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思想研究
毛澤東文化思想及其現實價值
黨的十七屆六中全會《關于深化文化體制改革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在部署文化改革發展、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的奮斗目標時，指出必須“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指導，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堅持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前進方向”，指明了我們在新的歷史時期發展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的方向。
一
毛澤東文化思想即是以毛澤東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在把馬克思列寧主義普遍真理同中國實際相結合的過程中，運用辯證唯物主義、歷史唯物主義世界觀考察社會文化現象、指導文化建設實踐時得出的一系列基本觀點構成的體系。由于毛澤東既是從馬克思主義政治家、戰略家、理論家的高度來考察文化現象，又在文化方面有著獨到的造詣，他的許多見解的精辟、富有啟迪和具有久遠的價值，是經得起實踐檢驗的。多年來已有不少學者就毛澤東文化思想或文化觀的問題從不同角度進行過論述，下面試根據個人體會，從總體上對毛澤東文化思想的基本點進行梳理和回顧。
——關于文化和政治、經濟關系的觀點。這里所說的文化，是指精神文化，主要是觀念形態的文化，屬于社會意識范疇。毛澤東堅持唯物史觀關于社會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社會存在和社會意識相互關系的基本原理，緊密結合具體歷史和革命實踐，深入考察了歷史發展中文化和政治、經濟的關系，對文化現象作出了新的概括：“一定的文化(當作觀念形態的文化)是一定社會的政治和經濟的反映，又給予偉大影響和作用于一定社會的政治和經濟；而經濟是基礎，政治則是經濟的集中的表現。這是我們對于文化和政治、經濟的關系及政治和經濟的關系的基本觀點。”①這一概括和論述在指明經濟的歸根到底的決定作用的前提下，又提出，在一定經濟基礎之上的政治對文化也有某種決定和被決定、反映和被反映的關系，從而揭示了一定社會的政治和經濟是一定社會的文化的根據這一人類歷史中的重要現象，提供了聯系一定形態的政治和經濟來考察一定形態文化的科學思路。縱觀人類歷史中紛繁多姿、豐富多彩的文化現象，這一思路豐富和深化了馬克思主義關于考察社會文化現象的方法，使得我們對于問題的認識和把握可以更為精準和符合實際。同時，它指明了一定形態的文化對其所產生的一定形態的政治和經濟具有“偉大的影響和作用”，發揮和推進了馬克思主義關于“一種歷史因素一旦被其他的、歸根到底是經濟的原因造成了，它也就起作用，就能夠對它的環境，甚至對產生它的原因發生反作用”②的思想。
這一關于文化和政治、經濟關系的觀點，為正確闡明文化發展中的一系列問題，在具體歷史條件下推進先進文化的建設，提供了基本的理論依據。
——關于立足新的時代實踐，發展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文化的觀點。在中國革命艱難曲折的歷程中，要求不斷闡明中國向何處去的問題，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論》是回答這個問題的最重要的科學著作。它在文化上的旗幟，就是要求立足新的時代實踐，發展無產階級領導的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文化，即發展無產階級領導的、人民大眾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義文化。這是依據文化和政治、經濟的關系，對于黨領導的民主革命階段新的國民文化的內容和方針的科學規定。
毛澤東論述道：這種文化是民族的，即它是反對帝國主義壓迫、主張中華民族尊嚴和獨立的。它帶有我們民族的特性。唯其帶有我們民族的特性和體現中華民族的獨立與尊嚴，才能和世界上一切別的民族的進步文化相聯合，建立互相吸收和互相發展的關系，共同構成世界的新文化。這種文化是科學的，即它是反對一切封建思想和迷信思想，主張實事求是，主張客觀真理，主張理論和實踐相一致的。唯其因為是科學的，因而誰發現了真理，不依靠主觀的夸張，而依靠客觀的實踐。共產黨人可以和有進步性的唯心論者、宗教徒在政治上、行動上結成反帝反封建的統一戰線，但絕不能贊同他們的唯心論和宗教教義。對于中國長期封建社會中創造的燦爛的古代文化要采取歷史的、辯證的分析態度，把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華，作為發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條件。這種文化是大眾的，因而即是民主的，它應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勞苦民眾服務，并逐漸成為他們的文化。也就是說，“我們的文化是人民的文化”③，是應為人民所享有和為人民服務的，決不應是少數人所得而私的文化。
