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共合作成立后的迫切任務

　　還在一九三三年，中國共產黨就發表了在停止進攻紅軍、給民眾以自由和武裝民眾三個條件之下，準備同任何國民黨部隊訂立抗日協定的宣言。那是因為在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發生后，中國人民的首要任務已經是反對日本帝國主義進攻中國了。但是我們的目的沒有達到。
　　一九三五年八月，中國共產黨和中國紅軍號召各黨各派和全國同胞組織抗日聯軍和國防政府，共同反對日本帝國主義〔1〕。同年十二月，中國共產黨通過了同民族資產階級組織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決議〔2〕〔3〕。一九三六年五月，紅軍又發表了要求南京政府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通電〔4〕。同年八月，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又對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送了一封信，要求國民黨實行停戰，并組織兩黨的統一戰線，共同反對日本帝國主義〔5〕。同年九月，共產黨又作了在中國建立統一的民主共和國的決議〔8〕。不但發了這些宣言、通電、書信和決議，而且派遣了自己的代表，多次和國民黨方面進行談判，然而還是沒有結果。直至西安事變〔9〕發生，在一九三六年年底，中國共產黨的全權代表才同國民黨的主要負責人取得了在當時政治上的一個重要的共同點，即是兩黨停止內戰，并實現了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這是中國歷史上的一件大事，從此建立了兩黨重新合作的一個必要的前提。
　　今年二月十日，當國民黨三中全會的前夜，中國共產黨中央為了具體地建立兩黨合作，乃以一個系統的建議電告該會〔10〕。在這個電報內，要求國民黨向共產黨保證停止內戰，實行民主自由，召開國民大會，迅速準備抗日和改良人民生活等五項；共產黨也向國民黨保證取消兩個政權敵對，紅軍改變名稱，在革命根據地實行新民主制度和停止沒收地主的土地等四項。這也是一個重要的政治步驟，因為如果沒有這一步驟，則兩黨合作的建立勢將推遲，而這對于迅速準備抗日是完全不利的。
　　自此以后，兩黨的談判接近了一步。關于兩黨共同的政治綱領問題，要求開放民眾運動和釋放政治犯問題，紅軍改名問題等，共產黨方面都提出了更具體的建議。雖然共同綱領的頒布，民眾運動的開放，革命根據地的新制度的承認等事，至今還沒有實現；然而紅軍改名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按抗日戰線的戰斗序列，又稱第十八集團軍）的命令，已在平津失守約一個月之后頒布了。還在七月十五日就已交付了國民黨的中國共產黨中央為宣布兩黨合作成立的宣言，以及當時約定隨之發表的蔣介石氏承認中國共產黨的合法地位的談話，雖延擱太久，未免可惜，也于九月二十二日和二十三日，正當前線緊張之際，經過國民黨的中央通訊社，先后發表了。共產黨的這個宣言和蔣介石氏的這個談話，宣布了兩黨合作的成立，對于兩黨聯合救國的偉大事業，建立了必要的基礎。共產黨的宣言，不但將成為兩黨團結的方針，而且將成為全國人民大團結的根本方針。蔣氏的談話，承認了共產黨在全國的合法地位，指出了團結救國的必要，這是很好的；但是還沒有拋棄國民黨的自大精神，還沒有必要的自我批評，這是我們所不能滿意的。但是不論如何，兩黨的統一戰線是宣告成立了。這在中國革命史上開辟了一個新紀元。這將給予中國革命以廣大的深刻的影響，將對于打倒日本帝國主義發生決定的作用。
　　中國的革命，自從一九二四年開始，就由國共兩黨的情況起著決定的作用。由于兩黨在一定綱領上的合作，發動了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孫中山先生致力國民革命凡四十年還未能完成的革命事業，在僅僅兩三年之內，獲得了巨大的成就，這就是廣東革命根據地的創立和北伐戰爭的勝利。這是兩黨結成了統一戰線的結果。然而由于一部分人對于革命主義未能堅持，正當革命走到將次完成之際，破裂了兩黨的統一戰線，招致了革命的失敗，外患乃得乘機而入。這是兩黨統一戰線破裂了的結果。現在兩黨重新結成的統一戰線，形成了中國革命的一個新時期。盡管還有某些人還不明了這個統一戰線的歷史任務及其偉大的前途，還在認為結成這個統一戰線不過是一個不得已的敷衍的臨時的辦法，然而歷史的車輪將經過這個統一戰線，把中國革命帶到一個嶄新的階段上去。