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20）
12月19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中央关于西安事变的通电，以及力争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有关问题。毛泽东在会上首先发言指出：西安事变后南京一切注意力集中在捉蒋问题上，把张、杨一切抗日的主张都置而不问，更动员所有部队讨伐张、杨。这是事变发生后所引起的黑暗的一面。这次事变促进抗日与亲日的分化，使抗日战线更为扩大，这是事变发生后所引起的光明的一面。现在光明面被黑暗面掩盖住。我们应坚定地站在抗日的立场上，对于光明面予以发扬，对于黑暗面给以打击。西安事变有两个前途，胜利或失败。我们应争取和帮助西安方面，把阵线整理好，打击讨伐派，反对内战，要求和平，夺取胜利。我们应与东北军、西北军接近，对他们的态度，不仅不与南京混同，而且与阎锡山也不同，我们对张、杨是同情的。应当根据这样的立场发表通电。毛泽东在作结论时指出：西安事变是站在红军的侧面，受红军的影响很大。它要取得斗争的胜利，无疑地是要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与广大群众的帮助。现在的营垒是两方面，一方是日本帝国主义与亲日派，另一方是共产党与抗日派。中间还有动摇与中立的一派，我们应争取这些中间派。要争取南京，更要争取西安，只有内战结束才能抗日。有六种力量可能使内战结束：一是红军，二是东北军，三是西安的友军，四是人民，五是南京的内部分化，六是国际援助。应把六种反内战的力量团结起来，使内战结束，变国内战争为抗日战争。会议通过《中央关于西安事变及我们的任务的指示》，提出“主张南京与西安间在团结抗日的基础上，和平解决”。本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及中共中央联名向南京、西安当局发出通电，重申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并提出具体建议：双方军队暂以潼关为界，听候和平会议解决；由南京立即召集和平会议，各党各派各界各军包括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参加。
同日
起草并发出十余份电报，其中发给周恩来的十一份，通报了国内外形势并提出军事部署等，其要点是：时局正在发展，一方面日本军阀、中国汉奸、南京右派，极力制造内战局面；另一方面西安抗日军、红军、中国人民、中国反蒋实力派、南京左派、国际和平国家，正在结合反对内战，拥护抗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及中共中央对西安事变通电，乃为团结一切国内、国际左翼及中间势力，为反对内战、拥护抗日而斗争。张、杨必要坚持，更有前途，一点不须气馁。争取十七路军全部稳定于抗日反内战立场，是当前重要一着。
同日
致电潘汉年：“请向南京接洽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之可能性，及其最低限度条件，避免亡国惨祸。”
12月20日
致电周恩来，转述共产国际的来电如下：“既然发动已成事实，当然应当顾及实际的事实，中国共产党在下列条件基础上，坚决主张用和平方法解决这一冲突。甲、用吸收几个反日运动的代表即赞成中国统一和独立的分子参加政府的方法来改组政府。乙、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丙、停止消灭红军政策，并与红军联合抗日。丁、与同情中国人民反抗日本进攻的国家建立合作关系，但不要提联合苏联的口号。”
