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09）

5月8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时局问题。毛泽东在会上说，重庆国民党方面要刘斐同周恩来谈话，说明日军发动新的军事进攻，要求我们在军事上配合。会议决定复电周恩来。会议还通过毛泽东起草的《关于我党在反对第二次反共高潮斗争中的教训》的党内指示，并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决定用电报发各战略单位。这个总结指出：“在中国两大矛盾中间，中日民族间的矛盾依然是基本的，国内阶级间的矛盾依然处在从属的地位。一个民族敌人深入国土这一事实，起着决定一切的作用。只要中日矛盾继续尖锐地存在，即使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全部地叛变投降，也决不能造成一九二七年的形势，重演四一二事变和马日事变。”“在这种情况之下，指导着国民党政府全部政策的英美派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依然是两面性的阶级，它一面和日本对立，一面又和共产党及其所代表的广大人民对立。而它的抗日和反共，又各有其两面性。”我们的方针是“以打对打，以拉对拉，这就是革命的两面政策”。十年土地革命战争和抗日时期的两次反共高潮都证明：“任何的人民革命力量如果要避免为蒋介石所消灭，并迫使他承认这种力量的存在，除了对于他的反革命政策作针锋相对的斗争，便无他路可循。”“但是斗争必须是有理、有利、有节的”。“我们在皖南事变前所取‘佳电’的立场，对于事变后我们转入政治的反攻是完全必要的，非此即不能争取中间派。”“须知中国社会是一个两头小中间大的社会，共产党如果不能争取中间阶级的群众，并按其情况使之各得其所，是不能解决中国问题的。”现在陕甘宁边区和华北、华中各抗日根据地的社会已经是新民主主义的，“各根据地的模型推广到全国，那时全国就成了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这个指示编入《毛泽东选集》时，题为《关于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总结》。

同日

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复周恩来电：“（一）对于敌军进攻，须强调‘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进攻’的号召。（二）对于国民党要求我们配合作战，须告以当然如此，不成问题。（三）我们要求事项：（甲）速解决新四问题；（乙）速发饷弹；（丙）停止反共；（丁）派机送周回延开会。”

5月9日

同朱德、王稼祥、叶剑英致电八路军、新四军各部负责人，提出我军在日军进攻中的方针。电报说：“敌正集中兵力，企图进攻河南、陕西、云南，打通平汉路，截断西南、西北两交通线。”战事有在近日发生可能，国民党要求我军配合作战。我们方针，“仍按我军现在姿态，巩固各根据地，耐心发展敌、伪、奸三种工作（这是极重要的），按当地情况许可，拔取敌伪某些深入我区的据点，在接近豫陕地区，应有相当部队配合友军作战，并极力发展统战工作，但不要乘机向国民党地区扩展，使蒋、桂各军放心对敌”。

5月10日

致电周恩来：“已电总部拟具配合中央军作战计划，惟新四、饷弹、反共三大问题，请蒋速予解决。”

5月12日

同朱德、王稼祥、叶剑英致电陈毅、刘少奇，指出：“敌占领郑州后意图不明，蒋令何柱国〔1〕袭击陇海线，扰敌后路，兼有防我意。为减轻蒋对我恐惧起见，彭、邓〔2〕所部，不应越过津浦线以西，仍在原地不动为要，张、罗〔3〕亦不可扰击李品仙。”

5月14日

关于党的基本方针是团结对敌配合作战，致电彭德怀：“目前国民党非常恐慌，望我援助甚切。判断在日寇此次打击下，国民党不能不向我讨好，国共地位将发生根本变化，我党在抗战中将日益占据领导地位。因此我们的基本方针是团结对敌，是配合作战，但决不为国民党激将法所冲动，而是周密考虑情况，给以有计划的配合。”“我意主要配合区域应是晋东南与冀南，其他作为次要配合区域（即按寻常状态作战）。”

同日

致电廖承志：“（一）日寇准备大举进攻，我军决配合国民党作战。（二）对鲁斯〔4〕一类美国人可与之多联络，表示我党坚决抗日到底，武汉失守后主要抗战的是我党，国民党打得很少。我党对内要求，只有一个民主。对外交是主张与英、美联系的。”

〔1〕何柱国，当时任国民党军第十五集团军总司令。

〔2〕彭、邓，指彭雪枫、邓子恢。

〔3〕张、罗，指张云逸、罗炳辉。

〔4〕鲁斯，美国援华委员会委员、作家和记者，一九四一年五月八日到达重庆。

同日

致电周恩来，要他告诉崔可夫及党外人士：“武汉失守后，两年半来，日本政策是主要对共、放松对国，以利诱降。故两年半来，国民党对日打得很少，它也和日本一样，主要对共，放松对日，发动两次自毁藩篱的反共高潮给日本看，希望日本不再进攻，这个政策是根本错误了。我党对日则无日不战，对目前进攻，又决定配合作战。东条陆相在今年一月议会中声明，重庆政府自前年冬季攻势以来没有打什么仗，只有共产军作了有力反攻，就是证据。”

