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9年谁令毛泽东下决心打过长江去

1949年1月8日至14日，1月30日至2月6日这短短的两周，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共的历史上，中共与联共（布）、中国同苏联关系上留下了深深的时代烙印，是一段很有特色的日子。斯大林作为苏联国家和执政党的领袖，同事实上还处于在野地位的政党——中共的领袖毛泽东，就如何结束蒋介石代表的国民政府统治而进行笔谈，即频繁地交换函电。二人从达成对待蒋介石和谈的一致方针，到1月14日中共发表与国民党和谈的八项条件，发生在第一个七天里。这期间，毛泽东曾经向联共（布）特使杰列宾表示愿意往苏联一行，就即将建立的新中国内政外交政策，直接向斯大林请教。但是斯大林认为当时毛泽东应留在中国，决策重大问题，毛泽东遂未能成行。

半个月后，联共（布）派遣了政治局委员米高扬到西柏坡。从1949年1月30日至2月6日，又是一个七天。这段时间，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刘少奇、任弼时、周恩来、朱德在西柏坡与米高扬进行了十多次谈话，其中毛泽东本人与米高扬进行了七次会谈并一起描绘共和国的蓝图。2005年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的学者、俄罗斯档案专家从俄罗斯总统档案和俄罗斯联邦外交部档案馆挖掘出极其珍贵的材料，编辑成《二十世纪俄中关系》第5卷上下册，书中文件使读者对这十几天里重大决策的酝酿情况豁然开朗。通观这两周毛泽东同斯大林和联共（布）领导人的函电往来，有一些十分引人注目的亮点。

斯大林深深介入中共政治生活

国民政府1949年1月8日发出致英美法苏四国政府的照会，请它们居间调停国共关系。如何回答国民政府，直接涉及大国在中国的利益。但是鉴于国共内战，苏联在两党间的选择十分清楚，斯大林亲自出马与毛泽东协调。1949年1月14日斯大林就中共如何回复国民党国共和谈建议的事致毛泽东密电。他提出了两个招数，“如果对手是诚实的人，直截了当毫不掩饰地回答固然好。可如果你的对手是像南京政府那样的政治骗子，那么直截了当毫不掩饰地回答，就要冒风险了”。所以他电告毛泽东：即使国民党接受共产党提出的苛刻条件，那么在政府组成问题上，共产党也务必牢牢握住权柄：到那时候，我们第一，不停战，按下述比例建立起联合的中央政府机构：共产党人在政治协商会议中约占到五分之三，在政府中占三分之二的席位，剩余的席位在其他民主党派和国民党人中分配。第二，总理，总司令，如果可能，主席职位尽可能由共产党人担任。第三，由政治协商会议宣布这样建立的联合政府是中国唯一的政府，宣布任何一个觊觎政府大权的政府为谋反者和僭权者，当予取缔。最后，由联合政府向国共两党军队下发命令，让他们宣誓效忠联合政府；并命令他们立即停止针对宣誓接受收编的部队的军事行动。对于拒绝宣誓接受收编的部队，将继续军事行动。斯大林估计“国民党未必接受这些举措。如果拒绝，那处境会更加恶劣，他们会遭到全歼。没有国民党，这些举措也将得到实施”。

毛泽东决策外交——新中国向苏联“一边倒”

毛泽东1947年底谈到战后苏美英关系时，就明确要与苏联大做生意。他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中首次使用苏联日丹诺夫关于世界已经划分为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提法，向苏联一边倒的思想已然萌芽。而苏联也急于争取在世界范围内处于中间地带的中国。

1949年1月间，毛泽东与米高扬讨论中共的对外政策问题时，清楚地阐述了向苏联“一边倒”的政策，毛泽东说：“这个问题也摆在苏联和新民主主义国家面前。”他据已有情报说，“美国打算承认我们，英国也必然紧随其后。这样承认了有什么好处呢？这可以打开我们联络其他国家和进入联合国之路。尽管如此，我们还是愿意取第一条路，也就是说，不忙着建立外交关系，而是拖着他们，巩固自己。”在对外贸易方面，毛泽东与苏联一样，置入意识形态因素，他说，“我们打算与苏联和各新民主主义国家签订条约”。米高扬表示同意，说“这个愿望是对的”，“我们必须在经济上互相帮助。过去没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我们不愿让人说我们干预各民主国家的事务。结果，各民主国家在市场上彼此掣肘，后来才向我们提出通过互相签约的途径，来调整贸易关系”。米高扬向毛泽东简短介绍了莫斯科六国会议的成果。

毛泽东知道“中国的资产阶级不希望看到对外贸易被垄断，但我们还是要实行”。他强调：“首先就是要和苏联及各人民民主国家进行贸易，仅仅把这些国家不需要的东西向资本主义国家出口。”

毛泽东的既定政策进一步表明其一边倒的立场，同时也把未来的中国带入世界范围内的冷战。米高扬说的莫斯科六国会议，指的是苏联同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各国在1947年举行的会议。它针对的是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剑指二战结束后美国提出的马歇尔计划。它预防了东欧国家的离苏倾向，阻隔了这些国家与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往来的余地，最终形成的是苏联东欧经济圈。

接受莫斯科建议，毛泽东决心打过长江去

1949年1月和2月，毛泽东同联共(布)驻中共联络员奥尔洛夫(杰列宾)谈判时，不止一次提到上海的重要性，以及中共总的战略部署。对于是否打过长江去，毛泽东犹豫过。1949年1月10日，毛泽东发给斯大林的电报中表述的想法是：“今年春天，我军主力稍事休整，夏季即可南下。最迟在7月底或8月初，人民解放军150万正规军将过长江。无论士气还是技术装备，都将压倒国民党军队。今年秋冬间，我们有90％的信心顺利占领九个省的绝大部分。”说到上海时，毛泽东在电报中向斯大林进一步解释说，虽然“有把握今冬拿下它”，但是这样做还有一些困难，他认为“问题已经不在军事方面，而在于供给：燃料和给养。是否要攻取上海，我们还要考虑”。

毛泽东说上面那番话后过了不到一个月，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华北大局已定，解放军是否渡过长江，拿下上海的问题比以前具有更加突出的迫切性。就在解放军开进北平的那一天，联共(布)特使米高扬在西柏坡中共驻地第二次听到毛泽东谈论其对于拿下上海的忧虑。毛泽东说：“现在的主要问题是干部问题。我们挑选了大约5300人准备分派到新解放区。由于缺乏干部，我们不可能管理城市的经济，所以不必忙着拿下上海。”

显然米高扬不同意毛泽东的话，他遵照斯大林的旨意，质疑毛泽东的打算，说毛：“只看到了管理上海的困难，但没有看到拿下上海后会受益无穷，届时共产党将有中国强大工业中心的50万工人大军。”他认为毛泽东“没有看到这个中心城市的工人阶级中将会涌现出许多宝贵的、忠诚于党的干部，工人阶级会巩固党和革命的社会基础，进而影响到中国的其他地区。”

从事态发展不难看出，毛泽东最后还是接受了莫斯科的建议并执行之。米高扬走后的两个多月，1949年4月21日，毛泽东和朱德发出《向全国进军的命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