毛澤東關于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文化的觀點，雖然是對于新民主主義革命階段國民文化的內容和方針而言的；由于其深廣的思想理論內涵，也為黨領導的革命、建設和改革各個時期的文化發展方針奠定了基礎。
——關于共產主義思想體系指導和當前階段整個國民文化內容和性質的關系的觀點。在中國無產階級及其先鋒隊登上政治舞臺以后，中國人民的新文化必然只能由無產階級的文化思想來領導，即只能由共產主義的思想體系來領導。這是由中國的歷史特點所決定的。“五四”以前，中國思想戰線上的斗爭是資產階級的新文化同封建主義舊文化的斗爭，這一斗爭是由資產階級的文化思想來領導的。但由于資產階級的無力和世界已進入到帝國主義時代，資產階級的文化思想只能上陣打幾個回合，就被外國帝國主義的奴化思想和中國封建主義的復古主義思想的反動同盟所打敗了。隨著“五四”以后中國共產黨的成立，中國產生了反映新的政治經濟發展要求的、以中國共產黨人的共產主義思想體系為指導的文化生力軍，才向著帝國主義文化和封建主義文化展開了英勇的進攻，并在社會科學和文學藝術各個方面獲得了巨大的發展。此時資產階級的文化思想就決無領導作用了，領導作用不得不落在無產階級文化思想的肩上。中國歷史和文化發展的一個必然邏輯是：“真正人民大眾的東西，現在一定是無產階級領導的。資產階級領導的東西，不可能屬于人民大眾。”④
強調中國人民的新文化只能由無產階級的、共產主義的思想來領導，并不是說在中國的民主革命階段上整個國民文化的內容和性質是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因為這個階段雖然在政治上、經濟上已經有了社會主義的因素，但還沒有也不可能形成整個社會主義的政治和經濟。對此，毛澤東提出了共產主義思想體系的指導同整個國民文化的新民主主義方針相統一的原則。他認為：在中國革命的每一個階段上都必須堅持共產主義思想體系的指導，在現在新民主主義，在將來社會主義，這是有機構成的兩部分，而為整個共產主義思想體系所指導的。中國的民主革命沒有共產主義去指導是決不能成功的，更不用說革命的后一階段了。同時他又指出，應該把共產主義思想的宣傳、共產主義的理論同當前階段整個國民文化的新民主主義方針區別開來。
這就闡明了共產黨人干革命和全部工作的一個重要的方法論原則：必須堅持共產主義思想體系的指導同當前階段行動綱領實踐的有機統一。從而寓共產主義思想體系的引領于解決當前階段實際任務的奮斗之中，使之獲得精神的動力和保持正確的方向，既腳踏實地地為解決當前階段的任務而奮斗，又遵循客觀規律，逐步把我們的事業引向未來的目標。
——關于有分析地利用、吸收我國傳統文化和外國文化的文化揚棄的觀點。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發展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文化，一個十分重要的問題，就是要處理好中國人民的新文化同我國歷史文化遺產和外國進步文化的關系。早在1938年的《中國共產黨在民族戰爭中的地位》一文中，毛澤東在談到一切有相當研究能力的共產黨員都要研究、學習馬克思主義的同時，就提出：“學習我們的歷史遺產，用馬克思主義的方法給以批判的總結，是我們學習的另一任務。”他的名言是：“從孔夫子到孫中山，我們應當給以總結，承繼這一份珍貴的遺產。”⑤他還明確指出：“我們信奉馬克思主義是正確的思想方法，并不意味著我們忽視中國文化遺產和非馬克思主義的外國思想的價值。”⑥事實上，任何新的文化的發展都必須從已有的思想材料出發，并自覺不自覺地依據新的政治、經濟發展的要求進行改造和加工，使之成為新的文化的有機組成部分。從而，文化的發展既是一個連續的過程，又是一個在歷史實踐中歷經淘洗、改造、創新即揚棄的過程。毛澤東依據文化發展的這種特點和規律，深入闡明了文化揚棄的思想。他分析道：新的文化的創造決不能拒絕借鑒、吸收古人和外國人，但這種借鑒和吸收絕不能代替自己的創造，決不能生吞活剝地毫無批判地吸收。他作了一個生動的比喻：“如同我們對于食物一樣，必須經過自己的口腔咀嚼和胃腸運動，送進唾液胃液腸液，把它分解為精華和糟粕兩部分，然后排泄其糟粕，吸收其精華，才能對我們的身體有益。”⑦
