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戰爭勝利后的時局和我們的方針

　　這是毛澤東在延安干部會議上的講演。這篇講演根據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階級分析的方法，深刻地分析了抗日戰爭勝利后的中國政治的基本形勢，并且提出了無產階級的革命策略。正如毛澤東一九四五年四月在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的開幕詞中所指出的，在打敗了日本帝國主義以后，中國仍然有成為一個新中國和還是一個老中國的兩種命運，兩個前途。以蔣介石為代表的中國大地主大資產階級，要從人民手中奪取抗日戰爭勝利的果實，要使中國仍舊成為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專政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國家。代表無產階級和人民大眾利益的中國共產黨，一方面要盡力爭取和平，反對內戰，另一方面必須對于蔣介石發動全國規模內戰的反革命計劃有充分的準備，采取正確的方針，這就是說，對于帝國主義和反動派不抱幻想，不怕威嚇，堅決保衛人民的斗爭果實，努力建立無產階級領導的、人民大眾的、新民主主義的新中國。中國的兩種命運、兩個前途的決定勝敗的斗爭，就是從抗日戰爭結束直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這個歷史時期的內容，這個歷史時期就是中國人民解放戰爭或第三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蔣介石在美國帝國主義的援助下，在抗日戰爭結束以后一再撕毀和平的協議，發動了空前的反革命的大內戰，企圖消滅人民力量。由于中國共產黨的正確領導，中國人民只經歷了四年的斗爭，就在全國范圍內取得了戰勝蔣介石、建立新中國的偉大勝利。 
　　最近幾天是遠東時局發生極大變動的時候。日本帝國主義投降的大勢已經定了。日本投降的決定因素是蘇聯參戰。百萬紅軍進入中國的東北，這個力量是不可抗拒的。日本帝國主義已經不能繼續打下去了。中國人民的艱苦抗戰，已經取得了勝利。抗日戰爭當作一個歷史階段來說，已經過去了。 
　　在這種形勢下面，中國國內的階級關系，國共兩黨的關系，現在怎么樣，將來可能怎么樣？我黨的方針怎么樣？這是全國人民很關心的問題，是全黨同志很關心的問題。 
　　國民黨怎么樣？看它的過去，就可以知道它的現在；看它的過去和現在，就可以知道它的將來。這個黨過去打過整整十年的反革命內戰。在抗日戰爭中間，在一九四○年、一九四一年和一九四三年，它發動過三次大規模的反共高潮⑴，每一次都準備發展成為全國范圍的內戰，僅僅由于我黨的正確政策和全國人民的反對，才沒有實現。中國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政治代表蔣介石，大家知道，是一個極端殘忍和極端陰險的家伙。他的政策是袖手旁觀，等待勝利，保存實力，準備內戰。果然勝利被等來了，這位“委員長”現在要“下山”⑵了。八年來我們和蔣介石調了一個位置：以前我們在山上，他在水邊⑶；抗日時期，我們在敵后，他上了山。現在他要下山了，要下山來搶奪抗戰勝利的果實了。 
