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年華北華中工作經驗的報告（下）

六年華北華中工作經驗的報告(一九四三年三月)

 

第四，不能不說到華中負責同志的組織紀律問題、黨性問題以及思想方法問題。當時黨中央對華中工作是有很多正確指示的，華北敵后黨所領導的游擊戰爭廣大發展的實踐經驗，他們是知道的。然而他們不執行中央的屢次指示，輕視在華北實踐中已經證明了的經驗，而強調華中的特殊性，在行動中堅持自己的與中央抵觸的錯誤路線，才在工作中造成這樣不美妙的結果。

抗戰開始以后，黨中央關于政治、軍事及組織工作的方針是很明確的，有歷次決議、決定與指示，并在徐州失守后特別對華中發展敵后游擊戰爭的方針作了明確的指示，以后對東南局及皖南新四軍軍部又有許多嚴峻而明確的指示。但是，這些都被我們華中的負責同志拒絕了，他們堅持著自己的錯誤方針，這不僅僅是方針上的錯誤，而且是組織紀律上的嚴重錯誤，表現了這些同志黨性的不純。他們強調華中一些個別的特點，說華中沒有八路軍，華中敵后大部分是湖沼地帶、水網地帶及平原，華中沒有軍事干部，華中的國民黨與華北不同等，以此為借口，來拒絕中央的指示。很明白，他們夸大了華中的一些局部現象的特點，并根據這些局部現象來決定工作方針，這是思想方法上的錯誤。

此外，他們對于在敵后發展游擊戰爭的信心不夠，害怕到敵后去活動，對敵后情況估計過分嚴重，也是他們放棄敵后工作的原因之一。

很明白，如果他們的組織觀念是強的，遵守紀律的精神是好的，黨性是純潔的，如果他們尊重與細心研究并執行中央的指示，停止執行自己的方針，那末他們也不會在自己的工作中造成這樣不好的結果。

以上這些，我認為就是造成這時期內華中敵后工作特別薄弱以及其他缺點的重要原因。

二 發展時期

一九三八年，黨的六中全會決定了發展華中的方針，然而在這時，發展華中最好的時機事實上已經過去了，但還沒有完全過去，還來得及補救。

我們到達華中以后，繼續犯了一個錯誤，又失去了一些時機。我們當時估計，敵人占領武漢以后，還會繼續向內地實行戰略進攻，平漢路、隴海路及鄭州、洛陽、西安等地會被敵人占領，河南全部會成為敵占區。因此，當時我們一方面布置武漢附近及豫東的游擊戰爭，另一方面集中準備河南的游擊戰爭，而沒有將主要注意力放在津浦路、淮南路以東的廣大敵后地區。如果我們能早將中心移到津浦路附近，那我們就會多做很多事情。以后我又回延安開會，整整耽擱了一年的時間。在這個時間內，雖然李先念已經初步發展了武漢附近的游擊戰爭，彭雪楓、吳芝圃發展了豫東的游擊戰爭，而津浦路、淮南路以東仍是沒大注意開展游擊戰爭，那里的同志仍在東南局原來路線的影響之下。直到一九三九年冬，才改正了這個過分的估計，才確定認識抗戰的相持階段已經到來，才把中心移到津浦路兩側敵后地區去。但這時，時機更晚了一些，條件更困難了些。

武漢失守以前，國民黨為形勢所逼，不得不和共產黨合作，但是它企圖溶化共產黨，取消共產黨。所以它對共產黨主要是采取麻痹政策與特務政策。武漢失守后，國民黨采取嚴格限制與打擊共產黨的政策，頒布了《限制異黨活動辦法》等。從這時候起，國共之間的磨擦，就在各地逐漸發生。又因日寇停止了對中國的戰略進攻，而加緊其政治上的誘降活動，國際上又有遠東慕尼黑的新陰謀，以及我黨在華北敵后的大發展，引起了國民黨一些恐懼。因此，就使得國內形勢逆轉，投降、倒退、分裂的危險空前嚴重起來。汪精衛投降，親日派活躍，全國性的反共高潮開始出現，華北敵后不斷發生武裝磨擦，華中國民黨頑固派亦節節向我進攻，強令我江北部隊南調，武裝磨擦亦開始發生。此時，我黨在華中及皖南薄弱的武裝力量，有被親日派反共派包圍、孤立和擊潰的危險。在國民黨地區，我黨和進步的群眾組織，則受到壓迫與摧殘，已經開始了民眾運動的退潮。因此，我們在華中的工作條件就更困難了。

