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05）

3月14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杨得志、罗瑞卿、杨成武、耿飚并告中央工委，晋绥分局等电：“你们只有在宽大机动中大量歼灭敌人，迫使敌人分散配备，才能克服你们遇到的敌人大量集中不利我军歼灭的困难问题。你们机动的范围，第一是整个平绥线包括绥远全省在内，第二是北宁线，第三是平承线，第四是平保线。目前所采出平绥线的方针，应当执行到敌人已经大量集中该线，我军已无好仗可打之时为止。下一步主力的行动，可以出平保线打一二仗，调回敌人主力，然后再出平绥线。你们拟派两个纵队出绥远的计划是很好的，可令该两纵于攻克柴沟堡一线之后，不要停留太久，迅速出绥远，以绥远全境为活动范围。”同日　致电邓小平：“寅齐电①悉，非常之好，立即转发各地仿照办理。希望你对陈唐、陈谢各部及豫皖苏区，凡你处电台能联络的同志，或骑马能送信的同志，或当面接洽的同志，将你所说的那些策略观点与政策观点普遍通知他们，只要有机会就不失时机地指导他们，并要他们向你处反映结果。”

①寅齐电，指邓小平三月八日关于新解放区全般的策略与政策问题向中共中央的报告。

同日　

为转发邓小平寅齐电致电各中央局、分局、前委负责同志，指出：“没有全般的策略观点与政策观点，中国革命是永远不能胜利的。最可怕的是领导同志的自满自是，自己缺乏策略观点与政策观点，而又对中央的指示熟视无睹（不细看这些指示，不研究这些指示，忙于不应当忙的事务工作，而忽视了策略指导与政策指导这种自己责任上的主要工作）。我们要求你们每两个月做一次（每年共六次）的综合性的工作报告，就是要求你们将这种策略与政策的规定、策略与政策在实行后的结果及根据这种结果而作出的你们的自我检讨（这些就是你们日常工作的主要工作）向我们作报告。”

3月15日　

东北冬季攻势胜利结束，历时三个月，歼灭国民党军八个师并争取一个师起义，共十五万六千余人，收复城市十八座，压缩东北国民党军于长春、沈阳、锦州三个孤立地区。

3月17日　致电刘少奇：“我们决定发表弼时同志一篇讲演①，不发表一月决定草案，因为弼时同志的讲演比一月决定充实得多。”

①指任弼时一月十二日在西北野战军前线委员会扩大会议上所作《土地改革中的几个问题》的讲话。

3月20日　

致电刘少奇：“此次工委和华北、华东、华中各负责同志一起，彻底检讨各项领导工作上的错误缺点，并由此获得纠正，走上正轨，极为欣慰。”“我们明日动身东移，由此到兴县走路及谈话十天，坐车去代县五天，走路到你处十天，约卯删①可到你处。”

①卯删，即四月十五日。

同日　

在转发西北野战军前委指示各纵应继续提高政策教育的电报上加写按语，指出：“须知政策与策略是我党我军的生命。不注重政策与策略的教育，不使这种教育贯彻到底，使全体指战员充分明了，不加检查，让单纯军事观点占了统治地位，不尖锐全面彻底地反对单纯军事观点，向这种错误观点让步妥协或隐瞒这些现象不向前委或军区反映，而前委或军区则不向或少向中央反映，只将战绩向上级及中央反映，如果是这样，那就是不对的，是离开了或多少离开了党的路线的，必须认为是极端严重的现象，应当立即加以检讨。”

同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通报，指出：“最近几个月，中央集中全力解决在新形势下面关于土地改革方面、关于工商业方面、关于统一战线方面、关于整党方面、关于新区工作方面的各项具体的政策和策略的问题，反对党内右的和‘左’的偏向，而主要是‘左’的偏向。我们党的历史情况表明，在我党和国民党结成统一战线时期，党内容易发生右的偏向，而在我党和国民党分裂时期，党内容易发生‘左’的偏向。”又指出：“只有党的政策和策略全部走上正轨，中国革命才有胜利的可能。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通报在全面分析了敌我双方军力发生的变化以后，指出目前南北两线敌军在大别山和淮河以北这两个地区尚有主动权，其余一切战场的敌军，全是被动挨打。“我们的方针是稳扎稳打，不求速效，只求平均每个月消灭国民党正规军八个旅左右，每年消灭敌军约一百个旅左右。”“五年左右（一九四六年七月算起）消灭国民党全军的可能性是存在的。”这个通报编入《毛泽东选集》时，题为《关于情况的通报》。

3月21日　

电告彭德怀：中央机关本日动身东移，约四月十五日可到中央工委所在地。“陕甘全局，除陈谢一个旅在陕南外，由你们独力担任。”

