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3（02）

6月上旬　

离上海到广州。参加中共“三大”预备会议。会议由陈独秀主持，李大钊、张国焘、谭平山、蔡和森、陈潭秋、罗章龙和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等出席。马林传达共产国际关于国共合作问题的意见，报告国际形势。会议讨论中央委员人选和起草“三大”的各个决议案问题。

6月12日—20日　

同朱少连作为湘区党组织的代表，出席在广州东山恤孤院后街三十一号召开的中共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陈独秀主持会议，并代表上届中央委员会作工作总结报告。会议主要讨论国共合作问题。毛泽东在大会上发言，介绍湖南农民和工人运动的情况，强调农民问题的重要意义〔1〕。在讨论中，多数代表着重批评了张国焘等不愿积极同国民党合作的错误意见；也不同意马林、陈独秀主张的一切工作归国民党的观点。大会通过《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议决案》，决定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但仍旧保存并努力扩大共产党的组织。会议还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党纲和党章，通过了劳动、农民、青年、妇女运动等项议案。大会选出由九名委员、五名候补委员组成的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央执行委员会选出陈独秀、毛泽东、罗章龙、蔡和森、谭平山五人组成中央局。陈独秀为中央局委员长，毛泽东为中央局秘书〔2〕，协助委员长处理中央日常工作。会议期间，常利用休息时间到培正路简园同谭延闿谈国共合作问题，做争取谭延闿合作的工作。会后，同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向警予等留在广州。曾与陈独秀、李大钊到廖仲恺家谈国共合作问题。国民党本部派覃振从广东去湖南，毛泽东托覃带信给李维汉，要中共湘区委员会协助覃在湖南筹建国民党组织。

〔1〕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说：“毛泽东的发言是强调农民革命的重要性，进而指出中共不应只看见局处广州一隅的国民党，而应重视全国广大的农民。”会议讨论的问题，“在会前多已经再三提到过的，只有农民运动，是一个新提出来的问题。在中共的历次讨论中，直到第三次代表大会，代表才注重这个问题，尤以毛泽东为然。”毛泽东“向大会指出，湖南工人数量很少，国民党员和共产党员更少，可是满山遍野都是农民，因而他得出结论，任何革命，农民问题都是最重要的。他还证以中国历代的造反和革命，每次都是以农民暴动为主力。中国国民党在广东有基础，无非是有些农民组成的军队，如果中共也注重农民运动，把农民发动起来，也不难形成像广东这类的局面。这种看法，是毛泽东这个农家子对于中共极大的贡献。”

〔2〕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组织法》规定：“秘书负本党内外文书及通信及开会记录之责任，并管理本党文件。本党一切函件须由委员长及秘书签字。”

6月25日　

同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谭平山以国民党员身分致信孙中山，建议国民党“在上海或广州建立强有力的执行委员会，以期合力促进党员的活动和广泛开展宣传”。信中说：“我们不能沿袭封建军阀用武力夺取政权攻占地盘的同样的方针。这会给人们造成我们与军阀是一脉相承的印象。用旧方法旧军队去建立新中国不仅不合逻辑，而且在实践中也绝对行不通。旧军队有十倍于我们的兵力，我们只能用新手段，采取新方针，建立新的力量。对于国民，我们应联合商民、学生、农民、工人并引导他们到党的旗帜下。从人民中建立的新军队将用新的方法和新的友好精神扞卫民国。”信中希望孙中山不要轻信南方诸省军阀，南方军阀的“罪恶并不比北方军阀稍逊”。“我们要求先生离开广州前往舆论的中心地上海，到那里去召开国民会议（如先生在“三权宪法”中所阐述，而不只限于群众游行）。这样，一支解决全国问题的集中的军队便能建立起来，一支国民革命的集中的军队便能建立起来。如果我们这样做，我们就不会丧失我们在国民革命运动中的领导地位。”