同日
致电周恩来，指出：“如宋子文态度同情陕变，兄可设法见他，一面提出我党调和陕变、中止内战、共国抗日之主张。站在完全第三者的立场说话，痛陈时局危急，内战是死路之意旨。征求他即召集和平会议，解决国是。”本日给周恩来的另两次电报，还分别提出：“红军主力第一步集结庆阳，如胡宗南南下决消灭之。王以哲军应固守固原、西峰。”“东北军应以洛川为后方，十七路军以韩城为后方，两军辎重宜逐渐向两地迁移，准备万一放弃西安时不至仓卒误事。”
同日
托人带书信给中国共产党派往山西等地做统一战线工作的代表彭雪枫，要他立即商办苏区与阎锡山方面建立电台交通、徒步交通和通商关系等事宜，并嘱咐他“在外间交接，态度务须诚恳，立场务须坚定，用费务须节省”。
12月21日
致电潘汉年，要他立即向陈立夫等提出：“目前最大危机是日本与南京及各地亲日派成立联盟，借拥护蒋旗帜造成内乱奴化中国。南京及各地左派应速行动起来，挽救危局。共产党愿意赞助左派，坚决主张在下列条件基础上成立国内和平，一致对付日本与亲日派。（甲）吸收几个抗日运动之领袖人物加入南京政府，排斥亲日派。（乙）停止军事行动，承认西安之地位。（丙）停止‘剿共’政策，并与红军联合抗日。（丁）保障民主权利，与同情中国抗日运动之国家成立合作关系。（戊）在上述条件有相当保证时，劝告西安恢复蒋介石先生之自由，并赞助他团结全国一致对日。”
同日
致电周恩来，要他“派人去董钊、樊松甫、王耀武〔1〕、胡宗南等处，告以何应钦、何承浚〔2〕等亲日派实欲置蒋于死地之阴谋，愿与谈判恢复蒋自由之条件，黄埔系不要受亲日派、阴谋派所愚，并发传单揭破日本与何应钦派联合害蒋之阴谋”。
同日
与朱德、彭德怀致电王以哲转马鸿宾：“承王军长介绍贵师与敝方结为抗日友军，曷胜欢迎。从此化敌为友，谊同一家，为抗日而誓师，为救亡而奋斗，相亲相爱，互助互援。”
12月22日
致电周恩来，通报红军进军和陕北苏区恢复情况：红军正向南急进，二十天内准可集中咸阳〔3〕。罗炳辉、萧劲光、谢嵩〔4〕三部钳制胡宗南，必要时宋时轮部也加入。陕北苏区均恢复，瓦窑堡、延川、延长、延安四城均入我手。
〔1〕董钊，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二十八师师长、“讨逆军”东集团军先锋。樊松甫，即樊嵩甫，当时任国民党军第四十六军军长。王耀武，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三集团军第十纵队第五十一师师长。
〔2〕何承浚，当时任国民党军委会军法执行总监。
〔3〕周恩来十二月二十一日致电毛泽东，提出希望红军主力十天内集中长武、彬县一线，再十天集中兴平、咸阳一线。
〔4〕谢嵩，当时任红二十九军军长。
同日
复信中华民族革命同盟诸先生，陈述中国共产党抗日救亡的主张并望成立联合阵线。信中说：“来信问到红军在西北的战略企图，我们告诉你们，红军的唯一企图在保卫西北与华北，目前是集中于陕甘宁地区，首先求得国民党军队的谅解，在合作基础上共同进入抗日阵地，舍此并无其他企图。”“当此国亡无日之时，我们的志愿是抗日救亡，也仅仅在于抗日救亡，各方虽尚有若干对我们怀抱疑虑的人，但悠长的岁月将证明我们所说的就是我们所做的。”“希望双方结成坚固的阵线，为驱逐日本帝国主义而斗争到底，并望你们推动各方首先是晋绥当局迅速执行抗战并成立各派的联合阵线，我们亦正在向各方面这样去做。”
同日
致信阎锡山，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问题，提出：“敝方为大局计，不主决裂，亦丝毫不求报复南京，愿与我公及全国各方调停于宁、陕之间，诚以非如此则损失尽属国家，而所得则尽在日本。目前宁军攻陕甚急，愿我公出以有力之调停手段。”信中还说：“如何使晋、绥、陕、甘四省亲密团结，联成一气，俾对国事发言更为有力之处，敬祈锡示南针。”
