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點評國名黨著名將領

第16章 高樹勛 影響國民黨將領的一面旗幟(8)

                                必須保證高樹勛的安全

 

毛澤東在給高樹勛起義部隊起名字的時候,是頗費了一番心思的。

高樹勛原來想叫“和平建國軍”,但這個名字肯定是不能再用的,因為抗戰時期的汪精衛偽政權的曾用過這個名字,已經臭的不能再臭了。沿用過去的“新8軍”也不好,那是國民黨的番號。最后高樹勛從毛澤東提供的“人民建國軍”和“民主建國軍”中,選擇了“民主建國軍”。

那么,毛澤東為什么不同意把高樹勛的起義部隊編入共產黨領導的“八路軍”或“新四軍”呢?

盡管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其中有很重要的一條,就是高樹勛起義部隊離真正意義上的人民軍隊還有相當大的距離。

高樹勛起義之后,曾經在解放區接待過一名外國著名記者的采訪,說出了這種距離:

“過去,我抽的是‘三炮臺’牌香煙,現在抽的是旱煙。在天津,我那公館里有暖氣,我在這里只有一個炭盆。二十多年來,每天我都要喝一至三十杯白蘭地,現在呢,只是偶爾喝一杯‘白干兒’(本地產的酒)。”

高樹勛也許覺得這種生活水平的降低算不了什么,因為他本身就是在農村長大的,也吃過不少苦。甚至后來當了國民黨的高官之后,閑著無事的時候,他也常騎馬去農村,幫助農民收割麥子。

可是其他的中、上層軍官呢?他們未必能適應這種生活。

在國民黨軍隊中,有權、有勢的是軍官,而軍官的成份最為復雜。

國民黨軍隊的中、上級軍官多出身于富家子弟,其中有的家人是為富不仁橫行鄉里的土豪劣紳,本人則是剝削欺壓士兵的“小軍閥”。這部分人,雖然在戰場上掉轉了槍口或放下了武器,但讓他們心悅誠服地接受共產黨的政治主張和紀律約束,談何容易?

據內部資料記載,高樹勛的“民主建國軍”進駐武安地區的最初幾個月,其駐地17個村的群眾就怨聲載道,幾乎每天都有群眾找當地政府請求高樹勛部移防,甚至還準備赴邊區政府請愿。根據地的群眾與共產黨的部隊相處久了,自然容忍不了這種帶有濃厚軍閥習氣的部隊,盡管它已經“起義”。

為了把“民主建國軍”建設成一支真正意義上的人民軍隊,晉冀魯豫軍區派去一批政治工作干部,到高樹勛的軍中建立政治工作系統。

派去的政工人員,在態度和方法上也不是沒有可商榷之處。他們采取了解放區土改工作的方法,爭取下級排斥上級,鼓動士兵反對軍官。所以,他們與起義軍官的關系鬧得極不融洽。

對此,前去采訪高樹勛的外國記者有過一段生動的描述:

“再說,別看他(指高樹勛)強作歡顏,我看得出他內心的哀傷。我說不出一個究竟,我只見他和共軍指揮員同桌吃飯時很不自然,有點緊張,說笑很勉強。也許共產黨的嚴肅態度使他感到不對勁,也許沒完沒了的政治宣傳使他厭煩。也可能這是我的錯覺,不過我當時確有此種感覺。”

猜忌的種子既然已經種下,就必然要結出分裂之果。

高樹勛手下的中、高級軍官頗有怨言,仿佛更加證實了政工人員的猜忌。

1946年底,在“民主建國軍”內,發生了一起“特務案件”,把這種猜忌推向了極至。

當時因為解放區的部隊供給困難,允許部隊搞一些長途販運,主要經營布匹及日用品。晉冀魯豫軍區派去的一名保衛干部,在集市上看見民主建國軍的一位連長向一個商人舉3個手指頭,高度繃緊的政治神經使這位保衛干部認定,他就是向特務發暗號!