這時，華中敵后地區的情況也和武漢失守時有了根本的不同。由于敵人的進攻，國民黨最初對敵后的形勢估計得過分嚴重，他們驚慌失措，退卻逃跑。那時敵后是空虛的。到了這時候，國民黨逐漸了解了敵后的具體情形，又看到我們在華北敵后的大發展，它對于敵后的觀念有了改變，覺得敵后還是可以經營的。國民黨最初是不愿到敵后去的，而指令我們到敵后去抗戰，他們自己站在后方。然而在此時，他們就大膽、積極地向敵后伸展，恢復他們在敵后的統治，并嚴格限制與排擠我們。這樣國民黨就在敵后恢復了他們的一些秩序，江北自發的人民武裝游擊隊已全部被國民黨收編 (但在后來又大部投敵當偽軍)，而我們在敵后則很孤立。形勢對我們是非常危險的。

在上述情況下，我們應該怎樣辦，我們的方針是什么呢?我們根據中央指示，揭破日寇的誘降與遠東慕尼黑的陰謀，動員并聯合一切抗日的黨派、階層和人民，反對汪精衛，反對親日派、反共派的投降、倒退、分裂活動，為堅持抗日、團結和進步而奮斗。我們的行動方針是：(一)在國民黨地區，根據運動的退潮情況，適當防御與退卻，黨的組織轉入秘密狀態，隱蔽精干，已經公開及半公開的干部黨員，采取某種可能的向國民黨抗議的方式撤退。(二)在敵后地區，則準備獨立自主地堅持抗戰，自己解決自己的困難 (不依靠國民黨發餉和彈藥)，準備全國性的及地方性的突然事變，準備實行自衛，克服當前的危險，準備在可能的地區建立一些根據地，并相機挽救前一時期華中工作中的損失。

我們當時在黨內、軍內傳達了黨中央在抗戰以后的正確路線和我們的行動方針，在黨的干部會上報告了目前嚴重的形勢，指出了我們面臨著的危險及華中黨過去工作中的缺點錯誤，提出了今后的任務。全體干部的精神為之大振，深刻地檢查了過去工作中的缺點與錯誤，認識到對于反共頑固派的退讓政策不是出路，從而高度團結在中央的路線的周圍，并為新的任務努力工作。這就在精神上、組織上準備了自己，并準備了群眾，為克服當前的困難，為應付可能到來的突然事變而堅決斗爭到底。很明白，如果沒有這種轉變，沒有這種準備，沒有這種明確的方針與堅決斗爭的意志，要克服當時的危險是不可能的，當然更說不上創造華中敵后的新局面了。