中國是否能由如此深重的民族危機和社會危機中解放出來，將決定于這個統一戰線的發展狀況。新的有利的證據已經表現出來了。第一個證據，是還在中國共產黨開始提出統一戰線政策的時候，就立即得到了全國人民的贊同。人心的向背，于此可見。第二個證據，是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兩黨實行停戰以后，立即引起了國內各黨各派各界各軍進入了前所未有的團結狀況。雖然這個團結對于抗日的需要說來還是異常不夠的，特別是政府和人民之間的團結問題至今在基本上還沒有解決。第三個證據，這是最為顯著的，就是全國性抗日戰爭的發動。這個抗戰，就目前的情況說來，我們是不能滿意的，因為它雖然是全國性的，卻還限制于政府和軍隊的抗戰。我們早已指出，這樣的抗戰是不能戰勝日本帝國主義的。雖然如此，但是確實已經發動了百年以來未曾有過的全國范圍的對外抗戰，沒有國內和平和兩黨合作這是做不到的。如果說當兩黨統一戰線破裂的時候，日寇可以不費一彈而得東北四省〔11〕，那末，當兩黨統一戰線重新建立了的今日，日寇就非經過血戰的代價不能得到中國的土地。第四個證據，就是對國際的影響。全世界工農民眾和共產黨，都擁護中國共產黨提出的抗日統一戰線的主張。國共合作成立后，各國人民，特別是蘇聯，將更積極地援助中國。中蘇已簽訂了互不侵犯條約〔12〕，今后兩國關系有更進一步的希望。根據上述的這些證據，我們可以判斷，統一戰線的發展，將使中國走向一個光明的偉大的前途，就是日本帝國主義的打倒和中國統一的民主共和國的建立。
　　然而這樣偉大的任務，不是停止在現在狀況的統一戰線所能完成的。兩黨的統一戰線還需要發展。因為現在成立的統一戰線，還不是一個充實的堅固的統一戰線。
　　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是否只限于國共兩個黨的呢？不是的，它是全民族的統一戰線，兩個黨僅是這個統一戰線中的一部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是各黨各派各界各軍的統一戰線，是工農兵學商一切愛國同胞的統一戰線。現在的統一戰線事實上還停止在兩個黨的范圍之內，廣大的工人、農民、兵士、城市小資產階級及其他許多愛國同胞還沒有被喚起，還沒有被發動，還沒有組織起來和武裝起來。這是目前的最嚴重的情形。它的嚴重性，就是影響到前線不能打勝仗。華北以至江浙前線的嚴重危機，現在已經不能掩飾，也無須掩飾了，問題是怎樣挽救這個危機。挽救危機的唯一道路，就是實行孫中山先生的遺囑，即“喚起民眾”四個字。孫先生臨終時的這個遺囑，說他是積四十年的經驗，深知必須這樣做，才能達到革命的目的。究竟根據什么理由一定不肯實行這個遺囑？究竟根據什么理由在如此危急存亡的關頭還不下決心實行這個遺囑？誰也明白，統制、鎮壓，是和“喚起民眾”的原則相違背的。單純的政府和軍隊的抗戰，是決然不能戰勝日本帝國主義的。我們還在今年五月間，就對于這個問題大聲疾呼地警告過當權的國民黨，指出了沒有民眾起來抗戰，就會蹈襲阿比西尼亞的覆轍。不但中國共產黨人，各地的許多先進同胞以及國民黨的許多賢明的黨員，都曾指出了這一點。可是統制政策依然沒有改變。其結果就是政府和人民隔離，軍隊和人民隔離，軍隊中指揮員和戰斗員隔離。統一戰線沒有民眾充實起來，前線危機就無可避免地只會增大，不會縮小。
　　今天的抗日統一戰線，還沒有一個為兩黨所共同承認和正式公布的政治綱領，去代替國民黨的統制政策。現在國民黨對待民眾的一套，還是十年來的一套，從政府機構，軍隊制度，民眾政策，到財政、經濟、教育等項政策，大體上都還是十年來的一套，沒有起變化。起了變化的東西是有的，并且是很大的，這就是停止內戰，一致抗日。兩黨的內戰停止了，全國的抗日戰爭起來了，這是從西安事變以來中國政局的極大的變化。然而上述的一套則至今沒有變化，這叫做沒有變化的東西和變化了的東西不相適應。過去的一套僅適用于對外妥協和對內鎮壓革命，現在還是用了這一套去對付日本帝國主義的進攻，所以處處不適合，各種弱點都暴露出來。不干抗日戰爭則已，既然要干了，并且已經干起來了，又已經暴露出嚴重的危機了，還不肯改換一套新的干法，前途的危險是不堪設想的。抗日需要一個充實的統一戰線，這就要把全國人民都動員起來加入到統一戰線中去。抗日需要一個堅固的統一戰線，這就需要一個共同綱領。共同綱領是這個統一戰線的行動方針，同時也就是這個統一戰線的一種約束，它像一條繩索，把各黨各派各界各軍一切加入統一戰線的團體和個人都緊緊地約束起來。這才能說得上堅固的團結。我們反對舊的那一套約束，因為它不適應于民族革命戰爭。我們歡迎建立一套新的約束代替舊的，這就是頒布共同綱領，建立革命秩序。必須如此，才能適應抗日戰爭。
