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邓小平为何不希望毛泽东落得斯大林的结局？（2）
其实天下的真理都可以从个人的情感中找到根据。在共产党的内部具有如此惨痛经历而又能重获历史之钥的人，唯邓小平一人而已。昔日如毛泽东和周恩来，今日如华国锋和叶剑英，权力都在邓小平之上，但他们全未体验过他坠入社会底层时的种种酸甜苦辣，不可能对当日制度中的种种弊端有如此深沉的痛楚。刘少奇和彭德怀比 他还要惨，可是他们没有重新获得权力的机会，所以他们的所有感慨都祗不过成了身後的挽歌。从这个角度说，邓是中共权力核心中空前绝後的人物，而彻底改革共产党既成制度的人物，恰恰是由共产党自己造就出来的。有些历史学家称邓小平是实用主义者，并且认定这是他的一贯精神。事实并非如此。邓本人就多次讲过他的错误，说他曾经支持了毛泽东的“反右派”和“大跃进”。不是多少具有一些理想主义色彩，邓小平当然不会有那种狂热的行为。但是，从个人情感的进程来看，邓小平的倾向实用，是无法避免的。
比如他说“最可怕的是鸦雀无声”(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二版，第144—145页。)，这话一定是发自肺腑的。落难中的邓小平，已经太多地领略了“鸦雀无声”的可怕。无声的落日黄昏，无声的乡间小路，独自一人无声的散步，工人们望着他时的无声的眼光，儿子离开他时无声的泪，还有将他数次打倒时的那些没有遭到任何反对之声的决定……
他深知国家需要共产党掌握领导权，但国家的最大问题也就是“权力过分集中的官僚主义。这种官僚主义常常以‘党的领导’、‘党的指示’、‘党的利益’、‘党的纪律’的面貌出现，这是真正的管、卡、压。”(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二版，第141—142页。)这种说法也一定有着痛楚的感受作为铺垫。因为这种官僚主义的危害不仅牵涉到他本人，甚至还危害着他的孩子。小儿子沦落山西农村，祗在极罕有的机会里才能父子相见。女儿还记得父亲为儿子送行的那一天，伤感之情令他无法自制，“面色苍白，冷汗淋漓，不能支持”。更何况还有长子朴方，因他的问题受到株连，党籍学籍不保，批斗致使胸以下全部瘫痪，在京郊一所救济院里度日如年，全靠自己唯一还能活动的双手编纸篓来维持生活，虽终日高烧不断亦不能停止劳作。听到这个消息时的那个悲痛欲绝的夜晚，邓小平夫妇至今难忘。
又比如他告诫他的听众：“要相信大多数群众有判断是非的能力。”他甚至说：“有的‘上政策’确是从实际出发的，是得到群众拥护的。这些政策现在往往也受到指责，因为它不合统一口径。”这话也一定包含着他对普通人的情感。正是由於落难江湖，他对官场中的种种虚伪更加了解，而人世间的真情常在百姓中间。诸如一个工人在他劳动的时候帮助了他，一个妇女送给他家一些做米酒的酒药，另外一位工人为他的儿子到处申诉和治病，几个工人悄悄地把他每天必经的小路修整平坦，这样的一些事情让他一家没齿难忘。十年以後，当邓小平八十岁生日的时候，他的一家想到的就是这些。女儿毛毛撰文说，这些正直的普通的中国人像“大海岸边黄金一样的沙粒”，“无论是巨浪，无论是泡沫，都永远吞蚀不了，淹没不掉”。这篇文章感人至深。像亲情、友情、爱情这样一类的情感，本是属於普通人的，邓小平如非落难，决不会有这麽深切的体验。在1978年12月13日，他尖刻地讽刺党的官员中间存在的虚伪贪鄙之风，并且痛切地发出党的领导制度需要改革；又在其後的几年中把老百姓作为改革的基本力量——这些都不是偶然的。
但是，邓小平并不希望毛泽东落得斯大林的结局。他决心寻找一条中间道路，他在一年多的时间里至少五次毫不容情地批评了“两个凡是”(邓小平五次批评“两个凡是”的时间为：1977年4月10日、5月24日、7月21日，1978年6月2日、9月16日。参见《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二版。)。不过，毛泽东的思想和毛泽东的行动是两回事，就如同作为神的毛泽东和作为人的毛泽东是两回事一样。邓小平不需要毛泽东的错误，但是他需要毛泽东的旗帜。他说：“我们在座的同志，可以说都是毛泽东思想教导出来的。没有毛泽东思想，就没有今天的中国共产党，这也丝毫不是什麽夸张”(关於这一点，邓小平讲得最多的是在1980年至1981年。参见《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二版，第148-149页。)。他的诚意得到同事的尊重，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理解，他被有些人批评为背离了毛泽东的道路，而被另外一些人指责为不能把中国彻底地从毛泽东的束缚中解放出来。邓小平并不因为这些批评而改变他的既定方针，旁人处在他的位置，可能会首鼠两端，左顾右盼，可是他这一辈子什麽阵势没见过？现在大权在握，再也用不着温和谦恭，他迳自我行我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