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09）

8月8日

在中共中央党校第二部开学典礼上讲话，指出：这次党校一共开六门课，就是整顿三风、审查干部、党的历史、马恩列斯著作、军事课和文化课。通过学习，要达到季米特洛夫所说的干部的四条标准，即无限忠心，联系群众，有独立的工作能力和遵守纪律。学好了以后，要干两个革命，一个是新民主主义革命，一个是社会主义革命。这两个革命都要在我们手里完成，我们这一辈子就干这两个革命。还指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爱民”，是为了从老百姓身上取东西，是为了剥削，所以，反动统治阶级的“爱民”同爱牛差不多。

8月11日

为抽调干部送延安学习问题，致电彭德怀：“请你和刘、邓、杨、黄〔1〕等说通，从直属机关、学校，从太行、太岳、冀南、冀鲁豫抽调好的真正可造的高级、上级干部五百左右送延学习，其他大批中级干部及犯错误有嫌疑而前方不好处的人亦可送延，但不在此数目内。边区物质条件增加二三万兵、一二万干部不成问题。边区今年雨量充足，可望丰收。”

〔1〕刘，指刘伯承。邓，指邓小平。杨，指杨秀峰，当时任晋冀鲁豫行政委员会主席。黄，指黄镇，当时任八路军第一二九师政治部副主任。

同日

关于发动反对中国法西斯主义的运动，同周恩来致电董必武，指出：“边区军事虽稍缓和，但国民党的武装准备并未放松，其宣传斗争则更加紧，各地参议会、新闻、文化、妇女等团体请解散中共电，已有十多处，中央社更发反共社论、专电动员舆论。”“此间除继续广播评《中国之命运》各文外，拟于八、九两月发动反中国的法西斯主义运动，通电全国，主张取消各种特务组织，严禁传播法西斯主义思想，以揭穿蒋记国民党实质，并教育自己。”电报同意重庆、桂林的文化界进行反压迫的抗议，并指示重庆《新华日报》和《群众》杂志应“多登载反法西斯主义文章，以开展思想斗争”。

8月12日

致电聂荣臻及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各同志，指出：“拥政爱民是红军以来优良传统，任何区域均须执行”。“你们正须彻底执行拥政爱民政策，特别是军队干部对于党政民的一种骄气、傲气必须深刻检讨，开展自我批评，才能使军队与党政民打成一片更好地对付敌人。”

同日

为中共中央政治局起草致晋察冀分局电，告知政治局重新决定晋察冀分局及军区的主要工作人员。分局以聂荣臻为书记，程子华、刘澜涛为副书记。聂来延期间，程子华代理书记。军区以聂荣臻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萧克为副司令员，程子华、刘澜涛为副政治委员。聂来延期间，萧克代理司令员，程子华代理政治委员。北岳、冀中两区党委取消，两区工作集中于晋察冀分局。

同日

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致晋察冀分局电，指出：“支持斗争与保存干部均属重要，如对保存干部认识不足，将犯严重错误。你处前送干部好的重要的甚少，兹决定由你们从直属机关、学校（抗大、党校）及北岳、冀中、平北各区抽调好的高级、上级干部四百至五百人送延安学习”，“最好的中级干部亦可选一部分”。

同日

关于广为散发《国共两党抗战成绩的比较》小册子，同周恩来致电董必武：“国共两党抗战成绩的比较及共产党抗击的全部伪军概况两文件即用战报发你处，收到后速即抄送史迪威尔〔1〕及英、美、苏各使馆，然后将第一件的第五条（关于敌军编制、装备）删去，连同第二件合印一小册，题为国共两党抗战成绩的比较，向各界及外埠广为散发。请注意利用此有力文件作宣传，延安将于数日内发表。”

8月13日

致电中共各中央局、中央分局，电报指出：“蒋介石及国民党进攻边区的阴谋，虽因我们的揭穿，有准备，及外国人的干涉而暂时停止，但他们的阴谋并未放弃，同时在全国广泛发动要求解散共产党的舆论。”“蒋之代表张治中在周恩来、林彪两同志离渝前，非正式地告诉他们，说国民党在国际解散后拟有两个方案，一是要中共交出军权、政权以取得党的合法化，一是国共两党合一。据今年七月统计，全部在华日军三十六个师六十万人，国民党只抗击二十五万人，共产党抗击了三十五万人。全部汪精卫、王克敏〔2〕的伪军六十二万人（大部分是蒋介石军队投敌伪化的），国民党只牵制了广东方面的六万人（但并不攻击他们），在华北、华中五十六万伪军，均为共产党所抗击，国民党对之一枪不打。”“我党政策是尽一切方法避免和国民党破裂，避免大内战，同时揭露国民党的抗战不力与反共阴谋，对抗国民党的反共言论，并准备自卫实力。”

