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学毛泽东审改公文

1957年4月9日，毛泽东审阅《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关于在全党进行整风运动的决定（草案）》，将题目改为《关于整风运动的决定（草案）》，着意突出了“整风运动”这一主题，让人过目不忘。

　　毛泽东非常重视公文在指导革命、推动建设中的作用。他不仅亲自起草了大量的公文，还认真审阅修改了无数的公文。笔者曾经从准确把握政策等五个方面介绍了毛泽东审改公文的具体事例（见《刊授党校》2014年第11期）。现在再谈谈毛泽东在审改公文中突出公文主题等方面的实践，希望能够进一步帮助领导干部学习和领悟毛泽东审改公文的思想和方法，以提高起草、审阅、修改和运用公文的能力与水平。
　　突出公文主题
　　公文是党政机关实施领导、部署工作、推进工作的重要工具。工作有中心，所发公文也必须围绕中心、突出主题，题目要让人们一目了然。毛泽东撰写文章、起草公文的时候都非常重视题目的拟定。他在审阅公文的过程中，如果感到文件主题不够突出、不够准确，也会亲自动手，认真修改。
　　延安整风运动期间，毛泽东亲自主持编辑了《六大以来——党内秘密文件》、《六大以前——党的历史材料》和《两条路线》三部文献集。他对每篇文献都进行了精心审核，还对某些文献的题目做了修改或加了题注。如，他将《请看！！！反日战争如何能够取得胜利？》这个文献题目，改为《中央关于一二八事变的决议》；在《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这一文献题目后，用括号加上了“遵义会议决议”六个字。毫无疑义，这两份文献都非常重要，原来的题目在当时也较好地概括了中心主题。尽管如此，后来者如果只看这两份文献的原来题目，未必立刻知道一个是“中央关于一二八事变的决议”，一个是“遵义会议决议”。经过毛泽东修改和加注后，两份文献的阅读效果就明显提升了，给人一种议题鲜明，一望而知的感觉。
　　党的机关报社论也属于公文，传达的是党和政府的精神与声音。毛泽东很重视党的机关报社论的作用，或亲自动手撰写社论，或亲自拟定社论题目，或亲自审阅修改社论稿。1952年7月14日，毛泽东审阅修改《人民日报》社论稿，将《日本人民争取独立的道路》的标题改为《庆祝日本共产党的三十年》，并在社论稿末尾加写了一段话。为什么要修改这篇社论的标题？毛泽东在给刘少奇的批示中做了专门说明：“此件应以庆祝为主题，故改换一个题目，并于最后加了一段鼓励和庆祝的话。”日本共产党成立于1922年7月15日。毛泽东改题后的《人民日报》社论，不仅很好地突出了主题，也是送给日本共产党30周岁生日最好的祝词。
　　紧扣实际拟题
　　毛泽东说过，写文章要选好题目，吸引人看你的文章。起草公文也应当这样，注意讲究拟题，准确概括出公文的实质内容，让人一看便抓住重点，记住关键词。毛泽东在审阅公文的时候，也常常根据内容来修改题目，使它更醒目、更能突出重点。公文题目该短则短，该长则长。
　　党的中央委员会研究并作出重大决定的文字稿，是权威而郑重的文件，其题目应当如何拟定？作为党的领袖和文章大家，毛泽东在这方面提供了范本。1957年，中央拟在全党开展一次以反对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4月9日，毛泽东审阅《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关于在全党进行整风运动的决定（草案）》。他将文件稿的题目改为《关于整风运动的决定（草案）》。原题目有34个字，改后仅9个字，着重突出了“整风运动”这一主题，让人过目不忘，入脑入心（中央这个决定草案后来没有下发，但是毛泽东对这一题目修改的实践，对我们依然有着学习和启示的作用）。
　　毛泽东每天必读新华社编印的《内部参考》，把它当作了解各地情况的一个重要渠道，解决各种问题的一个有效载体。可以说，“内参”是我们党创造出来的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公文。1958年11月14日，毛泽东阅《内部参考》第2630期刊载的《邯郸专区伤寒疫病普遍流行》电讯稿，将标题改为《邯郸专区伤寒疫病普遍流行，原因是抓了工作，忘了生活》。他同时批示，这是一个带全国性的问题，“必须立即引起全党各级负责同志，首先是省、地、县三级的负责同志的注意”。原标题只侧重于反映情况。毛泽东修改后，增加了12个字，一针见血地指出了问题产生的原因，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引起各级领导同志的注意，及时解决出现的问题。在公文题目长与短这个问题上，也反映了毛泽东坚持从实际出发的思想和作风。