我們工作的發展獲得了超出我們希望以外的成績。這一方面是由于我們的正確方針，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反共頑固派犯了一個嚴重的錯誤。反共頑固派在一九三九年發動反共高潮，向我華北八路軍及抗日民主根據地進攻。在我華北黨堅決自衛方針指導下，八路軍與廣大人民堅決斗爭，擊敗了反共頑固派的進攻，使他們受到了很大的損失，不得不停止進攻。然而頑固派并沒有死心。他們以為華中我軍力量薄弱，過去又有退讓政策，很好欺負，在華中發動第二次反共高潮可以有把握地消滅或驅逐我軍，因而就毫無顧忌地向華中我軍進攻。可是事態發展的結果與頑固派的愿望相反。反共頑固派多次的武裝進攻，使我們不得不下最后的決心，團結一致與之拼命。在堅決的自衛斗爭中，我們的指揮員與戰斗員都是理直氣壯的，廣大的人民群眾以及大多數地方士紳都是同情我們的，有很多人參加了我們的自衛斗爭，包括江蘇八十四歲的老耆紳，過去做過兩任省長的韓國鈞先生，都是始終如一地站在同情我們方面，指責反共頑固派。在反磨擦斗爭中我們執行了正確的策略，嚴格遵守了“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自衛原則和有理、有利、有節的原則，使我軍的士兵、廣大的人民群眾、士紳以至國民黨軍隊的官兵都親眼看到：我們是自衛的，是有理的，是迫不得已的；而反共頑固派是進攻我們的，是無理的，是企圖置我們于死地的。到了條件成熟了的時候，我們即向進攻我之反共頑固派實行堅決的猛烈的反擊。在反擊之后，我們又進行充分的解釋 (對自己的士兵、對人民群眾、對士紳、對俘虜、對友軍、對反共頑固派都進行了解釋)，釋放俘虜官兵，醫治對方傷員，并請士紳到對方提出和平條件，說明我們是不愿意自相殘殺而放過日寇的，這樣我們就爭取到了廣大的同情者和后備軍，而反共頑固派則是孤立的，內部是極不一致的。所以，我們華中的武裝力量雖然很小，反共頑固派指揮下的武裝雖有二十余萬人槍，但在無數次的磨擦斗爭中，反共派沒有得到重要的勝利，而我們則是一次又一次地擊退了反共派的進攻，取得了很大的勝利。這樣，我們在華中不獨渡過了危險關頭，而且打開了在敵后廣大地區建立抗日民主根據地的新局面。我們華中的力量，在一年多的反磨擦斗爭中沒有削弱，而且發展了。反共頑固派在敵后的二十余萬武裝，則在磨擦中引起了內部的瓦解——叛變投敵、逃跑，加上戰斗中的傷亡，所剩無幾。大敵當前，他們無理進攻自家人，得到了應得的報應，受到了應有的懲罰。而我們則“因禍得福”，感謝反共頑固派的進攻!我們在華中的武裝部隊很少，但在一定地區有局部的優勢，可能獨立自主地在局部地區內實行三民主義——發動群眾、武裝群眾、進行抗戰、保衛家鄉、改善人民生活等。這樣，群眾擁護我們，而反共頑固派就嫉妒與痛恨我們，并找借口武裝進攻我們。然而群眾是明白的，許多群眾說：“他們自己不實行三民主義，還要反對人家來實行，真是沒有道理!”他們師出無名，其氣不壯，在群眾中孤立，內部不團結。在這種時候，我們停止了退讓，實行了堅決的武裝自衛和反擊。這就是反共頑固派失敗的基本原因，也是我們勝利的基本原因。我們在華中敵后地區的發展與抗日民主根據地的建立，是經過了這樣的具體道路：獨立自主地實行三民主義與堅決的武裝自衛斗爭。這是和華北不同的道路。我們不獨是在同敵偽的不斷戰斗中，而且也是在同反共頑固派的不斷自衛斗爭中，即是說，是在三角斗爭中來建立敵后抗日民主根據地的。

在這種非常復雜的形勢下，一方面我們沒有在大敵當前犯進攻“自家人”的錯誤，另一方面我們也沒有在反共頑固派武裝進攻面前，犯毫不抵抗、一味退讓的右傾機會主義的錯誤。就是說，我們不獨是在對日武裝斗爭中，同時也在國內政治斗爭中，也在對頑的反磨擦武裝斗爭中，執行了正確的路線，執行了正確的政治方針、軍事方針與組織方針，運用了靈活的策略，徹底糾正了華中黨在前一時期的錯誤路線，我們才渡過了難關，克服了危險，并取得了勝利。如果沒有這后一方面，我們的勝利與發展也是不可能的。皖南的負責同志與新四軍軍部，就犯了這后一方面的錯誤，他們在反共頑固派陰謀和無理進攻的面前沒有警惕性，一味退讓，重復大革命時期陳獨秀式的右傾機會主義錯誤。他們沒有在中央的屢次指示之下改正自己的錯誤，一直堅持錯誤到底，最后又在軍事行動上犯了錯誤。結果就在皖南事變中遭到慘重的失敗。華北華中以及皖南實踐的經驗，這樣明確地證明了一個真理：抗戰以來，應該說是遵義會議以來，黨中央的路線和方針是完全正確的。誰個違背了它，誰就不能勝利。

