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02）

2月17日

会见国民党联络参谋郭仲容，告以中共中央决定派林伯渠赴重庆谈判，行期在三月十二日以后，郭仲容可以随行。次日，毛泽东将会见郭仲容的情况写信告诉林伯渠。

2月22日

同朱德复电邓小平、滕代远、杨立三：“杨得志部既到太行，休息数日后，即率部及新兵经晋西北来边区，赶上春耕生产。”

2月24日

主持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讨论七大的准备工作和党的历史问题等。关于七大的准备工作，决定由毛泽东作政治报告，朱德作军事报告，刘少奇作组织问题（包括党章）报告。关于党的历史问题，决定：（一）陈绍禹、秦邦宪的错误应视为党内问题。（二）临时中央与五中全会因有国际承认，应承认是合法的，但必须指出合法手续不完备。（三）学习路线时，对于历史上的思想问题要弄清楚，对结论必须力求宽大，目前是应该强调团结，以便团结一切同志共同工作。（四）在学习路线时，须指出六大基本方针是正确的，六大是起了进步作用的。（五）对四中全会到遵义会议时期，也不采取一切否定的态度，凡做得对的，也应承认它。关于宪政问题，会议决定在延安举行宪政问题座谈会，中央对各根据地发一关于宪政运动的指示。

2月26日

关于在审干坦白运动中应注意的问题，同康生复电邓小平、滕代远，指出：“你们的审查干部工作，已进入坦白运动，并收到一些成绩，这是很好的。为使今后工作更能顺利正确进行，必须认识反好斗争是一种隐蔽的尖锐的斗争。因为敌人是隐蔽的，所以在未发现特务之前，党内一般的倾向，是麻木不仁，熟视无睹。又因为斗争是尖锐的，所以在已发现特务之后，特别是进入坦白运动之时，党内倾向就容易转入‘特务如麻’、‘草木皆兵’。这种先右后‘左’，常常是反奸偏向的一般规律，而且从右到‘左’，时间可能是很快的。”“在没有开展反奸斗争的地方，应纠正右的倾向，在已开始发动群众反奸斗争的地方，应防止‘左’的偏向”。电报还指出：特别是在进入坦白运动的地方，应注意下列问题：（一）“要灵活地运用坦白运动，不要机械地搬运延安各机关的经验。”（二）“要正确地估计敌人的力量。”“不要把一切从敌区及国民党区来的学生、知识分子、军人、文化人、技术工作人员等等，一切犯过错误的半条心的人，一切坦白分子及逮捕了的犯人，都看成是特务分子；不可将一切敌后或大后方党的组织或左倾革命团体，都看成是红旗政策的特务组织。”（三）“在坦白运动中，要不断教育干部进行调查研究工作，搜集真凭实据，不要轻信口供，使所有干部懂得没有调查研究，没有真凭实据，要判别一个人的是非轻重是很困难的”。（四）“坚持一个不杀大部不捉（不超过可疑分子的百分之五）的原则，不要在坦白大会上把不坦白的人就实行逮捕。在已经发动坦白运动的地方，要在干部和群众中深刻地广泛地进行反对逼供信的教育，详细地讨论中央的各种指示，使他们懂得逼供信的绝大危险，绝大害处，不仅可以冤枉同志，而且必然会中特务的诬害阴谋。”“因此你们要不倦地进行教育，订出一定的条例，宣布一定的纪律，而且要随时进行检查工作，时时地反对逼供信的错误。”“以上几点，我们不是说你们已经犯了这些偏向，而是根据各地经验告诉你们，提起你们注意。”这一电报还发给华中局、山东分局和晋察冀分局。

3月1日

为中共中央政治局起草关于宪政问题给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并转各区党委的指示，指出：“（一）在国际国内形势逼迫及舆论要求下，国民党不得不于十一中全会允许于抗战结束一年后实行宪政，并允许各地在其种种限制下讨论宪政问题，虽其目的在于欺骗人民，借以拖延时日，稳固国民党的统治，但是只要允许人民讨论，就有可能逐渐冲破国民党的限制，使民主运动推进一步。（二）中央决定我党参加此种宪政运动，以期吸引一切可能的民主分子于自己周围，达到战胜日寇与建立民主国家之目的。（三）除我党代表已参加重庆方面国民党召集的宪政协进会会议外，延安亦已举行宪政座谈会。各根据地亦可于适当时机举行有多数党外人士参加的座谈会，借以团结这些党外人士于真正民主主义的目标之下。并向党内干部说明党对宪政运动的政策，防止过左过右的偏向，检查‘三三制’执行情形，力求巩固与非党人士的民主合作。”

