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02）

3月17日　

同朱德签发红一方面军《为争取第二期作战胜利军事上应准备的工作》的训令。这个训令总结了第一次反“围剿”作战前后的缺点，要求吸取过去的教训，更好地准备第二次反“围剿”，并对“鼓动”、“会议”、“训练”和“给养”等四个方面作出了部署。

3月18日—21日　

在黄陂出席由项英主持召开的中共苏区中央局第一次扩大会议，讨论中共中央关于共产国际来信的决议，以及反对李立三路线和所谓的调和路线等问题。会议没有认真组织讨论如何对付敌军新的“围剿”问题。

3月20日　

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主任名义，发布《目前敌我的形势和争取二次战争胜利的准备工作》的通令。通令提出“争取二次胜利的中心意义在于转变敌我形势”，并指出：“自从军阀战争暂时停顿、敌人向革命进攻以来，敌人是一种攻势，我们在大体上说始终是一种守势”，“因此转变敌我攻守的形势，成为二次战争的中心任务”。“要转变敌我攻守的形势，就要给第二次进攻的敌人以严重的打击”。通令还强调，只有把敌人的攻势变成守势，使敌人退守到中心城市去，才能彻底解决苏区的巩固和发展问题，才能使红军得到进一步的扩大和精练，才能给全国政治局面一个大的影响。

3月23日　

依据国民党“围剿”军的前进态势，为集中兵力及早完成反“围剿”的准备工作，同朱德在黄陂发布红一方面军脱离与敌军接触、南移整训和筹款的命令，并部署红一方面军主力三万多人从中央苏区北部边缘的永丰、乐安、宜黄、南丰以南地区，后撤到广昌、宁都、瑞金一带。

3月下旬　

随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红一方面军总部移驻宁都县青塘。

3月　

中共中央致函各苏区和红军领导人：毛泽东为中国工农革命委员会主席〔1〕，朱德为红军总司令，各苏区给中央的报告同时也送他们。春　在第一次反“围剿”胜利之后，第二次反“围剿”之前，作《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词一首：万木霜天红烂漫，天兵怒气冲霄汉。雾满龙冈千嶂暗，齐声唤，前头捉了张辉瓒。二十万军重入赣，风烟滚滚来天半。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不周山下红旗乱。

〔1〕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成立时取消中国工农革命委员会一项，未被中共中央批准。

4月1日　

蒋介石调集十八个师另三个旅共二十万人的兵力，以军政部长何应钦为陆海空军总司令南昌行营主任，采取“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作战方针，从江西的吉安到福建的建宁东西八百里战线上，分四路向中央革命根据地大举进攻。

4月2日　

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主任的名义，发出《总政治部关于调查人口和土地状况的通知》，提出“不做调查没有发言权，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的口号。通知指出：“过去许多地方往往忽视实际事实的调查，只凭自己空想去决定工作计划，去指导下级工作，结果计划是行不通的，指导是错了的。”“现在两种表格〔1〕，我们如能照深刻注意实际的正确的统计填写起来，是能解决我们许多问题的，特别是现在分配土地中的许多实际问题。”为使调查材料真实正确，“第一，必须建立对这一工作的深刻认识，看清楚这一工作的重要”；“第二，调查的人要不怕麻烦”；“第三，上级政府派出去指导的同志和政治部负责任的同志，须将两张表格的内容及调查时要注意之点，详细向执行这一工作的同志说清楚。”“我们的口号是：一，不做调查没有发言权。二，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通知还规定了阶级和阶层划分的原则标准：“富农标准要是以剥削为他收入的相当部分。那些少量放帐或借帐的人还是列在中农。那些原是雇农，中间（未革命前）已经租得土地耕种的人还是列入贫农。那些全家不耕田，专靠独立劳动（做裁缝、木匠等）谋生活的才叫独立劳动者。半耕半做手艺的还是按照他的经济地位列入贫农、中农或富农里面去。自由职业者与流氓的分别，是在自由职业者谋相当正业（如医生、教员等），流氓无一定职业，生活行为亦不一定，而且都是做坏的事多。”

〔1〕指人口表格和土地表格。

4月上旬　

中共中央代表团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到达宁都青塘（叶剑英、欧阳钦同时到达），参加中共苏区中央局的领导。毛泽东向中央代表团详细汇报了红一方面军第一次反“围剿”取得胜利的经过和第二次反“围剿”的准备情况。

