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03）

5月2日

同朱德率部攻克寻乌。四日，以中共红四军前委名义致信安远、于都、会昌、赣县四县边界特委，提出对流氓的方针和策略：既要积极争取他们，把他们的力量用于对统治阶级的斗争，又要防止他们的消极因素，在红军赤卫队及苏维埃中不能占多数、居于领导地位。

5月6日

听取中共寻乌县委负责人汇报，指示召开寻乌县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成立寻乌县苏维埃政府。

5月上旬

同朱德部署红四军第一、二、四纵队在安远、寻乌及广东平远发动群众、筹措给养、扩大工农武装。并在东门坝会见红四军宣传队员，要他们每到一地，到群众中作调查，向群众作宣传，帮助群众组织起来。

5月中旬

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全国红军代表会议，讨论红军的战略战术、党的工作、政治工作、政治委员制度、士兵委员会等，并决定各地红军分别集中合编为军团。毛泽东因不能离开红四军，前委派四军军委代理书记熊寿祺出席会议。熊寿祺在会上作了《红军第四军状况》的报告。这次会议对红军的建设、战略转变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但有错误的提法，如“红军革命的战争只有进攻，无所谓退守”；“过去在游击战争中获得的所谓‘敌进我退’，‘敌退我追’的经验一般不适用”；“要纠正上山主义，边境割据的残余”。

5月20日—23日

中共中央和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央执行委员会在上海召开第一次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会议，毛泽东、朱德等缺席被选为大会名誉主席。会议讨论了红军的组织和苏区建设问题，通过《政治决议案》、《土地暂行法》等文件。会议提出无条件地扩大红军，继续宣传土地国有等主张，认为目前苏区的“主要危险是右倾保守观念和富农路线”。

5月

利用红军分兵发动群众的机会，在寻乌县委书记古柏协助下进行寻乌社会调查，接连开了十多天调查会，作了他当时最大规模的一次调查。后来整理成《寻乌调查》，共五章三十九节，八万多字。这个调查，对寻乌县的地理交通、经济、政治、各阶级的历史和现状，进行了全面系统而详细的考察分析。不仅调查了农村，还调查了城镇，尤其调查了城镇的商业和手工业状况及其历史发展过程和特点。通过寻乌调查，毛泽东懂得了城市商业情况，掌握了分配土地的各种情况，为制定正确对待城市贫民和商业资产阶级的政策，为确立土地分配中限制富农的“抽肥补瘦”原则，提供了实际依据。关于这次调查，毛泽东后来（一九三一年二月二日在宁都县的小布）说：寻乌调查，是陂头会议之后，汀州会议之前，“关于中国的富农问题我还没有全般了解的时候，同时我对于商业状况是完全的门外汉，因此下大力来做这个调查”。又说：“这个调查有个大缺点，就是没有分析中农、雇农与流氓。还有在‘旧有土地分配’上面，没有把富农、中农、贫农的土地分开来讲。”

同月

写《调查工作》一文。这是毛泽东多年调查研究活动的理论总结。这篇文章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著名口号，倡导到社会群众中去召开调查会，指明“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调查就是解决问题”；阐述社会经济调查的主要方法是解剖各种社会阶级，“是为了得到正确的阶级估量，接着定出正确的斗争策略”；批评党内和红军中存在的从“本本”出发的教条主义思想，提出“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强调“必须努力作实际调查，才能洗刷唯心精神”，“离开实际调查就要产生唯心的阶级估量和唯心的工作指导”；提倡马克思主义理论必须同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指出“我们的斗争需要马克思主义”，“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强调必须把上级所作的决议、指示同本地区本单位的实际情况紧密结合起来，批评理论脱离实际的作风；提出“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的科学论断。这篇文章初步形成了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的三个基本点，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的思想。一九六一年三月十一日，毛泽东将这篇文章印发给他在广州召集的一次会议，并写了以下说明：“这是一篇老文章，是为了反对当时红军中的教条主义思想而写的。那时没有用‘教条主义’这个名称，我们叫它做‘本本主义’。”这篇文章编入《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时，题为《反对本本主义》，后来又编入《毛泽东选集》第二版。

同月

同朱德在寻乌马蹄冈召开红四军第一、二、四纵队大队以上干部会议，总结贯彻古田会议决议的经验，提出革命军队管理教育的七条原则：（1）干部要处处以身作则，做战士的表率；（2）干部要深入群众，要群众化；（3）干部要时刻关心战士，体贴战士；（4）干部要学会发动战士自己教育自己、管理自己；（5）说服教育重于惩罚；（6）宣传鼓动重于指派命令；（7）赏罚要分明。同月

