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赫鲁晓夫决裂始末

1953年9月，在斯大林逝世半年后，赫鲁晓夫就当上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在克里姆林宫主政达11年之久。在否定斯大林模式方面，他是“敢于吃螃蟹的第一人”。毛泽东一直与其打交道，批驳他的时候居多，也有支持、妥协的一面。

赫鲁晓夫对中国频频示好

1954年至1957年，即赫鲁晓夫执政前期，这位苏联最高领导人对中国做了不少示好的事：

纠正了斯大林时期对中国的一些不平等做法。苏联放弃了在中国东北、西北的特权，把旅顺、大连两大不冻港，以及中长铁路的管理使用权交还给中国：撤销了几个由苏方控制的所谓合营公司。

增加了对中国的经济援助。在苏联156个援华项目中，斯大林时期占了47个，其余则是赫鲁晓夫执政时实施的。后一个时期的苏联援助量更大，面更宽，其中包括核研究方面。在黄迪菲（新中国战略导弹部队育人事业奠基人之一）的回忆中，有个片断就相当感人。1957年12月20日，当P2型导弹及器材，用10节火车皮运到中苏边境的满洲里站时，前往迎接的彭德怀解开系在导弹上的红绸带，深情地对在场的中国专家和技术人员说：“这是苏联老大哥‘过继’给我们的‘儿子’，祖国现在把他托付给你们了，你们要把他当作亲生儿子看待呀！”

重视毛泽东在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运中的地位与作用，遇到大事时，与其商量。在苏共二十大后发生的“波匈事件”中，赫鲁晓夫听从毛泽东的劝告：对波兰事件，以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不出兵镇压；对匈牙利事件，则以敌我矛盾解决，不惜动用武力。赫还特意把毛的《实践论》《矛盾论》两篇哲学著作，列入苏联高等院校的哲学必修教材。

让赫鲁晓夫特别感激的是，在其搞掉莫洛托夫“反党集团”和撤销国防部部长朱可夫职务后不久，就得到毛泽东的明确支持。在社会主义阵营中，毛泽东耐心向波兰等国家的领导人做工作，竭力维护苏联“为首”的地位。赫鲁晓夫曾感慨地说：“中国共产党的声音，对我们有很大意义。”所以，在1954年至1957年期间，中苏两党两国关系处于一个上升态势，双方都感到颇为满意。毛泽东曾说，中苏之间“有点兄弟党的味道了”。他还赞扬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个人迷信“勇敢”，说“搬掉了压在我们身上的石头”。

赫鲁晓夫做出以上种种举动，自有其内在需要。面对错综复杂的国内外局势，根基尚浅的他，自然得倚重在国际共运中声誉日益提高和分量日益加重的毛泽东。为此，他必须拿出一些硬邦邦的“真家伙”，以取得毛的信任与支持。

二人闹翻的导火索

然而，赫鲁晓夫自感羽翼丰满时，就开始变脸，声称要走自己的路，骨子里的大国沙文主义和民族利己主义思想就暴露出来。

1958年春夏，赫鲁晓夫通过苏联驻华大使尤金等人，向毛泽东提出，希望两国建立联合舰队、长波电台。这立即引起毛泽东的警觉，认为赫鲁晓夫“旧病（指斯大林企图控 制中共之‘病’）复发”。

1958年7月31日，赫鲁晓夫抵达北京进行秘密访问，向毛泽东解释其缘由。他辩称：苏方打算在中国南部设个长波电台，来指挥其在太平洋、印度洋执行任务的舰艇；为抵御美日威胁，两国宜建个联合舰队。毛听后进一步感到，这是赫企图控制中国之举。双方各执一词，谈得很僵。

据毛泽东的俄语翻译李越然回忆，除正式会谈外，毛泽东还在中南海游泳池，躺在水面上与套着救生圈的“旱鸭子”赫鲁晓夫闲谈，显出亲密无间的样子。8月3日，赫鲁晓夫离京前，应毛请求，同意发表会谈公报，高调显示中苏两家“团结一致”。他秘密而来，公开现身而去，并没觉察有何异常。8月23日，解放军的炮弹密集地落到金门，感到震惊的，不光是台北和华盛顿，还有一个莫斯科。那位20天前密访北京的苏联“老大哥”，对此一直被蒙在鼓里，因而感到气恼。毛泽东则称，炮击金门乃中国内政，事先无需让“外人”知道。赫鲁晓夫不久后与他闹翻，此乃一根导火索。此后，双方在一些重大问题上的矛盾，逐渐显露出来。

是年底，赫鲁晓夫对中国“大跃进”从沉默转向公开影射讥讽，大大地刺激了毛泽东。1959年9月，苏方就中印边境冲突发表声明，明显偏袒印方，这引起毛泽东很大不满。10月初，赫鲁晓夫在新中国成立10周年庆典时发表讲话，说什么不要企图用武力试探资本主义的稳固性，对毛泽东进行影射性指责。10月6日，赫鲁晓夫从北京回到远东的符拉迪沃斯托克后，在一次公开讲话中，又影射攻击毛泽东为“好斗的公鸡”。10月31日，赫鲁晓夫在苏联议会上再次影射毛泽东为托洛茨基。