〔1〕史迪威尔，即史迪威，当时是美国总统罗斯福的代表，任中印缅战区美军司令，中国战区盟军参谋长。

〔2〕王克敏，当时任汪精卫伪政府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

8月15日

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以中央文件正式公布毛泽东关于审查干部和肃清内奸的九条工作方针。决定指出：“这一次我党在整风中审查干部，并准备进一步审查一切人员，不称为肃反，不采取将一切特务分子和可疑分子均交保卫机关处理的方针，而采取首长负责，自己动手，领导骨干与广大群众相结合，一般号召与个别指导相结合，调查研究，分清是非轻重，争取失足者，培养干部，教育群众的方针”。“上述首长负责的整个方针，是和内战时期曾经在许多地方犯过的错误的肃反方针根本对立的。这个错误方针，简单地说来，就是逼、供、信三字。”“这种错误思想的余毒，在许多干部中特别是在保卫工作干部中，至今还是严重地保存着。只有采取上述首长负责的整个方针，才有充分可能肃清这种主观主义的错误思想，而使这次审查干部乃至审查一切人员，达到最妥善最彻底之目的。”决定对九条方针逐条作了详细阐释。

8月16日

关于抽调干部到延安学习问题，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致邓小平转太行分局各同志电，希望他们按照中央关于保存干部给晋察冀分局电报的精神正确地处理这一问题，“即是将全部干部分为支持斗争与保存学习两部分，而从直属机关、学校（抗大、党校等）及太行、太岳、冀南、冀鲁豫各区抽调好的有造就前途的高级、上级干部四百至五百人送延学习”。

8月20日

致信胡乔木，指出：一九四二年四三决定“宜选入党史文件”，《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由康生交你。“党书〔1〕请于九月五日前印出，以便交去华北干部带去敌后”。

8月22日

致电贺龙，告知：（一）吕正操部于二十五日前后分南北两纵队过同蒲路，吕正操与聂荣臻同来，请准备一切；（二）南线平静，目前不至有战事；（三）为准备应付明年的战事及可能的旱灾（太行区今年旱灾甚重），陕甘宁、晋绥两边区粮食及财政须作妥善筹备。

同日在中共驻重庆办事处关于《质问国民党》一文发表后的反映材料上批注：“过去宣传总是不痛不痒，唯独此次打到痛处，故能动员群众压倒反动派气势”。

8月23日

中国共产党发表《国共两党抗战成绩的比较》和《共产党抗击的全部伪军概况》两个重要文件。新华社关于发表这两个重要文件的电讯说：“共产党方面于本日发表两个重要文件，其一题名为《国共两党抗战成绩的比较》，其二题名为《共产党抗击的全部伪军概况》。蒋介石先生在其所着《中国之命运》一书中曾说：‘没有国民党就没有中国’。今观此二项材料，究竟真如蒋先生所说呢？还是相反：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凡属国人，必须明辨之矣。”

8月27日

致电董必武：“如无突变，你可准备出席此届参政会〔2〕，并争取民主同盟对抗战、民主问题取一致态度。”

〔1〕指在毛泽东主持下编辑的《两条路线》。

〔2〕指第三届第二次国民参政会，一九四三年九月十八日至二十七日在重庆召开。

8月30日

在关于胡宗南等对《解放日报》发表的批判《中国之命运》的文章争相阅读、读后表现沉默的情况反映上，写了以下批语：“请博古加印《评〈中国之命运〉》及愚民哲学〔1〕各一万本，专发西安及沿途驻军，并召集有关同志讨论发散方法。”

8月30日、9月1日

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听取周恩来关于三年来大后方工作的报告。在三十日会议上，毛泽东讲抗日时期党的路线问题。他说：国民党这次对我们的军事进攻确实打下去了。现在他们准备下次进攻的部署。国民党对我们的政治进攻，由于苏联罗果夫〔2〕发表文章反对国民党要求取消中共，英、美也表示不满，我们的坚决抗议和公开批评蒋介石及国民党，现在蒋介石下令停止取消中共的宣传。这次我们提出买办的封建的法西斯主义，这是被侵略国半殖民地的法西斯主义。我们同国民党合作，是同被侵略国的买办的封建的法西斯主义合作。同时这种法西斯主义是反共反人民的，它的政策是两面政策，抗日与反共。我们对国民党的斗争是以斗争求团结，中央的路线是正确的，王明同志只要团结不要斗争的路线是错误的。王明同志抹杀国民党内部的区别，反对抗日阵线中有左、中、右之分，只分抗日阵线和非抗日阵线。他认为中国是被侵略国就没有法西斯主义。现在证明国民党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更加反动了，如出版《中国之命运》，调兵进攻陕甘宁边区，同时又更软弱了。毛泽东又说：王明同志一九四一年进中央医院前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说中央路线是错误的，《新民主主义论》要修改；两年来他还向人宣传中央路线是错误的。会议根据毛泽东提议，决定继续举行政治局会议，展开讨论抗日时期党的路线问题。

〔1〕指艾思奇写的《〈中国之命运〉——极端唯心论的愚民哲学》一文。这篇文章发表在一九四三年八月十一日《解放日报》。

〔2〕罗果夫，当时是苏联塔斯社中国公社社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