同日
宋子文、宋美龄、端纳等抵达西安。蒋介石授意二宋代表他与西安方面谈判，并说对商定好的条件，他以“领袖”人格保证，不作书面签字，回南京后分条逐步执行。
12月23日
致电周恩来，指出：“时间正在变化中，张、杨不会久处孤立。但应告张、杨及其干部，招工作放在困难点上。即使困难，奋斗到底，最后胜利是我们的。如无此种决心，则遇有挫折，将不能支持。凡事向好坏两面着想，力争好的前途，同时也准备对付坏的局面。”
同日
致电南汉宸，指出：“因十七路军不巩固，极须大力进行政治工作，杨虎臣极望兄回帮助。”“兄至十七路军，应坚定其军政干部抗日救国、联红联共、不怕牺牲、直干到底之决心，并发展党的组织，争取十七路军变为真正的人民抗日军。”
同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会议讨论参加西北抗日联军军事政治委员会及关于组织抗日联军问题。在会上发言，主张参加西北抗日联军军事政治委员命，对外暂不宣4861936年布，对内可以宣布。并说，我们加入抗日联军，同时向南京招手。
同日
请山西吉县县长璩象咸代向阎锡山、赵戴文〔1〕面陈下列各点：“（一）十分钦佩晋绥当局对日寇的英勇抗战、开放爱国运动及取消防共组织，敝方与晋绥的基本方针已属一致，希望晋绥当局坚持此方针不变更。（二）希望即刻实现双方的密切合作，首先停止对西北的全部内战（包括对红军的与对西安的），给南京亲日派以压力达到此目的。（三）红军要求晋绥当局同意开赴绥察抗日，愿受阎之指挥，不干涉晋绥行政与社会秩序，晋绥发给伙食、弹药。（四）建立晋西、陕北交通通信，恢复通商关系，从吉县、延长局部开始。（五）不使汤恩伯回陕，并调出李仙洲、高桂滋、高双成离开陕北，此事请阎、赵大力帮忙。”
同日
周恩来、张学良、杨虎城同宋子文谈判和平解决西安事变问题。次日，周、张、杨又与宋子文、宋美龄谈判，并达成肃清亲日派、释放爱国领袖和政治犯、开放政权和召集救国会议、待抗战发动允许中共公开、联俄等协议。当晚，周恩来等会见蒋介石。蒋介石表示同意停止“剿共”、联共抗日等条件，但他要求不采取签字形式，而以他的“人格”担保履行协议。张、杨同意其要求。
12月24日
同张闻天致电周恩来、秦邦宪〔2〕：“对临时军政委员会名单，我们方面拟参加朱德、彭德怀、贺龙、叶剑英、徐向前五人。恩来、伯渠参加实际工作不参加名单，以便将来进行国民党工作。泽东不参加。对张、杨说明，共产党为争取全国各派，应采此种方针，对张、杨亦是有利的。”
〔1〕赵戴文，当时任国民党山西省政府主席、自强救国同志会副会长。]
〔2〕秦邦宪是十二月二十三日和叶剑英等一起到西安协助周恩来工作的。
12月25日
蒋介石被释放。张学良没有告知周恩来等，就亲自陪送蒋介石、宋美龄、宋子文飞赴洛阳。二十六日，抵南京。至此，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二十七日，国民党中央机关报《中央日报》发表所谓蒋介石对张、杨的训词，称离开西安之前，张学良、杨虎城“不再强勉我有任何签字与下令之非分举动，且并无任何特殊之要求”。
同日
致电周恩来：“提议东北军、西北军均以富县、甘泉、延安、牛武镇、羊泉镇、张村驿为总后方，再以庆阳、曲子、环县为第二后方，立即开始输送，先搬最重要物品。为避飞机，主要不置于城市而置于乡村，靠近苏区万无一失。但此决不动摇以西安为中心持久作战、奋斗到底之决心。”
同日
致电彭德怀、任弼时，指出：“在五个条件下〔1〕恢复蒋之自由，以转变整个局势的方针，是我们提出的。谈判结果，蒋与南京左派代表完全承认。昨晚电恩来，待先决条件履行及局势发展到蒋出后不再动摇才释放。但他们今日已经释放蒋介石，宋子文、张学良、宋美龄今日同机飞洛。依情势看，放蒋是有利的，是否达成有利，当待证实后告。野战军仍速开咸阳集中。”
