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滬天地（一）
26歲生日前不久，毛澤東第一次離開了他的家鄉湖南。
《三國演義》中有三位英雄，毛澤東與楊教授的另外兩個學生也以此為范自稱為 “三豪杰” 。這兩個同學，一個是蕭瑜，一個是蔡和森。蔡是一位具有戰斗激情的青年，與毛澤東的母親同鄉。
楊昌濟于1918年離開長沙執教于北京大學。他在首都寫信給這“三豪杰”談如何到西方勤工儉學以拯救中國，新民學會討論了這封信，蔡和森代表長沙方面進京參加赴法籌備工作，毛澤東和另外20人于1918年秋起程赴京。起初是步行，然后坐船到武漢，接著乘火車到達北京。
毛澤東早就想去北京。以楊昌濟為橋梁，由《新青年》雜志作媒介，他初步介入了新文化運動。毛澤東后來同蕭三談起北京這份刊物時說：
“它有兩個宗旨，其一是反對古文，其二是反對舊禮教。 ”
毛澤東的個人處境與北京的富麗堂皇正好相反。猶如從小池塘中一躍成為大魚的任何大學生一樣。他現在感受到了再次做小魚的痛苦。沒有工作，身無分文。
起初，他在后門附近的楊教授家與看門人同住一間小屋，后來與另外七個湖南青年一起在一個叫三眼井的地方租了一間小房。八個人像沙丁魚一樣擠在炕上。毛澤東后來回憶說：
“每當我要翻身。得先同兩旁的人打招呼。 ”
北京大學紅樓。1918年8月至1919年3月毛澤東在北京期間，曾在這里擔任圖書館助理員。
北京的開銷比長沙大。買煤燒炕使他們拮據。每人能有件大衣都成問題。他們只好八個人合買一件大衣(湖南人從不穿大衣，就像佛羅里達人從不穿皮襖一樣)，輪流著穿，以抵御迅即席卷北京的嚴寒。
在人地生疏的地方怎樣找到工作?他去請求楊教授相助。盡管毛澤東很窮，但在湖南那些好學校里他結識了不少人，并學會了交往。楊昌濟給北京大學圖書館館長寫了封簡信，詢問能否為一個參加勤工儉學運動而處境窘迫的學生找個工作。
讀了《新青年》，毛澤東最佩服兩位作者， “他們一度成為我的楷模” ，他說。這兩人中的一個便是當時任北京大學圖書館館長的李大釗教授。
毛澤東得到了一份工作，管理期刊閱覽室，月薪8塊大洋，報酬較低。但做事也不多，就是清理書架，打掃房間，登記閱覽者的姓名，對一個有師范院校畢業文憑的26 歲青年來說，這不算工作。
在北京大學，毛澤東不是什么長沙才子，而只是靠兩只蒼白的手整理書刊的雇員。毛澤東回憶說：
“由于我的職位低下，人們都不愿同我來往。 ”
或忙碌在大窗戶下邊三屜辦公桌前，或穿梭于書架之間，身著褪了色的藍長衫，穿一雙布鞋。他的大眼睛不放過任何東西。毛澤東通過他的簽名簿認識了一些新文化運動的領軍人物，
“我曾經試圖同他們談談政治和文化問題，”他傷心地回憶道：“可是，他們都是大忙人，沒有時間聽一個講南方方言的圖書管理員要說些什么。 ”
在北大的各個場合毛澤東的地位也同樣低，只有在緘口不言時他才能去聽講座。一次，他斗膽向胡適提了一個問題(胡當時是著名的激進分子，后來成為有名的自由主義者，蔣介石的駐華盛頓大使)。胡適問提問題的是哪一個，當他得知毛澤東是沒有注冊的學生時，這位激進而灑脫的教授拒絕回答。
但是，毛澤東像水蛭一樣盯住周圍一切好的東西，他渴望涉足知識界的大門。他參加了新聞學研究會和哲學研究會，這是恰當的選擇。因為報紙和道德問題是他當時的熱情所在。
他新結識了人，其中有張國燾，這是來自韶山以東一個地主家庭的青年， 盡管他們沒有成為密友。
華北與華南有諸多不同，毛澤東25歲以前一直居住和生活在南方。湖南的生活方式與北京差別很大，就像佛羅里達與蒙大拿的差別一樣。除冬天嚴寒、口音相異、飲食不同等環境問題外，毛澤東還面臨更重要的心理問題。
北方是官僚傳統的沃土，同時是達官貴人的世界。在權貴眼中，滿頭大汗的苦力是不會有腦子的，他們根本不能理解一個曾在韶山種過田的人的想法。
在1918年至1919年間，毛澤東的活動范圍狹小，那個冬季他形成了對北京生活既愛又恨的矛盾心理。然而，毛澤東的心中另有一個北京。他獨立持重，為自己建立起一個小天地。
毛澤東喜歡北京古老的文化和悠久的歷史。他漫步在公園和宮殿。在西山，在長城，他抒發思古之幽情。面對北海垂柳上的冰凌，他吟誦起唐代詩人的名旬，體驗著岑參筆下那令人贊嘆不已的冰雪晶瑩的意境。這位來自湖南農村的青年看到了日趨沒落的中國文明的內在和諧。
這都城處在不斷的政治動蕩之中，不過毛澤東似乎更沉湎于細微事物：“北京數不盡的樹木引起了我的驚嘆和贊美。”值此時節，這位來自長沙的叛逆者暫時忘卻其使命，迷戀于詩詞和古老的傳統，流連于山水之間。