　　共同綱領是什么呢？這就是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和共產黨在八月二十五日提出的抗日救國十大綱領〔13〕。
　　中國共產黨在公布國共合作的宣言上說：“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為中國今日之必需，本黨愿為其徹底實現而奮斗。”若干人們對于共產黨愿意實行國民黨的三民主義覺得奇怪，如像上海的諸青來〔14〕，就是在上海的刊物上提出這種疑問的一個。他們以為共產主義和三民主義是不能并存的。這是一種形式主義的觀察。共產主義是在革命發展的將來階段實行的，共產主義者在現在階段并不夢想實行共產主義，而是要實行歷史規定的民族革命主義和民主革命主義，這是共產黨提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和統一的民主共和國的根本理由。說到三民主義，還在十年前兩黨的第一次統一戰線時，共產黨和國民黨就已經經過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而共同決定加以實行，并且已經在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經過每一個忠實的共產黨人和每一個忠實的國民黨人的手，在全國很大的地區中實行過了。不幸在一九二七年統一戰線破裂，從此產生了國民黨方面十年來反對實行三民主義的局面。然而在共產黨方面，十年來所實行的一切政策，根本上仍然是符合于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和三大政策的革命精神的。共產黨沒有一天不在反對帝國主義，這就是徹底的民族主義；工農民主專政制度也不是別的，就是徹底的民權主義；土地革命則是徹底的民生主義。為什么共產黨現在又申明取消工農民主專政和停止沒收地主的土地呢？這個理由我們也早已說明了，不是這種制度和辦法根本要不得，而是日本帝國主義的武裝侵略引起了國內階級關系的變化，使聯合全民族各階層反對日本帝國主義成了必需，而且有了可能。不但在中國，而且在世界范圍內，為了共同反對法西斯，建立反法西斯的統一戰線也有了必需和可能。所以，我們主張在中國建立民族的和民主的統一戰線。我們用以代替工農民主專政的各階層聯合的民主共和國的主張，是在這種基礎之上提出的。實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革命，正是孫中山先生曾經提出過的政策；我們今天停止實行這個政策，是為了團結更多的人去反對日本帝國主義，而不是說中國不要解決土地問題。關于這種政策改變的客觀原因和時間性，我們曾經毫不含糊地說明了自己的觀點。正是因為中國共產黨根據馬克思主義的原則，一貫地堅持了并發展了第一次國共統一戰線的共同綱領即革命的三民主義，所以共產黨能于強寇壓境民族危急之際，及時地提出民族民主的統一戰線這種唯一能夠挽救危亡的政策，并且不疲倦地實行之。現在的問題，不是共產黨信仰不信仰實行不實行革命的三民主義的問題，反而是國民黨信仰不信仰實行不實行革命的三民主義的問題。現在的任務，是在全國范圍內恢復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的革命精神，據以定出一定的政綱和政策，并真正而不二心地、切實而不敷衍地、迅速而不推延地實行起來，這在中國共產黨方面真是日夜馨香禱祝之的。為此，共產黨在盧溝橋事變之后，提出了抗日救國的十大綱領。這個十大綱領，符合于馬克思主義，也符合于真正革命的三民主義。這是現階段中國革命即抗日民族革命戰爭中的初步的綱領，只有實行了它，才能挽救中國。一切和這個綱領相抵觸的東西，如果還要繼續下去，就會要受到歷史的懲罰。
　　這個綱領之在全國范圍內實行，不得到國民黨同意是不可能的，因為國民黨現在還是中國的最大的握有統治權的政黨。我們相信，那些賢明的國民黨人會有一天同意這個綱領的。因為如果不同意的話，三民主義就始終是一句空話，孫中山先生的革命精神就不能恢復，日本帝國主義就不能戰勝，中國人民的亡國奴境遇就無可避免。真正賢明的國民黨人是決不愿意這樣的，全國人民也決不會眼看著盡當亡國奴。而況蔣介石先生在其九月二十三日的談話中已經指出：“余以為吾人革命所爭者，不在個人之意氣與私見，而為三民主義之實現。在存亡危急之秋，更不應計較過去之一切，而當與全國國民徹底更始，力謀團結，以保國家之生命與生存。”這是很對的。現在的急務在謀三民主義的實現，放棄個人和小集團的私見，改變過去的老一套，立即實行符合于三民主義的革命綱領，徹底地與民更始。這是今天的唯一的道路。再要推延，就會悔之無及了。
