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1）

　　1917年　二十四岁
　　3月
　　同萧植蕃（萧三）联名写信给来长沙参加黄兴葬礼的白浪滔天⑴，说：“先生之于黄公，生以精神助之，死以涕泪吊之，今将葬矣，波涛万里，又复临穴送棺。高谊贯于日月，精诚动乎鬼神”。“植蕃、泽东，湘之学生，尝读诗书，颇立志气。今者愿一望见丰采，聆取宏教。”
　　4月1日
　　以“二十八画生”笔名，在《新青年》第三卷第二号发表《体育之研究》。文章详述体育运动的意义、作用和方法。关于体育同增强民族体质、保卫国家的关系，说：“国力苶弱，武风不振，民族之体质日趋轻细，此甚可忧之现象也。”“夫命中致远，外部之事，结果之事也；体力充实，内部之事，原因之事也。体不坚实，则见兵而畏之，何有于命中，何有于致远？坚实在于锻炼，锻炼在于自觉”。关于体育同德育、智育的关系，文章说体育对于我们，“实占第一之位置，体强壮而后学问道德之进修勇而收效远”，身体是“载知识之车而寓道德之舍”，小学应当专门注重身体的发育，中学和中学以上应当德、智、体三育并重。文章批评当时学校课程繁多而又不重视体育，说“吾国学制，课程密如牛毛，虽成年之人，顽强之身，犹莫能举，况未成年者乎？况弱者乎？”文章推崇清初颜元、李塨的“文而兼武”的思想，赞同“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的主张。文章论述身体强弱的转化，说“人之身盖日日变易者：新陈代谢之作用不绝行于各部组织之间，目不明可以明，耳不聪可以聪，虽六七十之人犹有改易官骸之效”。生而强者，如果“滥用其强，不戒于种种嗜欲，以渐戕贼其身”，终会强而转为弱。而弱者，如果“深戒嗜欲”，“勤自锻炼”，久而久之也会变为强者。“总之，勤体育则强筋骨，强筋骨则体质可变，弱可转强，身心可以并完。”文章认为体育之大效尤在“足以强意志”。“夫体育之主旨，武勇也。武勇之目，若猛烈，若不畏，若敢为，若耐久，皆意志之事。”“意志也者，固人生事业之先驱也。”文章还介绍自编的一套“六段运动”体操。
　　4月23日
　　到芋园看望十六日从北京回湘的黎锦熙，互相介绍北京、湖南政局及社会情况，并谈学，甚为投机。
　　6月
　　一师开展考察学生德、智、体优秀的“人物互选”活动。全校十一个班四百多人参加选举，选出三十四名。毛泽东得票最多，按考察内容独得六项⑵优秀，其中，言语、敦品两项得票数第一，胆识项得票为他所独有。

夏　为萧子升的读书札记《一切入一》作序。序言说，治学要打好基础，日积月累，“今日记一事，明日悟一理，积久而成学”。做学问如像筑台，“庇千山之材而为一台，汇百家之说而成一学”，“台积而高，学积而博”。但是，学问不但要博，尤其要精，在博的基础上进行分析，加以条理，“有台而不坚，有学而不精，无以异乎无台与学也”。序言批评中国旧学的弊病“在于混杂而无章，分类则以经、史、子、集，政教合一，玄着不分，此所以累数千年而无进也”。认为萧子升的札记积累很多材料，“则宜有以条理之，挈其瑰宝，而绝其淄磷焉。又持之以久远，不中途而辍。诚若是，则固百丈之台之基矣”。

　　7月中旬—8月16日
　　同萧子升步行漫游长沙、宁乡、安化、益阳、沅江五县，历时一个月，行程九百余里。这次长途旅行，未带一文钱，用游学的方法或写些对联送人以解决食宿，所到之处，受到农民友善的欢迎和款待。沿途接触城乡社会各阶层的人，了解一些风土民情，获得许多新鲜知识。
　　8月中旬
　　将自己抄录的《西洋伦理学史》（杨昌济译）七本，借给同班同学罗学瓒阅读⑶
　　8月23日