于是,這位形跡可疑的連長立刻被拘捕關押,哪里經得住具有豐富“肅反”經驗的專職人員的審訊?如此這般一番嚴審,該連長招供出“民主建國軍”內一批“通敵”人員,其中涉及到一些營、團級干部和更高層的領導。

于是,被招供出來的這些軍官又被秘密逮捕,陸續被送到設在潞城的神泉村訓練班審訊。這些軍官多數沒有扛住,又是一通招供,涉及的范圍越來越寬,軍官的級別越來越高,一時間“民主建國軍”駐地內謠言四起,官兵人心惶惶。

事有湊巧,這邊正在懷疑“民主建國軍”“通敵”,那邊高樹勛的司令部所在地王莊,確有國民黨人前來策反,來人是高樹勛原來部下從西安派來的,帶信給高樹勛,讓他“棄暗投明”。

高樹勛為了表示自己清白,將信立刻送給軍區首長,然后把人看守起來。沒想到,此人半夜逃跑了。有人懷疑是高樹勛有意放跑的,高樹勛有口難辯。

這更加加重了軍區政治機關的懷疑。軍區領導當即做出內部決定,指定當時給高樹勛當副司令的邢肇棠,每天跟著高樹勛,進行監視,防止他有異動。

此時,由于蔣介石加緊了對解放區的圍攻,根據地的軍民遭遇到前所未有的困難。

19476月,毛澤東指出主力打到外線去,將戰爭引向國民黨區域。對外稱是揭開戰略反攻的序幕,實際上毛澤東在給劉伯承、鄧小平的絕密電報中,寫的是陜北“甚為困難”。劉、鄧二話沒說,立即復電,半個月后行動(實際上不到十天就開始行動了),躍進到敵人后方去,直出大別山。

劉、鄧千里躍進大別山,組建了晉冀魯豫野戰軍,幾乎集中了當時晉冀魯豫軍區所有的主力部隊。晉冀魯豫軍區只留下了少量正規部隊和地方武裝,由病未全愈的晉冀魯豫軍區第一副司令員徐向前全面負責。

隨著國民黨加緊策反活動,解放區后方空虛,氣氛越來越緊張。

前方又傳來了徐州警備司令郝鵬舉被國民黨策動叛變的消息。形勢迫人,來不及多想,軍區負責首長當機立斷:“郝鵬舉叛變了,我們對高樹勛要先下手為強,打主動仗!”

為了解決“民主建國軍”的問題,于19475-6月間,調來了駐扎在山西晉城的新四軍李

先念部第5師第13旅、第15旅共7個團,進駐長治。

1947614日清晨,晉冀魯豫軍區派一個團,去抓高樹勛。民主建國軍警衛團因不了解情況,與抓高樹勛的部隊發生了槍戰。槍戰只持續了幾分鐘,就被趕來的民主建國軍政治部領導喝止。

正在學習毛澤東《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的高樹勛聽到槍聲,不知道發生了什么事情,趕緊從院子里跑到會客室去打電話,搖了半天沒聲音,知道電話線已被割斷了。

院子里的衛隊聽到了外面的喊聲,都掏出槍來,準備還擊,高樹勛命令:“不許開槍,誰也不許開槍!”衛隊這才把槍都放了下來。

抓捕高樹勛的部隊在給軍區首長的報告中說:“經戰斗,解除了高樹勛的武裝。”

次日,高樹勛夫婦被押到軍區晉冀魯豫駐地,繼續審查,含冤被囚。

晉冀魯豫軍區很快將情況報告給中共中央,毛澤東回電說:“高樹勛起義有功,必須保證他的人身安全。”

時隔多年,已經成了中央軍委主席的鄧小平,對解決高樹勛問題做了評價;

“我一直遺憾的是,后來我們對高樹勛處理不公道。他的功勞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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