　　然而要實行三民主義和十大綱領，需要實行的工具，這就提出了改造政府和改造軍隊的問題。現在的政府還是國民黨一黨專政的政府，不是民族民主的統一戰線的政府。三民主義和十大綱領的實行，沒有一個民族民主的統一戰線的政府是不可能的。現在國民黨軍隊的制度還是老制度，要用這種制度的軍隊去戰勝日本帝國主義是不可能的。現在的軍隊都在執行抗戰的任務，我們對于所有這樣的軍隊，特別是在前線抗戰的軍隊，都是具有欽敬之忱的。然而國民黨軍隊的制度不適宜于執行徹底戰勝日寇的任務，不適宜于順利地執行三民主義和革命綱領，必須加以改變，這在三個月來的抗戰教訓中已經證明了。改變的原則就是實行官兵一致、軍民一致。現在國民黨軍隊的制度是基本上違反這兩個原則的。廣大的將士雖有忠勇之心，但束縛于舊制度，無法發揮其積極性，因此舊制度應該迅速地開始改造。不是說把仗停下來改造了制度再打，一面打仗一面就可以改變制度。中心任務是改變軍隊的政治精神和政治工作。模范的前例，就是在北伐戰爭時代的國民革命軍，那是大體上官兵一致、軍民一致的軍隊，恢復那時的精神是完全必要的。中國應學習西班牙戰爭的教訓，西班牙共和國的軍隊是從極困難的境遇中創造出來的。中國的條件優于西班牙，但是缺乏一個充實的堅固的統一戰線，缺乏一個能執行全部革命綱領的統一戰線的政府，又缺乏大量的新制度的軍隊。中國應該補救這些缺點。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紅軍，在今天，對于整個抗日戰爭，還只能起先鋒隊的作用，還不能在全國范圍內起決定的作用，但是它的一些政治上、軍事上、組織上的優點是足供全國友軍采擇的。這個軍隊也不是一開始就像現在的情形，它也曾經過許多的改造工作，主要地是肅清了軍隊內部的封建主義，實行了官兵一致和軍民一致的原則。這個經驗，可以供全國友軍的借鑒。
　　當權的國民黨的抗日同志們，我們和你們在今天一道負著救亡圖存的責任。你們已經和我們建立起抗日統一戰線了，這是很好的。你們實行了對日抗戰，這也是很好的。但是我們不同意你們繼續其他的老政策。我們應該把統一戰線發展充實起來，把民眾加進去。應該把它鞏固起來，實行一個共同綱領。應該決心改變政治的制度和軍隊的制度。一個新政府的出現是完全必要的，有了這樣一個政府，才能執行革命的綱領，也才能在全國范圍內著手改造軍隊。我們的這個建議是時代的要求。這個要求，你們黨中也有許多人感覺到，現在是實行的時候了。孫中山先生曾經下決心改造政治制度和軍事制度，因而奠定了一九二四年到一九二七年的革命的基礎。實行同樣改造的責任，今天是落在你們的肩上了。一切忠誠愛國的國民黨人當不以我們的建議為不切需要。我們堅決相信，這個建議是符合于客觀的需要的。
　　我們民族已處在存亡絕續的關頭，國共兩黨親密地團結起來啊！全國一切不愿當亡國奴的同胞在國共兩黨團結的基礎之上親密地團結起來啊！實行一切必要的改革來戰勝一切困難，這是今日中國革命的迫切任務。完成了這個任務，就一定能夠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只要我們努力，我們的前途是光明的。

　　注釋
　　〔1〕這是指一九三五年八月一日中國共產黨駐共產國際代表團以中國蘇維埃中央政府、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名義發表的《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通稱“八一宣言”。這個宣言的要點是：“今當我亡國滅種大禍迫在眉睫之時，共產黨再一次向全體同胞呼吁：無論各黨派間在過去和現在有任何政見和利害的不同，無論各界同胞間有任何意見上或利益上的差異，無論各軍隊間過去和現在有任何敵對行動，大家都應當有’兄弟鬩于墻外御其侮’的真誠覺悟，首先大家都應當停止內戰，以便集中一切國力（人力、物力、財力、武力等）去為抗日救國的神圣事業而奮斗。共產黨特再一次鄭重宣言：只要國民黨軍隊停止進攻紅軍的行動，只要任何部隊實行對日抗戰，不管過去和現在他們與紅軍之間有任何舊仇宿怨，不管他們與紅軍之間在對內問題上有何分歧，紅軍不僅立刻對之停止敵對行為，而且愿意與之親密攜手共同救國。”“共產黨愿意作成立這種國防政府的發起人，共產黨愿意立刻與中國一切愿意參加抗日救國事業的各黨派，各團體（工會、農會、學生會、商會、教育會、新聞記者聯合會、教職員聯合會、同鄉會、致公堂、民族武裝自衛會、反日會、救國會等等），各名流學者，政治家，以及一切地方軍政機關，進行談判共同成立國防政府問題。談判結果所成立的國防政府，應該作為救亡圖存的臨時領導機關。這種國防政府，應當設法召集真正代表全體同胞（由工農軍政商學各界，一切愿意抗日救國的黨派和團體，以及國外僑胞和中國境內各民族，在民主條件下選出的代表）的代表機關，以便更具體地討論關于抗日救國的各種問題。共產黨絕對盡力贊助這一全民代表機關的召集，并絕對執行這一機關的決議。”“抗日聯軍應由一切愿意抗日的部隊合組而成。在國防政府領導之下，組成統一的抗日聯軍總司令部。這種總司令部或由各軍抗日長官及士兵選出代表組成，或由其他形式組成，也由各方代表及全體人民公意而定。紅軍絕對首先加入聯軍，以盡抗日救國的天職。為了使國防政府真能擔當起國防重任，為了使抗日聯軍真能擔負起抗日重責，共產黨號召全體同胞：有錢的出錢，有槍的出槍，有糧的出糧，有力的出力，有專門技能的貢獻專門技能，以便我全體同胞總動員，并用一切新舊式武裝，武裝起千百萬民眾來。”