處理好對歷史文化遺產的揚棄問題，是一個十分復雜的問題。關鍵是要確立和遵循正確的標準和方法。毛澤東論述道：對于歷史文化遺產“必須首先檢查它們對待人民的態度如何，在歷史上有無進步意義，而分別采取不同態度”⑧。這里說的“對待人民的態度如何”，可稱之為人民利益標準；“在歷史上有無進步意義”，可稱之為歷史進步標準。這兩者的有機統一，就是歷史唯物主義關于檢查歷史文化遺產及所取態度的科學標準和方法。運用這樣的標準和方法來處理繼承中國古代思想和吸收外國思想的問題，才能取其精華、去其糟粕，有批判地吸收中國悠久傳統文化和外國的進步文化，做到古為今用、洋為中用，使之適合中國今天的實際需要，為今天的中國人民服務。毛澤東進而做了精辟的闡述：“對中國文化遺產，應當充分地利用，批判地利用。中國幾千年的文化，主要是封建時代的文化，但并不全是封建主義的東西，有人民的東西，有反封建的東西。要把封建主義的東西和非封建主義的東西區別開來。封建主義的東西也不全是壞的。我們要注意區別封建主義發生、發展和滅亡不同時期的東西。當封建主義還處在發生和發展的時候，它有很多東西還是不錯的。反封建主義的文化也不是全部可以無批判地利用的。封建時代的民間作品，也多少都還帶有封建統治階級的影響”，“我們應當善于進行分析”⑨。
——關于文化工作和文化工作者要解決好“為群眾”和“如何為群眾”的問題的觀點。既然“我們的文化是人民的文化”，那么文化工作和文化工作者如何才能適應新時代的人民的要求呢?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作了高度概括：“我以為，我們的問題基本上是一個為群眾的問題和一個如何為群眾的問題”，并認為這是整個“問題的中心”⑩。這個中心的問題解決了，文化領域的其他許多問題也就好解決了。
“為群眾”就是文化工作者必須有為人民服務的滿腔熱忱，把立足點轉移到為人民服務上來，轉移到無產階級和人民大眾的立場上來。這是唯物史觀關于人民是歷史創造者的原理在文化“為什么人”的問題上的要求和體現，也是一切進步的文化工作者崇高的人生價值追求。所以毛澤東強調說：“為什么人的問題，是一個根本的問題，原則的問題。”他勉勵文化工作者要在深入群眾、深入實際和學習馬克思主義的過程中，逐步解決好這個立足點的轉移問題。“為群眾”，就是要處理好普及和提高的關系，把普及和提高聯結和統一起來，在普及的基礎上提高，在提高的指導下普及，在普及和提高的互動循環中促進文化的發展和更好地為人民服務。
“為群眾”和“如何為群眾”是統一的。這就要懂得人類的社會生活是文學藝術的唯一源泉，在同新的時代、新的群眾的結合中，遵循文學藝術創作的特殊規律，創造出思想性和藝術性高度統一、內容和形式完美結合的作品來，用優秀的作品“使人民群眾驚醒起來，感奮起來，推動人民群眾走向團結和斗爭，實行改造自己的環境”，也“幫助人民克服自身的缺點”，大踏步地前進。同時，要滿足人民群眾多方面的文化需要，包括對文學藝術的審美需要。就發展為人民服務的文學藝術而言，如許多學者指出，毛澤東圍繞“為群眾”和“如何為群眾”的問題，深入闡明了文藝領域的一系列基本問題，揭示了文藝創作的特殊規律，是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中的寶貴篇章。
——關于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是促進藝術發展、科學進步和社會主義文化繁榮的方針的觀點。毛澤東運用唯物辯證法考察文化發展，把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提升為黨和國家指導文化工作的方針。他說：“藝術問題上的百花齊放，學術問題上的百家爭鳴，我看應該成為我們的方針。”(11)他強調藝術上不同的形式和風格可以自由發展，科學上不同的學派可以自由爭論，利用行政命令強制推行一種學派、一種風格，禁止另一種學派、另一種風格，只會有害于藝術和科學的發展。必須提倡表現形式的多樣性，“特別像中國這樣大的國家，應該‘標新立異’，但是，應該是為群眾所歡迎的標新立異。為群眾所歡迎的標新立異，越多越好，不要雷同。雷同就成為八股。”(12)在他晚年病重的時候，還嚴厲批評“四人幫”極“左”的文藝政策說：“樣板戲太少，而且稍有點差錯就挨批。百花齊放都沒有了。別人不能提意見，不好。怕寫文章，怕寫戲，沒有小說，沒有詩歌。”因此，“黨的文藝政策應該調整一下。”(13)
用對立統一的觀點看問題，實行百花齊放、百家爭鳴，也必然會有非馬克思主義的東西放出來，有毒草放出來。這并不可怕，在一定條件下還有益。要和群眾一起審慎地識別香花和毒草，學會用正確的方法和毒草作斗爭。所謂香花和毒草，根據我國憲法的原則和大多數人的意志，判別的標準主要是社會主義道路和共產黨的領導兩條。
實行“雙百”方針，離不開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積極的、戰斗的批評和反批評。在我們社會里，積極的、戰斗的批評和反批評是揭露矛盾、解決矛盾、發展科學藝術和做好各項工作的好方法。所謂要實行“放”的方針，就是要使人們敢于講話，敢于爭論，不怕錯誤的議論、不怕有毒素的東西。要發展各種意見之間的爭論和相互批評，既有批評的自由，又有反批評的自由，這樣對發展科學藝術比較有利。這是有利于我們國家鞏固和發展科學藝術的方針。毛澤東深入分析說，馬克思主義者不應該害怕任何人的批評，相反，馬克思主義者就是要在人們的批評中間，就是要在斗爭的風雨中間鍛煉自己、發展自己，壯大自己的陣地，“實行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并不會削弱馬克思主義在思想界的領導地位，相反地，正是會加強這種地位”(14)。
