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05）

9月1日　

为催促张国焘率左路军迅速出班佑向右路军靠拢，同徐向前、陈昌浩致电朱德、张国焘，指出：目前情况极有利于向前发展。“右路军须以主力向前推进，以不突出西固、岷州线为度。”“候左路到达，即以一支队向南坪方向，又一支队向文县方向佯攻胁敌，集中主力从武都、西固、岷州间打出，必能争取伟大胜利。”

9月2日　

出席在若尔盖县巴西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红一方面军工作方针问题。毛泽东作报告，提出：现在一方面军需要相当时间的休息，很重要的任务是整理部队。战略方针已确定向东，向汉人聚居区发展，给养条件是可以改善的，休息时间除作战任务外是可以争取的。一方面军整理的方针，要从头做起，重新开始，军长、师长要亲自给排以上干部上课，可参考在中央苏区时的制度，并学习四方面军的优良制度。我们到甘肃后，客观条件是有利于红军的扩大的，主要的问题是要加强领导，仔细地建立与群众的关系，重新进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教育。对群众纪律的加强，与扩大红军是成正比例的。为进行整理，一方面军的司令部、政治部应该重新建立起来，立即进行工作。

9月3日　

张国焘致电徐向前、陈昌浩并转中共中央，反对北上方针。电报说：左路军“决于明晨分三天全部赶回阿坝”；“再北进，不但时机已失，恐亦多阻碍”；“右路军即乘胜回击松潘敌，左路军备粮后亦向松潘进，时机迫切，须即决即行”。五日，张国焘命令左路军部队停止北上，就地筹粮待命。

9月8日　

张国焘〔1〕电令红四方面军驻阿坝、马尔康地区的部队“飞令”正在北上的军委纵队移至马尔康待命，如其不听“则将其扣留”。晚间，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红三军周恩来住处开会，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秦邦宪、王稼祥、陈昌浩、徐向前出席。会议决定，由七人联名致电张国焘，要他执行中共中央北进指示。当晚二十二时，毛泽东同周恩来、张闻天、秦邦宪、徐向前、陈昌浩、王稼祥致电朱德、张国焘、刘伯承〔2〕，指出：左路军如果向南行动，则前途将极端不利，因为地形利于敌封锁不利于我攻击，经济条件绝对不能供养大军，阿坝南至冕宁均为少数民族，北面被敌封锁无战略退路。“务望兄等熟思审虑，立下决心，在阿坝、卓克基补充粮食后，改道北进。行军中即有较大之减员，然甘南富庶之区，补充有望。在地形上、经济上、居民上、战略退路上均有胜利前途。即以往青、宁、新说，亦远胜西康地区。”电报强调：“目前红军行动是处在最严重关头，须要我们慎重而又迅速地考虑与决定这个问题。”“以上所陈，纯从大局前途及利害关系上着想，万望兄等当机立断，则革命之福。”

〔1〕中共中央在一九三六年七月十四日致共产国际书记处的报告中指出：“朱德同志过去与中央完全一致，分离以来受国焘挟制，已没有单独发表意见的自由，但我们相信基本上也是不会赞助国焘的。”朱德在一九六○年十一月九日的谈话中也指出：“到阿坝时，张就变了，不要北上，要全部南下，并发电报要把北上的队伍调回南下，我不同意，反对他，没有签字。”〔2〕刘伯承，当时随左路军行动。张国焘当时违背中共中央战略方针和指示的电报，大都以朱德名义同他联署。

9月9日　

张国焘从阿坝致电徐向前、陈昌浩并转中共中央，再次表示反对北进，坚持南下，并称“左右两路决不可分开行动”。另背着中央电令陈昌浩率右路军南下，并企图分裂和危害党中央。右路军前敌指挥部参谋长叶剑英看到张的电令，赶往中共中央驻地巴西向毛泽东报告。毛泽东抄下电令，告诉叶剑英处境危险，要赶快回去，务必提高警惕，以防意外。随即同张闻天、秦邦宪等紧急磋商，一致认为再继续说服等待张国焘率部北上，不仅没有可能，而且会招致严重后果。当晚，在红三军驻地阿西同张闻天、周恩来、秦邦宪、王稼祥召开紧急会议，决定迅速脱离险区，率领红一、三军立即北上。并通知在俄界的林彪、聂荣臻，行动方针有变，要一军在原地等待。

9月10日　

凌晨，率红三军向俄界进发，到达拉界。在离阿西时，见到带领军委纵队赶来集中的叶剑英，告诉他情况紧急，不能在此停留，应立即向俄界前进，与红一军会合。

同日　

中共中央致电张国焘：“阅致徐、陈调右路军南下电令，中央认为完全不适宜的。中央现在恳切地指出，目前方针只有向北才是出路，向南则敌情、地形、居民、给养都对我极端不利，将使红军陷于空前未有之困难环境。中央认为，北上方针绝对不应该改变，左路军应速即北上，在东出不利时，可以西渡黄河，占领甘、青、宁、新地区，再行向东发展。”

