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18）

11月21日　

同朱德致电傅作义，祝贺绥远守军抗日胜利，电报说：“足下之英勇抗战，为中华民族争一口气，为中国军人争一口气”。“红军抗日援绥，且具决心。”“吾人深信，吾人现所努力之停止内战、抗日救国之行动，必能对于足下之抗日义举，遥为声援。”

11月22日　

同张闻天致电潘汉年，强调对国民党谈判的方针是，我只能在保全红军全部组织力量、划定抗日防线的基础上与之谈判。并指出，从各方面造成停止进攻红军的运动，以此迫蒋停止“剿共”，“此是目前抗日统一战线的中心关键”。

同日　

出席中国文艺协会成立大会。在会上发表演讲，指出：“中国苏维埃成立已很久，已做了许多伟大惊人的事业，但在文艺创作方面，我们干得很少。今天这个文艺协会的成立，这是近十年来苏维埃运动的创举”。“我们要抗日我们首先就要停止内战。怎样才能停止内战呢？我们要文武两方面都来。要从文的方面去说服那些不愿停止内战者，从文的方面去宣传教育全国民众团结抗日。如果文的方面说服不了那些不愿停止内战者，那我们就要用武的去迫他停止内战。你们文学家也要到前线上去鼓励战士，打败那些不愿停止内战者”。“发扬苏维埃的工农大众文艺，发扬民族革命战争的抗日文艺，这是你们伟大的光荣任务。”

11月23日　

致电朱德、张国焘，彭德怀，贺龙、任弼时，指出：“现时敌军中发展着四种矛盾：第一种是抗日与‘剿共’之间的矛盾；第二种是蒋军与东北军之间的矛盾；第三种是上级的严令进攻与下级的对红军恐惧的矛盾，此种矛盾现在极大发展着；第四种是官长与士兵间的矛盾，此种矛盾以近日的物质困难与疲劳而加深。我们的任务是捉住这些矛盾，更加团结一致，统一指挥，忍受与克服一切困难，不失每一个有利时机，灵活调动部队，准备连续战斗，坚决地各个击破进攻之敌，首先是彻底地击破胡宗南。”

同日　

同张闻天致电徐向前、陈昌浩，指出：远方来电正讨论帮助你们，但坚决反对退入新疆。你们作战方法应“集中最大兵力，包围敌之较弱一部而消灭之，另以一部兵力钳制敌之余部。如此方能从敌取得补充，方能予敌以重创，根本消灭其战斗力，方能使敌知所警戒。应该力避如过去一样的消耗战，提倡集中兵力包围消灭其一部的消灭战，如此方能解决问题。”

11月25日　

致电徐向前、陈昌浩：“毛炳文东撤利于你们发展。在你们打破马敌之后，主力应准备东进一步，策应河东。”“远方接济，三个月内不要依靠。目前全靠自己团结奋斗，打开局面。”“关于作战方面：（一）集中两个主力军于一个有利阵地打马部，不管敌是两三个团还是五六个团，概用此法。（二）敌少，则主力从两翼包围，并以有力一部迂回至敌后。（三）敌多，则以一部钳制其一翼，以主力包围其一翼。（四）不论敌多敌少，正面不使用主力。（五）两翼包围时，不可平分兵力，应置最大兵力于一翼。（六）凡打两团以上之敌，二兄均宜亲自指挥，亲自看地形，亲授于部以机宜。惟须十分注意荫蔽，一切高级干部均应教育他们荫蔽，避免无益牺牲。（七）估计不能胜利之仗不打。（八）总之，不打则已，打则必须有所缴获。与其击溃敌许多团，不如干净消灭敌一个团。望酌行之。”

11月28日　

致电彭德怀，通报国际国内及红军情况。电报指出：“蒋介石还站在中间地位，对日仍力求妥协，但比过去强硬了许多，对我力求缩小苏区打击红军，但已觉得困难，许其部下二陈〔1〕与我谈判。潘汉年去南京两次，距离甚远，一时不易成就。我之政策，一方面从人民、从反蒋军阀、从国民党内部造成运动；一方面红军消灭蒋军，双管齐下，迫蒋妥协。苏区与红军任务坚持打蒋，不稍放松。”

〔1〕二陈，指陈果夫、陈立夫。

 

