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03）

10月13日　

出席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百一十三次会议。会议决定对戴季陶七月擅自出版《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一书〔2〕，通告各党员，指出该书只是“个人意思，并未经中央鉴定”，今后“凡关于党之主义与政策之根本原则之言论，非先经党部决议，不能发表”。会议通过毛泽东关于调戴季陶来广州工作的提议。

〔1〕汪精卫，当时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国民政府主席，政治委员会主席。陈孚木，当时是广州《民国日报》的负责人。

〔2〕戴季陶，当时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常务委员，广州国民政府委员。他在一九二五年六七月间先后出版的《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和《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两书的基本精神是：宣扬阶级调和，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要求已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退出国民党，或者“脱离一切党派，作单纯的国民党党员”。

10月14日　

主持召开中央宣传部第二次部务会议。会议决定，党的各种宣传品，先发各高级党部，再转发下级党部及党员，以资普遍。同时决定，调查海外、国内、省内、市内党员人数及各该地学校、工团、军队、图书馆、阅报社及其他公私团体，以便分发宣传品。

10月16日　

出席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监察委员、各部部长第一百一十四次联席会议。会议决定组织国民党党史编纂委员会，指定毛泽东、甘乃光、詹菊似〔1〕三人起草编纂党史章程，提请中执委审定。

10月20日　

由国民党中央执委会直接筹备召开的国民党广东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在中央党部大礼堂开幕。毛泽东参加会议。会议决定由毛泽东、黎樾廷、李谷珍〔2〕三人组成大会宣言起草委员会，负责宣言的起草工作。

同日　

为《广东省党部代表大会日刊》撰写的《发刊词》发表。发刊词写道：“我们从去年一月全国大会中得到了正确的革命策略。”“孙中山先生应乎中国被外力军阀买办地主阶级重重压迫的客观环境，为我们定下了革命的三民主义。我们的伟大领袖虽死，革命的三民主义不死。”“革命的民族主义叫我们反抗帝国主义，使中国民族得到解放。革命的民权主义叫我们反抗军阀，使中国人民自立于统治地位。革命的民生主义叫我们反抗大商买办阶级，尤其是那封建宗法性一切反动势力根本源泉之地主阶级，使中国大多数穷苦人民得享有经济幸福。”发刊词特别提到，发展占广东全人口百分之八十的农民〔1〕〔2〕黎樾廷，广东东莞县代表。李谷珍，广东海丰县代表。甘乃光，当时任广州国民政府监察院委员。詹菊似，情况不详。的群众组织，对于保障和扩大革命的胜利，使三民主义完全在广东实现的意义。

10月26日　

国民党广东省代表大会通过由毛泽东等起草的大会宣言。宣言指出：半殖民地中国的革命，不能离开世界的革命。现在全世界的势力显然分成两种，即革命势力与反革命势力。“在东方被压迫民族的民族革命运动，已日益扩大，而西方被压迫阶级的社会革命运动，亦蓬蓬勃勃而起，此可为全世界革命势力已有集合的一种表现。而在欧美日本一切帝国主义国家，于严重剥削压迫其本国工农阶级之外，又勾结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军阀、政客、买办阶级及地主阶级，严重剥削压迫其中层及下层民众，此亦全世界反革命势力已有集合的一种表现。”在中国，五卅运动之后，革命与反革命两大势力对垒激斗的情形，实为历史所仅见。宣  言号召广东的人民、全国的人民起来，站在国民党领导下的革命战线，团结革命战线上的一切势力，向反革命战线进攻。

10月27日　

出席国民党广东省代表大会闭幕会，以国民党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和代理宣传部长身分，向参加大会的千人发表演说。演说指出，关于中间派问题非常重要，在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快要召开的时候，更有指出讨论的必要。他说：一部分国民党员以“地主阶级也是中国的同胞，不可提倡自己打自己”为借口，反对为农民解除痛苦，反对佃农减租，“似乎要在党内造一个中间派的样子”。这种“想造成中间派的同志以为右也不好，左也不好，只有不左不右所谓中庸之道才是好的”。但是，“依我的观察，这中间派是不能存在的”。在世界上，欧战以后，“分成两个大本营，一个是大资产阶级领0511925年袖的反革命大本营，一个是无产阶级领袖的革命大本营，两派短兵相接起来，中派的基础就动摇了”。在中国，辛亥革命以来的历史证明，一向自命为中间派的人，都成了帝国主义、军阀的走狗，完全成了反革命派。在广东，在分为革命和反革命两大派的情形下，是没有敢站在中间的。根据以上事实，“证明中间派在中间是不能立足的”，“只有革命的理论策略，才是我们党的理论策略”。演说全文先后在十月二十八日广州《民国日报》和十一月十六日北京《京报》发表。

