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09）

6月1日—4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在中央召开的白区工作会议上对刘少奇作的《党与群众工作》报告所引发的一些意见分歧。三日，毛泽东作长篇发言，对有意见分歧的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说：群众斗争的策略问题，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重要问题。联系这个问题，还有党内关系、宣传教育问题，也是极重要的问题。这些问题，关系于党的政治路线能否实现。少奇的报告是基本上正确的，错的只在报告中个别问题上。少奇对这个问题有丰富的经验，他一生在实际工作中领导群众斗争和处理党内关系，都是基本上正确的，他懂得实际工作的辩证法。他系统地指出党过去在这个问题上所害过的病症，他是一针见血的医生。毛泽东说：党与群众工作的发展与缩小、成功与失败，不完全决定于主观方面，也决定于客观方面。在客观有利时而弄得不好，在客观不利时而不使事情弄得不十分坏，这是主观的原因。然而大发展，必在客观有利之时。主观指导受客观可能性的限制，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党曾经犯过右的与“左”的总路线上的错误，使革命受到损失，这是不能否认与不应否认的事实。但是，党员群众与广大干部始终没有犯过总路线上的错误，这是没有使党受致命伤及能够迅速纠正错误的最主要原因。总路线错误只在最高领导机关中发生与推行出去，只在几个极短的时期中犯过总路线的错误。党除在个别时期犯了“左”、右倾路线错误之外，还在差不多一切时期中犯了若干个别问题的“左”、右倾原则上的错误。这在斗争策略、宣传教育、党内关系问题上都有过，有些现在还存在着，在将来也会不能避免，必须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原则性给以解决和给以防止。总起来说，党是英勇坚决地领导了中国革命，并且取得伟大的成绩。党在过去犯过许多大的、小的、“左”的、右的、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原则性的错误，党也从对这些错误的斗争中锻炼得更强些，革命成绩也从克服错误的斗争中得出来。党在十五年中造成与造成着革命的与布尔什维克的传统，这是我们党的正统。我们党内存在着某种错误的传统，这就是群众工作、宣传教育与党内关系问题上的“左”的关门主义、宗派主义、冒险主义、公式主义、命令主义、惩办主义的方式方法与不良习惯的存在。这在全党内还没有克服得干净，有些还正在开始系统地提出来解决。“左”的传统是由于几种原因：（一）民族与社会的双重压迫，造成群众生活与党的环境的极端困难，这些困难压迫着我们，这是“左”比右总要好些的观点的来源：（二）党内小资产阶级与幼年无产阶级成分的存在并且占着大的数目；（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实际的传统还不十分深厚；（四）在克服错误路线时，在斗争策略、宣传教育、党内关系这三个问题上的错误，没有得到彻底的克服。要克服“左”的传统，在于普及与深入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唯物辩证法）于多数干部中。

6月4日　

给庆阳步兵学校教育长郭化若复信，说：“你在长期苏维埃战争中，为革命奋斗到底的忠诚与劳绩，我们都是完全承认与一致赞扬的。你的身体情形如此，除同意你下期来延安外，正在替你买药，不久当可买来寄你。”

同日　

周恩来携带《关于御侮救亡复兴中国的民族统一纲领草案》以及十三个需要讨论的问题到庐山与蒋介石谈判。八日至十五日，周恩来与蒋介石进行多次谈判。由于蒋介石推翻以往谈判中达成的原则意见，谈判没有结果。十八日，周恩来回到延安，向中共中央汇报谈判情况。6月5日　

复电叶剑英并告张文彬：同意派文彬等去兰州任联络。要求顾祝同介绍文彬至青海，释回红四方面军干部，并设法收容流落民间的人员。向徐向前同志问明陈昌浩同志留藏地址，秘密设法接引回来。

6月10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会议讨论北方局工作。毛泽东发言说：刘少奇同志提出“保卫华北”、“保卫平津”的口号很好，用以进行政治动员，带国防实际性，这是一切工作的基础。我们应积极进行政治宣传，应在不放弃寸土口号下来动员。关于组织问题，他说，北方局要成立，中央代表另派，北方局和省委不需设许多委员会，只设部。会议决定仍给华北派一中央代表，杨尚昆、彭真等负责北方局工作。

6月12日　

致电中共北方局负责人王世英，指出：“已与彭泽湘〔1〕在延安谈好我们同第三党合作问题，他已同意我们的做法，并愿回北平指示第三党同我们合作。”本日，致电潘汉年说：“第三党彭泽湘来延安谈，尚好，表示同意我们主张并愿合作。他明日离延安经北平约半月到上海，我嘱他找你。”同日　同朱德、林彪、萧劲光和李德等五人被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任命为军事研究委员会委员。设立军事研究委员会，目的在总结国内革命战争的经验，提高红军的军事知识，以迎接即将到来的民族革命战争。