　　我們解放區的人民和軍隊，八年來在毫無外援的情況之下，完全靠著自己的努力，解放了廣大的國土，抗擊了大部的侵華日軍和幾乎全部的偽軍。由于我們的堅決抗戰，英勇奮斗，大后方⑷的二萬萬人民才沒有受到日本侵略者摧殘，二萬萬人民所在的地方才沒有被日本侵略者占領。蔣介石躲在峨眉山上，前面有給他守衛的，這就是解放區，就是解放區的人民和軍隊。我們保衛了大后方的二萬萬人民，同時也就保衛了這位“委員長”，給了他袖手旁觀、坐待勝利的時間和地方。時間——八年零一個月，地方——二萬萬人民所在的地方，這些條件是我們給他的。沒有我們，他是旁觀不成的。那末，“委員長”是不是感謝我們呢？他不！此人歷來是不知感恩的。蔣介石是怎樣上臺的？是靠北伐戰爭，靠第一次國共合作，靠那時候人民還沒有摸清他的底細，還擁護他。他上了臺，非但不感謝人民，還把人民一個巴掌打了下去，把人民推入了十年內戰的血海。這段歷史同志們都是知道的。這一次抗日戰爭，中國人民又保衛了他。現在抗日戰爭勝利了，日本要投降了，他絕不感謝人民，相反地，翻一翻一九二七年的老賬，還想照樣來干。蔣介石說中國過去沒有過“內戰”，只有過“剿匪”；不管叫做什么吧，總之是要發動反人民的內戰，要屠殺人民。 
　　當全國規模的內戰還沒有爆發的時候，人民中間和我們黨內的許多同志中間，對于這個問題還不是都認識得清楚的。因為大規模的內戰還沒有到來，內戰還不普遍、不公開、不大量，就有許多人認為：“不一定吧！”還有許多人怕打內戰。怕，是有理由的，因為過去打了十年，抗戰又打八年，再打，怎么得了。產生怕的情緒是很自然的。對于蔣介石發動內戰的陰謀，我黨所采取的方針是明確的和一貫的，這就是堅決反對內戰，不贊成內戰，要阻止內戰。今后我們還要以極大的努力和耐心領導著人民來制止內戰。但是，必須清醒地看到，內戰危險是十分嚴重的，因為蔣介石的方針已經定了。按照蔣介石的方針，是要打內戰的。按照我們的方針，人民的方針，是不要打內戰的。不要打內戰的只是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可惜不包括蔣介石和國民黨。一個不要打，一個要打。如果兩方面都不要打，就打不起來。現在不要打的只是一個方面，并且這一方面的力量又還不足以制止那一方面，所以內戰危險就十分嚴重。 
　　蔣介石要堅持獨裁和內戰的反動方針，我黨曾經及時地指明了這一點。在黨的七次代表大會以前、七次代表大會中間和七次代表大會以后，我們曾經進行了相當充分的工作，喚起人民對于內戰危險的注意，使全國人民、我們的黨員和軍隊，早有精神準備。這一點很重要，有這一點和沒有這一點是大不相同的。一九二七年的時候，我黨還是幼年的黨，對于蔣介石的反革命的突然襲擊毫無精神準備，以致人民已經取得的勝利果實跟著就失掉了，人民遭受了長期的災難，光明的中國變成了黑暗的中國。這一次不同了，我黨已經有了三次革命的豐富經驗，黨的政治成熟程度已經大大提高了。黨中央再三再四地講明內戰危險，使全國人民、全黨同志和黨所領導的軍隊，都處于有準備的狀態中。 
