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11）

8月3日　

同林育英、张闻天、周恩来、秦邦宪致电朱德、张国焘、任弼时，热烈欢迎红二、四方面军北上，指出：“接八月一日电〔1〕为之欣慰。团结一致，牺牲一切，实现西北抗日新局面的伟大任务，我们的心和你们的心是完全一致的。”“我们已将你们的来电通知全苏区红军，并号召他们以热烈的同志精神，准备一切条件欢迎你们，达到三个方面军的大会合。”

〔1〕朱德、任弼时、张国焘八月一日致电林育英、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我二、四方面军此次向包座、巴西、阿西前进便利，俟兵力稍集结后，即向洮岷、西固，约八月中旬，主力可向天水、兰州大道出击，以消灭毛炳文、于学忠为目的，来配合你军。在蒋敌进攻的严重关头，我一、二、四方面军只有在积极密切关系和一致战略方针下坚决对敌，才不致受敌各个击破，可能造成西北新局面。“我二、四方面军全体指战员，对三个方面军大会合和配合行动，一致兴奋，并准备好了一切，谋西北首先胜利奋斗到底。”

8月5日　

为《长征记》征稿事，同杨尚昆向参加长征的同志发出信函，说：“现因进行国际宣传，及在国内国外进行大规模的募捐运动，需要出版《长征记》，所以特发起集体创作，各人就自己所经历的战斗、行军、地方及部队工作，择其精彩有趣的写上若干片断。文字只求清通达意，不求钻研深奥，写上一段即是为红军作了募捐宣传，为红军扩大了国际影响。”同时，又向各部队发出电报：“望各首长并动员与组织师团干部，就自己在长征中所经历的战斗、民情风俗、奇闻轶事，写成许多片断，于九月五日以前汇交总政治部。事关重要，切勿忽视。”8月9日

同张闻天、周恩来、秦邦宪就目前形势和战略方针问题致信张学良：“根据二、四方面军北上、西南事变发展、日本对绥蒙进攻等情况，我们认为兄部须立即准备配合红军选定九、十月间有利时机，决心发动抗日局面，而以占领兰州、打通苏联、巩固内部、出兵绥远为基本战略方针。”信中指出：蒋介石一解决西南问题，就有极大可能进攻西北。“无论如何兄不要再去南京了，并要十分防备蒋的暗害阴谋。目前此点关系全局，卫队的成分应加考查，要放在政治上可靠的干部手里。”

8月10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作国共两党关系和统一战线等问题的报告，并作结论。报告说：蒋介石依靠日本、出卖投降的基本战略没有改变，但他准备开国防会议，实行局部的对日作战等，战术有所改变，而战术的改变有可能影响其战略的动摇。两广事变虽然遭到挫折，但它使蒋介石内部裂痕加深。蒋介石过去让出东三省，镇压群众，不同我们往来。现在改变了，也说统一战线、国防政府，要同我们往来，这是为了得到群众的拥护和日本的退让，以巩固他的统治。我们愿意与南京谈判，现在还是这个方针。在今天应该承认南京是一种民族运动的大力量。我们可以承认统一指挥、统一编制，在许多策略方面要有所改变，但是一定要停止“剿共”，一定要实行真正的抗日。报告指出，创造西北国防政府，红军与东北军正在协商中，两方面都要做艰苦的努力，在东北军要加强政治工作，在地方应加紧巩固工作。报告认为，红二、四方面军的北上对于打通苏联，保卫苏区，统一红军领导，都有很大的意义，应极力地欢迎红二、四方面军，并使他们完全在中央领导之下。毛泽东在结论中进一步指出：民众抗日已经冲破蒋介石的压迫，但是还没有冲破蒋介石的最高界限，即还没有实现民主。蒋介石总是说先统一，我们则要求他先给抗日的民主。“抗日必须反蒋”的口号，现在已不适合，要在统一战线下反对卖国贼。同时要注意提高对同盟者的警戒性，保持党的独立性。会议一致同意毛泽东的报告和结论，决定公开发表宣言，专门写一封信给蒋介石。

