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減租減息的群眾運動

                            (一九四二年十二月九日)

 

晉西北今后的中心任務，是開展對敵斗爭與發動熱烈的群眾運動。在游擊區、敵占區是開展群眾性的游擊戰爭，在根據地是發動熱烈的群眾運動。

華中群眾運動的經驗，可作為晉西北參考。晉西北和華中不同的是地大、人息經濟落后，但某些原則是可以通用的。

黨中央曾提出發展華中、鞏固華中的任務。經過對敵偽的抗擊和反磨擦的勝利，建立了我們的根據地，建立了政權，華中的發展基本上是完成了。接著的問題是鞏固根據地，其中心一環，就是廣泛深入地發動、組織并教育基本群眾，以提高其覺悟。這些工作做好了，就容易動員群眾參加抗戰、參加各項建設，才可能真正發揚民主，把政權搞好，把財政經濟工作搞好。這樣，黨才能鞏固，統一戰線也才會真正搞好。基本群眾的極廣大發動，是我們必須經過的一關，不能跳過這一關。過好這一關，一切工作才能更有基礎，否則，是什么也不容易搞好的。拿統一戰線來說，如果群眾工作搞得不好，群眾還不相信自己的力量，沒有站起來，那末，抗日統一戰線就會只是共產黨和地主、士紳、商人的統一戰線，而不是廣大基本群眾和地主、士紳、商人的統一戰線。如果群眾工作沒有做好，應該加緊做，一年不行，二年三年，以至十年八年，都非要把這一工作搞好不可。

因此，在黨員中，干部中，部隊中，一定要加強群眾觀念。有些同志的群眾觀念非常薄弱，這是很危險的。如果不糾正，不解決，黨性就成問題。

我們革命，不是為老婆，為吃飯，為出風頭，而是為了人民群眾的解放。一切為了群眾，否則，革命就毫無意義。

馬克思、列寧常常講，共產黨員無論什么時候，什么地方，都要依靠群眾，加強和鞏固與基本群眾的聯系。又講到，無論什么時候，什么地方，都要以共產主義思想教育基本群眾，提高他們的覺悟，并把他們組織起來。《聯共黨史》結束語第六條中說，共產黨什么都不怕，就怕脫離群眾，只要共產黨永遠依靠群眾，就是不可戰勝的。日本特務機關整天窺視著我們，時時想找我們脫離群眾的弱點，來勒死我們。我們在太行山曾截獲國民黨特務機關的指示，說破壞共產黨最有效的辦法，是利用共產黨對群眾的強迫命令。共產黨如果單靠槍桿，單靠同地主、士紳、商人搞統一戰線，是沒有前途的。依靠群眾，是馬克思主義的革命原則，不可在行動中有任何違背。

但是我們有的同志口頭講的是群眾，是馬克思主義，一到行動就忘了馬克思主義。如果對群眾利益不關心，妨害群眾利益，以官僚主義對待群眾，就不是共產黨員，應該受到嚴厲批評。還有的同志把群眾工作的地位看得很低，這是非常不對的。把人分成等級，把各種工作也分成等級，把群眾運動的工作看成很低的等級，這不是共產黨應有的觀點，而是封建社會的等級觀點。

抗日民主根據地的群眾運動，主要是農民運動，應把農會放在第一位。農會工作搞好了，青、婦團體也會搞好的，工會工作也同樣。

華中群眾運動的經驗是這樣的：派工作團下去開展減租減息運動時，先選擇幾個中心縣，在中心縣里，找二三個中心區，在中心區里，找二三個中心村，把大多數干部和最強的領導干部派到中心縣、區、村去。非中心區、村的干部，開始只做宣傳工作，沿村宣傳減租減息、改善雇工生活。在中心區、村，集中力量發動群眾，突破一點，打開局面。非中心區、村則及時宣傳中心區進行減租減息的成績和經驗，造成聲勢，相互呼應。

中心區、村在開始發動群眾時，由政府與工作團負責人訪問地主，召開士紳、地主座談會，說明群眾運動要來，講清政策，減少顧慮；同時工作團挨家挨戶訪問農民，和農民談話，了解情況，調查研究，注意發現積極分子，通過積極分子聯絡和發動更廣泛的群眾。在群眾醞釀成熟的基礎上，召集全村農民大會，討論和決定有關問題，選舉農會籌備會。

應找出當時當地農民最迫切的問題下手(比如借糧)，通過這些斗爭的勝利，提高農民的熱忱和信心。還應加緊教育和訓練積極分子。然后成立農會，領導農民進行減租減息的斗爭。

成立農會時要懸榜，農民對于懸榜，非常重視；縣長、軍隊首長也要去出席，并講話鼓勵，以示對農會的重視。影響一傳開，非中心區的農民也自動起來了，也要求組織農會。這就是非中心區被中心區所推動。這時候，中心區、村即可留下一部分干部做鞏固工作，其他干部轉移到非中心區。這時到非中心區，群眾就會自己找來了。一個月到兩個月，就可發動千百萬群眾，形成減租減息的群眾運動潮流。