　　蔣介石對于人民是寸權必奪，寸利必得。我們呢？我們的方針是針鋒相對，寸土必爭。我們是按照蔣介石的辦法辦事。蔣介石總是要強迫人民接受戰爭，他左手拿著刀，右手也拿著刀。我們就按照他的辦法，也拿起刀來。這是經過調查研究以后才找到的辦法。這個調查研究很重要。看到人家手里拿著東西了，我們就要調查一下。他手里拿的是什么？是刀。刀有什么用處？可以殺人。他要拿刀殺誰？要殺人民。調查了這幾件事，再調查一下：中國人民也有手，也可以拿刀，沒有刀可以打一把。中國人民經過長期的調查研究，發現了這個真理。軍閥、地主、土豪劣紳、帝國主義，手里都拿著刀，要殺人。人民懂得了，就照樣辦理。我們有些人，對于這個調查研究常不注意。例如陳獨秀⑸，他就不知道拿著刀可以殺人。有人說，這是普遍的日常真理，共產黨的領導人還會不知道？這很難說。他沒有調查研究就不懂得這件事，所以我們給他起個名字，叫做機會主義者。沒有調查研究就沒有發言權，我們取消了他的發言權。我們采取了和陳獨秀不同的辦法，使被壓迫、被屠殺的人民拿起刀來，誰如果再要殺我們，我們就照樣辦理。不久以前，國民黨調了六個師來打我們關中分區，有三個師打進來了，占領了寬一百里、長二十里的地方。我們也照他的辦法，把在這寬一百里、長二十里地面上的國民黨軍隊，干凈、徹底、全部消滅之⑹。我們是針鋒相對，寸土必爭，絕不讓國民黨輕輕易易地占我們的地方，殺我們的人。當然，寸土必爭，并不是說要像過去“左”傾路線那樣“不放棄根據地的一寸土地”。這一回我們就放棄了寬一百里、長二十里的地方。七月底放棄，八月初收回。在皖南事變以后，有一次，國民黨的聯絡參謀問我們的動向如何。我說，你天天在延安還不清楚？“何反我亦反，何停我亦停”⑺。那時候還沒有提出蔣介石的名字，只提何應欽。現在是：“蔣反我亦反，蔣停我亦停。”照他的辦法辦理。現在蔣介石已經在磨刀了，因此，我們也要磨刀。 
　　人民得到的權利，絕不允許輕易喪失，必須用戰斗來保衛。我們是不要內戰的。如果蔣介石一定要強迫中國人民接受內戰，為了自衛，為了保衛解放區人民的生命、財產、權利和幸福，我們就只好拿起武器和他作戰。這個內戰是他強迫我們打的。如果我們打不贏，不怪天也不怪地，只怪自己沒有打贏。但是誰要想輕輕易易地把人民已經得到的權利搶去或者騙去，那是辦不到的。去年有個美國記者問我：“你們辦事，是誰給的權力？”我說：“人民給的。”如果不是人民給的，還有誰給呢？當權的國民黨沒有給。國民黨是不承認我們的。我們參加國民參政會，按照參政會條例的規定，是以“文化團體”的資格⑻。我們說，我們不是“文化團體”，我們有軍隊，是“武化團體”。今年三月一日蔣介石說過：共產黨交出軍隊，才有合法地位。蔣介石的這句話，現在還適用。我們沒有交出軍隊，所以沒有合法地位，我們是“無法無天”。我們的責任，是向人民負責。每句話，每個行動，每項政策，都要適合人民的利益，如果有了錯誤，定要改正，這就叫向人民負責。同志們，人民要解放，就把權力委托給能夠代表他們的、能夠忠實為他們辦事的人，這就是我們共產黨人。我們當了人民的代表，必須代表得好，不要像陳獨秀。陳獨秀對于反革命向人民的進攻，不是采取針鋒相對、寸土必爭的方針，結果在一九二七年的幾個月內，把人民已經取得的權利統統喪失干凈。這一次我們就要注意。我們和陳獨秀的方針絕不相同，任何騙人的東西都騙不了我們。我們要有清醒的頭腦和正確的方針，要不犯錯誤。 