反共頑固派的失敗，是他們自己造成的。在每次磨擦之后，我們都向他們提議和平，要求他們停止武裝進攻，一切問題用商談來解決，然而他們完全拒絕。我們在二次黃橋戰斗之后，答應讓出鹽城、東臺及其他地區的防地，放還俘虜的師、旅、團長三十余人，退還繳獲的武器等條件；請韓國鈞先生到韓德勤那里去談判，要他們停止對我們繼續進攻，然而他們還是拒絕了。弄得韓國鈞先生也氣憤地對我們說；“和平無望!你們還是趕快回去準備自衛吧!”很明白，如果頑固派在我們的任何一次和平提議之后，停止進攻，那他們也不會弄到那種地步的。頑固派除開抱怨他們自己以外，還能抱怨誰呢?由于頑固派不顧大局，在華中進行了一年多激烈的武裝磨擦，我們雖然基本上勝利了，但犧牲是重大的。尤其以皖南事變中的損失為最大。同時日偽也乘機利用這種磨擦來加強其對占領區的統治與掠奪，因而使敵后抗戰更加困難。又由于許多反共武裝的叛變投敵，偽軍增加了，偽化區擴大了，敵人的掃蕩也加多了。即使如此，華中敵后廣大地區還是建立了進步的抗日民主根據地。各階層廣大人民在新的條件下團結起來，建立了敵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權及其他一切形式的組織，武裝人民，改善人民生活，保障人民的自由及人權、地權、財權等，這就大大提高了華中敵后人民的抗戰力量。華中人民和新四軍在一起，在共產黨領導之下，有力地堅持著華中敵后的抗戰，給敵偽以極大的打擊。這就是在磨擦中所引起的華中敵后情況的基本變動。這種變動，將長期影響華中敵后形勢的發展，并影響全國形勢的發展。

這是在磨擦中所產生的積極的結果。在反磨擦斗爭中，我們不獨克服了當時的危機，而且使我們發展華中的任務也基本上完成了。前一時期華中工作中喪失發展時機和敵后工作特別薄弱的缺點，我們也基本上克服了。

三年來，華中工作的主要成績是什么呢?由于中央的正確指導，北方局和八路軍的援助，華中我黨我軍全體干部、黨員和指戰員的英勇奮斗，除開個別地區以外，我們的工作都獲得了很大的成績。這些成績，簡單地講，可以指出以下幾點：第一，勝利堅持了華中敵后抗戰，嚴重打擊了敵偽。除開皖南與豫皖蘇邊區外，擊潰了親日派、反共頑固派對我軍的進攻，阻止了投降分裂的危險。

在一九四一年，我軍各師作戰的情形如下：共作戰二千三百九十一次；繳獲槍枝二萬六千一百八十二枝，輕重機關槍六百挺，各種炮四十一門，各種子彈七十八萬三千零一十二發，各種炸彈四萬二千五百一十八枚；斃傷敵偽官兵三萬三千零七十三名，俘虜二萬零七百八十二名。我之死傷一萬三千九百九十八名(皖南事變除外)。

在一九四○年以前，我軍除第五師外，作戰情形如下：共作戰二千七百零三次；繳獲長短槍一萬八千三百九十二枝，輕重機關槍四百二十八挺，各種炮五十七門，各種子彈六十六萬一千五百零五發，各種炸彈一萬二千九百一十七枚；俘虜及斃傷敵偽官兵共一萬七千二百三十九名。我傷亡官兵一萬二千七百五十三名。

從以上的數目宇，可以看出我軍作戰取得很大的勝利，嚴重地打擊了敵偽，堅持了敵后抗戰。

第二，在華中敵后廣大地區建立了根據地，并在這些根據地實行三民主義，實行民主政治，發動與組織廣大的人民到抗日戰爭中去。雖然政府斷絕供給我軍一切餉彈，但由于這種根據地的建立，仍能保證我軍的給養。

根據不完全不精確的統計，可以報告以下的一些近似的數目宇：我軍所建立的敵后根據地，面積共約一十八萬方里，如加我軍經常游擊活動的地區，則約有二十五萬方里，其中大約有十萬方里是比較鞏固的地區。在根據地內的人口，根據一九四一年向我交納各種稅款及公糧者計算，約共有一千五百萬人，約占敵后人口三分之一以上。在比較鞏固地區的人口，則約有八百萬到一千萬人。

