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09）

12月1日　

复电张闻天，指出：“关于红军靠近外蒙的根本方针，我是完全同意的。”“我不同意的是时间与经路问题。第一，红军目前必须增加一万人。在四个月内，我们必须依据陕北苏区，用空前努力达此目的。第二，最好是走山西与绥远的道路。这是用战争、用发展、用不使陕北苏区同我们脱离的方针与外蒙靠近。为完成上述两种任务，我想有六个月左右的时间就够了。所以我们应在明年夏天或秋天与外蒙靠近，目前应立即开始组织蒙民游击队。”“对富农策略的转变，基本同意。但决议上应指出，当斗争发展，贫农、中农要求平分富农土地时，党应赞助这一要求。富农可与贫农、中农分得同等土地。过去分坏田的原则是不对的，但富农土地完全不动的原则，在苏区尤其在南方苏区也是不对的。在土地问题上，对富农策略同对中农应该有一点区别。农村中的党应善于领导与监督富农，严防为富农所领导。要指出当斗争深入时，富农必然转入地主阵线，这是中国半封建富农阶层的特点。对有劳动力又破产了的小地主阶层，在群众同意下应按富农待遇。”“反蒋抗日统一战线的策略内容及具体的口号与纲领〔1〕，完全同意”。六日，中共中央正式作出《关于改变对富农政策的决定》，基本上采纳了毛泽东对富农问题的意见。

12月2日　

同彭德怀致电朱德、张国焘、刘伯承、徐向前、陈昌浩，通报直罗镇大捷，并指出：“在中央正确领导下，粉碎了三次‘围剿’，正在猛烈扩大红军，猛烈发展苏区，准备迎接战斗的胜利”。

12月5日　

致电张闻天、李德：“我率三十一分队拟明六号动身来后方。德怀、林彪、子华三人须参加六号及七号的祝捷运动大会，定九号同朱理治〔2〕来后方。开会地点以安塞为便。”“完全同意李德同志对延川、延长的部署〔3〕。一方面军十天内仍在原地集结训练，俟阎锡山情况明了后，再定向南或向东的方向。”

〔1〕指《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抗日救国宣言》中关于建立反蒋抗日统一战线的十大纲领等主张。

〔2〕朱理治，当时任中共陕甘省委书记。

〔3〕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三日，红十五军团副军团长刘志丹奉命率一部兵力到达延川，防止延川、延长黄河东岸国民党军西渡，并相机歼灭从肤施逃出之敌。同日，李德将这个部署电告彭德怀、毛泽东。

同日　

同彭德怀致信杨虎城。信中说：“盖日本帝国主义实我民族国家之世仇，而蒋介石则通国人民之公敌。”“是以抗日反蒋，势无偏废。建义旗于国中，申天讨于禹域，驱除强寇，四万万具有同心，诛戮神奸，千百年同兹快举。鄙人等卫国有心，剑履俱奋，行程二万，所为何来，既达三秦，愿求同志。倘得阁下一军，联镳并进，则河山有幸，气势更雄，减少后顾之忧，增加前军之力。”“凡愿加入抗日讨蒋之联合战线者，鄙人等无不乐与提携，共组抗日联军，并设国防政府，主持抗日讨蒋大计。”信中还以“重关百二，谁云秦塞无人；故国三千，惨矣燕云在望。亡国奴之境遇，人所不甘，阶下囚之前途，避之为上”的语句，激发杨虎城的爱国热情。在此前后，会见曾在第十七路军工作过的汪锋，了解杨虎城和第十七路军的情况，要他前往西安，把信交给杨虎城。

同日　

致信国民党军第十七路军总参议杜斌丞。信中说：“从汪锋同志知先生不忘情于革命，甚感事也。时至今日，论全国，论西北，论陕西，均舍抗日反蒋无第二条出路。”“为今之计，诚宜急与敝方取一致行动，组成联合战线，敝方愿在互不攻击的初步条件下，与虎城先生商洽一切救亡图存之根本大计。”“如得先生居中策划，以共同作战对付公敌为目标，则敝军甚愿与虎城先生成立谅解，逐渐进到共组抗日联军、国防政府之步骤。先生为西北领袖人物，投袂而起，挺身而干，是在今日。东北军中如沈克等（此次敝军追击董英斌，消灭沈师一个团，非所愿也），均应与之联合。甘肃邓君宝珊〔1〕，亦为绝无出路之人，敝军亦愿与发生关系。