8月11日　

致电刘鼎，请他与张学良商量：红二、四方面军即出岷州、陇西之线打毛炳文，速乘此机调固原两师入兰州，我一方面军可不打固原。望派飞机到肤施接潘汉年，以便快晤张学良。同日　致电彭德怀等红一方面军和陕北红军将领，要求广泛宣传红二、四方面军北上胜利，指出：“我二、四方面军前锋已抵哈达铺及西固附近，西岷大道被我切断，毛炳文、王均、鲁大昌〔1〕惊慌异常，我三个方面军会合之势已成。这一空前的伟大胜利，将兴奋着全苏区全中国的广大群众和同情我们的武装部队，将震惊着我们的敌人。望即根据上次军委总政的电令，分别在部队中、地方群众中广大宣传，并以扩大部队，训练部队，培养干部，争取胜利，巩固苏区，争取白军，联合苏蒙，共同抗日，保卫西北，庆祝红二、四方面军北上胜利，庆祝三个方面军大会合等为中心口号，来作庆祝胜利的动员。”

8月12日　

同张闻天、林育英、周恩来、秦邦宪、王稼祥、彭德怀、何凯丰致电朱德、张国焘、任弼时，提出关于今后战略方针的建议：“一、二、四三个方面军，有配合甲军〔2〕打通苏联、巩固内部、出兵绥远、建立西北国防政府之任务。由此任务之执行以配合并推动全国各派统一战线，达到大规模抗日战争之目的。”电报提出对南京的策略为：“认定南京为进行统一战线之必要与主要的对手，应与南京及南京以外之国民党各派，同时地分别地进行谈判。依据过去与南京谈判的基础，在忠实进行抗日准备，实行国内民主与实行停止‘围剿’等前提之下，承认与之谈判苏维埃、红军的统一问题。”“继续停战议和请蒋抗日的号召，目前阶段实行他不来攻我不去打，目前不出河南；他若来攻，则一面坚决作战，一面申请议和。”“在抗日进军路上，遇到蒋介石部队和其他部队，实行先礼后兵政策。”“一切统一战线的谈判，以忠诚态度出之。”

〔1〕鲁大昌，当时任国民党军新编第十四师师长。

〔2〕甲军，指东北军。

同日　

同周恩来、杨尚昆致电彭德怀等红一方面军和陕北红军将领，提出“为加强统一战线的活动与争取白军工作，需要从前线俘获的白军官兵中施以着重的政治教育并特别优待，以便训练出一批可以奔走各方的人材，至少可做联络交通”。

8月13日　

致信杜斌丞〔1〕，希望他进一步推动杨虎城参加抗日联合战线，对西北各部亦望他大力斡旋。同日　

致信杨虎城，对杨同意联合战线表示欢迎，告以派张文彬〔2〕奉诚拜谒，提出：“望确实表示先生之意向，以便敝方作全盘之策划。先生如以诚意参加联合战线，则先生之一切顾虑与困难，敝方均愿代为设计，务使先生及贵军全部立于无损有益之地位。”

〔1〕杜斌丞，当时任国民党军第十七路军总参议。

〔2〕张文彬，原红三军团政治保卫局长，当时担任毛泽东秘书工作。

同日　

致电彭德怀，提出：红一方面军八月至九月中旬仍以训练生息为宜，同时求部分扩红，巩固现有根据地，形成强有力的中心力量。准备九月中旬以后向西出动一步，仍以休养、训练、扩红、扩地为目的，对东北军何柱国、董英斌〔1〕二部放弃打的企图，全力进行统一战线工作。当红二、四方面军甘南任务完成，九、十月间北上时，红一方面军便以军容整壮之姿态与之会合于固原、海原地区。

同日　

就红四方面军的行动部署问题，同周恩来、彭德怀致电朱德、张国焘、任弼时：“如能攻占岷州城，则打马、打毛、打王〔2〕，均十分有利，战略上大占优胜。万一攻不开，则围城打援。毛炳文现正以一部从陇西增援，是消灭他的好机会。朱总司令宜派人去见王均、曾万钟〔3〕，彼等孤危，不难收效。城内鲁大昌亦宜派人，允许放他向临潭跑。”

8月14日　

分别致信韩复榘、张自忠、刘汝明〔4〕，呼吁组成抗日联合战线，并告以派同志前去拜谒，“乞赐接谈，如承不弃，予以具体进行办法”。

同日　

致信宋哲元〔5〕，称赞他情殷抗日，希望他及二十九军，一面联合华北人民群众，作实力的准备；一面恢复一九二五至一九二七年西北军光荣历史时期曾经实行的联俄联共政策，一俟时机成熟发动大规模的抗日战争。