　　〔2〕這是指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中共中央在陜北瓦窯堡舉行政治局會議期間，于二十五日通過的《關于目前政治形勢與黨的任務決議》。這個決議全面地分析了當時國內外的形勢和階級關系的變化，批判了成為當時黨內主要危險的關門主義，確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策略方針。下面是這個決議的一部分：“目前的形勢告訴我們，日本帝國主義并吞中國的行動，震動了全中國與全世界。中國政治生活中的各階級、階層、政黨以及武裝勢力，重新改變了與正在改變著它們之間的相互關系。民族革命戰線與民族反革命戰線是在重新改組中。因此，黨的策略路線，是在于發動、團結與組織全中國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對當前主要的敵人――日本帝國主義與賣國賊頭子蔣介石。不論什么人，什么派別，什么武裝隊伍，什么階級，只要是反對日本帝國主義與賣國賊蔣介石的，都應該聯合起來開展神圣的民族革命戰爭，驅逐日本帝國主義出中國，打倒日本帝國主義的走狗在中國的統治，取得中華民族的徹底解放，保持中國的獨立與領土的完整。只有最廣泛的反日民族統一戰線（下層的與上層的），才能戰勝日本帝國主義與其走狗蔣介石。當然，不同的個人，不同的團體，不同的社會階級與階層，不同的武裝隊伍，他們參加反日的民族革命，各有他們不同的動機與立場。有的是為了保持他們原有的地位，有的是為了要爭取運動的領導權使運動不至超出他們所容許的范圍之外，有的真是為了中華民族的徹底解放。正因為他們的動機與立場各有不同，有的在斗爭開始時就要動搖叛變的，有的會在中途消極或退出戰線的，有的愿意奮斗到底的。
　　〔3〕但是，我們的任務，是在不但要團結一切可能的反日的基本力量，而且要團結一切可能的反日同盟者，是在使全國人民有力出力，有錢出錢，有槍出槍，有知識出知識，不使一個愛國的中國人不參加到反日的戰線上去。這就是黨的最廣泛的民族統一戰線策略的總路線。只有按照這種路線，我們才能動員全國人民的力量去對付全國人民的公敵：日本帝國主義與賣國賊蔣介石。中國工人階級與農民，依然是中國革命的基本動力。廣大的小資產階級群眾，革命的知識分子，是民族革命中最可靠的同盟者。工農小資產階級的堅固聯盟，是戰勝日本帝國主義與漢奸賣國賊的基本力量。一部分民族資產階級與軍閥，不管他們怎樣不同意土地革命與紅色政權，在他們對于反日反漢奸賣國賊的斗爭采取同情，或善意中立，或直接參加之時，對于反日戰線的開展都是有利的。因為這就使他們離開了總的反革命力量，而擴大了總的革命力量。為達到此目的，黨應該采取各種適當的方法與方式，爭取這些力量到反日戰線中來。不但如此，即在地主買辦階級營壘中間，也不是完全統一的，由于中國過去是許多帝國主義互相競爭的結果，產生了各國帝國主義在中國的互相競爭的賣國賊集團，他們中間的矛盾與沖突，黨亦應使用許多的辦法使某些反革命力量暫時處于不積極的反對反日戰線的地位。對于日本帝國主義以外的其他帝國主義的策略也是如此。黨在發動團結與組織全中國人民的力量以反對全中國人民的公敵時，應該堅決不動搖地同反日統一戰線內部一切動搖、妥協、投降與叛變的傾向做斗爭。一切破壞中國人民反日運動者，都是漢奸賣國賊，應該群起而攻之。共產黨應該以自己徹底的正確的反日反漢奸賣國賊的言論與行動去取得自己在反日戰線中的領導權。也只有在共產黨領導之下，反日運動才能得到徹底的勝利。對反日戰爭中的廣大民眾，應該滿足他們基本利益的要求（農民的土地要求，工人、士兵、貧民、知識分子等改良生活待遇的要求）。只有滿足了他們的要求，才能動員更廣大的群眾走進反日的陣地上去，才能使反日運動得到持久性，才能使運動走到徹底的勝利。也只有如此，才能取得黨在反日戰爭中的領導權。”
