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04）

3月21日

致电刘少奇：“必须路上有安全保障才能启程”。

3月22日

出席陕甘宁边区参议会、边区政府、八路军留守兵团和中共中央西北局举行的干部晚会，欢迎伤愈从苏联回国的第一一五师师长林彪、从晋西北因公返延的第一二○师师长贺龙、从绥米警备区归来的边区政府副主席李鼎铭等，并观看平剧《四郎探母》。

3月23日

在延安举行的高级技术干部季会上讲话，强调技术建设的重要性，对不统一不合理的现象必须立即纠正。指出季会所提出的建议〔1〕，是与目前中共中央号召的反主观主义、反宗派主义、反党八股的精神是一致的，并赞扬了专家们敢做敢讲的精神。

〔1〕这次季会在三月二十二日一致通过向中共中央、陕甘宁边区政府提出七项建议，主要内容是：（一）设立全边区的生产建设委员会；（二）设立全边区的卫生管理委员会；（三）组织各种科学研究团体；（四）实行精兵简政；（五）在可能的条件下建设工业学校；（六）在现有条件下尽可能地改良技术干部与工人的待遇；（七）每年分春夏秋冬召开四次季会。

3月24日

同朱德、王稼祥、叶剑英致电彭德怀、左权等：“敌攻乡宁、吉县甚急，阎正坚决抵抗，要求我们援助。望令我军及时予以必要援助，以争取晋绥军之抗战，是为至要。”

同日

同任弼时致电周恩来、董必武：中央正在编印中共党史资料选录，请用一切方法找到下列各文件邮寄或送延安：（一）汪陈〔1〕联合宣言。（二）彭述之着《中国革命根本问题》。（三）瞿秋白着《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四）五次大会决议。

〔1〕汪陈，指汪精卫、陈独秀。

3月27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会议讨论中央学习组新的学习计划，决定通读《六大以来》一书的计划告一段落，从下周起开始研究中共党史与中国革命史，首先请毛泽东报告中共发展三个时期的轮廓。会议还决定：本年内首先注重党的路线的学习，然后再进行各种专门业务的精研。各种学习研究方法，都须采用“古今中外法”，即研究问题须收集当前的与历史的、中国的与外国的各种材料、论着，加以分析与综合。

3月30日

在中央学习组作《如何研究中共党史》的报告。他说：把党的路线政策的历史发展搞清楚，“这对研究今天的路线政策，加强党内教育，推进各方面的工作，都是必要的”。“这个工作我们过去没有做过，现在正在开始做。”“我们是用整个党的发展过程做我们研究的对象。”“按照历史发展的顺序，我们党的历史，我觉得可以分为这样三个阶段：大革命时期是第一个阶段；内战时期是第二个阶段；抗日时期是第三个阶段。”“中共党史分成这三个阶段，就斗争目标、打击对象、党的政治路线讲，都合乎事实，都说得通。”“根本的方法马、恩、列、斯已经讲过了，就是全面的历史的方法”。“通俗地讲，我想把它叫作‘古今中外法’”。“所谓‘古今’就是历史的发展，所谓‘中外’就是中国和外国，就是己方和彼方”。“研究中国党史，应该以中国做中心”，“不研究中国的特点，而去搬外国的东西，就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我们要把马、恩、列、斯的方法用到中国来，在中国创造出一些新的东西”。“研究党史上的错误，不应该只恨几个人，如果只恨几个人，那就是把历史看成是少数人创造的”。

3月31日

同秦邦宪在杨家岭中共中央办公厅召集延安各部门负责人和作家共七十多人开座谈会，讨论《解放日报》改版问题。毛泽东讲话指出：“利用《解放日报》，应当是各机关经常的业务之一。经过报纸把一个部门的经验传播出去，就可推动其他部门工作的改造。我们今天来整顿三风，必须要好好利用报纸。”他批评在整顿三风的讨论中出现的绝对平均的观点和冷嘲暗箭的作法，指出：“近来颇有些人要求绝对平均，但这是一种幻想，不能实现的。”“小资产阶级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我们应该拒绝。”“批评应该是严正的、尖锐的，但又应该是诚恳的、坦白的、与人为善的。只有这种态度，才对团结有利。冷嘲暗箭，则是一种销蚀剂，是对团结不利的。”

4月1日

《解放日报》改版，发表社论《致读者》，宣布从今天起报纸的版面加以彻底的改革，“要使《解放日报》能够成为真正战斗的党的机关报”。

4月2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关于在延安讨论中央决定〔1〕及毛泽东同志整顿三风报告的方法。毛泽东发言指出：讨论整顿三风报告与检查工作，开展自我批评，要有计划有领导地进行，不应放任。思想斗争的火力，不是只对着老干部，而应对着新老干部双方的毛病，使新老干部相互批评之后，更进一步地相互了解与团结。态度一定要好，态度不好，就会引存人家不满意。不要暗箭，不要冷嘲，热骂还好，冷嘲就不好，因为它会搞得疑神疑鬼。这种空气不要在共产党里面增长，它不利于大家，它使党不团结，使党分裂。不要暗箭，应该是采取积极的态度上下夹攻。我们的目的，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在机关学校里面要开展民主，但还须有领导，使这个运动发展到正确的方向去。对于我们各部门的工作，这一次要来一个彻底的检查。会议决定：在《解放日报》上设批评与建议栏，用严正态度开展正确的批评，纠正无的放矢与无原则的攻击毁谤的态度；《中共中央关于共产党员与党外人员关系的决定（草案）》，由于涉及方面甚广，暂不发表。