群眾運動一起，積極分子涌出，就要抓緊教育。要認真準備好一篇講話：世界是什么人創造的?是工人農民創造的。

飯哪里來的?房子哪里來的?一切都是工人農民創造的。但是未創造世界的，卻占領著世界。這里要注意打破農民的迷信，說明人受兩種壓迫，一種是自然的壓迫；一種是人的壓迫，人剝削人，人吃人。世界沒有地主資本家可以成為世界，沒有勞動者就不行。應以外地農民起來斗爭的經驗以及蘇聯革命成功的經驗，說明工人農民應該成為社會的主人。他們一了解這個真理，會非常興奮，就會主張：索性把這世界推翻吧，把那些地主老財都干掉吧。這時要特別向他們說明統一戰線的重要，今天為了打日本帝國主義，一定要和地主老財講統一戰線，共同打日本，這是為了全民族利益，同時也就是為了農民工人的利益和前途。這種革命階段的性質一定要給他們說清楚，并要說明根據地的重要等等。這篇講話，一定要準備好，語言和舉例應當是當地農民容易懂而又切身感到的。農民聽懂了，覺悟會提高的。華中那些剛覺悟的農民，常常興奮得睡都睡不著，跑來問這問那，提出許多問題。

這樣，農民的革命思想樹立起來了，農民說“換了一個腦袋了”。這就是以馬列主義教育農民，是新的啟蒙運動，也就是階級教育。這個教育搞好了，農民跟上我們走，就不會因為受一點波折而懷疑動遙農民在提高了覺悟之后，心也發癢，嘴也發癢，會到處去講，進行宣傳，那簡直是一個很大的力量。農民起來了，就進行減租減息的斗爭。

進行減租減息，農民說要斗理、斗力、斗法。所謂斗理，就是進行說理斗爭。地主是很狡猾的，他會用種種方法來恐嚇農民，我們必須動員一切宣傳力量，造成“不減租減息沒有道理”的輿論潮流。有了理，就會得到社會的同情，能大大增強農民的斗爭信心和勇氣。所謂斗力，就是較量力量的斗爭，依靠有覺悟、有組織的農民群眾的力量，去斗垮地主破壞減租減息的一切陰謀詭計。減租減息時，可從開明的地主先減起，因為容易一開始就做好，促使地主內部的分化。

對那些不減的，就和他斗爭。可選擇一個最頑固的大地主，只要把他斗下來了，其他地主的問題也就容易解決了。所謂斗法，就是依據法律進行合法的斗爭。發動農民到地主家里去談，說明為了抗日而減租減息。農會并可開會，請地方長官和地主參加。在會上表揚開明地主的大義，對地主的普遍減租表示感謝，以消地主的積恨。遇敵人掃蕩時，農民就去幫助地主空室清野，以示共同抗日，互相團結。抗日民主政府應用自己的法令來保障農民的利益，制止地主的破壞活動，同時又適當照顧地主的利益，使地主服從和擁護抗日政府的政策。

要有廣泛深入的群眾運動，一切工作才會做好。農民起來了，為防止地主打黑槍，自動要求發槍，民兵也就起來了。

他們關心政權了，政權也就鞏固了。農民“換了腦袋”之后，加上一個決心，不怕死，參加共產黨的多了，黨的力量就壯大了。

在群眾運動中，還應注意這樣幾個問題：第一，正確處理黨、政府、軍隊與群眾團體的關系。

過去我們的黨、政府、軍隊常常代替、干涉群眾團體，不尊重群眾團體的獨立性，關系搞得很混淆，表現在政府代替群眾團體，干涉群眾團體的內部生活，派群眾團體干部做政府工作等。

如果是政府代替群眾與地主作斗爭，就會失掉政府立場，不能兼顧地主的利益；而群眾未發動起來，不相信自己的力量，認為是八路軍、共產黨給他們的利益，減租成了“恩賜”。結果，把地主鬧翻了，群眾又不擁護。這樣做的人本意要做好事，結果是做了壞事。應當了解，脫離群眾，少數人與地主斗爭，是不允許的。馬列主義的一個基本原則就是勞動者自己解放自己。我們應該發動群眾起來斗爭，黨、政府、軍隊代替群眾減租減息的方式應該禁止。