　　〔4〕見一九三六年五月五日中國紅軍要求南京政府停戰議和一致抗日的通電。中國共產黨在這個通電中開始放棄“反蔣”口號。通電內容如下：“南京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全體海陸空軍，全國各黨、各派、各團體、各報館，一切不愿意當亡國奴的同胞們：自從中國紅軍革命軍事委員會組織中國人民紅軍抗日先鋒軍渡河東征以來，所向皆捷，全國響應。但正當抗日先鋒軍占領同蒲鐵路，積極準備東出河北與日本帝國主義直接作戰之時，蔣介石氏竟以十師以上兵力開入山西，協同閻錫山氏阻攔紅軍抗日去路，并命令張學良楊虎城兩氏及陜北軍隊向陜甘紅色區域挺進，擾亂我抗日后方。中國人民紅軍抗日先鋒軍，本當集中全力消滅蔣氏攔阻抗日去路的部隊，以達到對日直接作戰之目的。但紅軍革命軍事委員會一再考慮，認為國難當前，雙方決戰，不論勝負屬誰，都是中國國防力量的損失，而為日本帝國主義所稱快。且在蔣介石、閻錫山兩氏的部隊中，不少愿意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愛國軍人，目前接受兩氏的命令，攔阻紅軍抗日去路，實系違反自己良心的舉動。因此，紅軍革命軍事委員會為了保存國防實力，以便利于迅速進行抗日戰爭，為了堅決履行我們每次向國人宣言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主張，為了促進蔣介石氏及其部下愛國軍人們的最后覺悟，故雖在山西取得了許多勝利，仍然將人民抗日先鋒軍撤回黃河西岸。以此行動向南京政府、全國海陸空軍、全國人民表示誠意，我們愿意在一個月內與所有一切進攻抗日紅軍的武裝隊伍，實行停戰議和，以達到停戰抗日的目的。紅軍革命軍事委員會特慎重地向南京政府諸公進言，在亡國滅種緊急關頭，理應翻然改悔，以’兄弟鬩于墻外御其侮’的精神，在全國范圍、首先在陜甘晉停止內戰，雙方互派代表磋商抗日救亡的具體辦法。此不僅諸公之幸，實亦民族國家之福。如仍執迷不悟，甘為漢奸賣國賊，則諸公的統治，必將最后瓦解，必將為全國人民所唾棄所傾覆。語云：’千夫所指，無疾而死。’又云：’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愿諸公深思熟慮之。紅軍革命軍事委員會更號召全國凡屬不愿意做亡國奴的團體、黨派、人民，贊助我們停戰議和、一致抗日的主張，組織停止內戰促進會，派遣代表隔斷雙方火線，督促并監視這一主張的完全實現。”
　　〔5〕這封信對于國民黨的反動統治和當時的國民黨二中全會，作了義正詞嚴的批判，同時申明了中國共產黨關于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和準備重新建立國共合作的政策。以下是這封信的主要部分：“貴黨二中全會所說的’集中統一’，實在未免本末倒置。須知十年以來的內戰和不統一，完全是因為貴黨和貴黨政府依賴帝國主義的誤國政策，尤其是’九一八’以來一貫的不抵抗政策造成的。在貴黨和貴黨政府’攘外必先安內’的口號之下，進行了連年不絕的內戰，舉行了無數次對于紅軍的圍攻，不遺余力地鎮壓了全國人民的愛國運動和民主運動。直至最近，還是放棄東北和華北不顧，忘記日本帝國主義是中國的最大敵人，而把一切力量反對紅軍和從事貴黨自己營壘之間的內爭，用一切力量攔阻紅軍的抗日去路，搗亂紅軍的抗日后方，漠視全國人民的抗日要求，剝奪全國人民的自由權利。愛國有罪，冤獄遍于國中；賣國有賞，漢奸彈冠相慶。以這種錯誤政策來求集中和統一，真是緣木求魚，適得其反。我們現在正告諸位先生，如果你們不根本改變自己的錯誤方針，如果不把仇恨之心放到日本帝國主義身上去，而依舊放在自己同胞身上的話，那末你們即欲勉強維持現狀，也是不可能的，集中統一以及所謂’現代國家’的說法，更是完全的空談。全國人民現在所要的是抗日救國的集中統一，而不是媚外殘民的集中統一。全國人民現在熱烈要求一個真正救國救民的政府，要求一個真正的民主共和國。全國人民要求一個為他們自己謀利益的民主共和政府。這個政府的主要綱領，必須：第一，是能夠抵抗外侮的。第二，是能夠給予人民以民主權利的。第三，是能夠發展國民經濟，減輕以至免除人民生活上的痛苦的。如果要說’現代國家’，這些綱領才是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中國在現時代所真正要求的。全國人民現在正以熱烈的愿望和堅毅的決心，為著實現這樣的目標而斗爭。而貴黨和貴黨政府的政策，則與此種全國人民的愿望背道而馳，以此而求人民的信任，是決不可能的。中國共產黨和中國紅軍，今特鄭重宣言：我們贊助建立全中國統一的民主共和國，贊助召集由普選權選舉出來的國會，擁護全國人民和抗日軍隊的抗日救國代表大會，擁護全國統一的國防政府。