——關于文化和政治、經濟結合為整體，推進革命事業和建設新社會的觀點。這是由對于文化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延伸而來的極富啟迪的新思想。毛澤東關于革命文化是革命總戰線中一條重要和必要的戰線，以及沒有革命文化事業，革命戰爭與革命和建設的勝利是不可能的觀點，是人們所熟知的。值得我們珍視的是，他并依據文化和政治、經濟關系的觀點，提出和闡明了把文化與政治、經濟作為有機聯系的整體，從它們的互相影響和互相制約中，推動社會發展、建設新社會的寶貴思想。他在《新民主主義論》中開宗明義地提出：“我們共產黨人，多年以來，不但為中國的政治革命和經濟革命而奮斗，而且為中國的文化革命而奮斗；一切這些的目的，在于建設一個中華民族的新社會和新國家。在這個新社會和新國家中，不但有新政治、新經濟，而且有新文化。……我們要建立一個新中國。建立中華民族的新文化，這就是我們在文化領域中的目的。”(15)
在革命戰爭極端困難條件下的根據地建設中，他多次結合具體實際闡明了把文化同政治、經濟作為相互聯系、相互制約的整體向前推進革命事業的思想和要求。他說：“我們的口號老早已經提出來了，就是戰爭、生產、教育。”對此，他有時又表述為“經濟、軍事、文化”，“政治、經濟、文化、黨務”。在具體分析了它們之間的相互聯系和相互制約的關系后，指出：如果我們黨既學會了政治、軍事，又學會了經濟建設和文化建設，“陜甘寧邊區就可以在全國成為更好的模范”(16)。
在新中國成立前夕的第一屆政協會議上，毛澤東滿懷豪情地宣告：“隨著經濟建設高潮的到來，不可避免的將要出現一個文化建設的高潮。中國人被人認為不文明的時代已經過去了。我們將以一個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現于世界。”(17)在開始全面建設社會主義之時，他又宣告：我們一定會建設一個具有現代工業、現代農業和現代科學文化的社會主義國家。
二
自進入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特別是黨的十六大以來，在形成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過程中，黨的文化建設理論也有了很大的豐富和發展，走出了一條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發展道路。《決定》對這條道路的豐富內涵作了深入闡述，確立了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的戰略目標，提出了新形勢下推進文化改革發展的指導思想、重要方針、目標任務，政策舉措，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增添了新的內容。
中央領導同志多次指出，要把深入學習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同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緊密結合起來。就文化建設而言，從前面大致回顧中涉及的基本原理、原則和方法來說，已可見毛澤東文化思想具有多方面的現實指導意義。絕不能借口毛澤東晚年在文化工作指導上的偏差，而否定毛澤東文化思想的重要價值。以下僅從培養文化自覺問題入手，作進一步的討論。
文化自覺問題自在宣傳思想戰線從探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發展道路的高度提出以來，經過胡錦濤總書記在慶祝建黨9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和十七屆六中全會的《決定》對這個問題的闡述，“培養高度的文化自覺和文化自信”已提升為黨的文化工作方針。
文化自覺是指一定的主體在文化上的覺悟和覺醒。這里說的主體主要是一個民族、一個國家、一個階級、一個政黨，也包括了作為其中有機組成部分的各個群體和個體。在我們國家里，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培養和提升廣大黨員、干部、群眾的文化自覺，是增強文化自信，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發展道路，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的思想前提和先決條件。但文化自覺的問題同如何認識近代以來中國歷史發展和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密切相關，同人們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密切相關。對于什么是文化上的覺悟和覺醒，它應該著重體現在哪些基本方面，從不同的立場觀點方法出發會有不同的取向和看法。對此，本文認為需要貫通毛澤東文化思想同黨的文化建設理論的發展，緊密結合實際，提煉出一些應當遵循的基本原則來，力求取得最大的共識，從而使得“培養高度的文化自覺”的方針更好得到貫徹落實。