7月1日　

在广州中共中央理论刊物《前锋》月刊创刊号发表《省宪下之湖南》一文。文章认为，只有湖南有省宪，这是因为湖南介于南北之中，若无省宪为护符，则容易遭兵，人民不愿，军阀更不愿。所以省宪成为盘踞湖南这一不利地区上的一个弱小军阀（赵恒惕）利用民意保全自己的工具。但省宪终究是束缚军阀的绳索，“省宪之寿命决无久理”。文章详细分析了湖南政界及教育界各派势力的斗争和消长变化情况，在介绍湖南劳工运动时说：“工人的活动，大引起社会之注目”。有组织的新式工人团体二十三个，约三万人。罢工十次，胜利及半胜利九次。罢工时间均在去年八月到十二月。

7月2日　

中共中央局委员长陈独秀、秘书毛泽东致信共产国际，报告中共“三大”及其以后的活动情况，说：“目前党内存在的一些困难已经在这次会议上获得解决。”“此次会议后，我们决定把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机关搬到上海工作，这不仅因为上海是工业最发展的中心区，而且也便于对全国工作进行指导和传达。”

7月11日　

在中共中央机关报《向导》周报第三十一、三十二期合刊上发表《北京政变与商人》一文。文章指出，北京政变〔1〕惊动了“老不注意政治”的商人，使他们抬起头来注意政治，并出来干预政治，这是一个何等可喜的消息。全国国民在外力与军阀互相勾结的双重压迫下同受很深的痛苦，但“很敏锐很迫切地感觉这种痛苦的还要以商人为最”。厘金和关税是商人的两个生死关；而裁减厘金有损军阀的利益，增加关税有损帝国主义的利益，所以“外力军阀和商人是势不两立的”。文章说：“须知外力军阀是全体商人以至全国国民的共同敌人，而革命成功后所取得的又是共同的利益，为推翻共同的敌人取得共同的利益而团结而奋斗，是最必要的。”“商人的团结越广，声势越壮，领袖全国国民的力量就越大，革命的成功也就越快！”“惟有号召全国商人、工人、农人、学生、教职员，乃至各种各色凡属同受压迫的国民，建立严密的联合战线，这个革命才可以成功”。7月下旬　离开广州去上海。

〔1〕这里指一九二三年六月，直系军阀首领曹锟，为当总统扫清道路，指使其党羽用各种手段，对总统黎元洪进行的“逼宫夺印”。

8月5日　

代表中共中央出席中共上海地委兼区委第六次会议〔1〕，进行指导。参加会议的有徐梅坤、王振一、沈雁冰、邓中夏，共五人。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密令金佛庄（当时在浙江省警务处处长夏超的警备团任营长）相机作反战宣传，毛泽东还代表中央提出三点建议：“（一）劳委会与劳书部负责人应一致；（二）国委会委员长应改人；（三）对邵力子、沈玄庐、陈望道态度须缓和，并编入小组。”

〔1〕中共上海地方兼区执行委员会于一九二三年七月八日成立。该执行委员会兼管江苏、浙江两省党的工作。这次会议，除报告外，讨论下列问题：（一）救援在狱同志问题。（二）江浙军事问题。（三）劳动运动委员会问题。（四）工人青年励志会请教员问题。

8月15日　

在《向导》周报第三十六期发表《省宪经与赵恒惕》一文，历数湖南省长赵恒惕两年以来“戴省宪假面具与人民为敌”的种种罪行，戳穿其“护宪”骗局。

8月29日　

在《向导》周报第三十八期发表《英国人与梁如浩》一文，揭露北京政府督办梁如浩丧权辱国同英国人签订“续租”、“水租”威海卫草约行径。指出：“迷信华盛顿会议相信英国比日本好的同胞们：请问华盛顿会议给我们的在哪里？英国比日本好的地方在哪里？国人应速起反对露骨侵略中国的海盗英国人！国人应速起反对汉奸梁如浩！”在《向导》周报同一期上，还就北京政府屈从英、美两国压力电令取消浙江等省的纸烟税一事，发表短文《纸烟税》。文章说：“洋大人打一个屁都是好的‘香气’，洋大人要拿棉花去，阁议就把禁棉出口令取消；洋大人要送纸烟来，阁议就‘电令各该省停止征收纸烟税’。再请四万万同胞想一想，中国政府是洋大人的帐房这句话到底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