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13）

12月1日

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会上说：我们现在的纲领很简单，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一切政治、经济、军事、文化都是如此。这里面有人民大众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斗争，人民大众很多，首先是几万万农民，其次是几千万小资产阶级，在反帝反封建斗争中资产阶级也参加，抗日时期地主也参加，但必须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许多同志如王明同志就不了解这一点。

12月4日

复信续范亭。信中说：“贵体虽有起色，但看东西仍不宜太多，请加注意。邓先生西北人望，调护国共关系，出力甚多，此次南行，讲了许多好话，我们心中感谢他。惟此次见面，似不满足，因我们未谈具体办法。其实我们毫无具体办法，例如撤消封锁，承认边区，恢复新四等等，除听候国民党解决外，我们方面是毫无办法的。边区周围情况仍紧，惟国际环境日好，日寇又有进攻之势，时局或可不走向决裂。明年春夏尚有一关，过了此关，或有好转之望。”

12月9日

参观陕甘宁边区第三届生产展览会后，在中共中央西北局办公厅邀请十七位劳动英雄座谈生产经验，包括移民、打盐、义仓、部队生产、变工扎工及合作社等问题，5451943年

12月鼓励他们要将这些生产经验在群众中广泛宣传，使这些经验能指导全边区人民的合作生产。

12月10日

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致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及各军政治部电，指出：“明年军队的拥政爱民运动及民众的拥军运动应规定于旧历正月举行，不应在阳历一月举行，以便利用群众过旧历新年的习惯。应规定明年旧历正月全月为拥政爱民月及拥军月，以便各地各部在这一个月内选择一周或两周举行这个运动。”

12月14日

主持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主要讨论高级干部学习党的路线问题，决定：学习时间为半年，从今年十一月起至明年四月底；学习的课本为六种，即《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两条路线》上下册；学习要展开争论，提出中心问题，开展自我批评，要联系实际材料，要有历史观点等等。会议同意毛泽东的提议，组织由任弼时、刘少奇、朱德、彭德怀等参加的政治工作委员会，以任弼时为主任，陶铸为秘书。

12月16日

同彭德怀复电邓小平，指出：“努力生产，注意积蓄，准备迎接更加艰苦局势之到来，这是完全对的，请你坚持此方针”。复电着重分析目前国际形势及敌后的任务，指出：“开罗会议，打击了日本诱降（但未最后放弃），堵塞了蒋介石寻求妥协之门，给与澎湖、台湾、满洲支票，可能招致日寇正面进攻之祸。德黑兰会议肯定开辟欧陆第二战场，与蒋希望快在太平洋反攻相违背。故蒋此次由开罗飞返重庆6451943年

12月不及前次废约之大吹大擂、兴高采烈了。时局于抗日、革命是极为有利的，但困难仍在增加（如开罗会议可能促使日本财阀间军阀间各派别之矛盾减少而较前更妥协团结，坚持持久战争等），特别处于敌后之华北须有充分准备，再坚持三五年，防止在德黑兰、开罗会议及苏联不断胜利下，引起轻敌，放松长期准备。请随时注意各区实际情形予以纠正。”

12月17日

在读了刘少奇六月二十八日关于人性、是非、善恶等问题致续范亭的信后，写信给刘少奇。信中说：“一气看完了你这一篇，前后看了三遍。并且率直批上了我的意见”。“我也没有研究透彻，不能说我批的全都无错，还请你看后告我。”毛泽东的批语主要有：人和其他动物“最基本区别是人的社会性，人是制造工具的动物，人是从事社会生产的动物，人是阶级斗争的动物（一定历史时期），一句话，人是社会的动物，不是有无思想。一切动物都有精神现象，高等动物有感情、记忆，还有推理能力，人不过有高级精神现象，故不是最基本特征。”关于思想在根本上不能离开物质而独立存在，主观在根本上不能离开客观而独立存在，“这是两个问题，思想不能离开物质，精神现象是人脑的属性，讲的是脑子与脑子的属性的关系，一种物质运动形态与别一种物质运动形态（精神是一种特殊的物质）的关系，这是一个问题。主观反映客观，讲的是存在决定意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内心与外物的关系，这是另外一个问题”。关于人的自然本质、人的自然本性，“当作人的特点、特性、特征，只是一个人的社会性——人是社会的动物，自然性、动物性等等不是人的特性。人是动物，不是植物矿物，这是无疑的，无问题的。人是什么一种动物？这就成为问题，几十万年直至资产阶级的费尔巴哈还解答得不正确，只待马克思才正确地答复了这个问题。即说人，它只有一种基本特性——社会性，不应说它有两种基本特性：一是动物性，一是社会性，这样说就不好了，就是二元论，实际就是唯心论。”“所谓是非善恶是历史地发生与发展的，历史地发展相对真理与绝对真理的统一，不同阶级的不同真理观，这就是我们的是非论。道德是人们经济生活与其他社会生活的要求的反映，不同阶级有不同的道德观，这就是我们的善恶论。把人性分为自然性、社会性两个侧面，并承认自然性是无善无恶的，就给唯心论开了后门。”“孔孟有一部分真理，全部否定是非历史的看法。”

