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13）

9月15日、16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目前政治形势和统一战线问题。毛泽东发言，着重阐明党对统一战线的领导和建立民主共和国问题。他说：民族资产阶级在大革命时参加过革命，一九二七年叛变了革命。现在，由于经济危机的加深，日本的压迫，买办资产阶级在南京政权占据了绝对优势，民族资产阶级有转变到革命方面的可能。事实证明，只有共产党有力量领导抗日统一战线，但这样的领导是要争取，现在正在争取。国民党也正在争取对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领导。中间阶级有成立新的政党的可能，他们有广大的群众，但他们是动摇的，我们应当争取他们。大革命时，我们同资产阶级实行联合，这是世界上第一次，那次联合实际上是共产党领导的。现在重新与资产阶级联合，更应该由我们领导，这样才能实现抗日的胜利。要用各种办法逼蒋抗日。加紧对南京以外各党派的统一战线工作，更能逼蒋走到抗日。我们改倒蒋为批蒋，改反蒋为联蒋，而我们的警戒是不能放松的。根据共产国际指示，建立民主共和国是当前的任务。民主共和国是资产阶级性质的，但不是国民党所说的西方现代国家，它是有资产阶级参加的工人农民的国家。一旦民主共和国建立起来，我们应该参加，但要保持共产党政治上的独立性。民主共和国一定要在群众运动、红军和苏维埃不断扩大的条件下，才能建立起来。毛泽东还批评了过去中央苏区在组织问题上的宗派主义错误，指出对“罗明路线”、对萧劲光等人的处理是错误的，不让瞿秋白随军长征也是不对的。十七日，政治局作出《中央关于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形势与民主共和国的决议》，指出：“中央认为，在目前形势之下，有提出建立民主共和国口号的必要”，这是团结一切抗日力量的最好方法，也是从广大人民的民主要求产生出的最适当的统一战线的口号。“扩大与巩固共产党，保障共产党政治上组织上完全独立，和内部的团结一致性，是使抗日的民族统一战线与民主共和国得到彻底胜利的最基本的条件。”

9月17日　

致电彭德怀：“胡宗南全部到西安，正陆续西运，甚速。已连电朱、张速以主力进占界石铺。为配合打击胡宗南，似有以我一军团一部向固原南部及西南部出动之必要。而在一二日内聂率之第一师宜集中行动，配合策应于静隆大道北侧，向大道绕击，阻滞胡敌西进，同时以利我四方面军北出界石铺大道。”同日，与周恩来、彭德怀再电朱德、张国焘：我第一师已到静宁、会宁北端的单家集一带，红四方面军主力务须在三天内进占界石铺及以西地段，否则胡军乘汽车将在二三日内控制界石铺。

9月18日　

致信宋庆龄，对她自武汉分共近十年来的革命救国言论和行动，表示敬仰。希望她利用国民党中委的资格作具体实际的活动，以“唤醒国民党中枢诸负责人员，觉悟于亡国之可怕与民意之不可侮，迅速改变其错误政策”。信中说派潘汉年前来面申组织统一战线的意见，与她商酌公开活动的办法，并请她介绍国民党中枢人员如吴稚晖、孔祥熙、宋子文、李石曾、蔡元培、孙科〔1〕等与潘汉年面谈。

〔1〕吴稚晖，当时为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孔祥熙，当时任国民党政府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部长。李石曾，当时为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北平研究院院长。蔡元培，当时任南京中央研究院院长。孙科，当时任国民党政府立法院院长。

同日　

致信章乃器、陶行知、沈钧儒、邹韬奋〔1〕，提出：要达到实际地停止国民党军队对红军进攻，实行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先生们与我们还必须在各方面作更广大的努力与更亲密的合作。信中还说：“我相信我们最近提出的民主共和国口号，必为诸位先生所赞同，因为这是团结一切民主分子实行真正抗日救国的最好方策。”

〔1〕章乃器，当时任上海浙江实业银行副经理、中国征信所董事长。陶行知，当时任晓庄师范学校校长。沈钧儒，律师。邹韬奋，新闻记者和出版家。他们都是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和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领导人。