同日

同朱德致电彭德怀：据报日军沿黄河增兵甚多，扬言渡河。又传日军于日前由平民抢渡，沿河民众甚为恐慌，西安粮价亦猛涨，正在疏散，人心惶惶。“我军于此时机有在敌侧背给以打击以振奋国民党之必要，如何望告。”

5月15日

同朱德、王稼祥、叶剑英电告彭德怀、左权：八路军总部应不断向蒋介石等通报敌情、战况，特别是胜利消息（包括全华北的），以影响其抗战决心，争取国共关系好转。

同日

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关于出版《解放日报》等问题的通知，全文如下：“五月十六日起，将延安《新中华报》、《今日新闻》合并，出版《解放日报》，新华通讯社事业亦加改进，统归一个委员会管理。一切党的政策，将经过《解放日报》与新华社向全国宣达。《解放日报》的社论，将由中央同志及重要干部执笔。各地应注意接收延安的广播。重要文章除报纸、刊物上转载外，应作为党内、学校内、机关部队内的讨论与教育材料，并推广收报机，使各地都能接收，以广宣传，至为至要。”

同日

致电廖承志、周恩来，请他们在香港、重庆为续范亭购买治疗肠溃疡的努食丁注射剂五十盒，速寄延安。

5月16日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机关报《解放日报》在延安创刊，毛泽东题写报名和写发刊词。发刊词说：中国共产党的总路线“团结全国人民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就是本报的使命。“现在是中国存亡绝续的关键，全国一切抗日党派抗日人民必须团结起来，对付日本帝国主义这个主要的敌人。中国共产党是站在这一斗争的前线的，过去如此，现在还是如此，将来还是如此。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始终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团结，团结，团结，这就是我们的武器，也就是我们的口号。”

5月18日

《解放日报》发表毛泽东写的社论《请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社论指出：“目前国际形势中的主要特点有三个：一是德国大胜利，二是中国发展着的抗日战争，三是苏联的和平政策。我们一般地估计国际问题，特殊地估计日本问题，都不能离开这样三个特点。”否则就不可避免地要作出不正确或不大正确的结论。德国有夺取世界霸权的趋势，英、美对付德国的“锦囊妙计”是：“不让希特勒向西，不让苏联置身事外，又来一个欧洲慕尼黑，这就是他们的总方针。”“再一次施行远东慕尼黑，利用中日矛盾与苏日矛盾，迫日向西向北，以配合其迫德向东的西方政策。”对于中国发展着的抗日战争，很多人是估计过低的，殊不知“基本上决定日本的动向的正是中国”。“中国现在是一堆民族革命的大火，在这里高举着火炬的是几万万人，而共产党则站在这个火炬行列的最前线。”“世界究竟是谁人的世界？帝国主义强盗们说一定是他们的世界，而人民则说一定是人民的世界。中国究竟是谁人的中国？日本帝国主义者说一定是它的中国，而我们则说一定是中国人的中国。‘请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呢？只有人民，只有我们，才能正确答复这个问题。”“世界上一切反动派都无法估计革命力量之发展，这一点是反动派们注定了的致命伤。”

5月19日

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提出改造全党学习方法和学习制度的任务，批判了理论和实际脱离的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报告指出：“中国共产党的二十年，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日益结合的二十年。”但在这一结合方面，还存在着很大的缺点，即不注重研究现状，不注重研究历史，不注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应用。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有两种互相对立的态度。一种是主观主义的态度。我们党内许多人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是直接违反马克思主义的，违背了理论和实际统一这一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这种反科学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主观主义的方法，是共产党的大敌，是工人阶级的大敌，是人民的大敌，是民族的大敌，是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另一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为着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和策略问题而去从它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的。这种态度，就是有的放矢的态度。‘的’就是中国革命，‘矢’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报告提出三点建议：一、向全党提出系统地周密地研究周围环境的任务。二、对于近百年的中国史，应聚集人材，分工合作地去做，克服无组织的状态。三、对于在职干部的教育和干部学校的教育，应确立以研究中国革命实际问题为中心，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则为指导的方针。这个报告对党的高级干部的整风学习和路线学习起了推动作用，给全党的整风学习指出了明确的方向，是整风学习必读文件之一。这个报告编入《毛泽东选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