　　抗戰勝利的果實應該屬誰？這是很明白的。比如一棵桃樹，樹上結了桃子，這桃子就是勝利果實。桃子該由誰摘？這要問桃樹是誰栽的，誰挑水澆的。蔣介石蹲在山上一擔水也不挑，現在他卻把手伸得老長老長地要摘桃子。他說，此桃子的所有權屬于我蔣介石，我是地主，你們是農奴，我不準你們摘。我們在報上駁了他⑼。我們說，你沒有挑過水，所以沒有摘桃子的權利。我們解放區的人民天天澆水，最有權利摘的應該是我們。同志們，抗戰勝利是人民流血犧牲得來的，抗戰的勝利應當是人民的勝利，抗戰的果實應當歸給人民。至于蔣介石呢，他消極抗戰，積極反共，是人民抗戰的絆腳石。現在這塊絆腳石卻要出來壟斷勝利果實，要使抗戰勝利后的中國仍然回到抗戰前的老樣子，不許有絲毫的改變。這樣就發生了斗爭。同志們，這是一場很嚴重的斗爭。 
　　抗戰勝利的果實應該屬于人民，這是一個問題；但是，勝利果實究竟落到誰手，能不能歸于人民，這是另一個問題。不要以為勝利的果實都靠得住落在人民的手里。一批大桃子，例如上海、南京、杭州等大城市，那是要被蔣介石搶去的。蔣介石勾結著美國帝國主義，在那些地方他們的力量占優勢，革命的人民還基本上只能占領鄉村。另一批桃子是雙方要爭奪的。太原以北的同蒲，平綏中段，北寧，鄭州以北的平漢，正太，白晉⑽，德石，津浦，膠濟，鄭州以東的隴海，這些地方的中小城市是必爭的，這一批中小桃子都是解放區人民流血流汗灌溉起來的。究竟這些地方能不能落到人民的手里，現在還不能說。現在只能講兩個字：力爭。靠得住落在人民手里的有沒有呢？有的，河北、察哈爾、熱河⑾、山西的大部、山東、江蘇的北部，這些地方的大塊鄉村和大批城市，鄉村和鄉村打成一片，上百的城市一塊，七八十個城市一塊，四五十個城市一塊，大小三、四、五、六塊。什么城市？中等城市和小城市。這是靠得住的，我們的力量能夠取得這批勝利果實。得到了這批果實，在中國革命的歷史上還是頭一次。歷史上，我們只在一九三一年下半年打破了敵人的第三次“圍剿”以后，江西中央區聯合起來有過二十一個縣城⑿，但是還沒有中等城市。二十一個小城市聯在一起，最多的時候有過二百五十萬人口。依靠著這些，中國人民就能奮斗那樣久的時間，取得那樣大的勝利，粉碎那樣大的“圍剿”。后來我們打輸了，這不能怪蔣介石，要怪我們自己沒有打好。如果這一次，大小城市幾十個聯成一塊，有了三四五六塊的話，中國人民就有了三四五六個大于江西中央區的革命根據地，中國革命的形勢就很可觀了。 
　　從整個形勢看來，抗日戰爭的階段過去了，新的情況和任務是國內斗爭。蔣介石說要“建國”，今后就是建什么國的斗爭。是建立一個無產階級領導的人民大眾的新民主主義的國家呢，還是建立一個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專政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國家？這將是一場很復雜的斗爭。目前這個斗爭表現為蔣介石要篡奪抗戰勝利果實和我們反對他的篡奪的斗爭。這個時期如果有機會主義的話，那就是不力爭，自愿地把人民應得的果實送給蔣介石。 
　　公開的全面的內戰會不會爆發？這決定于國內的因素和國際的因素。國內的因素主要是我們的力量和覺悟程度。會不會因為國際國內的大勢所趨和人心所向，經過我們的奮斗，使內戰限制在局部的范圍，或者使全面內戰拖延時間爆發呢？這種可能性是有的。 
　　蔣介石要放手發動內戰也有許多困難。第一，解放區有一萬萬人民、一百萬軍隊、二百多萬民兵。第二，國民黨統治地區的覺悟的人民是反對內戰的，這對蔣介石是一種牽制。第三，國民黨內部也有一部分人不贊成內戰。目前的形勢和一九二七年的時候是大不相同了。特別是我黨目前的情況和一九二七年時候的情況大不相同。那時候的黨是幼年的黨，沒有清醒的頭腦，沒有武裝斗爭的經驗，沒有針鋒相對的方針。現在黨的覺悟程度已經大大地提高了。 