〔1〕指毛泽东十二月二十一日致潘汉年电报中所列五条。
12月26日
致电彭德怀、任弼时，指出：“为督促南京撤兵，为准备万一变化，为便利扩大补充野战军，仍应执行原计划，惟不驻咸阳，而照一、二、四方面军次序，驻兴平、武功、扶风、凤翔线，处在南京军天水集团与潼关集团〔1〕之间，对东北军、西北军则处在其外侧。”“西安已有五万元向庆阳运送。一切购买，不打土豪。驻乡村不驻县城。”
〔1〕天水集团，指何应钦组织的“讨逆军”的西集团，由顾祝同指挥，集结于天水等地。潼关集团为其东集团，由刘峙指挥，集结于潼关等地。
12月27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作关于西安事变问题的报告，并作结论。报告指出：我们过去估计西安事变带有革命性是对的，如果它没有革命性便不会有这样好的结果。西安事变给国民党以大的刺激，成为它转变的关键，逼着它结束十年的错误政策，结束十年内战，而内战的结束也就是抗战的开始。西安事变促进了国共合作，是划时代的转变，是新阶段的开始。蒋介石释放后，他的动摇是否最后结束？现在还只能说是结束的开始，我们要动员一切力量结束他的动摇。西安事变使蒋介石的地位降低了，而我们的地位提高了。我们在西安事变中实际地取得了领导地位，应利用这一有利形势开展全国局面，把红军扩大起来，与张、杨更加团结，成为抗日的核心，这是我们当前的任务。我们的具体策略是推动左派，争取中派，打击右派。与会者发言，一致同意毛泽东的报告。最后，毛泽东做结论指出：巩固西北根据地，扩大红军和苏区，改造东北军和西北军。做好全国群众工作，把群众组织起来，这是工作的重心。加强对国民党的工作，特别要作好左派、中派和军队的工作，重视宣传工作，党报应办起来。培养干部，要办党校和红军学校，造就群众的、军事的、党的、政治的四种人材。应督促国民党三个月后召开救国会议。
同日
致信韩复榘，表示愿合作抗战。信中说：“西安事变，西北抗日局面成立，先生主张和平解决，今已达到目的。惟蒋氏难免又受群小包围，延缓抗日发动亦意中事。今后如何改组国防政府，如何组织全国之抗日联军，如何确定救亡大计，均愿与先生及鲁军方面切实合作。”12月28日
发表《关于蒋介石声明的声明》，指出：“蒋介石氏在西安接受张学良杨虎城二将军和西北人民的抗日的要求，首先命令进行内战的军队撤离陕甘两省，这是蒋介石氏转变其十年错误政策的开始。”但是，蒋介石发表的《对张杨的训词》，内容含含糊糊，曲曲折折，是不能满足中国人民大众的要求的。《声明》驳斥了蒋介石所说的西安事变系受“反动派”包围的谰言，分析了促成西安事变的各种因素。《声明》最后要求蒋介石“不打折扣”地实行自己的诺言，希望他“能一洗国民党十年反动政策的污垢，彻底地改变他的对外退让、对内用兵、对民压迫的基本错误，而立即走上联合各党各派一致抗日的战线”。这个声明编入《毛泽东选集》。同日 到红军大学作关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报告，指出：现在蒋介石出于无奈，已经承认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条件，但并没有签字。对于这个问题，蒋介石签字当然好，但签了字这个人也会赖着不执行啊，就是不签字，迫于形势，他也有可能执行。究竟执行不执行呢？这就要全国人民进一步努力，逼迫蒋介石执行。世界上很多事情不可能都是顺利的，都要有一定的压力才能成功。
12月29日
为争取教堂与苏维埃红军建立和平友好关系，同周恩来联名提出，可与各教堂订立如下协定：“（甲）教堂承认苏维埃红军之抗日救国及反军阀卖国贼之主张，苏维埃红军承认教堂之存在。（乙）拒绝一切国民党军阀之军队、民团、侦探进入教堂区域，一切教民均为苏维埃公民，服从苏维埃法律，苏维埃红军承认宣教与信教的自由。（丙）教堂之财产不没收，由教堂自动捐助抗日救国经费。（丁）经济通商不加阻碍。（戊）其他事项随时协商办理。”