〔1〕彭泽湘，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第三党）中干会成员。

6月20日　

出席苏区文艺协会举行的高尔基逝世一周年纪念会并讲话，指出：高尔基具有实际斗争精神和远大的政治眼光，他不但是一位革命的文学家，并且是一位很好的政治家。

6月22日　

在凤凰山住处会见美国外交政策协会远东问题专家毕森、美国《太平洋事务》杂志主编拉铁摩尔、美国《美亚》杂志主编贾菲等，回答了他们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提出的一些问题。关于国民党政策的转变，毛泽东说：国民党政府在继续改变着它的政策，这一转变是在张群与川樾的谈判〔1〕期间开始的，又在一九三七年二月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清楚地表现出来。目前最为紧要的步骤是国民党政府在民主问题上的政策转变。国民党没有完全放弃其统治的根本基础，也就是他们的军事独裁。目前群众的口号是巩固国内和平、争取民主改革、实现对日抗战，所有这些统一于民族统一战线和民主共和国的总口号之下。关于领导权问题，毛泽东说：领导权并不依赖于力量的大小，而要看领导者的纲领和所做的努力。共产党并不要谋求自己的私利，它所谋求的只是大多数人民的利益、全民族的利益、劳苦大众的利益。如果战争胜利了，日本被赶出去了，如果形势朝这个方向发展，这就意味着革命运动是在共产党领导之下。会见后，毛泽东同他们一起到朱德住处共进晚餐，然后又出席文艺晚会。二十三日，再次在住处会见毕森、贾菲等，回答他们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将怎样发展和中国革命的前途问题。毛泽东说：统一战线将呈现出一些不同的发展阶段，这些阶段的详细情况，我们是难以预料的。统一战线的构成，基本力量是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在它的一翼，民族资产阶级在它的另一翼。他们有一些共同的东西，也有一些不同的东西，他们之间的分歧将导致曲折的斗争。统一战线的前途还会受到发生在国际舞台上的外部事件的影响。就中国国内来说，建立民主共和国是统一战线工作在目前阶段的主要目标。民主共和国建立之后，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将提上下一步的议事日程。中国不可能成为帝国主义或资本主义国家，中国的前途，第一步是民主共和国，第二步是社会主义革命。为什么中国不能成为资本主义国家呢？首先，中国争取独立的斗争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进行的，这同西方建立民主制国家的历史是根本不同的，那时是资产阶级取得了领导权。因此，中国的独立的民主共和国也就不同于历史上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它是以共和国形式建立起来的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和一部分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在中国，没有无产阶级的领导，革命是不可能成功的。这个条件决定了中国有可能不经过资本主义阶段而直接走上社会主义的前途。此外，还有国际条件，其中苏联的存在有着决定性的影响。

〔1〕张群与川樾的谈判，指一九三六年九月十五日至十二月五日国民党政府外交部长张群同日本驻华大使川樾，就日方强行在成都设立总领事馆引起中国方面抵制而开始的所谓“全面改善邦交”的谈判。这次谈判由于日方的步步进逼和全国舆论的反对而没有达成协议。张群亦于一九三七年二月二十五日辞去外长职务。

6月24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会议讨论各省工作和红军改编等问题。毛泽东在会上发言指出：关于各省工作问题，如果我们在各省的领导弱，讲统一，国民党不发钱，就要发生很大困难。所以还是较缓进行，我们派人弄通了再说。首先要各省变更政策，执行新政策，变更对地主的政策、土地政策。如果军事上敌人进攻，就坚决地打，俟大局定了，不会妨碍我们的军队，我们即可与之协商改编办法。原则上苏区归我们办，红军归我们办，各地都要弄好关系。但对国民党采用经济上限制、硬要缴枪等事，须与之抵抗。基本原则是不能减弱我们的力量。

同日　

同朱德、周恩来致电张云逸，指出：应坦白地向李宗仁、白崇禧说明，“只有以抗日民主与蒋比进步才能生存发展，如以军阀政策与蒋比前后，则只有失败”。为扩大蒋介石、汪精卫在庐山函请各方谈话的范围，应设法推动广东、广西、香港三方政治人物应邀前往。广西、香港方面应进行宪政促成运动。本日，还致电彭雪枫，要他推动山西方面政治人物参加蒋介石、汪精卫邀请的庐山谈话会，并向山西方面提议进行宪政促成运动。

同日　

致信美国共产党总书记白劳德，指出：“从一些美国朋友和其他方面，我们听说美国共产党和美国人民大众是深切关心着中国的反日斗争而曾多方援助我们。这使我们感觉到，我们的斗争绝不是孤立的，我们从国外得到英勇的援助。”“世界现在正处在一个大爆裂的前夜，全世界工人阶级和一切企求解放的人民一定要联合起来进行共同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