致黎锦熙长信，探讨救国救民的“大本大源”问题。信中说，天下纷纷，时人虽有一些变革主张，但对救国之道，未找到一根本解决办法。即说维新派康有为，也是“徒为华言炫听，并无一干竖立、枝叶扶疏之妙”，“今日变法，俱从枝节入手，如议会、宪法、总统、内阁、军事、实业、教育，一切皆枝节也”。而所谓本源，就是“宇宙之真理”。“天下之生民，各为宇宙之一体，即宇宙之真理，各具于人人之心中”。信中强调，“以大本大源为号召”，通过改造和普及哲学、伦理学来变换全国的思想，这就是救国救民的根本道路。“今吾以大本大源为号召，天下之心其有不动者乎？天下之心皆动，天下之事有不能为者乎？天下之事可为，国家有不富强幸福者乎？””当今之世，宜有大气量人，从哲学、伦理学入手，改造哲学，改造伦理学，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此如大纛一张，万夫走集；雷电一震，阴曀皆开，则沛乎不可御矣！”他认为，一旦哲学得到改造和普及，人人“共跻于圣域”，“彼时天下皆为圣贤，而无凡愚，可尽毁一切世法，呼太和之气而吸清海之波”。这样，就达到“太平世”的大同境界。信中主张“思想道德必真必实”，东方思想虽然有许多不切于实际生活，但“西方思想亦未必尽是，几多之部分，亦应与东方思想同时改造”。毛泽东在信中还说，“毕业之后，自思读书为上，教书、办事为下”，很久以来就想办私塾，取古代讲学与现今学校二者的长处，“暂只以三年为期，课程则以略通国学大要为准。过此即须出洋求学，乃求西学大要，归仍返于私塾生活”，继续深造。

秋

开学后，听杨昌济讲授修身课，教材为《伦理学原理》⑷，学至次年第一学期。毛泽东精心研读此书，写下一万二千余字批注，对书中一些伦理学和哲学观点提出自己的见解⑸，强调“道德哲学在开放之时代尤要”。批注突出强调个人价值，主张“唯我论”，提倡个性解放。毛泽东在批注中写道，自己在伦理学上有两个主张：一为个人主义，一切生活动作，一切道德，都是为了成全个人。一为现实主义，“吾只对于吾主观客观之现实者负责”。他说：个人有无上之价值，个人的价值大于宇宙的价值，“故凡有压抑个人、违背个性者，罪莫大焉。故吾国之三纲在所必去，而教会、资本家、君主、国家四者，同为天下之恶魔也”。“吾从前固主无我论，以为只有宇宙而无我。知其不然。盖我即宇宙也。各除去我，即无宇宙。各我集合，即成宇宙，而各我又以我而存，苟无我何有各我哉。是故，宇宙间可尊者惟我也，可畏者惟我也，可服从者惟我也。”他认为，“人类之目的，在实现自我而已”，成人之美、舍身拯人、为他人谋幸福等，都是为了实现自我，满足个人精神的需要，达到自利之目的，即所谓“精神之个人主义”。批语反映了某些辩证法和唯物主义思想，其中说：“人世一切事，皆由差别比较而现”，“进化者，差别陈迭之状况也”。对于泡尔生关于“世界一切之事业及文明，固无不起于抵抗决胜”的观点，极表赞同；而不同意泡尔生关于“人类势力之增，与外界抵抗之减，其效本同”的观点。批注写道：“河出潼关，因有太华抵抗，而水力益增其奔猛。风回三峡，因有巫山为隔，而风力益增其怒号。”这种思想，还反映在批注中对社会历史的看法：“治乱迭乘，平和与战伐相寻者，自然之例也。”“吾人恒厌乱而望治，殊不知乱亦历史生活之一过程，自亦有实际生活之价值。吾人览史时，恒赞叹战国之时，刘项相争之时，汉武与匈奴竞争之时，三国竞争之时，事态百变，人才辈出，令人喜读”。批注表明，毛泽东对过去推崇“大同”境界和人人皆为圣人的观点，有了改变。说：“吾知一入大同之境，亦必生出许多竞争抵抗之波澜来，而不能安处于大同之境矣。”“吾尝梦想人智平等，人类皆为圣人，则一切法治均可弃去，今亦知其决无此境矣。”此外，批注中也有不少“精神不灭，物质不灭”的观点。在阅读《伦理学原理》期间，写了一篇题为《心之力》的作文，受到杨昌济的赞扬，得一百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