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李宗仁 戰火歲月與流落中的家國情（10）

毛澤東第二次接見李宗仁

然而，天不隨人愿，李宗仁歡樂的新生活僅1年多，不幸之神便降臨到他的頭上，夫人郭德潔女士因癌癥于1966年3月21日逝世，享年60歲。此時李宗仁先生已是76歲的老人了，夫人的逝世，使他傷懷不己。

這時，“文化大革命”已經在全國如暴風驟雨般地降臨了。李宗仁開始擔心起來。他不明白，為什么正當國家建設蓬勃發展的時候，發動這場“文化大革命”呢？所幸的是在這場運動中，他被周恩來安排送到三0一醫院保護了起來。

1966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17周年。李宗仁應邀登上天安門參加慶祝活動。站在天安門城樓上的李宗仁，目睹波瀾壯闊的場面，并沒有激動起來。一方面，他很高興黨和國家領導人在文化大革命中，依然給予他的禮遇；另一方面又為這動蕩不安的局面深深憂慮著。此時的毛澤東很高興很活躍，他和林彪熱情地檢閱著紅衛兵隊伍，興高采烈地接見了紅衛兵代表。

隨后，毛澤東看見了李宗仁，便馬上興致勃勃地向李宗仁走過來，邊走邊向李宗仁伸出手來，李宗仁趕忙伸出雙手，去握住毛主席的右手，兩人一邊握手一邊搖晃。

當時在場的解放軍畫報攝影記者孟昭瑞迅速抓拍下了這一場面。并且做了如下記述：

一九六六年國慶節，毛主席邀請李宗仁先生上天安門，故意地站在城樓的中間熱情地握著他的手，似乎為了讓所有的人都能看到這一歷史性的會見。這充分地體現了黨的統一戰線政策是堅定不移的。當時，我只是不停地拍照，但仍然能清晰地聽到毛主席帶著濃重的湖南口音對李宗仁說：“請多保重身體，共產黨不會忘記你的。”

毛澤東邊與李宗仁握手，邊請李宗仁到休息室去吃茶。來到休息室，毛澤東請李宗仁坐在沙發上位，李宗仁說：“主席在這里，我怎么好坐在上位呢！”

毛澤東說：“你比我年歲大，是老大哥，應該坐在這里。”在休息室，毛澤東和李宗仁進行了坦誠的長時間的談話。事后，李宗仁將毛澤東與他的談話詳情告訴了尹冰彥先生。尹冰彥做了如下記錄：

坐下之后，毛澤東點起香煙，邊吸邊說群眾是發動起來了，群眾一起來，那就不能完全依靠個人的想法去做。毛主席說火頭是他自己燒起來的，點火容易滅火難。看來這火還要燒一個時期。接著毛問李宗仁對這場文化大革命有什么看法，有什么意見，希望李宗仁坦率地談談。

李宗仁很謙遜地說：“毛主席高瞻遠矚，英明偉大，古今中外任何國家領袖，沒有一個人能有這么大的魄力來發動這場革命。目前雖然稍亂一點，但是為子孫后世著想是要付出一些代價的。”

李宗仁又把北伐時期，在武漢和蘇聯顧問鮑羅廷的一段談話講了一遍：當時革命軍打到了長江中下游，攻克了重鎮武漢和南京，由于革命隊伍內部發生了嚴重分裂，李宗仁由南京到武漢進行調處。在他會見鮑羅廷的時候，除了對革命形勢做了分析外，鮑羅廷說革命就是和婦女分娩一樣，為了生兒育女，就難免這一時之苦，受了這個痛苦就換來了將來有子女的幸福。李對鮑說：“痛苦對產婦來說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作為一個助產生就要盡可能減少她的痛苦。”李宗仁用這段回憶來比喻文化大革命，他的意思是說當前的亂是為了未來的治，作為領導人要盡可能縮小這亂的范圍和程度。

