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饋贈的“歐米嘎”手錶

　　毛澤東平常很少戴表，他的“時間觀念”不強，差不多是靠自己的“生物鐘”來調節作息。他工作起來往往廢寢忘食，甚至“顛倒黑白”，即夜晚通宵工作，到淩晨四五點才睡覺，上午十點左右方起床。這種習慣是他在少年時代開始養成的，因為那個時候，他的父親不大贊成他讀很多的書，所以白天加派了繁重的農活給他，他只得在夜深人靜，父母就寢後偷偷閱讀各種書籍。日久成習，後來戎馬倥傯，更使他積習難改了。
　　令人感興趣的是，毛澤東一生中最早的照片之一是民國八年(1919年)陰曆九月二十一日與他父親的合影。在他們面前的茶几上，作為裝飾品的是一臺小鬧鐘。這是我們今天知道的與毛澤東有關的最早的鐘錶了。
　　然而在戰爭年代，決定戰役的勝負，與時間的掌握至關重要。1936年初，毛澤東指揮了到達陝北後的東征，渡黃河是關鍵一看。當時指揮員用的都是繳獲的舊表，快慢不一。所以部隊經常為遵守時間是否準時發生爭論。有時上級批語下級遲到，下級不服，說照我的表我們還算提早到達呢!為了防止爭論不休，大家約定了一項制度：每天定時向上級司令部機關對表。部隊流行這樣一句俏皮話：誰的官大誰的表准。這次東征，為了統一行動時間，2月19日，毛澤東向全軍發了一個罕見的電報：“渡河時間不可參差，一律二十號二十時開始，以聶榮臻之表為准。”
　　按照這個時間部署，2月20日20時，紅一方面軍主力分別從綏德縣溝口、清澗縣河口等地強渡黃河，一舉突破閻錫山晉綏軍的防線。毛澤東本人於2月21日也從河口渡過黃河，這是他平生第一次乘船過黃河。
　　毛澤東與鐘錶可謂既無緣又有緣。無緣是他一直很少戴表，在延安，窖洞燈光常常徹夜通明；而太陽已上了楊家嶺的山尖，他仍在高臥。對於毛澤東來說，他往往只有“大時間”概念，即以天為基本單位而不以秒、分、時為基本單位。但是在宏觀上他又穿越亙古，瞻望十年、二十年甚至三十年之後。他的《論持久戰》所劃分的時間階段，即是他這種“大時間”觀的寫真。也許有人會對此感到奇怪，但這正是他作為戰略家的高瞻遠矚。
　　毛澤東並不是沒有機會得到手錶。直羅鎮戰役，曾繳獲了幾樣戰利品：幾支毛筆，一支鋼筆和一只手錶。紅軍將領看到毛澤東需要就送給隊了，但毛澤東只留下了毛筆，而把鋼筆和手錶都送給了別人。
　　熟悉了毛澤東延安時期的這段生活，我們就不難理解1945年8月28日，毛澤東出現在山城重慶與蔣介石舉行著名的重慶談判時，他的手腕上竟空空蕩蕩，沒有戴手錶。讓我們把歷史的鏡頭對準這一天：
　　重慶，九龍坡機場，晨霧已慢慢散雲，蒼穹上映出一輪驕陽，碧空似水。午後，山城人在企盼，在翹首。忽然，天空響起了驚雷，一架飛機，如鯤鵬展翅，近了，近了......終於穩穩地降落。毛澤東高大的身軀出現在艙門口，他頭戴一頂灰色盔式拿破崙帽，身穿一件寬大的藍灰色中山裝，腳穿一雙黑色牛皮鞋。這是到這個時候毛澤東最有“派頭”的打扮了。
　　熱烈的掌聲與迎接的人群很快淹沒了毛澤東，歡迎者中有邵力子、雷震、沈鈞儒、張瀾、黃炎培，有後來與毛澤東成為至交的著名學者郭沫若。正是郭沫若先生以他詩人的敏感，發現了毛澤東沒有戴手錶，他迅速從自己的手上取下一塊表，送給毛澤東。對於這塊帶著郭沫若體溫的手錶，毛澤東欣然接受。
　　 這是一塊不同尋常的表。它的外殼呈圓形，直徑4釐米，為機械表，“12”數字下有 符號和OMEGA(歐米嘎)字樣；錶帶是棕色牛皮製成的。這塊表產自世界鐘錶王國瑞士。關於它的來歷，一說是郭沫若遊歷歐洲時買的，一說是郭沫若訪問蘇聯時對方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