12月20日

致信胡乔木：“请你就延安能找到的唯物史观社会发展史，不论是翻译的，写作的，搜集若干种给我。听说有个什么苏联作家写了一本猴子变人的小说〔1〕，我曾看过的一本赖也夫的社会学〔2〕，张伯简〔3〕也翻过（或是他写的）一本《社会进化简史》，诸如此类，均请收集。”

〔1〕指苏联科普文学作家伊林和夫人谢加尔合着的《人怎样变成巨人》一书。

〔2〕指赖也夫斯基着、陆一远译的《唯物的社会学》一书。

〔3〕张伯简，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员，《社会进化简史》是他编纂的。

12月22日

主持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主要讨论反特务斗争问题，决定将以下意见分别传达到各系统高级干部，加以研究后再交书记处最后决定。传达的意见主要有：（一）指出延安反特务斗争的过程，是由熟视无睹（指反特务斗争前）到特务如麻（指“抢救”运动以后），现在应进到甄别是非轻重的阶段。（二）指出“抢救”运动以来的反特务斗争，要从两方面去进行工作检查。好的方面：真正清查出一批特务分子；发现与培养了一大批有能力的干部；打破了官僚主义，提高了工作效能；暴露了许多人的错误，如贪污腐化等；深入地进行了阶级教育。阴暗的方面：夸大特务组织，甚至弄成特务如麻；某些部门或某些地方产生了群众恐慌的现象；有些部门被特务分子利用进行破坏，相当普遍地发生了怀疑新知识分子的现象；忽略统一战线，许多干部对统一战线的观念降低。（三）今后延安审查干部应转入新的阶段，即甄别是非轻重的阶段，须采用分析方法，将坦白分子分为六类：特务分子、变节分子、党派分子、被特务利用的分子、党内犯错误分子、完全弄错的分子。毛泽东在会上指出：对特务分子也要分清重要的与普通的，自觉的与被迫的，首要的与胁从的。有许多青年在抗战初期加入国民党，是为了抗日，不是错误，他们的错误是没有向党报告。

同日

关于陕甘宁边区生产与财政情况及对太行区发展生产与贸易的意见，同朱德、彭德怀致电邓小平、滕代远、杨立三，指出：“边区生产运动已普遍展开，农业（牲畜、粮、棉）手工业特别毛棉织物均有显着增加，变工扎工、劳动英雄起组织增产的重大作用。在贸易上出入口可平衡，经济上已开始建立了自给基础。惟财政开支过大，尚未做到收支平衡，因此本币仍低于法币，中央已在注意调节开支中。”“太行最主要入口是盐，出口是核桃、花椒。在敌人加紧经济封锁情形下，必须用一切办法开发冀南及南乐、清丰一带之小盐，经过群众及伪组织关系运太行。政府并须确实掌握调济市场，稳定粟价，推销花椒出口，（怕封锁）换取必需物资入口（主要是盐）。至于核桃自己可以榨油，不怕封锁。胡麻是敌必需品，封锁与敌不利，目前封锁是表面现象。并请注意克服政府中某些同志手工业生产上的垄断思想。”

12月24日致信刘少奇，向他介绍《从猿到人》一书中编入的恩格斯的两篇短文《劳动在由猿进化到人的过程中的作用》和《人类进化的过程》（《〈自然辩证法〉导言》中的一段），“十分精彩，可以看”；编入的郭烈夫〔1〕的《马克思主义观点的达尔文主义》一篇，“亦可一阅”。信中并说：“郭烈夫的《唯物论》，瞿秋白曾有译本，我看过，还好，后来听说他犯有错误，我还不知其错误究在何处。我正在找其他唯物史观的书看，看后再送你。”

〔1〕郭烈夫，苏联哲学家和历史学家。

12月25日

关心从华中来延安参加七大途中的陈毅，本日电嘱邓小平：“陈毅同志到时，请告他可在沿途略作休息，以免过劳，大会要在四月后开。”

12月27日

同康生致电中共中央华中局转新四军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师，山东分局，第五师，指出：“反特务斗争必须坚持少捉少杀及少捉不杀方针，才能保证彻底肃清特务及虽有弄错及诬陷（可能有大部被弄错，可能有一部被诬陷）亦留有最后挽救之余地。”“应通知下级对于证据确实的特务分子一九四四年一年之内不许杀害一人，延安、陕甘宁边区及晋西北今年反特务运动中清出大批特务没有杀一人，故虽有许多被弄错的，被诬陷的，因党内错误被误认为特务的，仅有党派问题但未作坏事亦被认为特务的，均得在复查过程中加以平反。此种经验，值得注意。”

12月28日

关于组织研究陈绍禹、秦邦宪宗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问题，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致饶漱石、罗荣桓，黄敬〔1〕，邓小平，程子华、林枫电，指出：“政治局关于研究王明、博古宗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的指示电，日内即可发给你们。你们应很慎重地组织这一研究。参加研究的高级干部范围目前不宜太多，每一分局所属地域内约在一百人至二百人左右为适宜，名单应由中央局或分局决定。”“在干部研究前，中央局及分局委员须作讨论，在思想上酝酿成熟，然后领导干部研究。此种研究的性质是整风的深入与高级阶段，其目的是使干部提高认识与增进统一团结，并为将来讨论七大决议作思想准备。”

〔1〕黄敬，当时任八路军冀鲁豫军区代政治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