同日　

致电徐向前、陈昌浩，就其二十五日关于作战部署的来电，提出：“我的意见，把全部一万八千人集中于四五十里内，进则集中的进，退则集中的退，打则集中的打，不打则已，打则必包围消灭一部。如此打两三次，有问题就解决了，教育训练也方便些，只要粮房不缺，似以此法为好，望酌行之。”

11月30日　

致电彭德怀，通报胡宗南败后其内部充满联俄容共、一致抗日空气，张学良建议我们“对胡军勿作仇敌，应尽力争取”。电报指出：我们完全同意张的建议，希望立即采取如下具体办法：（一）首先释放一部分俘虏，勿骂其长官。（二）用诚恳和气与尊重彼方态度，分别写信致胡宗南、孔令恂、周祥初。（三）派人到豫旺见胡。（四）用毛、朱、张、周及各方面军各军团各军首长名义，发表告胡军官佐士兵书，简单明了说明停战议和、一致抗日的志愿。

同日　

致电彭德怀、任弼时，指出：敌进则坚决消灭之，数日内胡军仍有进攻可能。如敌改取守势，我军全军在此地区休息训练一个月，包括三个方面军政治上团结、体力休养、部队改编、制度统一、军事训练、政治训练、地方工作训练、党的路线解释、政治形势与红军任务解释、各种干部会议等项。

11月—1937年4月　

读西洛可夫〔1〕和爱森堡〔2〕等着、李达和雷仲坚译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中译本第三版）三四遍，写了约一万二千字的批注。较多的批注集中在认识论和辩证法上，尤其集中在辩证法的三大规律部分。其中关于对立统一规律的批注最多，约占批注文字的一半。这些批注，是写作《实践论》、《矛盾论》的直接准备。这些批注有几个显着特点：（一）紧密联系中国革命实际。比如，在批注不同性质的矛盾要用不同的方法来解决时，指出：“中日民族矛盾要用联合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去解决。一九二七（年）后的国内矛盾，却只用联合农民与小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去解决。劳资间的矛盾，在平常时期要用工人统一战线去解决。党内及革命队伍内正确路线与错误倾向间的矛盾，用思想斗争的方法去解决。在国内，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间的矛盾，用革命去解决。”“社会与自然间的矛盾，用发展生产力去解决。过程间的矛盾不同，解决的方法也不同。”又如，关于对立面互相渗透的批注写道：“游击战争与正规战争，保存游击性与克服游击性；分配土地的土地私有与准备转变为社会主义；共产党的民族性与国际性；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战争与和平，和平与战争；同资产阶级联盟与克服资产阶级的动摇叛变；共产党同国民党妥协正是加强共产党的独立性；军队的休息训练，同时即是加强战斗力，退却与防御同时即是准备进攻；都是互相渗透互相转变的对立，一切对立都是这样的。”（二）注意对党内错误路线的批判。比如，批评机会主义的特征是理论脱离实际，指出：“不从具体的现实出发，而从空虚的理论命题出发，李立三主义和后来的军事冒险主义与军事保守主义都犯过此错误，不但不是辩证法，而且不是唯物论。”批评军事冒险主义者的“外因论”说：“五次反‘围剿’失败，敌人的强大是原因，但战之罪，干部政策之罪，外交政策之罪，军事冒险之罪，是主要原因。机会主义，是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帝国主义吸引与国民党叛变，对于革命说当然是原因。外的力量，须通过内的规律性（机会主义等）才能曲折的即间接的发生影响。”（三）用成语、典故、民谚等来解释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观点。比如，用“路遥知马力”来解释质和量的关系：“路遥知马力，马力是质，路遥是量”。为了阐明量变引起质变，批注说：9661936年“人多成王”，“长袖善舞，多财善贾。韩信将兵”。在批驳布哈林的“均衡论”时写道：“履与足矛盾时，削足适履正是布哈林的思想，这是可能的吗？不可能的。”“所谓补苴罅漏的办法，结局将使大局溃败”。“堵住矛盾发展，取得内部的安定，以求得所谓平衡，结果是无济于事的，这是破落户救穷的办法。从构成外部平衡来求得内部平衡，这是布哈林的根本办法”。（四）对原着的观点有重要的概括和发挥。比如，对“教程”中关于认识过程两个阶段的特征的论述，作了概括性的批注，将“教程”以举例方式所作的个别分析，推进到一般分析：“感性认识：片面、现象、外的联系”；“理性认识：全体、本质、内的联系”；“感觉是解决现象问题，理解是解决本质问题，只有在实践过程中才能暴露其本质而理解他。”又如，“教程”讲对立统一规律时，仅举例说明了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导方面的决定作用，没有在理论上展开分析。毛泽东对这个思想作了发挥，写了长达一千二百字的批语，发展了“教程”的观点，其中说：“矛盾之中，不论主要与次要的，对立的两方面，不但是对立的斗争，而且互相依赖其对方，以行其对立与斗争，两方面斗争的结果，发生相互渗透的变化，即转化为同一性，转化到相反的方面。”“究竟哪一方是主导的呢？主要看过程发展之情况在一定条件之下来规定。资本主义社会在长时期中，资产阶级是主导方面，但到革命前夜时期及革命以后，无产阶级就转变为主导方面了”，矛盾的主导方面，“凭过程发展至一定阶段中，斗争双方的力量如何而定。主导与非主导是互相转变的”。