　　除了我們的覺悟，無產階級先鋒隊的覺悟問題以外，還有一個人民群眾的覺悟問題。當著人民還不覺悟的時候，把革命果實送給人家是完全可能的。這種事在歷史上曾經有過。今天中國人民的覺悟程度也已經是大大地提高了。我黨在人民中的威信從來沒有過現在這樣高。但是，在人民中間，主要是在日本占領區和國民黨統治區的人民中間，還有相當多的人相信蔣介石，存在著對于國民黨和美國的幻想，蔣介石也在努力散布這種幻想。中國人民中有這樣一部分人還不覺悟，就是說明我們的宣傳工作和組織工作還做得很不夠。人民的覺悟不是容易的，要去掉人民腦子中的錯誤思想，需要我們做很多切切實實的工作。對于中國人民腦子中的落后的東西，我們要去掃除，就像用掃帚打掃房子一樣。從來沒有不經過打掃而自動去掉的灰塵。我們要在人民群眾中間，廣泛地進行宣傳教育工作，使人民認識到中國的真實情況和動向，對于自己的力量具備信心。 
　　人民靠我們去組織。中國的反動分子，靠我們組織起人民去把他打倒。凡是反動的東西，你不打，他就不倒。這也和掃地一樣，掃帚不到，灰塵照例不會自己跑掉。陜甘寧邊區南面有條介子河。介子河南是洛川，河北是富縣。河南河北兩個世界。河南是國民黨的，因為我們沒有去，人民沒有組織起來，齷齪的東西多得很。我們有些同志就是相信政治影響，以為靠著影響就可以解決問題。那是迷信。一九三六年，我們住在保安⒀。離保安四五十里的地方有個地主豪紳的土圍子。那時候黨中央的所在地就在保安，政治影響可謂大矣，可是那個土圍子里的反革命就是死不投降。我們在南面掃、北面掃，都不行，后來把掃帚搞到里面去掃，他才說：“啊喲！我不干了。”⒁世界上的事情，都是這樣。鐘不敲是不響的。桌子不搬是不走的。蘇聯紅軍不進入東北，日本就不投降。我們的軍隊不去打，敵偽就不繳槍。掃帚到了，政治影響才能充分發生效力。我們的掃帚就是共產黨、八路軍和新四軍。手里拿著掃帚就要研究掃的辦法，不要躺在床上，以為會來一陣什么大風，把灰塵統統刮掉。我們馬克思主義者是革命的現實主義者，絕不作空想。中國有句古話說：“黎明即起，灑掃庭除。”⒂黎明者，天剛亮也。古人告訴我們，在天剛亮的時候，就要起來打掃。這是告訴了我們一項任務。只有這樣想，這樣做，才有益處，也才有工作做。中國的地面很大，要靠我們一寸一寸地去掃。 
　　我們的方針要放在什么基點上？放在自己力量的基點上，叫做自力更生。我們并不孤立，全世界一切反對帝國主義的國家和人民都是我們的朋友。但是我們強調自力更生，我們能夠依靠自己組織的力量，打敗一切中外反動派。蔣介石同我們相反，他完全是依靠美國帝國主義的幫助，把美國帝國主義作為靠山。獨裁、內戰和賣國三位一體，這一貫是蔣介石方針的基本點。美國帝國主義要幫助蔣介石打內戰，要把中國變成美國的附庸，它的這個方針也是老早定了的。但是，美國帝國主義是外強中干的。我們要有清醒的頭腦，這里包括不相信帝國主義的“好話”和不害怕帝國主義的恐嚇。曾經有個美國人向我說：“你們要聽一聽赫爾利的話，派幾個人到國民黨政府里去做官。”⒃我說：“捆住手腳的官不好做，我們不做。要做，就得放開手放開腳，自由自在地做，這就是在民主的基礎上成立聯合政府。”他說：“不做不好。”我問：“為什么不好？”他說：“第一，美國人會罵你們；第二，美國人要給蔣介石撐腰。”我說：“你們吃飽了面包，睡足了覺，要罵人，要撐蔣介石的腰，這是你們美國人的事，我不干涉。