9月19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会议主要讨论夺取宁夏问题。毛泽东发言说：今天讨论一个军事问题，就是夺取宁夏，大体计划已定下来了。夺取宁夏是打通苏联、发展红军、开展西北局面和对日作战的枢纽。我们的一切工作都应围绕这一环。夺取宁夏的胜利，对开展局面有决定的意义，陕甘亦可巩固。宁夏堡垒比较多，如果没有群众工作，专靠硬打是不行的。在这里，白军工作、哥老会工作、回民工作是整个战略计划的一部分。加紧十一、十二两月的工作，是非常重要的。决定成立宁夏工作委员会，李维汉为主任，叶剑英为副主任，并以叶参谋长名义指挥军事。对于马鸿逵，要坚决、迅速地消灭之。我们总的策略是联合一切，但不联合马鸿逵，要估计到马鸿逵是绝对无联合可能的。对于土豪，目前一切不打。以后在不妨碍军事行动时，原则上不打，但在红军需要时、群众需要时，也可以打，并要估计到一切土豪没有不站在马鸿逵方面的。

同日　

就夺取宁夏、打通苏联问题，同周恩来、彭德怀复电朱德、张国焘并致任弼时、贺龙：“向宁夏及甘西发展，重点在宁夏，不在甘西。因宁夏是陕、甘、青、绥、内外蒙，即整个西北之枢纽，且国际来电说，红军到宁夏地区后给我们帮助，没有说甘西。”宁夏气候比绥远、青海、陕甘北部及甘西较暖，且是产大米区域，在西北为最富。红四方面军占领宁夏南部后，应顿住几个月，待明年春暖再攻甘西。“夺取宁夏，打通苏联，不论在红军发展上，在全国统一战线上，在西北新局面上，在作战上，都是决定的一环。在当前一瞬间，则拒止胡军把一、四两方面军隔开，又是决定一环。时机迫促，稍纵即逝，千祈留意，至祷至盼。”

9月21日　

同林育英、张闻天、周恩来、秦邦宪、王稼祥复电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贺龙、任弼时、刘伯承、关向应：统一指挥十分必要，我们完全同意任弼时、贺龙、刘伯承、关向应四同志的意见〔1〕。周恩来因准备去南京谈判，以毛泽东、彭德怀、王稼祥、朱德、张国焘、陈昌浩六人组织军委主席团，指挥三个方面军。主席团地点暂在同心城附近为宜。

9月22日　

致信蒋光鼐、蔡廷锴〔2〕，提出：“为达推动全国（包括南京在内）进行真正之抗日战争起见，特向先生及十九路军全体同志提议，订立根据于新的纲领之抗日救国协定〔1〕，拟具草案八条借供研讨，并祈转达陈真如〔2〕先生及十九路军各同志。如荷同意，即宜互派代表集于适当地点正式签订。”

〔1〕贺龙、任弼时、关向应、刘伯承九月十九日致电朱德、张国焘，林育英、张闻天、周恩来，指出：“胡敌由陕入甘，时机紧张，如我军指挥不集中，兵力无具体适切部署，则良机可以都全失去。”并提出建议：“马上以军委主席团集中指挥三个方面军作战。岷县朱张，陕北周王，应迅速亲临前线会合工作。”

〔2〕蒋光鼐，曾任国民党军第十九路军总指挥。蔡廷锴，曾任国民党军第十九路军军长。

同日　

致信李济深、李宗仁、白崇禧〔3〕，指出：目前抗日救国大计必须进入具体实际的阶段。蒋介石氏及中国国民党一律参加抗日统一战线，实为真正救国政策的重要一着。贵我双方订立抗日救国协定，实属绝对必要。对贵方所提草案各条，提出敝方意见，略有修改，如荷同意，即祈诸位先生签名盖章，即成定案。如有尚待磋商之处，即祈惠示，往返商妥，再行确定。同日　