　　力求通俗易懂
　　毛泽东非常厌恶官腔官调的八股文。延安时期，他曾在《反对党八股》的著名演讲中历数党八股八条罪状，三、四条是写文章、作演讲“无的放矢，不看对象”，“语言无味，像个瘪三”。后来，毛泽东还反复讲这个问题，强调公文应当通俗易懂，能够“使人读得下去，读过后很舒服”。
　　在审改公文的时候，毛泽东也很注重语言文字的通俗。1954年3月23日，他主持召开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起草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代表中国共产党提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初稿）》。毛泽东亲自领导和主持了这部宪法的起草工作，为此付出了大量的心血。他非常注意宪法的通俗性、普及性，为的是让人民群众能够读懂和掌握它。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特别强调了这一思想。他讲到对宪法草案的文字修改，举例说：“把什么什么‘时’都改为‘的时候’。讲话一般不说‘我们在讨论宪法时’，而说‘我们在讨论宪法的时候’。‘为’字老百姓不懂，都改成了‘是’字。什么什么‘规定之’，‘之’字在一句话的末尾，只是重复了上面的，毫无用处，也都去掉了。”人民领袖为人民，在制定和修改宪法上也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毛泽东坚持倡导好文风，看到鲜明生动的公文就给予赞扬，引导各级领导干部学习。1959年3月26日，毛泽东阅安徽省委报送的简报，内容是该省六级干部会议对公社体制及有关问题的一些规定。他觉得“这个文件，较之他省有许多新鲜东西，又是切实可行的”。还让他高兴的是，这份简报很通俗易懂。毛泽东写下批语：“写法也是一项改革，用口语，使人一看明白，较之现在相当流行的半古半今、半文半白、使人硬是看不懂或者勉强懂了但是过眼即忘记得干干净净的那种文体，要好得多。”喜悦之情，溢于笔端。
　　对于让人“看不懂的文件”，毛泽东则会开诚布公地进行批评。1959年4月5日，他在党的八届七中全会上作关于工作方法的讲话。毛泽东专门讲到“凡是看不懂的文件不要拿出来”的问题。他说，现在有相当多看不懂的文件，而主要出于我们工业界。“我希望以后不要拿出这样的文件来，要用口语写出来，每一个问题都要交代清楚，要想到对方的心理状态。”同年5月30日，毛泽东在阅一份工业生产建设的报告时，写下内容相近的批语：“凡是使人看不懂，看了之后觉得头痛，没有逻辑（内部联系），没有论证，因而没有说服力的文件，以后千万不要拿出来。”反复提醒与告诫，可谓苦口婆心。
　　坚持文字简练
　　公文主要用来部署工作、指导工作，重在管用实用。这就要求它必须准确、简练，开门见山，直指核心，不能含糊不清，或穿靴戴帽。毛泽东历来反对讲空话、套话，凡是谈到写文章、写公文的时候，总是强调要文字简练。他在审阅修改公文的时候，也经常提出同样的要求。
　　党的机关报的社论要文字简练，去掉废话。1955年6月8日，毛泽东审阅修改《人民日报》社论稿，并致信负责宣传的有关领导同志：“关于写文章，请注意不要过于夸大的修饰词，反而减损了力量。必须注意各种词语的逻辑界限和整篇文章的条理（也是逻辑问题）。废话应当尽量除去。”毛泽东亲自动手修改，同时进行指导和提出要求，为的是帮助提高党报社论的水平。
　　党的会议中的有关文件，也要文字简练，还要清爽好看。1956年党的八大召开前，毛泽东用了很多时间来审阅修改大会文件。8月22日，他在党的七届七中一次会议上说：“现在的报告稿（指八大政治报告）9万字，能缩减三分之一就好。”对于大会发言，毛泽东说：“原则是不要太长，内容要精彩一点，可以组织一些短稿子，比较生动。”24日，毛泽东审阅修改八大政治报告稿后，写批示，“觉得文中还有一些重复拖累的地方，还可以删节一些”。27日，他审阅修改《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修改稿）》，并批示：“许多句子太长，不好读。我在第32页的一段中试增了一些标点，考虑全文都增加一些标点。”与此同时，毛泽东在审阅修改八大政治报告稿“关于民族问题”部分的修改稿的时候，则批示说：“这一部分改得很好，字数不多，清爽好看。” 在毛泽东的指导和要求下，党的八大会议文件稿在原基础上有了新提升、新突破，成为载入党的历史的重要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