　　〔6〕我們宣布：全中國統一的民主共和國建立之時，紅色區域即可成為全中國統一的民主共和國的一個組成部分，紅色區域人民的代表，將參加全中國的國會，并在紅色區域實行和全中國一樣的民主制度。我們認為貴黨二中全會所決定組織的國防會議，以及貴黨和貴黨政府正在召集中的國民大會，是不能完成集中統一抗日救亡的任務的。依照貴黨二中全會所通過的國防會議條例看來，則國防會議的組織，只限于貴黨和貴黨政府當權執政的少數官員；國防會議的任務，是僅充貴黨政府的咨詢機關。這種會議之不能有任何的成就和不能取得人民的任何信任，是十分明顯的。而諸位先生所要召集的國民大會，依據貴黨政府所通過的《中華民國憲法草案》和《國民大會組織法及代表選舉法》看來，也同樣地不能有什么成就和不能得到人民的信任，因為這種國民大會僅僅是貴黨和貴黨政府少數官員們所操縱的機關，是這些官員們的附屬品和裝飾品。這樣的國防會議和國民大會，同本黨所主張的全國抗日救國代表大會（即國防會議），中華民主共和國和它的國會，是沒有絲毫相同之點的。我們認為抗日救國的國防會議，必須吸收各黨各派各界各武裝隊伍的代表，構成真正能夠決定抗日救國大計的權力機關，并從這一會議中產生全國統一的國防政府。而國民大會也必須是全國人民普選出來的國會，是中華民主共和國的最高權力機關。只有這樣的國防會議和全國國會，才能是全國人民所歡迎、擁護和參加的，才能把救國救民的偉大事業，放在堅固不拔的基礎之上。否則任何好聽的名詞，均決然無補實際，決然不為全國人民所同意。貴黨和貴黨政府歷來所召集的各種會議的失敗，就是最好的明證。貴黨二中全會宣言又說：’險阻之來，本可意計，斷不因國事之艱虞，而自懈其應盡之職責。’’本黨對于國家興亡，必當盡其心思才力，貫徹始終。’誠然，貴黨是中國最大部分領土中的統治的政黨，一切過去實施的政治責任，不能不由貴黨負擔。在一黨專政的國民黨政府之下，國民黨決不能逃避其責任。尤其是九一八事變以來，貴黨違背全國民意，違背全民族利益，執行了絕對錯誤的政策，得到了喪失幾乎半個中國的結果，這個責任是絕對不能推諉于任何別人的。
　　〔7〕在我們和全國人民看來，半個中國由貴黨而淪亡，決不能不課督貴黨以恢復領土主權的責任。同時，貴黨中許多有良心的分子，現在也確然憬悟于亡國的可怕和民意的不可侮，而開始了新的轉變，開始了對于自己黨中禍黨禍國分子的憤怒和不滿。中國共產黨完全同情于這種新的轉變，熱烈地歡迎這些有愛國心的有良心的中國國民黨黨員的志氣和覺悟，歡迎他們在民族危亡面前愿意犧牲奮斗和勇于革新的精神。我們知道，在貴黨中央和各省黨部中，中央和各省政府中，在教育界，在科學界，在藝術界，在新聞界，在實業界，在婦女界，在宗教界，在醫藥界，在警察界，在各種民眾團體，尤其在廣大的軍隊、國民黨的新舊黨員和各級領袖中，實在有很多覺悟和愛國的人士，并且這樣的人還在日益增加著，這是非常可喜的現象。中國共產黨隨時準備著和這些國民黨人攜手，組織堅固的民族統一戰線，去反對全民族的最大敵人――日本帝國主義。我們希望這些國民黨員能夠在國民黨中迅速形成一種支配的勢力，去壓倒那些不顧民族利益，實際成為日本帝國主義代理人，實際成為親日漢奸的最壞和最可恥的國民黨員――那些侮辱孫中山先生的國民黨員，恢復孫中山先生革命的三民主義精神，重振孫中山先生的聯俄聯共和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把自己的’心思才力’去’貫徹’革命的三民主義和三大政策的’始終’，’貫徹’孫中山先生革命遺囑的’始終’。我們希望他們和全國各黨各派各界愛國領袖和愛國人民一道，堅決地擔負繼承孫中山先生革命事業的責任，堅決地為驅逐日本帝國主義、挽救中國于危亡而斗爭，為全國人民的民主權利而斗爭，為發展中國國民經濟解除最大多數人民的痛苦而斗爭，為實現中華民主共和國及其民主國會民主政府而斗爭。中國共產黨向一切中國國民黨人宣言：假如你們真正這樣干的時候，我們堅決地贊助你們，我們愿意同你們結成一個堅固的革命的統一戰線，如像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中國偉大的革命時期兩黨結成反對民族壓迫和封建壓迫的偉大的統一戰線一樣，因為這是今日救亡圖存的唯一正確的道路。”
　　〔8〕指一九三六年九月十七日中共中央通過的《關于抗日救亡運動的新形勢與民主共和國的決議》。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通過的《關于目前政治形勢與黨的任務決議》和毛澤東的《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的報告，提出了人民共和國的口號。隨后，根據情況的需要，中國共產黨采取了逼蔣抗日的政策，估計人民共和國這個口號不會為蔣介石集團所接受，于是在一九三六年八月致國民黨信中，改用了民主共和國的口號。接著又在同年九月十七日中共中央通過的決議中，對于民主共和國的口號作了具體的說明。兩個口號形式上雖有不同，實質上卻是一致的。