抗日民主政權的建設，雖然還極不完備，錯誤還多，但是我們注意吸收黨外人士參加政權，實行“三三制”。我們在各地開了參議會及士紳座談會等，將黨的政策向各階層人民作解釋，消除了中上層人士的懷疑恐懼，他們中有一部分積極參加了抗日民主政權的建設。在這里至少可以證明：抗日根據地內，在適當改善人民生活的同時，是可以同中上層人士保持合作的；在與中上層人士保持合作的條件下，仍然是能夠適當改善人民生活的。那些認為要切實改善人民生活，就不可避免要與中上層人士弄翻臉的觀點，是不對的。

第三 ，發展了抗日武裝部隊，在一定基礎上武裝了人民。我主力軍之大部經過幾年來的戰斗鍛煉和整訓，一般已結束了游擊隊的階段過渡到正規兵團的規模。地方軍中的一部分已提高了戰斗力，不脫離生產的人民武裝中一部分已能擔任戰斗任務。

第四，發展與建立了黨的組織，在一定范圍內組織了群眾，改善了群眾生活，實行了減租減息、改善雇工待遇等。

除開這些主要的成績外，還在各地開展了敵偽工作，積累了一些經驗。個別地方聯絡友軍的工作亦有成績。各地黨與部隊在訓練干部方面亦進行了一些工作，在各種學校及訓練班畢業的學生已有數千人。一部分在職干部的理論認識與黨性有些提高，在三年的艱苦斗爭與工作中，鍛煉了我們大批的干部。兵工生產，文教工作，亦已在各地開始進行。

這些都是我們看得見的成績。一般地說，開辟與發展華中敵后工作的任務基本上是完成了。這種任務的完成，抗日民主勢力在華中敵后廣大地區內的生長與鞏固，不會不影響到中國的抗戰形勢以及國內政治軍事情況的發展。我軍在華中敵后已最后地站穩了腳跟，任何勢力企圖消滅我們，是斷乎不可能的了。長期堅持華中敵后斗爭以至于最后勝利所必需的一切條件，已經打下了基矗在這個時期的工作中，我們還有什么缺點和錯誤呢?除開我們最初對于敵人的戰略進攻有某些過分的估計，及皖南的負責同志犯了錯誤，因而受到很大損失外，還有以下一些錯誤與缺點：第一，有不少同志在反磨擦斗爭中犯了左傾錯誤。有的同志認為，反共高潮一來，磨擦一起，國民黨就完全反革命了，國共關系就根本破裂，黨的統一戰線政策就可拋棄，因而在策略上發生了嚴重的錯誤。有的同志在武裝反磨擦中超出了有理與有節的原則，只圖有利，造成了原則的錯誤。還有的同志提出了“打倒頑固派”的口號，或把“敵、偽、匪、頑”寫在一起，把頑固分子當作漢奸，把中間分子當作頑固分子來對待，甚至還發生個別沒收頑固派財產的事情。

有的同志向各方面的宣傳解釋不夠，不是用科學的態度對待這一個復雜的武裝磨擦問題，而是粗枝大時地隨便地處理這個問題，因而引起許多人的誤會與自己內部的懷疑。

最初我們是集中火力反對右傾錯誤，反對在反共頑固派進攻面前畏怯、退卻、投降。但后來，在武裝磨擦的過程中，左傾錯誤逐漸地嚴重起來。因此，我們又不得不集中火力來反對左傾，糾正這種錯誤。

第二，最初，華中的黨、軍隊和群眾團體在籌措給養方面，在收編游擊部隊與地方武裝方面，在處罰漢奸方面，在社會政策方面，都和華北一樣，犯了一些過左的錯誤，經過了一個混亂時期，引起了社會上某些不安及上層人士的恐懼，個別地方發生地主逃跑等。然而混亂時期一般不長，有的幾個月、有的幾星期就糾正了。另外有些地方，則由于土匪的蜂起及頑固派武裝的搗亂，這種混亂時期比較長些。