12月31日
致电周恩来、秦邦宪，要求他们与杨虎城商谈中共中央迁移延安后红军驻地问题，指出：“中央十日内迁移延安，南面甘泉、北面瓦窑堡两城不能不交给我们，否则殊为不便。请与杨商交出甘泉，并请杨电高桂滋交出瓦窑堡，陕西红军可不进攻清、绥〔1〕，野战军可不进占旬邑、淳化、耀州为交换条件。”〔2〕
同日
致电周恩来、秦邦宪：西路军已放弃永昌、山丹，向甘、肃两州进，但二马〔3〕追击甚紧。请商杨虎城电马步芳，停止向西攻击，红军亦不向凉州。
〔1〕清、绥，指清涧、绥德。
〔2〕十二月三十日，周恩来与杨虎城商谈红军驻地问题，杨提出红军不要进入太逼迫西兰公路的旬邑、淳化、耀州（耀县）。
〔3〕二马，指马步芳、马步青。
同日
致电周恩来、秦邦宪，请将自十二月十二日起的整份西安《解放日报》、整份《申报》、整份天津《大公报》送来延安，写明交毛泽东收。
12月
完成《中国革命战争的战路问题》一书前五章的写作。原计划写作的战略进攻、政治工作及其他问题，因为西安事变发生，没有工夫再写而搁笔。本书是对十年内战经验的总结，是当时党内在军事问题上的一场大争论的结果。这部著作阐明了马克思主义的战争观，论述了中国共产党对中国革命战争绝对领导的重要性和迫切性，着重批判了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四年党内在革命战争问题上的“左”倾错误，系统地说明了有关中国革命战争战略方面的诸问题，为抗日战争战略问题的提出作了理论准备。本书根据中国社会经济政治的诸条件，分析了中国革命战争从小到大、以弱胜强的规律和特点，并由此规定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的红军战争的指导路域，规定了适合中国革命战争特点的战略战术。书中讲述的关于人民战争的路线、战术的原则，主要是：要掌握“围剿”和反“围剿”长期反复的规律；要采取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要在一定条件下为着进攻所必须采取的退却和诱敌深入；要实行集中兵力这个克敌制胜的作战方法，把运动战作为红军的主要作战形式；要采取战略的持久战、战役和战斗的速决战，把歼灭战作为红军作战的一个根本指导思想。《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包含着丰富的哲学思想，特别是辩证法和认识论。书中写道：“为什么主观上会犯错误呢？就是因为战争或战斗的部署和指挥不适合当时当地的情况，主观的指导和客观的实在情况不相符合，不对头，或者叫做没有解决主观和客观之间的矛盾。”又说：战争的胜负，主要决定于作战双方的军事、政治、经济、自然诸条件，也决定于作战双方主观指导的能力。“军事家不能超过物质条件许可的范围外企图战争的胜利，然而军事家可以而且必须在物质条件许可的范围内争取战争的胜利。军事家活动的舞台建筑在客观物质上面，然而军事家凭着这个舞台，却可以导演出许多有声有色威武雄壮的活剧来。”毛泽东当时曾以这部著作在陕北红军大学作过讲演。一九三七年五月首次以油印本印行。一九四一年曾由八路军军政杂志社在延安出版单行本。后来编入《毛泽东选集》。同月 作《临江仙·给丁玲同志》词，用电报发给随红一方面军赴三原途中的丁玲。这首词写道：壁上红旗飘落照，西风漫卷孤城。保安人物一时新。洞中开宴会，招待出牢人。纤笔一枝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阵图开向陇山东。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将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