4月中旬　

出席中共苏区中央局会议，听取中央代表团传达中共六届四中全会精神、中央关于第二次反“围剿”的战略方针和肃反问题的政策。会议着重讨论第二次反“围剿”怎样打以及留在中央苏区打还是退出中央苏区打的问题。大多数人根据中央三月来信关于“遇必要时可以抛弃旧的与组织新的苏维埃区域”的指示，认为敌军包围严密、敌我力量对比相差太远，主张分兵退敌，还提出退出中央苏区。毛泽东提出留在中央苏区打，诱敌深入，依靠根据地军民团结破敌，不同意“分兵退敌”的战略。指出分兵不但不能退敌，反而会给红军带来更大的困难，这只是消极防御。毛泽东的意见只得到朱德等少数人的支持。为此，毛泽东提议扩大范围讨论这个紧迫的战略问题。

4月17日　

出席在宁都县青塘举行的中共苏区中央局第一次扩大会议（作为中央局三月举行的第一次扩大会议的继续）。会上，中央代表团传达了中共六届四中全会精神、中央对目前形势的估计和中央关于第二次反“围剿”的军事方针等。会议根据中央新的决定，经过讨论通过了五个决议。其中《接受国际来信及四中全会决议的决议》指出，对“四中全会以及全会后中央的这一切决议与工作，扩大会议表示完全的同意”。这个决议基本上肯定了毛泽东为书记的红四军前委的工作路线，认为：在汀州会议以前，四军前委“路线是一般正确的，是执行中国党六次大会的正确路线的”；“坚决地执行土地革命来争取群众”，“贡献了土地问题许多宝贵的经验”；对红军建设有了正确的了解，“建立了红军的整个制度，如建立党的领导，建立政治委员制度，建立士兵委员会，建立军需制度和筹款路线，特别是建立做群众工作的路线等”。同时又指出：从汀州会议起，“前委就接受了立三路线，放弃了巩固苏区的工作，采取了冒险路线，去向大城市冒进”。决议还认为：只是在攻打长沙后，红一方面军总前委才“由开始怀疑立三路线，进而反对立三路线，转变到正确的路线上去”。

同日　

主席项英，副主席朱德、毛泽东发布《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通令》，指出在第二次反“围剿”中，地方武装要主动积极向敌人袭击扰乱，灵活运用游击战术，应用“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退我追、敌疲我战”的秘诀，采取“化众为零、化零为众”的方法，以完成其应有的任务。同日　

同项英、朱德签发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通令，决定在军委参谋部成立编辑委员会，叶剑英为总编辑。工作内容是，搜集中国红军英勇斗争的历史材料，介绍国际尤其是苏联军事作家的着述，发行不定期出版的杂志等。

4月18日　

中共苏区中央局召集扩大会议，参加者除中央局成员外，还有各军军长、政委、参谋长及政治部主任，专门讨论第二次反“围剿”战争的方针策略。中央代表团传达了中央指示，即在强敌进攻的情况下，“如果不能粉碎新‘围剿’则可考虑转移”。毛泽东在发言中分析了敌我形势，指出：第二次“围剿”的敌军虽多，但均非蒋介石嫡系，各军阀之间矛盾重重，指挥不统一，地形不熟悉，供给困难，官兵恐惧同红军作战。红军则打了胜仗，士气旺盛，官兵一致，准备充分，地形熟悉。根据地群众仇恨敌人，拥护红军，能积极配合红军消灭敌军。因此，红军打破敌军这次“围剿”的条件比第一次反“围剿”好，胜利的把握更大。会上，军队高级干部发言踊跃，坚决主张打破敌军的第二次“围剿”。赣南、闽西特委负责人发言，也不同意主力红军退出中央苏区。毛泽东关于留在中央苏区打的意见，得到多数与会者的赞同。在讨论怎样打的问题时，有些人主张先打蒋光鼐、蔡廷锴〔1〕的第十九路军，认为打跨蒋、蔡有利于红军发展。毛泽东则指出，在进攻的敌军中，蒋、蔡比较强，过去未打过败仗，打蒋、蔡没有绝对胜利的把握。提出先打王金钰〔2〕的第五路军，这路敌军较弱，从北方新到，表示恐惧。经过讨论，会议采纳了毛泽东关于“先打弱敌”的作战方针，决定先打富田地区的王金钰、公秉藩〔3〕。

〔1〕蒋光鼐，原是国民党军第十九路军总指挥，第二次“围剿”时由蔡廷锴任代总指挥，指挥第六十师和第六十一师。

〔2〕王金钰，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五路军总指挥兼第四十七师师长。

〔3〕公秉藩，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五路军第二十八师师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