——文化自覺首先是在認識文化的地位和作用上的自覺。馬克思主義關于文化和政治、經濟關系的原理，是認識文化的地位和作用的基本理論依據。文化建設是革命事業和社會主義現代化事業總體布局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它在同經濟建設、政治建設、社會建設和生態文明建設相結合為整體推動社會向前發展中，起著為其他各方面的建設提供智力支持、思想保證、精神動力、輿論環境和文化條件的不可或缺的作用。
毛澤東在新中國成立前夕所說的“中國人被人認為不文明的時代已經過去了，我們將以一個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現于世界”，已經蘊含了把成為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作為新中國在文化上的奮斗目標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在文化上的標志。經過幾十年的探索和奮斗，總結正反面的歷史經驗，今天這個奮斗目標和前進道路更加明確、更加自覺了。這就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發展道路，努力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同時，黨對文化在當今世界和中國戰略地位的認識也提高到了新的高度，如《決定》所說：“文化越來越成為民族凝聚力和創造力的重要源泉，越來越成為綜合國力競爭的重要因素，越來越成為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支撐，豐富精神文化生活越來越成為我國人民的熱切愿望。”
在認識文化的地位和作用上的自覺，還必須深刻認識和重視文化育人的特殊功能。文化是一種綿延的價值之流，其中積淀、凝聚著一定的價值觀和價值導向。因之文化的力量是一種無形的精神力量，它往往以潛移默化的方式作用于社會的人們，使之在自覺或不自覺的狀態中受到它的影響和引導。我國自古以來都非常重視文化育人的問題。中國共產黨從成立之日起，就既是優秀傳統文化的傳承者和發揚者，又是中國先進文化的倡導者和發展者，一貫重視用先進文化、高尚精神引領干部、黨員和群眾的精神世界，塑造高尚人格，提高民族素質。在新的歷史時期，又有針對性地提出了加強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和培養一代又一代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紀律的社會主義公民的戰略任務。這一切都貫穿著充分發揮文化育人的特殊功能的問題，要求把用先進文化育人放到關系黨和國家命運前途的重要位置上來。
——文化自覺應著重體現在堅持先進文化前進方向上的自覺。堅持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就必須深刻把握近代以來中國先進分子和中國人民文化覺醒的歷史軌跡。毛澤東在《論人民民主專政》等著作中，描述了先進的中國人經歷千辛萬苦、艱難曲折，尋求救國救民真理的過程。鴉片戰爭失敗后，先進的中國人先是向西方國家尋求真理，經過熱切的期望和追求，多次的奮斗和失敗，不斷增長的懷疑和在帝國主義侵略面前的驚醒，終于找到了把馬克思列寧主義作為重新觀察國家命運的指路明燈。隨之，就是中國共產黨的成立。而自從中國人學會了馬克思列寧主義，中國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動轉入主動，開始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同中國實際相結合，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進程。這也就是近代以來中國人民文化覺醒的歷史軌跡。把握了這一歷史軌跡，也就把握了近代以來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就能更好地懂得，為什么在今天堅持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是中國歷史發展的必然要求。