〔1〕指一九四一年七月一日《中共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和八月一日《中共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等。

4月3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会议通过经毛泽东修改的《中央宣传部关于在延安讨论中央决定及毛泽东同志整顿三风报告的决定》。会议同意毛泽东的提议，延安进行讨论整顿三风与检查工作的各系统，由以下一些人分工负责领导：中央直属系统由康生、李富春负责，军委直属系统由王稼祥、陈云负责，中央党校由毛泽东负责，各学校（军事学校除外）由何凯丰负责，陕甘宁边区系统由任弼时、高岗负责。

4月4日

《解放日报》发表毛泽东为儿童的题词：“儿童们团结起来，学习做新中国的新主人”。

同日

致信萧军：“来信及附件收读，并转给几个同志看去了，感谢你的好意。”当时，萧军受毛泽东的委托，陆续将收集到的文艺界情况材料送给毛泽东。

4月初

一天晚上，到中央研究院用马灯和火把照明看《矢与的》墙报。从三月二十三日起，《矢与的》的最初三期连续发表了王实味的三篇文章〔1〕。毛泽东看后说：思想斗争有了目标了，这也是有的放矢嘛！

4月7日写信约萧军在当天下午或晚上来谈，萧军应约而来。他们接连两天谈了有关党的文艺方针政策等问题。〔2〕

4月9日

复信欧阳山〔3〕：

〔1〕王实味，当时任延安中央研究院文艺研究室研究员。他在《矢与的》墙报上发表的三篇文章是：《我对罗迈同志在整风检工动员大会上发言的批评》、《零感两则》、《答李宇超、梅洛两同志》。此外，王实味还在《谷雨》杂志上发表《政治家与艺术家》，在《解放日报》上发表《野百合花》等文章。这些文章鼓吹绝对平均主义，以错误的方法批评党的领导干部及当时延安存在的某些问题。

〔2〕这一时期，毛泽东还曾同作家艾青谈有关文艺方针政策等问题，并请他代为收集反面的意见。

〔3〕欧阳山，作家，当时任延安中央研究院文艺研究室主任。

 

“来信收到。拟面谈一次，如同意，请于今日惠临一叙，并盼与草明〔1〕同志偕来。”当天欧阳山与草明应约而来，毛泽东同他们谈了关于党的文艺方针等问题。十三日，再致信欧阳山、草明：“前日我们所谈关于文艺方针诸问题，拟请代我搜集反面的意见，如有所得，祈随时赐示为盼！”

4月10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会议同意毛泽东的提议，准备以毛泽东、秦邦宪、何凯丰的名义召集延安文艺界座谈会，拟就作家立场、文艺政策、文体与作风、文艺对象、文艺题材等问题交换意见。

4月11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会上作关于目前时局问题的发言。他说：中国局面恩来估计正确。蒋介石的政策是外宽内紧，积极准备太平洋战争后的行动，现蒋经国〔2〕已到西北。蒋介石对我们现已组织政治攻势与军事攻势，我们准备对付蒋的进攻。今后两年将是最困难的时期。会议同意毛泽东的提议，下星期一他在中央学习组讲时局问题。

〔1〕草明，作家，当时是欧阳山的夫人。

〔2〕蒋经国，当时任国民党江西省政府委员、赣州专员公署专员兼赣州地区保安司令等职。

4月13日

根据十一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决定，在中央学习组作关于时局的报告。报告指出：去年冬季国际形势有两件大事，一件是苏联在反法西斯战争中取得了主动权；再一件就是爆发了太平洋战争，美国参战。日本反苏战争爆发的可能性大。如果日苏战争爆发，国民党有可能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他们布置很久了。今明两年是我党最困难的两年，我们准备在这两年中间地方缩小，人口减少，军队缩小，党员减少，财政经济缩小。我们的困难有两种，一种是反共高潮的困难，另一种是我们自己的经济困难。今天的困难，是黎明之前的黑暗，是胜利前夜的困难。在没有反共高潮时，要工作照常，加强干部教育。反共高潮来了，要应付反共高潮，但也不放弃教育。我们的干部在现在的状态下，是相当狭窄的，如不提高一步，就不能掌握将来的新的局面，所以为了将来要加强教育，为了现在也必须加强教育。再就是精兵简政，精兵简政是为了克服困难。中央指定了一个裁总委员会，要考虑如何达到精兵简政之目的，如何各得其所，还要同检查工作结合起来。同日分别致信萧军，欧阳山和草明，舒群〔1〕，要他们代为搜集文艺界的反面意见。

〔1〕舒群，当时任《解放日报》文艺专栏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