現在我們有的是小米加步槍，你們有的是面包加大炮。你們愛撐蔣介石的腰就撐，愿撐多久就撐多久。不過要記住一條，中國是什么人的中國？中國絕不是蔣介石的，中國是中國人民的。總有一天你們會撐不下去！”同志們，這個美國人的話是嚇人的。帝國主義者就會嚇人的那一套，殖民地有許多人也就是怕嚇。他們以為所有殖民地的人都怕嚇，但是不知道中國有這么一些人是不怕那一套的。我們過去對于美國的扶蔣反共政策作了公開的批評和揭露，這是必要的，今后還要繼續揭穿它。 
　　蘇聯出兵了，紅軍來援助中國人民驅逐侵略者，這是中國歷史上從來沒有過的事。這件事情所發生的影響，是不可估計的。美國和蔣介石的宣傳機關，想拿兩顆原子彈把紅軍的政治影響掃掉。但是掃不掉，沒有那樣容易。原子彈能不能解決戰爭？不能。原子彈不能使日本投降。只有原子彈而沒有人民的斗爭，原子彈是空的。假如原子彈能夠解決戰爭，為什么還要請蘇聯出兵？為什么投了兩顆原子彈日本還不投降，而蘇聯一出兵日本就投降了呢？我們有些同志也相信原子彈了不起，這是很錯誤的。這些同志看問題，還不如一個英國貴族。英國有個勛爵，叫蒙巴頓。他說，認為原子彈能解決戰爭是最大的錯誤⒄。我們這些同志比蒙巴頓還落后。這些同志把原子彈看得神乎其神，是受了什么影響呢？是資產階級的影響。這種影響是從哪里來的呢？是從資產階級的學校教育中來的，是從資產階級的報紙、通訊社來的。有兩種世界觀、方法論：無產階級的世界觀、方法論和資產階級的世界觀、方法論。這些同志把資產階級的世界觀、方法論，經常拿在手里；無產階級的世界觀、方法論，卻經常丟在腦后。我們隊伍中的唯武器論，單純軍事觀點，官僚主義、脫離群眾的作風，個人主義思想，等等，都是資產階級的影響。對于我們隊伍中的這些資產階級的東西，也要像打掃灰塵一樣，常常掃除。 
　　蘇聯的參戰，決定了日本的投降，中國的時局發展到了一個新的時期。新時期和抗日戰爭時期之間有一個過渡階段。過渡階段的斗爭，就是反對蔣介石篡奪抗戰勝利果實的斗爭。蔣介石要發動全國規模的內戰，他的方針已經定了，我們對此要有準備。全國性的內戰不論哪一天爆發，我們都要準備好。早一點，明天早上就打吧，我們也在準備著。這是第一條。現在的國際國內形勢，有可能把內戰暫時限制在局部范圍，內戰可能暫時是若干地方性的戰爭。這是第二條。第一條我們準備著，第二條是早已如此。總而言之，我們要有準備。有了準備，就能恰當地應付各種復雜的局面。 

　　注　　釋 
　　〔1〕 關于國民黨反動派發動三次反共高潮的經過，見本書第三卷《評國民黨十一中全會和三屆二次國民參政會》。 
　　〔2〕這里所說的“山”，即峨眉山，實際上是泛指中國西南、西北部的山區。自一九三八年武漢被日軍侵占以后，蔣介石自己和他所指揮的很大一部分部隊就躲在這些山區里，坐觀解放區軍民在敵后同日本侵略者作艱苦的斗爭。 
　　〔3〕抗日戰爭以前，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根據地，大多數建立在山區。當時，蔣介石的統治中心是在沿江、沿海的大城市。所以毛澤東說一在“山上”，一在“水邊”。 
　　〔4〕 見本書第二卷《和中央社、掃蕩報、新民報三記者的談話》注〔3〕。 
　　〔5〕 見本書第一卷《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注〔4〕。 