第三，由于我們在華中敵后的軍隊和黨的組織，最初是通過江南、華北及中原各方面的關系去建立的，是各方面合攏來的，各有各的建制及領導關系、指揮關系等，在行動上、政策上最初也是各干各的，彼此聯系很少，因此，在斗爭中就不能彼此協助，不能統一地對付日偽與反共頑固派的進攻，而受到許多不應有的損失。在統一戰線及其他政策上，對于某些具體問題和具體人，常常表現各部隊之間、上下級之間、軍隊與黨及政府之間的不一致，以及黨所公布的政策與各部隊各機關的行動之間的不一致，因而就給反對我們的人以很多機會來鉆空子，進行挑撥離間，引起我們內部的誤會。在華中建立統一的政治領導與軍事領導，從組織上、行動上、思想上以至供給上、制度上去統一各部隊與各地黨組織，是經過了長期的艱苦工作，并在中央的有力幫助之下，才最后獲得解決的。

第四，華中我軍是處在民族戰爭與內部的磨擦戰爭中。

這兩種戰爭，須要兩套不同的戰法，須要兩種不同的戰略戰術原則。對日戰爭的指揮原則，是在戰略統一指揮下獨立自主地開展游擊戰爭。反磨擦戰爭的指揮原則，是在戰略、戰役以至戰術上都要統一指揮，特別是在政策上，更須要統一。而這兩種戰爭的相互關系，是很復雜的問題。由于客觀事物的這種復雜性，再加上我們部隊組織及戰斗作風的不同，所以，許多軍官的軍事指揮就難免發生錯誤，常常受到不應有的損失。比如，在幾個部隊配合作戰的反磨擦戰爭中，有些指揮員用指揮游擊戰爭的原則來指揮部隊作戰。他們并不嚴格聽從總指揮部的統一指揮，認為可以打時就打，不可以打時就不打，或隨便轉移方向，擅自指揮部隊行動。

他們或者把內戰時期的戰略戰術原則機械運用到情況完全不同的華中敵后的反磨擦戰爭中。還有些同志不尊重上級所給予的戰略任務，不肯用一點力去解決戰略上關系重大的戰斗，而只注意爭取戰術上的勝利。結果他們雖然在戰術上獲得勝利，繳了很多槍，俘虜了很多人，戰斗次數亦很多，然而局面并沒有打開，戰略上的任務并沒有完成，形勢甚至還弄得更壞。另外有些部隊在對日作戰中不了解在戰略上要統一指揮，而各部隊在戰術以至戰役上要獨立自主。他們常常在戰略上不嚴格服從指揮，而在戰術與戰役上又常常請示上級，甚至抱怨上級對他們指揮太少等。還有些部隊在對日偽作戰中，疏忽了對反共武裝的警戒，或在反磨擦戰爭中，疏忽了對日偽的警戒；或者不能在一定的時候集中主力對付一方面，而兩面同時作戰；或者在集中主力對付一方面時，又過分估計另一方面的夾擊危險，而畏首畏尾，不敢下決心，或中途動搖，不善于利用他們之間的矛盾。

以上這些，就是這個時期華中工作所發生的一些錯誤與偏向。由于這些錯誤與偏向的發生，使我們在斗爭過程中喪失了一些后備軍，在某些階層的人民中引起了某種程度的隔膜，并給了敵人一些可乘之機，使某些問題不能解決，造成某些僵持的局面，浪費很多時間，使我們以后的工作發生了很多困難。

華中敵后的根據地是在抗戰三年以后才開始建立，并且是在反磨擦斗爭勝利之后才開始建立的。由于這兩個特點，再加其他特點，就使華中敵后根據地建設的條件，比華北更困難些。然而，我們有了華北建設根據地的經驗，有中央的許多指示，我們可以少犯許多錯誤，可以較快地糾正各種錯誤。因此，也就使我們在中下級干部較少較弱的條件下，能夠運用大刀闊斧的工作方式，迅速恢復敵后抗日的秩序，團結各階層人民在我們的周圍，建設與鞏固各根據地，堅持華中敵后的抗日戰爭。

這就是發展時期華中工作的基本經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