〔1〕邓宝珊，当时任国民党军新编第一军军长。

同日　

张国焘致电中共中央，宣称：“此间用中央、中共中央、中央政府、中央军委、总司令部等名义对外发表文件，并和你们发生关系”，“你们应称北方局、陕北政府和北路军”，“一、四方面军名义应取消”。

同日　

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副主席周恩来、彭德怀发布《关于伤病员柴菜费调养费抚恤费之通令》，规定在目前较低的物质条件下使伤病员能迅速治愈并恢复体力。

12月6日　

离开东村红一方面军司令部，前往瓦窑堡。八日到王家坪，十一日　到安塞，十三日到达瓦窑堡。

12月8日　

同彭德怀、刘志丹发布《告陕甘苏区工农劳苦群众书》，号召陕甘苏区人民勇敢地当红军到前方来，用一切力量来保护我们的土地和自由，保卫我们的苏维埃政权。

12月9日　

北平爱国学生数千人，在中共北平临时工作委员会领导下，举行抗日救国示威游行，要求“停止内战，一致对外”一二九运动爆发。

12月10日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发表《对内蒙古人民的宣言》，号召内蒙古人民起来抗日反蒋，指出：“我们认为只有我们同内蒙古民族共同奋斗，才能很快地打倒我们共同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及蒋介石。同时相信，内蒙古民族只有与我们共同战斗，才能保存成吉思汗时代的光荣，避免民族的灭亡，走上民族复兴的道路”。“我们愿意彼此缔结攻守同盟，去打倒我们共同的敌人。”最后提出尊重内蒙古人民的民族权利、内蒙古区域各民族平等等五点宣言。

12月13日　

致电彭德怀，要红一方面军仍在套通、田儿地区进行第二个十天训练计划，不应向南移动，应在原地待机。

12月15日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发布命令，改变对富农的政策，以扩大全国抗日讨蒋的革命路线。命令规定：富农之土地，除以封建性高额出租应全部没收之外，其余富农自耕及雇人经营之土地，不论其土地之好坏，一概不在没收之列；富农之动产及牲畜耕具，除以封建性高利贷出借者外，均不应没收；除统一累进税外，禁止地方政府对于富农之惩罚及特殊税捐；富农在不违反苏维埃法律时，各级政府应保障其经营工商业及雇用劳动之自由；在实行平分一切土地之区域，富农有与普通农民分得同样土地之权。命令同时还规定：富农仍无权参加红军及一切武装部队，并无选举权。

12月16日　

致电彭德怀并转徐海东、程子华，提出为消灭井岳秀〔1〕侵入苏区部队，粉碎其夺取安塞、安定的整个计划，决定调红二十六军北上，会合七十八师，于十七日进行出动准备，限二十二日到达子长县附近集中待命。

〔1〕井岳秀，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北“剿总”第三防守区副司令兼第八十六师师长。

12月17日　

同周恩来复电彭德怀，同意夺取甘泉、宜川的部署，指出：一军团用坚决而机巧的手段取得甘泉并相机夺取宜川，十五军团进到牛武镇、龙泉镇地域工作。两军团的发展方向为正南，首先赤化洛川、宜川两县，加紧扩红。

同日　

为优待红军技术人员，节省使用各级指挥机关办公费等，同周恩来、彭德怀发布《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关于办公费、津贴费之规定的命令》，规定无线电技术人员、医务人员、电话技术人员、红校军事教育专家，均列为技术人员，发给特殊津贴。

