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06）

3月13日　

同张闻天致电周恩来：请即日动身回延安开会，在延安留三五天出去见蒋谈判。剑英留西安与顾祝同保持联络。

同日　

同朱德致电绥远阵亡将士追悼大会，吊唁绥远抗战阵亡将士。电文中说：“诸将士英勇杀敌，成仁取义，伟大之精神足以昭示后世，风励全国。泽东等追念国殇，同深恸悼”。

3月14日　

同张闻天致电周恩来：“谈判并不破裂，只是不承认贺案，而对十五条〔1〕须加以原则上与条文上的补充修改。”“和平大计已定，现谈判者是国家政策与两党关系（包括红军、苏区等组织方式问题）之具体方案问题，必须原则上妥周恩来起草的条文，包括政治问题五条，改编问题四条，善后问题六条，共十五条。同日，周恩来将这十五条电告中共中央书记处。当与事实上能行，故须会商后续谈。”

〔1〕一九三七年三月八日，周恩来、叶剑英同顾祝同、贺衷寒、张冲会谈，将一个月来双方谈判作一归纳，由周恩来写成条文，准备送蒋介石作最后决定。

3月16日　

同张闻天复电周恩来，指出：“（甲）既然张、顾愿不采用贺案〔1〕，你即在西安顿住几天待命。（乙）惟要顾立电两马停战，否则要顾担负西路军损失的全部政治责任。”

〔1〕一九三七年三月十五日，张冲向周恩来申明贺案作废，仍以三月八日提案作为谈判基础。

同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会议讨论财政问题。毛泽东发言指出：财政观点当然是需要的，但有一个原则即须受政治上的限制。关于“平等观念”，在游击时代就有的。将这个原则用到具体事实，红大每人每天八分伙食费是不能动摇的。津贴问题应有分别，红大一队的应特别，一般的是不是平等，要看情形。伙食是第一，应增加到八分，津贴还是其次的。应组织中央一级购买委员会，有计划地有组织地购买，以国民经济部部长为该委员会主任。

3月17日　

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致电西路军工作委员会负责人李先念、李卓然：同意你们成立工委会，并分为三路游击。你们现应以主动的游击战争，独立争取自己的生存及发展。

3月21日　

同延安干部、群众一起参加“延安城市卫生运动周”的大扫除劳动，并对参加大扫除的人说：“注意卫生，健康身体，就是增强国防力量！”“卫生运动不是一个人的事，要大家来做。”3月23日—31日　

