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06）

10月6日　

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苏区中央局的问题，批评毛泽东“分散工作的观点”，“是保守、退却”，“是不能容许的”。强调对毛泽东应该作坚决的斗争，估计到他在苏区红军中的威信，不一定指出名字。并且提出毛泽东“可调回后方作苏维埃工作”。会议决定，立即给苏区中央局去电。

10月上旬　

在江西宁都县境举行中共苏区中央局全体会议（称宁都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来自后方的任弼时、项英、顾作霖、邓发和已在前方的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会议由中央局书记周恩来主持。会议贯彻执行临时中央的“左”倾冒险主义的进攻路线，讨论红军应敌的行动方针问题，“开展了中央局从未有过的反倾向的斗争”，对毛泽东进行了错误的批评和指责。会议过程中，前方中央局成员发言主张结合前线实际来贯彻中央指示，毛泽东坚持九月二十六日训令的观点，不同意红军离开苏区出击敌军。后方中央局成员批评前方同志“表现对革命胜利与红军力量估计不足”，“有以准备为中心的观念，泽东表现最多”。会议集中批评了毛泽东，把他反对攻打赣州等中心城市，在赣州战役失利后主张红军向敌人统治较弱、党和群众力量较强的赣东北发展的意见，指责为对“夺取中心城市”方针的“消极怠工”，是“纯粹防御路线”；并且把他在历次反“围剿”中克敌制胜的“诱敌深入”方针，指责为“专去等待敌人进攻的右倾主要危险”。会议要求红军在国民党军合围未成之前，选择敌人弱点各个击破，以粉碎敌人的大举进攻。后方中央局成员还提出毛泽东回后方，负中央政府工作责任，前方由周恩来负战争领导的总责。周恩来在发言中指出后方有同志对毛泽东的批评过分，认为“泽东积年的经验多偏于作战，他的兴趣亦在主持战争”，“如在前方则可吸引他供献不少意见，对战争有帮助”，坚持主张毛泽东留在前方，并提出供选择的两种办法：“一种是由我负主持战争全责，泽东仍留前方助理；另一种是泽东负指挥战争全责，我负监督行动方针的执行”。朱德、王稼祥也不同意毛泽东离开红军领导岗位。但多数与会者认为毛泽东“承认与了解错误不够，如他主持战争，在政治与行动方针上容易发生错误”。毛泽东鉴于不能取得中央局的全权信任，坚决不赞成由他“负指挥战争全责”。会议通过周恩来提议中的毛泽东“仍留前方助理”的意见，同时批准毛泽东“暂时请病假，必要时到前方”。

同旬　

宁都会议后，周恩来到毛泽东住处道别。毛泽东向周恩来表示，前方军事急需，何时电召便何时来。随后，毛泽东回后方长汀福音医院休养。

10月12日　

中革军委根据中共苏区中央局决定发布命令：“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兼总政治委员毛泽东同志，为了苏维埃工作的需要，暂回中央政府主持一切工作，所遗总政治委员一职，由周恩来同志代理”。二十六日，中共临时中央任命周恩来兼任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这实际上宣布撤销了毛泽东的军事领导职务。

10月中旬　

到达闽西长汀福音医院。医院院长傅连暲请毛泽东住在老古井休养所——一座傍山的小楼上，同先头从瑞金来这里休养的、受“左”倾路线排挤打击的周以栗、陈正人在一起。毛泽东一到医院，立即去探视早已来此住院分娩的妻子贺子珍。为了较好地休养，毛泽东接受傅连暲的建议，长期坚持到医院后面的卧龙北山散步。

10月中下旬　

在福音医院同伤愈即将出院的福建省委（当时也称闽粤赣省委）代理书记罗明谈话，概括地总结了三次反“围剿”斗争取得胜利的经验，指出福建和江西一样，应加紧开展广泛的地方游击战争，配合主力红军的运动战，使主力红军能集中优势兵力，选择敌人的弱点，实行各个击破，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粉碎敌人的第四次“围剿”。他还指出，在上杭、永定、龙岩老区开展游击战争，牵制和打击驻漳州的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和广东陈济棠部队的进攻，对于粉碎敌人的“围剿”、保卫中央苏区是十分重要的。罗明出院后，在长汀主持召开中共福建省委会议，传达毛泽东的谈话精神，得到与会者一致拥护。由于按照毛泽东的主张开展游击战争，机动灵活地打击入侵苏区之敌，闽西苏区形势迅速好转。

11月10日　

中共苏区中央局复电中共临时中央，其中说到：“我们可同意现在召回泽东同志与公开批评他的错误观点，批评方法应该说服教育，并继续吸引他参加领导机关的工作，不然，在目前将削弱我们的地位。”

11月26日　

中共苏区中央局在答复中共临时中央询问执行进攻路线情况和中央局是否团结一致的电报中说，毛泽东仍不同意进攻路线而坚持积极防御路线。还指出：“现在对进攻路线除毛同志最近来信仍表现有以准备为中心的意见外，并无其他反对与抵抗，不过在地方上进攻路线还不深刻了解与未坚决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