下面是一九三六年九月十七日中共中央通過的決議中關于民主共和國問題的兩節：“中央認為在目前形勢之下，有提出建立民主共和國口號的必要，因為這是團結一切抗日力量來保障中國領土完整和預防中國人民遭受亡國滅種的慘禍的最好方法，而且這也是從廣大人民的民主要求產生出來的最適當的統一戰線的口號。民主共和國是較之一部分領土上的工農民主專政制度在地域上更普及的民主，較之全中國主要地區上國民黨的一黨專政大大進步的政治制度，因此便更能保障抗日戰爭的普遍發動與徹底勝利。同時，民主共和國不但能夠使全中國最廣大的人民群眾參加到政治生活中來，提高他們的覺悟程度與組織力量，而且也給中國無產階級及其首領共產黨為著將來的社會主義的勝利而斗爭以自由活動的舞臺。因此，中國共產黨宣布：積極贊助民主共和國運動。并且宣布：民主共和國在全中國建立、依據普選的國會實行召集之時，紅色區域即將成為它的一個組成部分，紅色區域人民將選派代表參加國會，并將在紅色區域內完成同樣的民主制度。”“中央著重指出：只有繼續開展全中國人民的抗日救亡運動，擴大各黨各派各界各軍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加強中國共產黨在民族統一戰線中的政治領導作用，極大地鞏固紅色政權與紅軍，同一切喪權辱國及削弱民族統一戰線力量的言論行動進行堅決的斗爭，我們才能推動國民黨南京政府走向抗日，才能給民主共和國的實現準備前提。沒有艱苦的持久的斗爭，沒有全中國人民的發動與革命的高漲，民主共和國的實現是不可能的。中國共產黨在為民主共和國而斗爭的過程中，應該使這個民主共和國從實行本黨所提出的抗日救國十大綱領開始，一直到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基本任務徹底的完成。”
　　〔9〕以張學良為首的國民黨東北軍和以楊虎城為首的國民黨第十七路軍，因受中國紅軍和人民抗日運動的影響，同意中國共產黨提出的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主張，要求蔣介石聯共抗日。蔣加以拒絕，而且更加倒行逆施，積極布置“剿共”軍事，下令鎮壓西安學生的抗日愛國運動。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張、楊發動西安事變，扣押了蔣介石。中國共產黨堅決支持張、楊的愛國行動，同時主張在團結抗日的基礎上和平解決這次事變。十二月二十四日，蔣介石被迫接受聯共抗日的條件，隨后被釋放回南京。
　　〔10〕這個電報于一九三七年二月十日發出，內容如下：“中國國民黨三中全會諸先生鑒：西安問題和平解決，舉國慶幸，從此和平統一團結御侮之方針得以實現，實為國家民族之福。當此日寇猖狂，中華民族存亡千鈞一發之際，本黨深望貴黨三中全會，本此方針，將下列各項定為國策：（一）停止一切內戰，集中國力，一致對外；（二）保障言論、集會、結社之自由，釋放一切政治犯；（三）召集各黨各派各界各軍的代表會議，集中全國人材，共同救國；（四）迅速完成對日抗戰之一切準備工作；（五）改善人民的生活。如貴黨三中全會果能毅然決然確定此國策，則本黨為著表示團結御侮之誠意，愿給貴黨三中全會以如下之保證：（一）在全國范圍內停止推翻國民政府之武裝暴動方針；（二）工農民主政府改名為中華民國特區政府，紅軍改名為國民革命軍，直接受南京中央政府與軍事委員會之指導；（三）在特區政府區域內，實行普選的徹底民主制度；（四）停止沒收地主土地之政策，堅決執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之共同綱領。”
　　〔8〕東北四省指當時中國東北部的遼寧、吉林、黑龍江、熱河四省（熱河省于一九五五年撤銷，原轄區分別劃歸河北、遼寧兩省和內蒙古自治區）。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后，日本侵略軍先占領了遼寧、吉林、黑龍江三省，一九三三年又侵占熱河省。
　　〔9〕《中蘇互不侵犯條約》訂立于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一日。
　　〔10〕見本卷《為動員一切力量爭取抗戰勝利而斗爭》。
　　〔11〕諸青來，上海人。一九三四年參加中國國家社會黨，曾任上海大夏大學、光華大學等校教授。一九三七年七月抗日戰爭爆發后，他在上海《新學識》雜志上發表文章，反對中國共產黨關于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策，反對國共合作。后來，他公開投降日本帝國主義，成為汪精衛漢奸政府中的一員。
　　（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九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