同日　

中共中央发布《为执行北上方针告同志书》，指出：目前形势完全有利于我们，无论如何不应该南下退回原路。南下是草地、雪山、老林，人口稀少，粮食缺乏，敌人在那里的堡垒线已经完成，我们无法通过。南下只能是挨冻挨饿，白白地牺牲生命，对革命没有一点利益，对于红军南下是没有出路的。南下是绝路。“只有中央的战略方针是唯一正确的，中央反对南下，主张北上，为红军为中国革命取得胜利。你们应该坚决拥护中央的战略方针，迅速北上，创造川陕甘新苏区去。”

同日　

中共中央在阿西向陈昌浩、徐向前发出指令：“目前战略方针之唯一正确的决定为向北急进”。八日张国焘“电令你们南下，显系违背中央累次之决定及电文”，中央已另电张“取消该电”。“为不失时机地实现自己的战略计划，中央已令一方面军主力向罗达、拉界前进。四、三十军归你们指挥，应于日内尾一、三军后前进，有策应一、三军之任务。以后右路军统归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同志指挥之。”“本指令因张总政治委员不能实行政治委员之责任，违背中央战略方针，中央为贯彻自己之决定，特直接指令前敌指挥员（党员）及其政委，并责成实现之。”9月11日　

率红三军到达甘肃迭部县俄界，同红一军会合。中共中央致电张国焘，指出：“中央为贯彻自己的战略方针，再一次指令张总政委立即命令左路军向班佑、巴西开进，不得违误。”

9月12日　

出席在俄界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作关于同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的争论与目前行动方针的报告，并作结论。报告说，中央常委决定的向北发展的战略方针，请政治局批准。有同志反对这个方针，有他机会主义的方针，代表是张国焘。中央同张国焘作过许多斗争，想了许多办法与他接近，纠正其军阀主义倾向，但是没有结果。对于张国焘，要尽可能做工作，争取他。最后作组织结论是必要的，但不应马上作。中央应继续坚持北上的方针。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是应该在川、陕、甘创建苏区。但现在只有一方面军主力——一、三军北上，所以，当前的基本方针，是要经过游击战争，打通同国际的联系，整顿和休养兵力，扩大红军队伍，首先在与苏联接近的地方创造一个根据地，将来向东发展。报告还讲到加强党内团结问题，与四方面军的关系问题。毛泽东在结论中指出，同张国焘的斗争，是两条路线的分歧，是布尔什维主义与军阀主义倾向的斗争。张国焘是发展着的军阀主义倾向，将来可能发展到叛变革命，这是党内空前未有的。关于目前的战略方针，同在川、陕、甘创造根据地的计划是有变更的，因一、四方面军已经分开，张国焘南下，使中国革命受到相当严重损失。但是我们并不是走向低落，而是经过游击战争，大规模地打过去。一省数省首先胜利，是不能否认的，现在如此，将来也是如此，不过不是在江西，而是在陕、甘。会议发言的同志一致同意毛泽东的报告和结论。会议决定：红一军、红三军、军委纵队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彭德怀为司令员、林彪为副司令员，毛泽东为政治委员，王稼祥为政治部主任、杨尚昆为副主任；由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林彪、王稼祥成立五人团进行军事领导；由李德、叶剑英、邓发、蔡树藩、李维汉组成编制委员会，主持部队整编工作〔1〕。会议根据毛泽东报告和结论的精神，作出《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决定指出：张国焘与中央争论的实质是对目前政治形势与敌我力量对比估计上有着原则的分歧。张国焘夸大敌人的力量，轻视自己的力量，以致丧失了在抗日前线的中国西北部创造新苏区的信心，主张向川、康边界地区退却。决定揭露了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的严重错误，指出张国焘的机会主义和军阀主义倾向，使“他对于中央的耐心的说服、解释、劝告与诱导，不但表示完全的拒绝，而且自己组织反党的小团体同中央进行公开的斗争，否认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基本组织原则，漠视党的一切纪律，在群众面前任意破坏中央的威信”；“这种倾向的发展与坚持，会使张国焘同志离开党”。决定提出，必须采取一切具体办法去纠正张国焘的错误。为了教育和争取张国焘，这一决定只传达到中央委员，未向全党公布。

〔1〕俄界会议后，红一方面军主力以及中央直属部队逐步实行整编，将红一军、红三军和军委纵队改编为第一、第二、第三纵队。整编工作到哈达铺才完成。

9月14日　

中共中央再次致电张国焘等：“一、四方面军目前行动不一致，而且发生分离行动的危险的原因，是由于总政委拒绝执行中央的战略方针，违抗中央的屡次训令与电令。总政委对于自己行为所产生的一切恶果，应该负绝对的责任。”电报指出中央先率一、三军北上是正确的；要张国焘立即取消南下的决心和命令，服从中央电令，具体部署左路军与四军、三十军之继续北进；指斥张国焘“不得中央的同意，私自把部队向对于红军极端危险的方向（阿坝及大小金川）调走，是逃跑主义最实际的表现”。十五日，张国焘不顾中共中央多次劝阻，通过中共川康省委和四方面军党员活动分子会议作出《关于反右倾机会主义斗争的决议》，并以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名义下达《大举南进政治保障计划》，诬称中央坚持北上的方针是“右倾机会主义的逃跑路线”。

9月15日　

同陕甘支队第一纵队到达黑拉。致电彭德怀，说一纵队明日向车眼前进，要求二纵队及军委纵队明日到达黑拉附近宿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