〔1〕董英斌，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北“剿总”第二路军第七纵队司令、东北军第五十七军军长。

〔2〕马，指马步芳。毛，指毛炳文。王，指王均。

〔3〕曾万钟，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三军第七师师长。

〔4〕韩复榘、张自忠、刘汝明，原均为西北军将领，当时分别任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天津市长和察哈尔省政府主席。

〔5〕宋哲元，当时任国民党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国民党军第二十九军军长。

同日　

致信宋子文〔1〕：“十年分袂，国事全非，救亡图存，惟有复归于联合战线。”“弟等频年三呼吁，希望南京当局改变其对外对内方针，目前虽有若干端倪，然大端仍旧不变，甚难于真正之联合抗日。”“先生邦国闻人，时有抗日绪论，甚佩甚佩！深望竿头更进，起为首倡，排斥卖国贼汉奸，恢复贵党一九二七年以前孙中山先生之革命精神，实行联俄联共农工三大政策，则非惟救国，亦以自救。”

同日　

致信傅作义〔2〕，指出：“今之大计，退则亡，抗则存；自相煎艾则亡，举国奋战则存。”“先生如能毅然抗战，弟等决为后援。亟望互派代表，速定大计，为救亡图存而努力”。

同日　

致信易礼容〔3〕，指出上海工人运动国共两党宜建立统一战线，希望他努力促成之；询问李达夫妇情况，谈到读了李达之译着，甚表同情，有便乞为致意。信中还说：“闻兄之周围有许多从前老同事，甚为怀念他们，希并致意。希望你们能发展一个有益于国有益于民的集体力量。”

同日　

致信王世英〔4〕并转刘少奇〔5〕：必须向宋哲元及二十九军继续工作。韩复榘、傅作义、阎锡山、张自息、刘汝明、商震〔1〕六处，一有机会，即须接洽。“统一战线以各派军队为第一位，千万注意。”

〔1〕宋子文，当时任国民党政府全国经济委员会主席，中国银行董事长。

〔2〕傅作义，当时任国民党绥远省政府主席、国民党晋绥军第三十五军军长。

〔3〕易礼容，当时在上海由国民党控制的工会工作。

〔4〕易礼容，当时在上海由国民党控制的工会工作。

〔5〕刘少奇，当时为中共中央派驻华北局的代表。x

8月18日　

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副主席周恩来、彭德怀，政治部主任杨尚昆，中央财政部长林伯渠发布关于筹款的训令。训令指出：根据最近中央对于土地政策的新决定，对于地主，只要他不反对抗日红军，应避免用没收办法，而以捐募的方法使其尽量拿出金钱、粮食和物品，宁可少没收一家，不可错没收一家。在筹款中，必须注意经济政策，没收地主的商店固然不对，没收一般的商店尤不容许。在苏维埃法律范围内，给商人以适当的保护。在不损害商业的条件下，向富商作深入的救国宣传，进行募捐运动，筹得抗日经费。

8月19日　

同杨尚昆致电彭德怀、刘晓，就改哥老会为江湖抗日救国会问题，提出：我们对哥老会是以统一战线的策略争取其大多数到抗日战线上来；不应勉强使回人哥老会加入汉人哥老会，也不应勉强将他们合并，必须坚持回人事情由回人自己处理的原则。

8月22日　

就红一、二、四方面军的战斗部署问题，电询彭德怀：“假如以四方面军待机独立攻青海，一方面军独立攻宁夏，而以二方面军位于中央（例如在岷州、静宁、天水地区）钳制敌人，策应两方，估计能达占青、宁两地之目的否？主要的是一方面军有独立战胜宁马〔2〕之把握否？”“如以二方面军位于陕甘大道附近钳制毛、王、何〔1〕，看一、四两方面军分攻宁、青之第一步战果，再定增加与否及向何方增加，距离与时间上来得及否？我觉得如果冰期在两月以上，则增加是来得及的，判断合于事实否？”

〔1〕商震，当时任国民党河南省政府主席。

〔2〕宁马，指宁夏马鸿逵、马鸿宾，前者为国民党军西北“剿总”第一防守区司令、第十五路总指挥兼新编第七师师长，后者为国民党军西北“剿总”第一路军第四纵队司令兼第三十五师师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