毛主席認為李宗仁的話很對，并且表示他也正在做這個制亂的工作。并說明當前的問題很多，要一件一件地去解決。譬如紅衛兵小將們給各民主黨派下“哀的美敦書”，勒令限期取消組織，這是不可以的；聽說他們砸爛政協，要徹底毀滅統一戰線，這更是不對的。接著，毛主席把統一戰線在民主革命中的作用、貢獻和社會主義時期統一戰線的必要性，對李做了說明。最后，毛主席明確地說民主黨派不能取消，這要對紅衛兵說清楚，有些人可能聽不進去，但這要好好地做工作，說服教育他們。

毛主席講完了問李宗仁說：“李先生，你的看法怎么樣？”李宗仁急忙連聲說：“毛主席英明高見，我從前根本不曉得這些道理，今天算是頓開茅塞。”

毛主席和李宗仁走出休息室，回到原來的位置上，繼續檢閱游行隊伍。檢閱完了有幾位新聞記者立即圍住了李宗仁，詢問毛主席和他談話的內容。李說：“只談家常生活，沒有別的內容。”

1968年4月，由于李宗仁心情抑郁，生活上缺乏很好的照料，其身體每況愈下，得了肺炎。住院期間，大便大量出血，經檢查確診是直腸癌。在醫生的幫助下，他戰勝了死神，手術相當成功，但不久又患了嚴重的肺氣腫，一支氣管喪失功能，終日離不開氧氣瓶。

1969年1月下旬，李宗仁知道自己將不久于人世，對前來探望的尹冰彥氣喘吁吁地說：“我的日子不會再有多久了，我能夠回來死在自己的國家里，了卻了我一件最大的心愿。回來以后本想在臺灣問題上做點工作――我的那些想法曾對你講過，還沒有來得及向周總理提出，現在什么都來不及了。臺灣總是要統一的，但是可惜我是看不見了。這是我沒有了卻的一樁心事。那些書（指李帶回來的很多線裝書，如《二十四史》、《四部備要》等）送給廣西圖書館，書畫送給政府，那幾瓶酒想著送給毛主席、周總理吧！”他提到的那些書畫均是齊白石、徐悲鴻等與其六往時送的上等精品，甚至還有不少是他多年收藏的文徵明、鄭板橋、何紹基等人的書畫珍品。他在美期間，兒子李志圣曾要求留幾幅給自己，李宗仁未答應。李宗仁歸國后曾向人說起過事。他說：“這些東西我把它看作國家的珍貴文物，帶回國總算沒有離開自己的國家，留在美國，最后必然為外國所有，況且這些畫又都有我的名字，怎能使它流落國外呢？為了這件小事，志圣很不諒解，他連封信都不給我寄來。”

李宗仁提到的那幾瓶酒也頗不尋常，其中大部分是法國的白蘭地和英國的威士忌，都有兩個多世紀的歷史了，僅在李宗仁手中就保存了幾十年之久。酒瓶上都有歷代專家鑒定的簽字和貼有收藏家的簽名封條。這幾瓶酒從外國代表團送給李宗仁的，跟隨其南征北戰，飄洋過海，始終與主人“形影不離”，足見其珍貴程度。李宗仁回國后曾多次向人提起，說這種酒可以入藥。他特意留著準備在適當的時機送給毛主席和周總理。但酒還未送，人已不起。此時仍念念不忘此事，其意義已經遠遠超出這幾瓶酒本身，它充分表達了一位愛國老人對我們黨和國家領導人的深厚感情與謝意，也寄托著這位彌留的老人對新中國的希望。

李宗仁在彌留之際，由別人代筆口授了一封給毛主席和周總理的信，信上說：“我在1965年毅然從海外回到祖國所走的這一條路是走對了的。我們祖國的潛力是舉世無匹的，我們祖國的前途是無限光明的。在這個偉大時代，我深深地感到能成為中國人民的一分子是一個無比的光榮。在我快要離開人世的最后一刻，我還深以留在臺灣和海外的國民黨人和一切愛國的知識分子的前途為念。他們目前只有一條路，就是同我一樣回到祖國的懷抱……”

周恩來總理看了此信后，感嘆地說：“李先生的這封信，是一個歷史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