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01）

1926年　

三十三岁

1月1日　

在《中国农民》第一期发表《中国农民中各阶级的分析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一文，指出，分析社会各阶级的一个基本观点是：“其经济地位各不同，其生活状况各不同，因而影响于其心理即其对于革命的观念也各不同。”文章将中国农村分为八个阶级：大地主、小地主、自耕农、半自耕农、半益农、贫农、雇农及乡村手工业者、游民。大地主“是中国农民的死敌，是乡村中真正统治者，是帝国主义军阀的真实基础，是封建宗法社会的唯一坚垒，是一切反革命势力发生的最后原因。”小地主为中国的中产阶级，对于现代的革命取了矛盾的态度。自耕农属于小资产阶级，其中又分三种：有余钱剩米的，在他们没有明了真相之前，对革命取怀疑态度，“是小资产阶级的右翼”；恰足自给的，在革命中“取了中立的态度，但绝不反对革命”；每年要亏本的，“这种人在革命运动中颇要紧，颇有推进革命的力量”，“乃小资产阶级的左翼”。这三种自耕农，一到战时，“是全部可以倾向革命的”。半自耕农、半益农、贫农是农村中一个极大的群众，“所谓农民问题，一大半就是他们的问题。这三种农民虽同属半无产阶级，然经济状况大有分别”。“半自耕农之革命性优于自耕农而不及半益农”，半益951农的“革命性则优于半自耕农而不及贫农”，贫农“乃农民中之极艰苦者，极易接受革命的宣传”。雇农是农业无产阶级，“此种人乃乡村中甚感痛苦者，做农民运动极要注意”。游民无产阶级，“很能勇敢奋斗，引导得法可以变成一种革命力量”。文章最后说：“我们组织农民，乃系组织自耕农，半自耕农，半益农，贫农，雇农及手工业工人五种农民于一个组织之下。对于地主阶级在原则上用争斗的方法，请他们在经济上政治上让步，在特别情形上，即是遇了如海丰广宁等处最反动最凶恶极端鱼肉人民的土豪劣绅时，则须完全打倒他。”

1月1日—19日　

以候补中央执行委员身分出席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到会代表二百五十六人，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国民党左派占三分之一。大会通过了党务、政治、财政、军事、宣传、外交、工人、农民、妇女、青年、商人等决议案，选出新的中央执行委员、监察委员。大会决定继续贯彻执行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政策，给参加西山会议的右派分子以党纪制裁。

1月8日　

向大会作宣传报告。报告总结两年来在办报、图画及口头宣传、重要事件宣传等方面取得很大成绩。为“打破北方及长江的反革命宣传”，中央宣传部创办了《政治周报》，每期发行达四万份之多。报告指出群众对改组后的国民党的宣言和政纲有了新的认识，“反对帝国主义”、“开国民会议”、“废除不平等条约”等口号已深入人心。两年来在革命宣传和反革命宣传相对抗之中，革命宣传取攻势，反革命宣传取守势，“这种对抗攻守的现象，乃中国革命势力日益团结进取，而反革命势力日益动摇崩溃的结果”。

1月9日　

同邵力子、陈其瑗、朱季恂、范鸿劼被大会主席团推选组成宣传报告审查委员会，对宣传报告进行审查并提出决议草案。

1月10日　

在《政治周报》第四期发表《国民党右派分离的原因及其对于革命前途的影响》。文章认为，国民党右派的分离，是由于革命性质的变化、时局的变化，基于他们的阶级性，而发生的一种必然现象。文章说：现阶段的国民革命，既不同于英、法、德、美、日各国的资产阶级革命，也不同于中国的辛亥革命。“现代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革命，乃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无产阶级这三个阶级合作的革命”，“其结果是要达到建设各革命民众统治的国家；其终极是要消灭全世界的帝国主义，建设一个真正平等自由的世界联盟（即孙先生所主张的人类平等世界大同）”。现在的局面与辛亥革命时完全两样：革命的对象已转换到国际资本帝国主义；由于工农阶级分子加入，国民党的组织逐渐严密完备起来；已经有了共产党；在国际又突现了一个无产阶级国家的苏俄和第三国际，作了中国革命的有力后援。“以此之故，在辛亥年参加革命的人，现在只剩下了少数革命意志强固的还主张革命，大多数都因为畏惧现在的革命把革命事业放弃了，或者跑向反革命队伍里同着现在的国民党作对。因此，老右派新右派依着革命的发展和国民党的进步，如笋脱壳，纷纷分裂。”文章说，中国现在已到了短兵相接的时候，一面是帝国主义为领袖，统率买办阶级、大地主、官僚、军阀等大资产阶级，组织反革命的联合战线，站在一边；一面是革命的国民党为领袖，统率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无产阶级组织的革命联合战线，站在一边。中国的中产阶级要实现其一个阶级独裁的国家是不可能的。文章断言，代表中产阶级的国民党右派的分裂，并不足以阻挠中国的国民革命，而革命派将因此成功一个更大的团结。在本期周报上，以《十二月二十日广州的反段〔1〕大示威》为题报道了广州十万民众集会并游行示威反对段祺瑞政府的情形。报道指出：从这次反奉战争可以看出，民众没有武装的积极行动，其结果使人民仍然不能夺取政权，恢复其国家主人地位。又说，中华全国总工会等各大人民团体，联合吁请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督促国民政府准备出兵北伐。本期周报上，毛泽东继续摘发一组从中央到地方以及军队中的国民党组织和个人反对国民党西山会议派的文电，共二十九件。所加的按语指出：“全国农工商学民众团体，则全在左派领导之下。以此一月之间，反右空气，弥漫域内。现在第二次全国大会业已开会，对于右派，当有严厉之处置。”

〔1〕段，指段祺瑞，北洋皖系军阀首领，当时是北京临时政府执政。

1月16日　

同汪精卫、陈孚木起草的《关于宣传决议案》在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决议案说：“一个政党，只宣传有利于群众的理论和主义，断不能使群众与政党在行动上采取一致的态度。所以抽象的宣传，不能造成一个群众的党。唯有从事实上表示某党对民众的工作，才能造成一个群众的党。”“要使民众相信本党确能为他们在实际上谋利益。”宣传部应当明白指出，“凡是赞同中国农民的解放运动的，就是忠实的革命党员，不然就是反革命派。”决议案提出，“宣传部应当是本党最活泼、最敏捷的机关”，“是汇集本党精神劳力，运用本党精神劳力，指导精神劳力，来实现本党政策的总机关”。

同日　

下午，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进行选举，选举结果，在三十六名中央执行委员中，有共产党员谭平山、林伯渠、李大钊、于树德、吴玉章、杨匏安、恽代英七名；二十四名候补中央执行委员中，有共产党员毛泽东、许苏魂、夏曦、韩麟符、董必武、邓颖超六名；十二名中央监察委员中，有共产党员高语罕一名。国民党新右派戴季陶等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