　　〔6〕一九四五年七月二十一日，胡宗南所部國民黨軍暫編第五十九師突向陜甘寧邊區關中分區淳化縣的爺臺山發起攻擊。隨后又以預備第三師和暫編第十五師加入進攻。邊區部隊于七月二十七日主動撤出爺臺山及其以西四十一個村莊。國民黨軍占領上述地區后，繼續向邊區腹地進犯。邊區部隊于八月八日對進犯的國民黨軍隊發起自衛反擊，收復了爺臺山地區。 
　　〔7〕國民黨的聯絡參謀，是抗日戰爭時期國民黨政府派到延安做聯絡工作的人員。“何”，指何應欽。一九四○年十月十九日和十二月八日，蔣介石曾經用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參謀總長何應欽和副參謀總長白崇禧的名義先后發出“皓”“齊”兩電，對堅持敵后抗戰的八路軍、新四軍大肆誣蔑，強迫命令黃河以南的八路軍、新四軍限期撤至黃河以北。接著，國民黨反動派即制造了襲擊新四軍北移部隊的皖南事變。中國共產黨對此進行了針鋒相對的斗爭。毛澤東在這里指何應欽為發動反共高潮的國民黨反動派的代表，實際上就是指蔣介石。 
　　〔8〕國民參政會是一九三八年國民黨政府成立的一個僅屬咨詢性質的機關，對國民黨政府的政策措施沒有任何約束權力。參政員都是由國民黨政府指定的，雖也包含了一些各抗日黨派的代表，但是國民黨員占大多數。國民黨政府不承認各抗日黨派的平等合法地位，也不讓它們的代表以黨派代表的身份參加國民參政會。國民黨政府一九三八年四月頒布的《國民參政會組織條例》第三條中規定：“曾在各重要文化團體或經濟團體服務三年以上，著有信望，或努力國事，信望久著之人員”，得為國民參政會參政員。當時國民黨就是按照這項規定，指定了中國共產黨的參政員。 
　　〔9〕 見本卷《蔣介石在挑動內戰》。 
　　〔10〕 白晉，指當時山西省東南部由祁縣的白圭到晉城的一條未完成的鐵路。 
　　〔11〕察哈爾，原來是一個省，一九五二年撤銷，原轄地區劃歸河北、山西兩省。熱河，原來也是一個省，一九五五年撤銷，原轄地區劃歸河北、遼寧兩省和內蒙古自治區。 
　　〔12〕這里所說的二十一個縣城，是指江西省的瑞金、會昌、尋烏、安遠、信豐、于都、興國、寧都、廣昌、石城、黎川和福建省的建寧、泰寧、寧化、清流、歸化（今明溪）、龍巖、長汀、連城、上杭、永定。 
　　〔13〕 保安是當時陜西省西北部的一個縣，即現在的志丹縣。中共中央從一九三六年七月初至一九三七年一月上旬駐在保安。以后遷往延安。 
　　〔14〕這里說的土圍子，是指保安縣西南的旦八寨。該寨有二百余戶人家，地形極為險要。當地地主豪紳兼民團團總曹俊章率反動武裝百余人，長期盤據該寨。紅軍多次圍攻未能打下。一九三六年八月，紅軍一面用地方武裝圍困，一面爭取寨內基本群眾，瓦解寨內敵軍。同年十二月，曹俊章率少數人員逃跑，旦八寨獲得解放。 
　　〔15〕 見明末清初人朱柏廬所著《治家格言》。 
　　〔16〕這里所說的“美國人”，是指美軍在延安的觀察組組長包瑞德上校。這個觀察組是當時參加對日作戰的美國軍隊在一九四四年取得中國共產黨同意后派往延安的。赫爾利，參見本書第三卷《愚公移山》注〔3〕。 
　　〔17〕蒙巴頓（一九○○——一九七九），當時擔任東南亞盟軍最高指揮官。一九四五年八月九日，他發表談話，歡迎蘇聯參加對日作戰，并說：“認為原子彈會停止遠東戰爭是一個最大的錯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