同日　

同周恩来、任弼时率中央机关从陕北米脂县杨家沟出发，前往晋绥区，今日到达绥德县吉镇。

3月22日　

到达佳县螅蜊峪。

3月23日　

从陕西省吴堡县川口渡口东渡黄河，进入山西临县，在寨则山村过夜。

同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中央工委并中原局电：同意“由中原局管辖津浦路东陇海路南包括豫、陕、鄂整个地区，统一该区党政军民一切工作之领导。陈、邓①加入中原局。苏北仍归华东局。”

①陈、邓，指陈毅、邓子恢。

3月24日　

到达中共中央后委驻地临县三交镇双塔村，同杨尚昆等后委留守人员见面。当晚，研究中央机关今后行动路线问题，商定分为两路：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在此稍作逗留后，乘车经晋绥军区前往晋察冀；中央机关和后委机关留守人员由杨尚昆率领直接前往西柏坡。

3月25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各中央局、分局、前委电，对报告制度作了补充规定：“（一）你们对于下级发出的一切有关政策及策略性质的指示及答复，不论是属于何项问题（军事、土改、财政、经济、整党、政权、外交、工青妇运、宣传、组织、文教、城工、肃反、打人杀人及对待中间人士等），不论是用电报发出的或用书面发出的，均须同时发给中央一份。（二）下级向你们所作政策及策略性的报告，其内容重要者，亦须同时告知我们，文长者摘要电告或函告。（三）每一个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均有单独向中央或中央主席随时反映情况及陈述意见的义务及权利。”

同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中央工委电，指出东北局二月十四日回答中央关于哈尔滨市劳动法草案的批评与指示一电，内容很好，请中央工委在抄送此电给各地时，在文尾附抄下列文句：“东北局此电表示的方针是正确的，其中所述哈尔滨去年秋季所犯对于私人资本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华北、华东、华中、晋绥各区曾有相同情形，或者还更严重。在公营工业方面，例如邯郸局①管辖下的军工企业，则有与东北相反的情形，工人待遇甚高，产品成本很贵，难于持久。望各中央局对于自己的工商业及工运方针，作一全面检讨，务使这方面的工作彻底走上正轨。”

①邯郸局，指晋冀鲁豫中央局。

3月26日

从双塔村乘车出发，到达晋绥边区领导机关所在地兴县蔡家崖，同贺龙、李井泉会面。在这里停留了八天。

3月27日—29日　

同周恩来、任弼时听取贺龙、李井泉汇报晋绥边区战争、土地改革、整党、工农业生产、工商业政策和支前工作等情况，并先后召开贫农团代表、土改工作团代表和地方干部代表等座谈会，详细调查农村各阶级的比例、土地占有、土改工作团怎样发动群众等情况。

4月1日　

在贺龙主持的晋绥干部会上讲话，肯定了晋绥解放区的土改工作和整党工作所取得的成就，以及晋绥党组织对工作中曾经发生过的几个“左”的偏向的纠正。讲话指出：“按照实际情况决定工作方针，这是一切共产党员所必须牢牢记住的最基本的工作方法。”讲话解释了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和总政策、土地改革工作的总路线和总政策：“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这就是中国的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在当前历史阶段的总路线和总政策。”“依靠贫农，团结中农，有步骤地、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的革命时期，在土地改革工作中的总路线和总政策。”这个讲话编入《毛泽东选集》。

4月2日　

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谈话，讲党的群众路线和怎样办好党报的问题，指出：“善于把党的政策变为群众的行动，善于使我们的每一个运动，每一个斗争，不但领导干部懂得，而且广大的群众都能懂得，都能掌握，这是一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领导艺术。”“我们党所办的报纸，我们党所进行的一切宣传工作，都应当是生动的，鲜明的，尖锐的，毫不吞吞吐吐。这是我们革命无产阶级应有的战斗风格。”这个谈话编入《毛泽东选集》。

4月4日　

到达岢岚县城。当晚听取县委书记丛一平关于土地改革、整党情况的汇报。同日　致电彭德怀：“西北战场重要性已增长，战争规模已扩大，四百多万人口支援这一战争已感吃力，民负应减轻不应加重。”

4月5日　

同周恩来、任弼时等接见参加岢岚县三级干部会议代表，随后乘车到达神池县城。

4月6日　

到达代县，听取县委书记兼县长苏黎和土地改革工作团副团长、晋绥日报社社长郝德青的汇报。指示土地改革工作团应该和农村党支部一起，共同领导当地土地改革运动，要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和群众，克服“左”的偏向。途经雁门关时，下车凭吊古战场，观看牌楼、石碑，边看边朗读碑文。