出席在延安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称延安会议）。会议讨论的议程有两项：（一）国民党三中全会后中国共产党的任务，（二）张国焘的错误。二十三日至二十六日（其中二十五日休会一天）进行第一项议程，二十七日至三十一日进行第二项议程。毛泽东在二十三日就第一项议程发言，讲了三个问题。第一，关于中日矛盾与中国国内矛盾问题。他说：在这个问题上，有许多原则有进一步明确的必要。（一）中日矛盾是主要的，国内矛盾降到次要的地位。这个问题早在以前我已提出，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会议决议上还没有明确规定。国内阶级关系发生变化，十二月会议决议是估计到了，但对蒋介石的变化没有估计到。中日矛盾是基本的主要的，这一认识是真理，在政治事变中证实了这一估计，国民党三中全会就是一个明证。我们的政策的变化，国民党的政策的变化，主要的根据就是这一主要矛盾。（二）三民主义的革命的方面，与我们现时的政纲不是相冲突的，我们应当拿起这一武器。三民主义在理论上也要改一改。（三）阶级斗争应该以照顾大局为原则，劳资两方面都要如此，采取协商办法，这种改良是革命的。土地革命现在不是主导的地位。（四）国民党的三中全会开始了国民党政策上的转变，从通过的决议看，是从妥协到抗战、从独裁到民主。这一转变，是由于日本的侵略、抗日派的扩大与我们的政治影响。从开始转变到彻底转变还要经过一些时期，还会有很多曲折。第二，关于过渡阶段问题。他说：第一阶段争取和平已经达到了；从西安事变到抗日开始是第二阶段，这一阶段主要是民主问题，“改善人民生活”不是主要口号，“立即抗日”也不是主要口号，主要口号是“准备抗日”。为了抗日要争取民主，是目前的主要任务，是这次政治局会议的主要议事日程。一切都要带国防性，政治的军事的文化的各方面的都是要为着抗日。第三，关于领导权问题。他说：资产阶级从来都是想无产阶级服从它，做它的尾巴，这是应当着重说明的，并加紧对群众的教育。目前形势对我们更有利，政治攻势都在我们方面，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平运动、民主运动，都是我们创始的。三民主义的武器，我们可以拿来使用。然而我们要得到以下的保障：（一）积极地参加民主与民族运动，（二）党的独立性，（三）我们在全国的宣传任务，（四）我们在全国的组织任务。三十日，毛泽东就第二项议程发言，他说：张国焘路线毫无疑义是全部错误的。我们欢迎他们转变，这是中央的干部政策。张国焘的哲学，一言以蔽之是混乱，其中主要的东西是机械论和经验论。他只承认看得到的东西，因此他的思想是反理论反原则的。他老是将自己描绘成实际家，恰恰证实他是真正的经验论。那次我们接到捉了蒋介石的消息以后，他举出几十条理由要求杀蒋介石。张国焘要改正自己的错误，首先要放弃自己的经验论。他只看到局部而看不到全体，只知有今天而不知有明天。由于进行科学的分析，所以我们能预见运动的法则，在军事上即是有战略的头脑，这正是张国焘所缺乏的。张国焘的机械论，只看见形式，不看见内容。他把日本和蒋介石看作有无穷力量的魔鬼，害着恐日病和恐蒋病，说什么十倍于现在的力量也不能战胜日本，在革命战争中只想起后梯队的作用。他看不见日本和蒋介石都存在着种种矛盾。他不承认事物内部的矛盾，不知道红军中、共产党内都有矛盾，只有加强党内斗争、思想教育和党内民主来解决这些矛盾。张国焘在鄂豫皖的初期，还不能说是机会主义路线，自从打了刘湘以后，便完全形成了机会主义路线。他到川西北以后，弄出一个联邦政府，还要造出一个政治局。会合后中央要迅速北上，他按兵不动，中央尽力迁就他，安他一个红军总政委。但是一到毛儿盖，就反了，要用枪杆子审查中央的路线，干涉中央的成分和路线，这是完全不对的，根本失去了组织原则。红军是不能干涉党中央的路线的，张国焘在分裂红军问题上做出了最大的污点和罪恶。左路军和右路军的时候，叶剑英把秘密的命令偷来给我们看，我们便不得不单独北上了。因为这电报上说：“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当时如果稍微不慎重，那么会打起来的。反党的“中央”成立之后，中央还是采取忍耐的态度。那时张国焘的电报却凶得很，“禁止你们再用中央名义”的话头都来了。我们却慎重得很，当时中央通过的关于反对张国焘错误的决议，只发给中央委员。张国焘入党以来，还曾有若干阶段是在党的路线下工作的，但他的机会主义史问题是必须要指出来的。我们应该用诚恳的态度要求张国焘转变，抛弃他的错误，今后应从头干起。三十二日，会议通过《中央政治局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议》。

3月25日　

同张闻天致电庆阳步校负责人周昆、袁国平：“国焘机会主义路线错误，立即开展讨论，彻底揭发，以求党内的统一与团结。”

3月26日　

复电叶剑英：民族扫墓我方决派林伯渠参加，并与张继〔1〕见面，请询问礼节仪式及日期见告。

3月27日　

为解救西路军危局，同张闻天、秦邦宪、朱德、张国焘致电周恩来并告彭德怀、任弼时：“甲、西路军情况万分紧张，他们东进西进都成不可能，有被消灭危险。乙、对两马不但十万，就是二十万和更多些都可以〔1〕，而且必需。丙、此事须以最快速度办妥，最好在二十天内。丁、条件：西路军过黄河右岸来，请两马不要阻拦和恶意追击。如果两马同意西路军西进，则西路军可停肃州以西，将来并不东犯。戊、须对两马晓喻和平大义，告以与我们讲和，对他将来有莫大利益。”

〔1〕毛泽东一九三七年二月二十四日致电周恩来：“听说马步芳很爱钱，请你考虑是否有办法送一笔钱给马，要他容许西路军回到黄河以东。”

3月29日　

致信范长江，对他本年二月到西安和延安采访后，在上海《大公报》发表报道西安事变真相和中国共产党抗日主张的通讯，深致谢意，随信附上同美国记者史沫特莱的谈话记录稿和祭黄帝陵文，请他在可能时予以发布。

3月下旬　

为了直接同蒋介石谈判，按照中共中央书记处来电要求，周恩来飞抵上海，再由潘汉年陪同到杭州，同蒋介石进行谈判。三十日，周恩来飞返西安，四月初回到延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