同日　

出席在瓦窑堡开始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称瓦窑堡会议）〔1〕。会议着重讨论军事战略问题、全国的政治形势和党的策略方针问题。根据民族矛盾逐步上升为社会主要矛盾的新特点，会议讨论并确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完满地解决了党的政治路线问题。二十三日，毛泽东作军事问题的报告。报告分三个部分：一、关于战略方针。要以坚决的民族革命战争，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把国内战争与民族战争结合起来。一九三六年应准备直接对日作战的力量，扩大红军。红军行动应放在“打通苏联”和“巩固扩大苏区”两项任务上。“游击战争在民族革命战争中有极大战略上的作用”。在一切省份发展游击战争，着重于主要省份，如河北、山东、河南、满洲、察哈尔、江苏、陕南、山西、甘肃等。做好白军和白区的工作。二、关于作战指挥上的基本原则。几年来国内革命战争的经验告诉我们：战略防御时，反对单纯防御，执行积极防御，反对先发制人，执行后发制人，诱敌深入，以退为进；战略进攻时，既要夺取先机，反对机会主义估计不足，又要适可而止，反对冒险主义和冒险政策，要波浪式的发展，实行发展中的推进政策；基本原则还是运动战，反对不让寸土的办法，大踏步前进后退；集中兵力于一个方面，一个拳头打人，反对分兵主义；战略的内线作战和战役的外线作战，战略的持久战和战役的速决战；战斗前要有充分的准备，要改善红军的技术条件；实行统一指挥下的分割指挥，军委在军事范围内有完全的权力。三、关于行动方针。主要分三个步骤。第一步，在陕西的南北两线给进犯之敌以打击，巩固和发展陕北苏区，从政治上、军事上和组织上做好渡黄河去山西的准备。第二步，到山西去，准备击破阎锡山的晋绥军主力，开辟山西西部五县以至十几县的局面，扩大红军一万五千人，并保证必要时返回陕西所需要的物质条件。第三步，根据日军对绥远进攻的情形，适时地由山西转向绥远。用小的游击战争与日军周旋，总的方针是与苏联取得联系。会议于当天通过《中央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1〕。二十五日，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

〔1〕关于这次会议开头几天的情况，毛泽东在十二月十九日给彭德怀的电报中说：“政治局会议开了三天，关于总的政治问题（形势及任务）讨论完了。真是一次很好的讨论，可惜你没有来参加。明后天讨论军事问题。”

〔1〕这个决议的基本内容与毛泽东的报告记录稿是相同的。

12月21日　

同张闻天致电彭德怀并转林彪，答复林彪对战略问题的来电〔1〕，指出：“在日本进占华北的形势下，陕南游击战争不能把它提到比陕北等处的游击战争还更加重要的地位，实际上后者是更重要的。尤其不能把游击战争提到似乎比主力红军还更重要的地位（如提出红军主要干部去做游击战争），这样的提法是不妥当的。林在某些问题上的观点是同我们有些分歧的，中央认为有当面说明之必要。现在前方军事不紧张，因此仍望林来中央一行，并在此一个时期，这于林是有好处的。”

12月24日　

同周恩来致电彭德怀、杨尚昆，林彪、聂荣臻，徐海东、程子华，左权，下达关于准备东征的行动计划，指出：中央讨论了战略方针、作战原则及行动计划，通过了军委的报告。关于行动方向，如东村时所定。要求以四十天为期，完成渡黄河东征的准备工作。其中包括夺取甘泉、宜川两城，赤化宜川、洛川两县，给北面进攻着的敌人以打击，前线部队用极大努力扩红，后方完成五千人扩红计划，并在北线和南线分别组建红二十八、红二十九军〔2〕。

〔1〕据《聂荣臻回忆录》载：“中央政治局召开瓦窑堡会议以前，曾征求军团领导干部对战略问题的意见。林彪在信中就正式向中央提出，要到陕南去打游击，说这比在陕北巩固和扩大根据地更重要，而且要求把红军主要干部调出，由他带领到陕南打游击。”

〔2〕一九三五年底和一九三六年一月，红二十八、二十九军先后成立。刘志丹、宋任穷分别任红二十八军军长和政治委员；萧劲光、朱理治分别任红二十九军军长和政治委员。

同日　

为夺取宜川城，同周恩来致电彭德怀：“取得宜川城，对于以后有很大利益。现有四十天工夫，请令一军团详细〔侦察用地道法攻开该城的可能性”。“强袭甘泉如不奏效，即改用地道法”。