国民党军阀蒋介石同冯玉祥、阎锡山的中原大战爆发，双方投入的总兵力共一百余万，战期近半年，给革命势力的发展造成有利条件。

6月上旬

同朱德率领红四军从寻乌出发，经闽西武平到上杭，在官庄击溃赣敌金汉鼎部一个旅。部署红四军在闽西分兵发动群众，随后到才溪作社会调查。召开区乡工作人员和耕田队长会议，号召群众组织起来搞生产，要求把耕田队改为互助组；教育区、乡工作人员依据群众自愿入股原则，创办出售油、盐、布匹和收购土特产的合作社，以促进物资交流，解决农民生活的必需品。

6月9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兼宣传部长李立三，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关于目前政治任务决议案草案内容的报告，强调在中心城市暴动，认为爆发革命高潮有最大可能的地方是上海或武汉，同时指责毛泽东是妨碍“猛烈扩大红军”的代表人物。李立三说：“在全国军事会议中发现了妨害红军发展的两个障碍，一是苏维埃区域的保守观念，一是红军狭隘的游击战略，最明显的是四军毛泽东同志，他有整个的路线，他的路线完全与中央不同。”“他对红军的发展，仍是保持游击战争的观念。”“游击战术是不适合于现代的需要”，“现在则是需要夺取中心城市，向敌人主力进攻，向交通中心发展，所以红军应当扩大充实”。

同日

中共中央军委南方办事处就红四军行动致信红四军前委。信中指出：“中央坚决地要四军向长江流域的路线发展，将四军的政治影响扩大，而且更帮助了长江各区域党的工作。四军接到这一指示信后，必须详细讨论，很快地执行这一策略。”

6月11日

李立三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通过由他起草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这个决议对中国革命的形势、性质和任务等问题，提出了一系列冒险主义的错误主张。决议认为，“准备一省与几省的首先胜利建立全国革命政权，成为目前战略的总方针”。决议强调指出：“争取一省与几省首先胜利，无产阶级的伟大斗争，是决定胜负的力量，没有工人阶级的罢工高潮，没有中心城市的武装暴动，决不能有一省与几省的胜利。不特别注意城市工作，想‘以乡村包围城市’，‘单凭红军来夺取城市’，是一种极错误的观念。”随后，李立三制定了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总暴动和集中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计划，还将党、团、工会的各级领导机关合并为各级行动委员会，并成立中央总行委。计划规定各地红军的任务为：赣西南、赣东北和闽西地区的红军“以主力侧击南浔路”，“取南昌，攻九江，夺取整个江西，以切断长江”；各路红军向武汉进迫，“会师武汉，饮马长江”。

6月15日

中共中央致信红四军前委，提出“现在红军的任务，不是隐避于农村中作游击战争，它应当积极进攻，争取全国革命的胜利”；批评毛泽东等“现在完全反映着农民意识，在政治上表现出来机会主义的错误”；列举红四军前委“‘农村工作是第一步，城市工作是第二步’的理论”等“错误”。中央还指示前委：“你们应当深刻地了解自己的错误，按照中央的指示转变你们今后的路线”，“如果前委有谁不同意的，应即来中央解决”。

6月中、下旬

主持召开中共红四军前委和闽西特委联席会议。会址先在长汀县南阳（现属上杭县），后移汀州城，因此称南阳会议，又称汀州会议。会议通过了经毛泽东审改的《富农问题》和《流氓问题》两个决议。《富农问题》决议关于土地分配，除了肯定原来规定的“抽多补少”原则外，又增加了“抽肥补瘦”的原则。《流氓问题》决议制定了党对流氓的策略：“把流氓从统治阶级底下夺取过来，给以土地和工作，强迫其劳动，改变其社会条件，使之由流氓变为非流氓。”会议期间，中央特派员涂振农到会传达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和全国红军代表会议的精神，以及中央关于整编红军的指示。涂振农在报告中，指出现时长江流域反动统治非常混乱，争取以武汉为中心的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就成了迫切的任务；要求红四军等进攻南昌、九江，“先打下吉安，作为进攻南昌、九江的根据地”；提出“在打吉安进攻南昌的口号之下，发动赣西南群众猛烈扩大红军”；指令将红四军、红六军、红十二军在七月十日集中于兴国，改变了红四军原定向赣东游击、以进攻抚州为目标的计划。联席会议根据中央指示，决定将红四军、红六军、红十二军整编为红军第一路军（不久改称为红军第一军团），朱德任总指挥，毛泽东任政治委员；同时成立中共红军第一路军总前敌委员会，毛泽东任书记。红一军团成立后，使赣南、闽西战略区的红军进入集中组织、统一指挥的新阶段，开始由以游击战为主向以运动战为主的战略转变。

6月22日

总司令朱德、政治委员毛泽东签发关于红一路军由闽西出发向江西集中的命令，指出：“各地工农运动高涨，时局大为开展”；“本路军有配合江西工农群众夺取九江、南昌以建设江西政权之任务，拟于七月五日以前全路军开赴广昌集中”。

6月28日

同朱德率领红一军团总部及直属部队等离开长汀，开始了向南昌的远征。途经广昌、瑞金，于七月九日绕到兴国。中央特派员涂振农随红一军团总部一同到达兴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