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上（06）

5月16日

主持中共七大主席团常委会议。会议决定：陕甘宁晋绥联防军警备第一旅和第一二○师第三五九旅第二梯队从延安南下，经湘鄂赣待机去湘粤桂边（小北江一带五岭山脉中）开辟新的根据地，并准备为东江纵队的退路。警一旅行军时用八路军第三游击支队的名义，支队司令员文年生，政治委员雷经天；第三五九旅第二梯队行军时用八路军第二游击支队的名义，司令员刘转连，支队代理政治委员张启龙。两部五月底集中，六月初出发。会议还批准由王首道、王震提出的中共湖南省委名单，并决定湖南省委由华中局代表郑位三领导，同时与中央发生关系，湘鄂边区党委由湖南省委领导。

5月17日

主持在枣园召开的中共七大主席团和各代表团主任会议。会议讨论选举问题，决定由任弼时、刘少奇、周恩来、彭真、李富春组成一非正式的委员会，与各代表团主任商定一个中等人数的候选名单，并拟定选举条例。

5月19日

主持在枣园召开的中共七大主席团和各代表团主任会议。会议通过选举中央委员会条例草案，准备在二十三日提交大会通过。会议决定大会发言方针，着重正面，多讲形势与任务，不可能在大会讨论及结论中解决一切问题，须向代表们说清楚。关于大会决议，会议决定政治报告准备用一句话的决议；军事报告作一简单的决议；关于党章报告，即通过党章，不另作决议。会议还决定举行中国革命死难烈士追悼大会。

5月23日

主持在杨家岭中央大礼堂召开的中共七大主席团和各代表团主任会议，会议听取对选举问题讨论情况的汇报。各代表团讨论中，提出中央委员会要少而精，有人提出不要照顾山头、陈绍禹是否要列入中央委员会候选名单等意见。毛泽东在听汇报后指出：少而精的思想是好的，但这是理想。山头是要照顾的。中央委员会不可能每个人都有各方面的知识。如何对待犯错误的人，过去八七会议不要陈独秀出席，后来又不选他，过去还有人主张所有犯错误的人都不要，这些都是不对的。现在拟的名单，形式上看很庞杂，实际上大不同。现在世界形势变了，党有了三个时期的经验，整风以来二十五个中央委员中起了很大变化。少而精只是一方面的真理，少不见得就很精，多一点也不见得就不精。就是说要照顾到山头，要照顾到犯错误的同志，不要一次就精得不得了，太精了就会脱离群众。

5月24日

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代表主席团作关于中央委员会选举方针的报告。报告指出：我们的大会开得很顺利，三个议事日程已经过去了，第四个议事就是选举中央委员会。关于选举方针，主席团交换过几次意见，认为选举的标准应当是，要能够保证实行大会路线的同志来组织中央委员会。按这个标准，犯过错误的同志应不应该选？犯过路线错误但是已经承认错误并决心改正错误的人可以选入中央委员会，必须有承认错误并且改正错误这一条原则。过去我们图简单、爱方便，不愿意与有不同意见的人合作共事，一掌推开，这种情绪在我们党内还是相当地存在着。六次大会不选陈独秀为中央委员，党并没有从此就毫无乱子，天下太平了。最近十年，我们采取了忍耐的态度，这样的方针帮助了我们，虽然也出了些纠纷，但是比较顺利。历史经验证明，要图痛快，就不痛快，准备了麻烦，麻烦就少。要不要照顾山头？我们有许多根据地，白区也有许多块，这就是中国革命的实际。没有这些，就没有中国革命。有山头不是坏事，坏的是山头主义、宗派主义。要消灭山头主义，就要认识山头，照顾山头，缩小山头，这是一个辩证法。没有全国产业的发展，交通的方便，要彻底消灭山头主义情绪是不可能的。是否每一个中央委员都应该是通晓各方面知识的人？事实上，任何一个人都不可能通晓各方面的知识。我们的新的中央应该包罗各种人才，尽可能地照顾各个方面、各个山头，知识也是一样，要尽可能地通晓的方面多一点。如果我们有各方面的人，每一个人都通晓一方面或者有比较多的专长，那我们的中央就会比，较完全。我们要从集体求完全，不是从个人求完全。关于中央委员会的人数问题，报告指出：主席团考虑了很久，没有提出确定的人数，我提议七十人左右。新的中央委员会不要太小，也不要太大。七大要选举一个比较大的中央，必须比现在的中央委员会二十五个人要扩大，才能够适应目前党的情况、将来的发展以及国际国内的形势。

