，这些新闻的措词将使中间派认为太尖锐，但日后将证明我们意见之正确性。”“望用最大注意力布置云、贵、川三省农村据点，准备将来打游击，不使我党在国民党发动内战时处于完全挨打与束手无策的地位。”本日，再致电徐冰、刘少文，告知胡宗南由河南前线及西安等处调动四个军的兵力，开到陕甘宁边区边境三原、淳化一带，其一部已袭入我关中地区，内战危机突趋严重，让他们向邵力子提出质问，要求制止内战。

同日

致电王震、王首道，指出：“蒋介石一切准备都是反共的，内战危险空前严重。”“你们的唯一任务是争取目前一刻千金的时间，在粤北、湘南创立五岭根据地，并与广东我军连成一片，准备于内战时牵制南方一翼。”不要希望在浏阳、醴陵、衡阳、宝庆（今邵阳）一带建立根据地，蒋介石必于日军失败后出死力铲除这些根据地，那时将使我军处于不利地位。“谦虚谨慎，不骄不躁，是全党应取的态度。谦虚则不骄，谨慎则不躁，骄与躁是革命工作的大敌。希望你们以此自守，并教育一切干部。”凡事要设想一切可能的困难，只有对一切困难有了充分精神准备，才能想出克服困难的办法，走向光明的前途。

同日

致电张启龙、文年生：渡汾河战役虽有损失，但已胜利通过，此次经验对于以后行军作成将有帮助。已令王震、王首道率部南开，直达粤北。“你们目的地亦是湘南、粤北，在不使部队过于疲劳条件下应注意酌量缩短行军过程，争取在阳历年底到达五岭与二王会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