12月27日　

在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进一步阐明中央政治局瓦窑堡会议精神。报告指出，在日本帝国主义要变中国为它的殖民地的新形势下，国内各阶级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变化。不仅工人、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是抗日的基本力量，而且民族资产阶级也有参加抗日斗争的可能性。即使地主买办阶级营垒，也可能发生分化。在殖民地化威胁的新环境下，民族资产阶级变化的总的特点是动摇。他们一方面不喜欢帝国主义，一方面又怕革命的彻底性。在斗争的某些阶段，他们中间的左翼有可能参加斗争，另一部分则有由动摇而采取中立态度的可能。至于地主买办阶级营垒，也不是完全统一的，这是许多帝国主义争夺中国的环境所造成的。“我们要把敌人营垒中间的一切争斗、缺口、矛盾，统统收集起来，作为反对当前主要敌人之用。”报告强调，党的基本策略任务，就是反对狭隘的关门主义，建立广泛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组织千千万万的民众，调动浩浩荡荡的革命军，是今天的革命向反革命进攻的需要。”同时，报告唤起党内注意记取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的历史教训，要求共产党员须在民族统一战线中发挥领导作用。报告还指出，把工农共和国改变为人民共和国，由工人、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联盟的政府，改变为除了工人、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以外，还要加上一切其他阶级中愿意参加民族革命的分子。关于革命的转变，报告指出：民主主义的革命必然要转变为社会主义的革命，时间会要相当地长。“不到具备了政治上经济上一切应有的条件之时，不到转变对于全国最大多数人民有利而不是不利之时，不应当轻易谈转变。”这个报告编入《毛泽东选集》。

同日　

同周恩来致电彭德怀、杨尚昆，林彪、聂荣臻、朱瑞，徐海东、程子华、郭述申，提出：“凡属同意党的纲领政策而工作中表现积极的分子，不念其社会关系如何，均应广泛地吸收入党，尤其是陕甘支队及二十五军经过长征斗争的指战员，应更宽广地吸收入党。”“凡属经过长征的分子，一律免除候补期。”

12月29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会议讨论北方局工作。毛泽东发言指出：我们东进及长征都是为着抗日。我们要将各种运动联系起来，各种力量，各种运动，都要总结到政权中去。游击队在晋东北及河北、河南、山西特别发展，要布置几个要紧的地方。会议决定，刘少奇为中共中央驻北方局代表。

12月30日　

关于红二十八、红二十九军的组建问题，同周恩来致电彭德怀，林彪、聂荣臻，徐海东、程子华并抄送陕甘省委及萧劲光：依前电所告战略计划〔1〕，二十八军已在陕北组成，刘志丹任军长，宋任穷任政治委员，预计一月份扩大到一千五百人。陕甘二十九军亦应着手组织，由萧劲光负责，限一月底扩大到八个连约一千人。

〔1〕指毛泽东、周恩来十二月二十四日关于准备东征的行动计划致彭德怀、杨尚昆，林彪、聂荣臻，徐海东、程子华，左权电。

同日　

分别致电彭德怀、林彪、聂荣臻，徐海东、程子华，要一军团和十五军团选调人员和马匹送来瓦窑堡，以完成组建骑兵团四个整连的编制。

12月31日　

同周恩来致电彭德怀、杨尚昆，徐海东、程子华、郭述申，要求对红二十五军指战员进行一次普遍而深刻的教育，使他们对地方，对红二十六、二十七军务必发生良好关系，不应以骄傲而轻视的态度批评红二十六、二十七军；对于红二十六、二十七军原有干部之尚怀不安与不满应进行诚恳的解释。电报指出：“徐、程、郭三同志对此项有深刻认识、正确的指导与教育工作，使十五军团全体指战员团结如一个人一样。”“对一军团调去的干部，同样要教育他们不得发生任何骄傲与轻视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