致信于学忠〔4〕，介绍彭雪枫〔5〕去申述中国共产党的联合救国之旨；指出“西北停战议和，首先贵我两军停止自相残杀，实为刻不容缓”。

〔1〕指一九三六年九月中国共产党草拟的《关于国共两党抗日救国协定草案》。

〔2〕陈真如，即陈铭枢，曾任国民党军第十九路军前身国民革命军第十一军军长。蒋光鼐、蔡廷锴、陈铭枢当时均为中华民族革命同盟主要领导成员。

〔3〕李宗仁、白崇禧，国民党军桂军首领，在两广事件中反对蒋介石。

〔4〕于学忠，当时任国民党甘肃省政府主席、国民党军东北军第五十一军军长。李济深，参加发动两广事变，当时为中华民族革命同盟主席。

〔5〕彭雪枫，当时为中国共产党派往山西等地做统一战线工作的代表。

同日　

致信蔡元培，希望他持抗日救国大义，起而率先，“以光复会同盟会之民族伟人，北京大学中央研究院之学术领袖，当民族危亡之顷，作狂澜逆挽之谋，不但坐言，而且起行，不但同情，而且倡导，痛责南京当局立即停止内战，放弃其对外退让对内苛求之错误政策，撤废其爱国有罪卖国有赏之亡国方针，发动全国海陆空军，实行真正之抗日作战，恢复孙中山先生革命的三民主义与三大政策精神，拯救四万万五千万同胞于水深火热之境，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之抗日救国代表大会，召集人民选举之全国国会，建立统一对外之国防政府，建立真正之民主共和国，致国家于富强隆盛之域，置民族于自由解放之林”。

同日　

朱德致电林育英、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贺龙、任弼时、刘伯承，指出：张国焘不同意静会战役计划，拟根本推翻。“我是坚决遵守这一原案〔1〕的，如将此原案推翻，我不能负此责任。”

〔1〕指中共中央西北局九月十六日关于红四方面军继续北上与中共中央及红一方面军会合的决定。

9月23日　

在保安接受美国记者斯诺的访问，主要谈联合战线问题。在解释共产党对国民党政策的改变时说：主要有三个因素影响这种改变，第一是日本的严重侵略，如果不同国民党合作，我们对日抗战的力量是不够的；第二，中国的民众和许多爱国的官员都渴望国共两党为抗日救国而重新合作；第三，国民党内的许多爱国分子也赞成同共产党重新联合。为了实现这一联合，一定要建立一个民主共和政治制度和国防民主政府。这个政府的主要任务是：（一）抵抗外敌侵略；（二）给予民众以民主权利；（三）发展国民经济。在回答实行联合战线，共产党是否放弃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时说：这要由反日运动的发展来决定。如果不救济农民，反日纲领是不能实现的。土地革命是资产阶级的性质，它有利于资本主义的发展。我们反对帝国主义，但并不反对现在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

同日　

同林育英、张闻天、周恩来、秦邦宪、王稼祥致电朱德、张国焘并告贺龙、任弼时：已照来电向部队大动员，拥护与庆祝会合胜利，并通知全党全军注重当前的政治任务，对过去争论一概不谈。林育英俟朱、张到达界石铺大道即动身来前方。

同日　

致电刘鼎：我党与南京谈判条件已交潘汉年带来西安。张学良从中斡旋甚好，迅速达成和平统一，国家民族之福。蒋介石向西北进攻，我方已有相当准备，立于防御地位予以打击，促其觉悟。

同日　

致信李济深，希望他和李宗仁、白崇禧派遣政治上负责人员来陕，能有专人常驻，沟通情意。信中说：“国难如斯，非有几个纯洁无私之政治集团及许多艰苦奋斗之仁人志士为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各军之中坚，伟大的反日统一战线之真正完成与坚持斗争，是不能容易达到目的的。”

9月24日　

致电彭德怀并告聂荣臻：接朱德来电，张国焘又动摇了北上方针，我们正设法挽救中。为使胡宗南不占去先机，请加派有力部队南下交红一军团指挥，增兵界石铺并分兵至隆德、静宁大道游击。至要。

同日　

同林育英、张闻天、周恩来、秦邦宪、王稼祥致电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任弼时、贺龙、刘伯承，再次表明与张国焘之间的争论应该一概不谈，集中全力与团结内部，执行当前军事政治任务。电报说：胡宗南部陆续入陕，企图压迫与削弱红军，隔断中苏，隔断东北军与红军，然后强迫我们就范，成立妥协。我们的对策：第一步骤似应集合三个方面军于静宁、会宁、定西一线及其南北，给胡宗南以相当打击，使其不能达到隔断红军、各个击破的企图。第二步骤以两个方面军占领宁夏，以一个方面军控制胡宗南，占领宁夏是整个政治军事上极重要一环。至于第三步骤则在占领宁夏之后，那时我们已得远方帮助，处于有利地位，分兵略取甘西、绥远，乃至重占甘南均甚容易。电报还说：红一方面军一师已占领界石铺，红四方面军宜以先头师迅速进入，余部陆续北上。

同日　

同林育英、张闻天、周恩来、秦邦宪、王稼祥复电任弼时：“中央内部的团结一致，是我们战胜敌人的必要条件。”“当前政治的军事的总方针，已为大家所同意，则中央内部的团结已有充分保障无疑。关于统一指挥等问题，正依照你们的提议等待国焘同志等北上商讨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