政府過多地集中群眾團體的力量突擊征糧、征稅、擴兵等，就會使群眾團體放棄了自己本身的任務和工作，使群眾不能正確認識群眾團體。比如好些地方的老百姓都說農會是八路軍的、政府的農會，而不說是自己的。我們要組織農民自己的農會，工人自己的工會，不依靠勞動者以外的任何英雄豪杰。黨、政、軍派去農會工作的干部，應以農會名義進行各項活動。一切好事，于農民有利益的事，都應交群眾團體去做，而群眾團體要教育群眾擁護政府、擁護八路軍，群眾團體干部被派去做政府指定的工作時，應完全以政府名義，不用群眾團體名義。如果群眾團體代替政府征糧、征稅、捕人、審案等，就成了兩個政府，結果變成了無政府。至于群眾團體代替黨的現象，有時表現為不去搞經濟任務，只去搞政治宣傳。自然，不能把經濟任務與政治任務完全分開，但它們是有區別的。

因此，黨、政、軍、民關系要區別清楚，同時又應該相互很巧妙地結合。是巧妙的結合，而不是混合。黨是階級的最高組織形式，黨的領導一元化，是矛盾的統一，是相對的統一，不是絕對的，不是取消各種組織。從單細胞到高級動物是發展，越是高級動物，細胞的分工越細密。我們今天的各種組織分工要科學、明確，不能混淆。劃分職權之后，然后統一。現在客觀要求分工，主觀卻分不清，把結合變成了混合。

黨不能直接領導群眾團體，而應通過自己的黨員去領導。

政府與群眾團體，應互相協助。

怕群眾團體威信高是不對的。群眾團體是黨聯系群眾最重要的橋梁，群眾團體威信提高，也即是黨的威信的提高。

群眾團體有極高的威信，號召群眾擁護政府才有力量。農會如果威信掃地，就難以號召農民擁護政府。所以，群眾團體在群眾中的威信越高越好。這種威信高，是黨的領導的結果。

第二，真正鞏固的群眾運動，一定要有群眾的領袖。

黨和軍隊的領袖可以委派，而群眾領袖是不能委派的。

因此，要注意培養群眾中的積極分子，使他們成為有威信的群眾領袖。沒有領袖的群眾運動，是不鞏固的群眾運動。有領袖、有紀律的群眾運動，才是真正革命的群眾運動。群眾領袖應是成千成萬的，包括各方面的大大小小的群眾領袖。

黨應培養、教育干部成為群眾領袖，這是重要的事。應派干部下去經常做群眾工作，長期培養，成為群眾公認的領袖。

在華中，派干部去作縣長，先不派到縣府，而派去做群眾工作，工作做好了，在群眾中有了威信，由群眾選他出來當縣長，那就成為和群眾有密切聯系的領袖。至于外來的做群眾工作的知識分子，只要與群眾密切聯系，熟知群眾，替群眾解決問題，也可以成為群眾領袖。

第三，群眾運動中如發生左傾過火的情形，必須正確地對待。

群眾運動起來了，可能有掌握不住的情形發生，因為群眾不動則已，既動起來，往往超過我們的主觀愿望，有些過左、過火的現象。有的同志對這種現象，感到害怕。應該認識，群眾運動起來發生過左是一回事，領導的過左又是一回事。應該把群眾行動上的過左，和干部領導上的過左，嚴格區別開來，因為這是有原則差別的。領導上的過左，是左傾機會主義，是犯錯誤，是不允許的，應該禁止的。群眾起來有些過左的現象，往往是不可避免的，也是不應該害怕的。

因此，應加強我們主觀領導能力，力求正確地領導群眾運動，防止右傾和左傾。群眾運動本身有時左有時右，無論如何我們的方針要拿得穩，我們主觀領導決不能左右搖擺。

怕左而不發動群眾，或以為左一點不要緊，而用左的領導思想發動群眾，都是不對的，要切實避免。

我們不怕群眾過左，而怕自己的干部過左。四項動員時，不是群眾左，而是派下去的干部左。結果，把地主弄翻了，群眾未起來，把自己孤立了。

我們對群眾運動，一定要在領導上控制得祝對群眾運動的控制，不是強迫命令，而是思想上、領導上的控制，出于群眾的自愿。比如大革命時，武漢碼頭工人自發地驅逐巡捕，占領了英租界，一二十萬工人到英租界游行示威。陳獨秀等當時害怕群眾過左，要想停止群眾的游行示威，并要全國總工會負責。全總負責同志說明停止是不可能的，當晚找了群眾領袖，提出示威時絕不能動手，不要損壞東西，這在思想上控制住了，結果第二天游行示威，包圍領事館，搞了一天，沒有發生一點事情。這是有紀律的群眾運動，這才是真正的群眾運動，沒有秩序、沒有紀律的群眾運動，不算真正的群眾運動。那一次的群眾運動，對于收回英租界發揮了極大的作用。

在正確的領導下，群眾中個別的左是能夠糾正的，群眾自己是能夠建立起紀律的。群眾中的領袖，也可能搞得過火，但我們應該在思想上進行說服教育，愛護他們的革命熱情，絕不能向群眾潑冷水。如果有的同志對于群眾的革命熱情不知道愛護，而是站在群眾之上指責群眾，這個共產黨員的黨性就不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