3月5日

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作关于路线学习、工作作风和时局问题的长篇讲话。关于路线学习问题，讲话指出：（一）党内党外问题。在去年党的路线学习中，有部分同志对王明、博古同志怀疑是党外问题，现在确定是党内问题。（二）合法与非法问题。过去有同志认为临时中央和五中全会是非法的。现在看到洛甫反省笔记中说到临时中央共产国际来电批准过，在当时上海严重情况下有上海国际代表机关批准，五中全会也经过共产国际批准，根据这一点是合法的，但选举手续不完备。确定了上述决定后，就好检讨四中全会是否是政治路线的错误。四中全会经过共产国际与中央的承认，这在形式上是合法的，但政治内容是不好的。（三）思想弄清与结论宽大问题。我们自整风以来就是治病救人的，在清查党内历史中有人怀疑好像不是治病救人的方针，现在我们的方针，还是在思想上要清算彻底，组织结论要慎重和适当。过去在我们党的历史上，除反张国焘斗争外，有两次大的斗争，即反陈独秀与反李立三的斗争，那时在思想上没有很彻底的讨论，但结论作得严重，因此未达到治病救人的目的，前车之覆并没有成为后车之鉴。这一次我们要在思想上弄清楚。过去未做过认真研究理论和研究历史的工作，对犯错误者只是惩罚。没有认清立三路线的错误不是个人问题，而是代表了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急性病是一种小资产阶级的社会的必然性，不是个人的偶然现象，而是社会现象。中国社会最基本特点是小资产阶级占人口大多数的社会，党对这个问题要慎重处理。我们要强调产生错误的社会原因，不要强调个人问题，因此我们的组织结论可以宽大些。这个方针现在就要宣传解释，使同志们了解实行这个方针的必要。思想要弄清，结论要宽大，对党才有利。对抗战时期也许不在七大作结论。七大只作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这一段历史的结论，这个结论应取得经验教训，要照顾以后，不重视惩办，只作政治结论，以达到治病救人的目的。（四）不要反对一切。四中全会到遵义会议这一段历史，也不要一切否认。当时我与博古在一起工作，有共同点，都要打蒋介石，分歧点就是如何打蒋介石，就是策略上的分歧。在土地问题上，六大决议是没收地主阶级土地分配给雇农、贫农、中农，争论是在没收土地后博古等主张富农分坏田、地主不分田，我是不同意的。如果把过去一切都否认就是一种偏向，我们要分析，不要笼统地一概否定。我在写《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时，也说到要保留好的东西，这才是实事求是。（五）对六大的估计。在讨论中有少数同志企图否认六大，有人说六大基本上是错误的。我认为六大基本上是正确的，六大指出革命性质，提出十大政纲，指出形势是两个高潮之间，反对速胜论，提出要争取群众，六大的基本精神是有群众观点的。（六）党内的宗派是否还有？我认为经过几次分化是没有了。经过遵义会议的分化、抗战初期的分化，又经过这次的分化，现在是没有这个宗派了。去掉这个包袱才合乎事实，利于全党的团结。现在比较严重的是山头主义，这种东西相当妨碍我们的合作，在党政军民关系上表现还严重。（毛泽东关于路线学习讲的这六条方针性的意见，得到政治局会议的赞同和批准，成为政治局的结论。）关于工作作风问题，讲话指出：经过整顿三风、审查干部和路线学习，最近有些领导同志的工作作风有进步。但从全党来说这个作风问题还很严重，在某些环节中还有相当多的人存在这个问题，主要问题是脱离群众和不用脑子想问题。作风不改变，不仅个人无成就，大则会使革命丧失前途。关于时局和方针问题，讲话指出：我们的方针是使国民党既不能投降又不能打内战。我们是不愿打内战的。去年下半年给国民党的政治攻势，逼出了国民党十一中全会声明对共产党问题要政治解决。现在我们还是处在困难的地位，例如经济困难、党内整风和反特斗争没有弄好，我们要有一年的和平环境才能完成上述工作。我们的七大也要抓住三民主义和四项诺言，强调避免内战，集中力量抗日，强调战后和平。

同日

同康生、彭真复电黎玉、萧华〔1〕并告中共中央北方局，指出：“鉴于过去湖西锄奸错误的影响，至今在党内党外尚未完全消灭，因此山东分局对审干及反特工作，必须十分细心，正确掌握中央审查干部的九条方针，坚持一个不杀大部不抓，坚决反对逼、供、信路线，有准备有步骤地慎重进行，今年不要普遍举行”。“再则审干反特，你们二人均须亲自参加，取得经验”。

3月9日

周恩来受毛泽东、朱德及中共中央的委托，致电董必武转外国记者团，热烈欢迎他们来延安参观。

3月15日

致电饶漱石并转中共中央华中局、新四军军分委各同志，肯定陈毅在内战时期与抗战时期都是有功劳的，未犯路线错误。电文如下：“陈毅同志抵延，知悉华中工作发展情况，甚以为慰。关于陈、饶二同志间的争论问题，仅属于工作关系性质，在陈动身前两同志已当面谈清，现已不成问题。中央完全相信，在陈、饶二同志及华中局、军分委各同志的领导下必能协和一致，执行中央路线，争取战争胜利。关于内战时期在闽西区域的争论，属于若干个别问题的性质，并非总路线的争论，而且早已正确地解决了。关于抗战时期皖南、苏南的工作，陈毅同志是执行中央路线的，不能与项英同志一概而论。无论是内战时期与抗战时期，陈毅同志都是有功劳的，未犯路线错误的。如有同志对以上两点不明了时，请漱石同志加以解释。”

〔1〕黎玉，当时任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兼山东军区副政治委员。萧华，当时任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兼山东军区政治部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