前已涉及，在“五四”前后，中國先進文化的性質和前進方向發生了變化，因為居于主導地位的文化思想的性質改變了。“五四”以前的舊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中國的先進文化是由資產階級的文化思想所主導的；“五四”以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中國的先進文化是由中國共產黨人的無產階級文化思想——馬克思主義、共產主義的思想體系所主導的。隨著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建立、完善和發展，也就為在全社會規模上堅持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前進方向，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發展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有人否定中國歷史和文化發展的這一必然邏輯，把幾代進步知識分子從追求舊民主主義到追求新民主主義，又進而追求社會主義，說成是“早已褪去‘五四’時期知識分子的獨立人格”，說什么我國革命戰爭年代知識分子黨員的“獨立人格”同“以毛澤東思想為正統意識形態的黨文化產生了內在齟齬”，在“黨文化”的“嚴厲改造”下，“失去獨立人格，成為附庸”。于是，有人在誣蔑各個時期為人民革命事業英勇奮斗、流血犧牲的廣大共產黨員和妖魔化黨的歷史的同時，極力呼吁要“回歸知識分子的獨立立場”。那么所謂“回歸”要“歸”到哪里去呢?他們這些年來的一個時髦說法就是要“承認普世價值、回歸主流文明”。其實質是把西方資本主義文明奉為終極式的“人類主流文明”，要求回轉到“五四”以前的起點，使中國走資本主義道路，建立完全西方附庸化的資產階級共和國。這說明，在堅持什么樣的文化方向上，存在著深刻的意識形態斗爭。遵循近代以來中國人民文化覺醒的歷史軌跡，堅持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前進方向，其征途不會是風平浪靜的。胡錦濤總書記在十七屆六中全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闡述文化在當今世界的戰略地位時指出：“我們必須清醒地看到，國際敵對勢力正在加緊對我國實施西化、分化戰略圖謀，思想文化領域是他們進行長期滲透的重點領域。我們要深刻認識意識形態領域斗爭的嚴重性和復雜性，警鐘長鳴，警惕長存，采取有力措施加以防范和應對。”這就告訴我們，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必須著力加強馬克思主義的意識形態建設，牢牢把握黨對意識形態工作的主動權。要把意識形態建設貫穿于文化改革發展之中。否則，文化的改革發展就會失去正確的靈魂和不可能抵制腐化因素的侵襲，也就不可能有社會主義文化的大發展大繁榮。
為此，我們就必須以建設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為根本任務，按照《決定》的要求，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這一興國之魂和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的精髓“融入國民教育、精神文明建設和黨的建設全過程，貫穿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各領域，體現到精神文化產品創作生產傳播各方面，堅持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引領社會思潮，在全黨全社會形成統一指導思想、共同理想信念、強大精神力量、基本道德規范。”
——文化自覺要求踐行在文化揚棄上的自覺。毛澤東關于文化揚棄的思想是馬克思主義文化理論中非常富有特色的內容。立足新的時代實踐，通過揚棄，有分析地利用古代文化和外國文化，古為今用，洋為中用，融審視鑒別、批判繼承、綜合創新于一爐，是發展中國人民新文化的必由之路。依據這種馬克思主義文化揚棄的觀點和方法對待古代文化和外國文化，才能取其精華，去其糟粕，貫通古今，融會中西，切實弘揚祖國優秀傳統文化精華，吸收人類優秀文明成果，促進社會主義文化的繁榮和發展。
歷史經驗表明，在這個問題上既要反對認為新的文化可以拒絕借鑒古代文化和外國文化的一概排斥的蒙昧主義傾向；又要反對不加分析地推崇古代文化和道德傳統、主張回歸古代傳統的文化復古主義以及反對無條件地頌揚西方的文化和核心價值觀、把它尊奉為“普世價值”的錯誤傾向。這些傾向對于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發展道路都是十分有害的。