4月7日　

由晋察冀军区派来迎接的人员带路，穿过深沟高山，到达繁峙县伯强村。原计划当天到达五台山区台怀镇，因下雪路塞，被阻于伯强村。邀请村党支部书记、村长、贫农团长等干部，座谈该村土地改革、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情况。

4月8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洛阳前线指挥部电，对城市政策作了指示：“极谨慎地清理国民党统治机构，只逮捕其中主要反动分子，不要牵连太广。”“对于官僚资本要有明确界限，不要将国民党人经营的工商业都叫作官僚资本而加以没收。”“禁止农民团体进城捉拿和斗争地主。”“入城之初，不要轻易提出增加工资减少工时的口号。”“一切作长期打算。严禁破坏任何公私生产资料和浪费生活资料，禁止大吃大喝，注意节约。”这个电报编入《毛泽东选集》时，题为《再克洛阳后给洛阳前线指挥部的电报》。本日，为中共中央分别起草致东北局、华东局、晋冀鲁豫局电，指出上述指示完全适用于新解放的各城市，要求他们责成各市委将占领后所采取的政策及施行结果作出总结，电告中央。

4月10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杨得志、罗瑞卿、杨成武、耿飚电：“你们主力先歼天镇附近之暂四军主力，如有可能再歼怀安之敌，是正确的。完成这些任务之后，或者向平绥东段进击，或者向绥远协同在绥两纵歼灭三十五军，打开绥远局面，然后主力回师打平绥东段，依情况决定为适宜。”此时，晋察冀野战军正进行察南绥东战役。四月上旬攻占天镇、怀安等地，转入休整。同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华东局转许世友、谭震林、谢有法并告各中央局、分局、前委电：“许、谭、谢卯东电①悉。你们对昌潍地区之敌宣布宽大政策基本上是正确的，但有一点是不正确的，即对罪大恶极为广大人民群众所痛恨的大反革命分子及大恶霸分子，也和其他敌方人员不加区别地一概宣布既往不咎，将功折罪。”“中央不止一次地向各地各军领导同志指出，中央的一切政策必须无保留地执行，不能允许不得中央同意由任何下级机关自由修改。但在日本投降以后的两年多时间内，不少地方在关于土地改革的政策方面，在关于工商业及工运的政策方面，在关于打人杀人的政策方面，在统一战线的政策方面，在宣传教育的政策方面，以及在其他某些方面，地方党和军队的领导机关不得中央同意甚至不得中央委托的领导机关（即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前委及其他中央委托的领导机关）的同意，自由地迫不及待地粗率地冒险地规定及执行明显地违背中央路线和政策的某些政策，地方主义的和经验主义的恶劣作风，事前不请示事后不报告的恶劣作风，多报功绩少报（甚至不报）错误缺点的恶劣作风，对于原则性问题粗枝大叶缺乏反复考虑慎重处置态度的恶劣作风，不愿精心研究中央文件以致往往直接违反这些文件中的某些规定的恶劣作风，仍然存在。所有这些不良现象，中央要求一切受中央委托的领导机关的负责同志严肃地注意加以改变”。电报还指出：“中国新的革命高潮的到来，我党已经处在夺取全国政权的直接的道路上。这一形势要求我们全党全军首先在一切政治上的政策及策略方面，在军事上的战略及重大战役方面的完全统一，经济上及政府行政上在几个大的区域内的统一，然后按照革命形势的发展进一步地考虑在军队的编制和供应上，在战役行动的互相配合上，以及在经济上在政府行政上（那时须建立中央政府）作重大的统一。总之，革命形势要求我党缩小（不是废除）各地方各兵团的自治权，将全国一切可能和必须统一的权力统一于中央，而在各地区和各部分则统一于受中央委托的领导机关”。

①卯东电，指四月一日山东兵团司令员许世友、政治委员谭震林、政治部主任谢有法关于宣布对敌宽大政策的电报。

4月11日　

在谭震林一日关于淄、博、张、周①的情况及所取之政策的报告上加写按语，指出：在工厂企业管理委员会中，“没有提到工程师、技师及有经验的职员。须知单是经理及工人代表是不够的，必须有工程师、技师及职员参加管理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应当是厂长负责制下面的管理委员会。在任何企业中，除厂长或经理必须被重视外，还必须重视有知识有经验的工程师、技师及职员，必要时不惜付出高薪，即使是国民党人，只要有可能也要利用。”二十六日，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各中央局、分局、前委电，转发谭震林的报告，指出此电甚好，并加写了与按语内容相同的批示。

①淄、博、张、周，指淄川、博山、张店、周村。

同日　

从伯强出发，冒雪过五台山，经鸿门岩险地，到达杨林街，夜宿台怀镇塔院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