〔1〕西洛可夫，现译布罗科夫，苏联哲学家。

〔2〕爱森堡，现译爱森贝格，苏联哲学家。

12月1日　

同周恩来、朱德、张国焘致电彭德怀、任弼时，指出：张学良承认尽力使全线停战，但又谓无法长停，似蒋介石尚不愿取长期守势。我军似须一面整理，一面准备作战，再打一仗则大局定了。十二月确定在现地区〔1〕以随时准备打胡姿势，加紧休息整理。一二月后绥远、西北、全国有起较大变化的可能。同日　致电彭德怀，告以朱、张、周已到保安〔2〕，情形甚好。“你对团结与改进一、二、四方面军的方针及对许多问题的意见，我都同意，很对的。但在某些步骤上，我的意见还宜改得温和一点。两星期前批评国焘一电，昨日整顿纪律一电，原则上完全正确，但在措词上有一二句颇为刺目，在今天是不相宜的，请留意及之。”同日　同朱德等十九位红军将领率中国人民红军致书蒋介石，批评他调集胡宗南等部共二百六十个团进攻红军和苏区；希望他当机立断，化敌为友，共同抗日。信中写道：“今日之事，抗日降日，二者择一。徘徊歧途，将国为之毁，身为之奴，失通国之人心，遭千秋之辱骂。吾人诚不愿见天下后世之人聚而称曰，亡中国者非他人，蒋介石也，而愿天下后世之人，视先生为能及时改过救国救民之豪杰。语曰，过则勿惮改，又曰，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何去何从，愿先生熟察之。寇深祸亟，言重心危，立马陈词，伫候明教。”

〔1〕指定边、盐池、环县地区。

〔2〕朱德、张国焘、周恩来于十一月三十日到保安。

12月2日　

两次致电刘少奇，提出：急须同晋绥当局成立友好关系，以便利红军行动。速从民族解放同盟或其他关系与晋阎、绥傅接洽，其条件为：“（一）晋绥容许红军参加抗日战线，划定一定防地，帮助解决给养，弹药。（二）红军愿意服从阎氏之统一指挥，并不干涉晋绥行政。（三）红军派出代表驻在晋阎、绥傅处，以资联络。”

12月4日　

蒋介石抵达西安，胁迫张学良，杨虎城率部进攻西北红军，否则将张、杨部队分别调至福建和安徽。

12月5日　

致修冯玉祥，指出：“目前急务似无急于停止内战。诚得先生登高一呼，众山齐应，今日停战，明日红军与西北‘剿共’各军立可开进于绥远战场。”“泽东与先生处虽异地，心实无间，倘得不吝教诲，锡以圭针，敢不拜赐！”

同日　

致信孙科，说：“今日天下之人莫不属望国民抗日，然国民党中如不战胜其降日派与妥协派则抗日不可能，因此天下之人莫不展望于国民党中之抗日派能有计划地有步骤地向着降日妥协之辈进行坚决之斗争。进行此种斗争，非有有组织的政治力量不可，非有领袖不可，因此天下之人又莫不属望于哲生〔1〕先生。”

〔1〕哲生，为孙科之字。

同日　

致信杨虎城，就以下事情同他协商：其一，联合救国之大计，以长安为中心的五六省区宜有一种具体合作计划。其二，敝方三个方面军会合之后，部队甚大，给养困难，弹药亦待补充，拟向兄处暂借三十万元。其三，敝军行动方向目前虽尚难确定，然不论东西南北，均与贵军唇齿相关患难与共。其四，空间通信再不可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