就繼承發揚我國古代文化中豐厚的道德傳統來說，我們無疑必須加強對傳統文化思想價值的發掘和闡發，使之成為新時代鼓舞人民前進的道德底蘊和精神力量。但是，不能把一提到弘揚優良道德傳統就歸結為古代傳統。有一種“傳統斷裂”說，更是把“五四”以來主要是在黨領導下形成發展起來的革命傳統，排除在中華民族優良道德傳統的主流之外。這種引導人們向后看，主張回歸古代傳統的觀點是錯誤的。我們要用文化揚棄的思想來正確看待黨和人民的革命傳統同古代優良道德傳統之間的辯證關系。應當看到，道德文化、道德傳統是歷史的產物，不斷經受著歷史實踐的檢驗和淘洗。“五四”以來，中國社會經歷了從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到完成新民主主義革命，實現民族獨立，人民解放；又到完成社會主義革命，建立起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創造性地實現由新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的轉變；再到進行改革開放新的偉大革命，開創、堅持和發展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樣的歷史過程。在這一深度和廣度空前的社會大變革中，合乎邏輯地發生了對我國古代文化和道德傳統的審視、改造與揚棄，也合乎邏輯地發生了新的文化與傳統的創造。這種審視、揚棄和創造的時代性成果，就是黨和人民的革命傳統與高尚精神。黨和人民的革命傳統，理所當然地成為對古代優良道德傳統的批判繼承與超越。以井岡山精神、長征精神到延安精神，以及社會主義建設和改革開放時期的大慶精神、“兩彈一星”精神到抗震救災精神、奧運精神等為代表的革命傳統和寶貴精神，使中華民族的優良道德傳統發展到了嶄新的階段。
今天講以文化人，用高尚的精神塑造人，既包括了要弘揚中華民族幾千年發展起來的優良傳統和美德，更要認識到黨和人民的革命傳統批判繼承和改造發展了歷史傳統，更要大力加以弘揚，并把二者統一起來，把黨一貫倡導的高尚精神灌注到廣大黨員、干部、人民和青年的思想與行動中去。如果講弘揚優良傳統和美德，而忽視了黨和人民的革命傳統，或不把它放到更加重要和引領的地位，就違背了傳統本身發展的規律，與新的時代要求不相符合，也不能使古代優良道德傳統得到真正的弘揚。
——文化自覺歸根到底在于使文化成為人民的文化和文化為人民服務上的自覺。堅持“我們的文化是人民的文化”的觀點，牢牢把握文化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是黨和國家文化發展戰略的出發點和落腳點，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的根本要求。《決定》中對此進一步闡述說：要“堅持以人為本，貼近實際，貼近生活，貼近群眾，發揮人民在文化建設中的主體作用，堅持文化發展為了人民，文化發展依靠人民，文化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并就文化創作生產問題論述道：“一切進步的文化創作生產都源于人民、為了人民、屬于人民。必須牢固樹立人民是歷史創造者的觀點，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創作導向”。
這種以人民為中心的文化觀，同堅持馬克思主義指導和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前進方向的原則是內在有機統一的。我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歷史已經表明：真正人民大眾的東西，一定是由無產階級領導的；資產階級領導的東西不可能屬于人民大眾。在我國建立了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今天，真正人民大眾的文化，必然只能是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社會主義先進文化；以資本主義思想體系為指導的文化，與中國歷史和文化發展的規律相悖，不可能屬于人民大眾。因此，必須把握堅持正確的文化方向同文化為人民服務的有機統一，堅持把遵循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前進方向、人民群眾滿意與否作為評價作品的最高標準。在全面貫徹“二為”方向和“雙百”方針中，大力發展先進文化、支持有益文化、改造落后文化、抵制腐朽文化，弘揚真善美，貶斥假惡丑，摒棄趣味低俗和“一切向錢看”之風。有了這樣的文化自覺和文化擔當，無論是文化事業還是文化產業，就能夠在認真對待和積極追求產品的社會效果中，在滿足人民對文化產品的期待中，沿著正確的軌道生機勃勃地向前發展。
在人民的文化創造活動中，文化工作者隊伍尤其是高層次文化人才具有特殊重要的地位和作用。他們是社會主義文化建設的中堅力量。歷史和現實的經驗也說明，文化工作者必須解決好“為什么人”的問題，貫徹“三貼近”的要求，才能切實踐行為人民服務和為社會主義服務的神圣職責，在人民群眾文化創造的洪流中作出自己無愧于時代和人民的貢獻。如果脫離人民群眾創造歷史和文化的主流，也就不能辨認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就會失去正確的文化立場；或漠視人民群眾的感受和精神追求，一味把個人的某種感受普遍化、絕對化，而對歷史和現實做出偏頗的結論；或進而在驚呼“傳統斷裂”和“自我的失落”中，轉向崇尚文化復古主義和對西方自由主義的呼喚。