1959年12月4日，面对赫鲁晓夫这些影射性攻击言论，毛泽东起草了《关于国际形势的讲话提纲》，其中写道：赫鲁晓夫很幼稚，他不懂马列主义，易受帝国主义的骗。他不懂中国，又不研究，相信一大堆不正确的情报，信口开河。他如果不改正，几年后就将完全破产。他对中国极为恐慌，恐慌之至。他有两大怕：一怕帝国主义，二怕中国的共产主义。

赫对中共发动突然袭击

1960年2月4日，《华沙条约》缔约国在莫斯科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在苏联政府举行的宴会上，赫鲁晓夫不指名地攻击毛泽东，说有人主张“以苏联为首”是假的，有人对人民不负责任，好战，影射攻击他是一只应该扔掉的“老套鞋”。

5月22日，毛泽东在杭州召开会议，指出：从这两年间的情况看，赫鲁晓夫可以说是半修正主义。他做得对的，中国还是表示支持；做得不对的，就要反对。内部批评，不公开指名骂他，用今天正面表态的办法讲道理。将来说不定要公开批评，但绝不为天下先。毛泽东到了这个时候，对赫鲁晓夫依然没有完全否定。

此后，中苏两党的意识形态分歧越来越大。1960年夏，赫鲁晓夫利用出席罗马尼亚工人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机会，召开布加勒斯特会议，精心策划对中共的突然袭击，动员几十个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围攻中共代表团，对中共的内外政策进行了猛烈攻击。对此，与会的中共代表团团长彭真进行了有力反驳。

在一次发言中，彭真借用“只许州官放火，不准百姓点灯”，怒斥赫鲁晓夫的霸道行径，说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只服从真理，绝不服从任何人的指挥棒！还有一次，他指着赫鲁晓夫的鼻子，义正词严地吼道：我彭真这个人块头大，你赫鲁晓夫走到哪里，我就跟到哪里，奉陪到底！

7月16日，苏联政府通知中国政府，决定9月1日前召回在华工作的全部专家。不久，又决定终止中苏两国政府签订的12个协议、343个专家合同和合同补充书，废除257个科技合作项目。毛泽东对苏方此举的意图很清楚，这是赫鲁晓夫对中共代表敢于同他公开叫板的一种报复。

短暂和解后终至决裂

1960年下半年，中国的经济正处于困难之时，毛泽东决定缓和一下中苏关系。中共中央制定了“坚持原则，后发制人；坚持斗争，留有余地；坚持团结，反对分裂”的对苏24字方针，其目标是争取中苏两党两国的关系“雨过天晴”，中苏两家重新团结起来。11月7日晚，毛泽东突然出现在苏联驻华大使馆国庆招待会上（中方本来告知苏联使馆主宾为周恩来），引起世界舆论瞩目，认为中苏重归于好指日可待。赫鲁晓夫的内外政策，当时推行得也并不怎么顺当。缓和一下中苏两党两国关系，双方可谓一拍即合。11月初，国家主席刘少奇访问苏联，受到了相当热情的接待。

12月26日是毛泽东67岁生日。赫鲁晓夫采取了一个不同寻常的举动，派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代表他当面向毛泽东表示祝贺，祝毛泽东“健康长寿，工作卓有成效”，并献上一只大型花篮。

毛泽东这一天心情特别好，在亲切气氛中，与苏联大使谈了将近三个小时。

1961年元旦一过，赫鲁晓夫又采取了一个不同寻常的举动，表示在研发米格-21歼击机方面，可以给中国提供技术援助。不久，双方代表即进行了商谈。

2月27日，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面见刘少奇，转交赫鲁晓夫致毛泽东的一封亲笔信。信中表示，苏方准备借给中方100万吨粮食和50万吨古巴蔗糖。此时，国际共运单一权威的局面已难以为继，苏共与中共的“双雄会”日趋显现，赫鲁晓夫不得不面对这种新形势。这种和解是基于两国各自的内部需要，因而只是意识形态分歧的淡化，中苏两党争斗过程中的某种妥协，所以注定是脆弱的、短暂的。

1961年10月17日至31日，苏共二十二大在莫斯科举行。此前，7月21日，苏共新纲领草案在《真理报》上公布。这份纲领草案虽然十分冗长，但其实质用四个字就可以概括：“三和”“两全”，即赫鲁晓夫对外要搞和平共处、和平过渡、和平竞赛，对内要搞全民国家、全民党。毛泽东据此认定，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已形成一个“完整体系”了。

1962年春夏之交，在“有边无界，有边无防”的中苏边界西段，突发了“伊塔事件”，苏方挑动6万多新疆边民大规模越界逃往苏联。对此，中国政府提出强烈抗议，作出激烈反应。中苏和解进程遂告夭折。

在9月下旬举行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强调要坚决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称之为国际共运当时的主要危险。

1963年6月，中共和苏共就国际共运的总路线公开展开大辩论。7月，邓小平与苏共理论家苏斯洛夫，在莫斯科进行面对面论战，唇枪舌剑，惊心动魄。之后，苏共中央发表致全体党员的公开信，对中共进行指名批判。苏联报刊批判中共的东西铺天盖地，据不完全统计，仅1963年下半年，就有上千篇。

是年夏秋之交，毛泽东下令对苏共公开信进行反击。翌年初，毛泽东提出，对穷寇要猛追，但对其他兄弟党往日对我党的攻击，可以既往不咎。他说，豺狼当道，焉问狐狸。要集中攻赫鲁晓夫。在此前后，中共总共发表了九篇评论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文章，简称“九评”。1964年10月14日，赫鲁晓夫下台。

来源：中老年时报(天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