毛澤東決定不去法國。蔡和森和其他一些來自長沙的朋友起錨遠航了，毛澤東看出自己難于同他們一起前往。留學的一項準備是學習法語，而毛澤東不會法語。盡管出國留學可以得到資助，但每個學生還得花些路費。毛澤東早因債臺高筑而無法再向有錢的熟人張口借錢。
在少年中國學會一次討論會上發生的一件事反映了毛澤東經濟上的窘迫。 毛澤東發言說：“總是坐著空談沒有用，應該付諸行動。把你的衣服給我。我來洗……大小不論。價錢一樣。三天以后你就可以交錢取貨。”沒有人反應。后來一位學生的妻子開玩笑說：“作為紳士，毛澤東不會干洗衣服的行當。”另外一位學生認為毛澤東只不過是說說而已，就對毛澤東說：“那好吧，明天你來給我洗衣服，我要看看你會不會做。”毛澤東真的做了， 當然也就得到了錢。
另外，可能還有楊開慧小姐的牽掛。毛澤東在拜訪楊教授的宅第時和在新聞學研究會上結識了楊小姐，楊是學習新聞的學生，她無意去法國的工廠做工。
從根本上說，毛澤東之所以待在國內是因為他心里不想出國。除了所說的一切困難之外，還因為毛澤東并不真正相信在西方能找到解決他個人以至整個中國前途問題的關鍵。他的心靈已被祖國的悠久歷史、壯美山水和近來所遭受的恥辱占據。
我們可以通過毛澤東自己謙虛而矜持的解釋來說明他不去馬賽的理由：
“我覺得我對我自己的國家了解得還不夠，把我的時間花在中國會更有益處。”這一決定是他已經形成的態度之結果，同時我們也可以看到以后的對外政策的傾向。
與此同期。在120英里以東的天津，一位名叫周恩來的青年作出了相反的決定，他起航遠赴歐洲。在西北的重慶，另一名叫鄧小平的青年，也以勤工儉學的身份開始了法國之旅。
中國的革命始發于圖書館。當時需要一種理論來指導對舊制度的反抗。有一種理論早已存在。當毛澤東的祖父還是小孩子的時候，就由卡爾·馬克思在另一圖書館——大英圖書館里提出了。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馬克思主義僅有只言片語傳人中國，只是在蘇聯布爾什維克革命之后才逐漸進入中國人的心靈。
馬克思主義是一回事，它主要是根據西方先進國家的實際總結出來的一種理論。列寧主義則與此不同。如果在落后的俄國能進行馬克思主義革命，如果帝國主義自身發展的邏輯會導致社會主義的產生(列寧這樣認為)，那么中國難道不應該進行同樣的革命嗎?或許馬克思的深奧難懂的論文需要更加仔細認真的研究?因此，1917年以后，一些思想敏銳的中國人在毛澤東當時工作的圖書館開始涉獵馬克思的文章和小冊子。
毛澤東不必花錢就可以讀個夠——這對已捉襟見肘的他來說倒是實惠，在這里他第一次讀到了馬克思和列寧的書。
然而，那年冬天的毛澤東并沒有掌握馬克思主義，在他心中占主要地位的是無政府主義。他讀克魯泡特金多于讀馬克思，他對這位熱情的俄國人比對那位嚴謹的德國人了解更多。
像任何其他無政府主義者一樣，毛澤東知道他反對什么而不大知道為何反對。同時，他還沒有掌握反對軍閥主義和帝國主義的思想武器。從個人境遇說，無政府主義對那年冬天生活無著的毛澤東也頗為合適。
1919年春，北京爆發了學生示威——后被稱為五四運動——這一運動把《新青年》的主旨思想推向了高潮。但是毛澤東置身于外。他這時心情抑郁，尚未認清奮斗的方向。當北京的學生熱心于國家存亡時，他漠然處之，獨自離開了北京，去了一個誰也想不到的地方。
就在北京的學生砸爛孔家店時，他去山東拜謁了孔墓。
他回憶說：
“我看到了孔子的弟子們濯足的那條小溪和孔子幼年所住的小鎮。”他攀登了東岳泰山，游覽了孟子的出生地，然后他又到了梁山，這是《水滸傳》中英雄聚義的地方。
在北京的激進分子宣稱要拋棄中國一切古老的東西的時候，毛澤東卻沉溺于古老的泉源之中。五四運動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大規模的知識分子運動——改變傳統、抵制日本對中國的蠶食。而此刻毛澤東卻置身于中國的山川名勝。
在儒家圣地逗留之后，毛澤東乘火車來到徐州(他曾路遇一同窗好友，并借錢買了火車票)。在徐州，他流連于因《三國演義》而出名的地方。到南京后，他環繞著古老的城墻漫步。他唯一的一雙鞋被人偷去，只得再次借錢買票到上海。
旅行本身似乎超越了去上海的目的。毛澤東說去上海是為赴法勤工儉學的學生送行，他肯定去了上海碼頭。然而他從北京出發時并沒有和任何人結伴同行，他獨自置身于古跡名勝之間，覓古尋蹤，歷時數周。
不管怎樣，有一點很清楚，毛澤東在北京待了半年之后就不愿再待下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