以上對于提升文化自覺的理解和探討不可能是全面的。但如果在這些基本的方面培養起高度的文化自覺，對近代以來中國人民文化覺醒的歷史軌跡和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有清醒的自覺意識，就必將伴隨產生高度的文化自信，對自身文化的價值、力量和未來具有堅定的信念和信心。這種文化自信，催生博大的胸懷、奮斗的意志和宏偉的目標，激勵著我們民族自立、自強于世界民族之林。一部中國共產黨的光榮奮斗史，既是一部不斷以思想文化的新覺醒和先進文化引領前進方向，推動事業發展的歷史；又是一部充分展現文化自信，以先進文化鼓舞、團結帶領各族人民克服艱難險阻，走向勝利的歷史。鄧小平指出：“光靠物質條件，我們的革命和建設都不可能勝利。過去我們黨無論怎樣弱小，無論遇到什么困難，一直有強大的戰斗力，因為我們有馬克思主義和共產主義的信念”，并認為：“無論過去、現在和將來，這都是我們的真正優勢。”(18)這也從一個本質的方面深刻說明了，中國共產黨人的這種文化自覺和文化自信有多么重要和深遠的意義。
作者：馮虞章
來源：馬克思主義研究
注釋：
①《毛澤東選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63-664頁。
②《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28頁。
③《毛澤東選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012頁。
④《毛澤東選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55頁。
⑤《毛澤東選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533-534頁。
⑥《毛澤東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91頁。
⑦《毛澤東選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707頁。
⑧《毛澤東選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69頁。
⑨《毛澤東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25頁。
⑩《毛澤東選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57頁。
(11)《毛澤東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54頁。
(12)《毛澤東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80頁。
(13)《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3冊，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443、444頁。
(14)《毛澤東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32頁。
(15)《毛澤東選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63頁。
(16)《毛澤東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06、120頁。
(17)《毛澤東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345頁。
(18)《鄧小平文選》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44頁。
參考文獻：
[1]《毛澤東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
[2]《毛澤東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
[3]《毛澤東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
[4]《毛澤東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
[5]《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3冊，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