11月12日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百一十九次会议，决定成立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推定谭平山、邓泽如、林伯渠、林森、毛泽东五人为委员。

11月21日　

填写《少年中国学会改组委员会调查表》。写道：“本人信仰共产主义，主张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惟目前的内外压迫，非一阶级之力所能推翻，主张用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及中产阶级左翼合作的国民革命，实行中国国民党之三民主义，以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打倒买办地主阶级（即与帝国主义军阀有密切关系之中国大资产阶级及中产阶级右翼〔1〕），实现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及中产阶级左翼的联合统治，即革命民众的统治。”在调查表上还写明本人学业，“研究社会科学，现在注重研究中国农民问题”。事业，“教过一年书，做过两年工人运动，半年农民运动，一年国民党的组织工作”。对本会抱何种态度一栏则填写：“会员所抱主义显然有互相冲突之点，且许多会员精神不属于学会，少年中国学会在此时实无存在之必要，主张宣布解散。”

〔1〕一九二五年少年中国学会改组委员会发出的调查表，有正副两张。在毛泽东填写的另一张中，括号内的文字为：“即附属于帝国主义军阀之中国大资产阶级及中产阶级右翼。”

11月23日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林森、覃振、石瑛、居正、邹鲁、石青阳、叶楚伧，候补执委邵元冲、沈玄庐、茅祖权、傅汝霖，中央监察委员张继、谢持在北京西山非法召开第四次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通称西山会议），次年一月四日闭会。议决：取消共产党员在国民党之党籍；解除共产党员谭平山、李大钊、林伯渠、毛泽东等中央执行委员和候补中央执行委员职务；解除俄人鲍罗廷顾问职务；取消政治委员会；中央执行委员会移上海；停止广州中央执行委员会职权等。

11月27日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汪精卫、谭延闿、谭平山、林伯渠、李大钊、于右任、于树德、王法勤、丁惟汾、恩克巴图，候补执委毛泽东、瞿秋白、韩麟符、于方舟、张国焘通电全国各级党部，指出林森等在北京西山召开所谓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为非法。通电说：根据三中全会决议，全国代表大会及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须在广州开会，无论何人不得违反决议”。中央执行委员会已经决定，十二月十一日在广州开第四次中央全会〔1〕，次年元旦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已电嘱林森等人，尊重决议，迅速来广州开会，“勿持异端，致生纠纷”。

〔1〕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后来没有召开。

同日　

出席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监察委员、各部部长第一百二十三次联席会议。会议推定毛泽东起草中央通告，将国民党一届三中全会关于在广州召集四中全会的决议以及此项决议延缓执行的经过详情，告海内外各级党部。会议通过毛泽东以代理宣传部长名义提出的《中国国民党之反奉战争宣传大纲》〔1〕。大纲指出，反奉战争性质为“反英日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运动之一幕”，而“奉直两派军阀，无论哪一派胜，均于中国不利，因两派背后均有恶凶的帝国主义”。大纲提出，在宣传中要揭露帝国主义、军阀及其政治派别的阴谋，以人民为主体，团结各方人物进行反奉战争。大纲认为，人民对于敌友之分辨，“全看其与帝国主义有无关系。无论何人何时一与帝国主义发生关系，人民即不认之为友”。“真正人民的领袖，乃中国国民党。真正人民的政府，乃广州国民政府。真正人民的军队，乃广东的国民革命军。”“被压迫的中国全体民众，乃一切中国问题的主宰。”大纲要求各级党部宣传国民党对时局宣言的四项主张〔2〕，尽快准备真正是人民代表参加的国民会议。十二月三日，毛泽东以代理宣传部长名义向各地宣传部发出关于反奉战争宣传的通告，要求对大纲进行猛力的宣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