5月27日

主持在枣园召开的中共七大主席团和各代表团主任会议。会议讨论中央委员会选举问题，决定中央委员会由正式中央委员四十五名、候补中央委员二十五名组成。毛泽东在会上说：关于战略指导问题，斗争形式与组织形式是由日本、我们、国民党三方力量决定的，而我们是处在中间。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采取何种形式？我们在抗战开始时搞的麻雀战是进攻的形式，是对的。一九四○年后我们应退却。一九四○年冬以后，敌后才转入相持，现在基本上还未脱离相持阶段。后来我们采取更分散的形式——武工队。后来，十大政策那一整套我们学会了，加上太平洋形势的变化，我们又前进了，比一九四○年发展更大了。今后的问题，要得到技术条件，要准备二十到三十个旅，十五万到二十万人，脱离军区，将来开到东北去。关于干部问题，新老干部关系、外地本地干部关系发生问题，一般情况下要老干部、外来干部负责。两万老干部团结带领广大的新干部、本地干部、非党干部的问题，是关系中国革命胜败的问题。凡是历史上跌了交的事，不要害怕正视，当作经验是很好的。历史地看问题是马克思主义。我们不搞工业，不学工业，我们就会灭亡的。这个问题在转变中要讲一下。

5月31日

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作关于政治报告讨论的结论，讲三个问题：国际形势，国内形势，若干思想政策问题。关于国际形势，指出：把世界引向进步，这是历史的总趋向。英、美联合日本和德国俘虏组织反苏反共的第三次世界大战，这种可能性今天不存在。资本主义有它的历史，现在总的说来，资本主义是向下的，但农业国中的资本主义是向上的，是不平衡的。中国也要发展资本主义，蒋介石搞的是半法西斯半封建的资本主义，我们是发展新民主主义的资本主义。新民主主义的资本主义将来还有用，在中国与欧洲、南美的农业国家中还有用，它的性质是帮助社会主义的。它是革命的，有用的，有利于社会主义之发展的。关于国内形势，结论强调既要看到光明的一面，又要看到困难的一面，并列举了今后可能出现的十七种困难，例如外国大骂，国内大骂，内战爆发，党内意见分歧，党员散掉三分之一，天灾，赤地千里，等等。提醒全党高级干部要有充分准备对付非常不利的情况，方针就是全党团结起来，克服困难。关于思想政策问题，指出：如无预见，即无领导，为着领导，必须预见，预见前途和可能发生的偏向。比如这次大会要求注意城市工作，注意东北地区。如果对工人运动、大城市、经济、工业、正规化等问题不能解决，共产党一定会灭亡。东北四省极重要，有可能在我们的领导下。有了东北四省，我们即有了胜利的基础。能不能领导大资产阶级？或能，或不能，有时能，有时不能，看情况决定。党性与个性的关系，即普遍性与差别性、集体与个人的关系问题。我们党内大大发展了个性，因为有了自由。《共产党宣言》中讲得很清楚：“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不能设想把一百二十万党员变成一百二十万块木头，不能把党员变成一模一样，那会有什么党性！只要服从党，在此范围内尽量发展各人的长处，不要只喜欢那些纸糊泥做的人。当然，也不是说一定要有不同的意见，才算有个性。我们是现实主义者，理想的现实主义者，革命的现实主义者。阵地要一个一个夺取，力量要一点一点积累。二十四年的经验证明，枪是一枝一枝地增加，土地是一块一块地扩大，切切实实地一个一个夺取阵地，合起来就有天下。大会通过对于政治报告的决议案：“大会完全同意毛泽东同志的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并认为必须将报告所提出的任务，在全党的实际工作中予以实现。”

6月2日

主持在枣园召开的中共七大主席团和各代表团主任会议。会议首先听取叶剑英介绍关于美国在八路军、新四军敌后战场进行军事布置的计划，毛泽东说：美国现在定下的方针是联蒋抗日、拒苏反共，全面称霸东方，决不会退让。对美国的态度是，只要它是打日本，我们就愿意同它合作，要他们的最高统帅部派人来和我们谈判，订一个军事条约。美国只帮助蒋介石反共，这种政策是很危险的。会议接着听取各代表团对候选人意见的汇报，并进行讨论，毛泽东说：选举问题不是个人的问题，自己选不选自己有自由，只有在自己选自己对党不利时才不选，否则就应自己画自己的圈。所有同志把自己想讲的话彻底讲清楚好。历史证明，凡是原则性的问题，敷衍下去，总有一天还会出来。彻底弄清楚，才有利于团结。会议决定，六月五日开大会进行预选。

6月7日

在准备南下的第三五九旅第二梯队和警备第一旅营以上干部会上讲话。他说，这次有两个旅，还有很多干部，要到前方去，这是关乎中华解放的问题。他在回顾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由小到大的发展过程后说：我今天代表全党向你们赠送的礼物就是“由小到大，一定胜利”。你们这次出去，能不能胜利，决定于军民关系、军政关系、官兵关系的好坏和政策的正确与否。你们要同人民团结得像一家人，有了正确的政策就到处无敌。十八日，第三五九旅第二梯队、警备第一旅在张启龙、文年生率领下，由延安出发南下。

6月9日

复电罗荣桓：“来电〔1〕悉。病未好，甚系念。拟派林彪同志来鲁，尚未最后决定。稍迟当可酌定电告。你可于休养中在病情许可下指导大政方针。工作多交黎玉同志办。”

〔1〕罗荣桓五月二十七日致电毛泽东、朱德，说自己的病未全愈，准备来延安治疗，山东分局的工作请中央决定，或暂时指定一代理书记。他现在病中，他的病也是在第四次反“围剿”中负伤而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