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三、迎接中國革命的新高潮

在決心以戰爭的手段來解決中國問題的方針確定后，毛澤東把自己的主要精力集中到指揮作戰上來。怎樣作戰才能取得勝利？他從戰爭初期的實踐中獲得的最重要的認識是：“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殲滅敵人，是過去三個月殲敵二十五個旅時所采用的唯一正確的作戰方法。”因此，他要求各級指揮員不論在戰役上或戰術上，都必須切實運用這一作戰方法，而且“必須集中六倍、五倍、四倍、至少三倍于敵的兵力”。強調指出：只有這樣徹底大膽地集中兵力，“方能有效地殲敵”。

各戰場的解放軍，根據中共中央和毛澤東的部署，繼續依托解放區的有利條件，機動靈活地實行內線作戰，不斷殲滅國民黨軍隊的有生力量，取得重要勝利。其中集中兵力比較多，戰役規模比較大，因而殲敵數量也比較多的是華東戰場。

華東地區，包括山東和蘇皖兩大解放區。四個月來，國民黨軍隊由徐州綏靖公署主任薛岳指揮，以損失八萬人為代價，攻占了蘇中、淮南、淮北地區和魯南解放區的部分地區，打通了膠濟鐵路，對蘇北和魯南形成一個長達一百五十公里的弧形半包圍態勢，并對聯結蘇魯的樞紐——山東解放區首府臨沂構成直接威脅。

山東野戰軍和華中野戰軍，在淮北和蘇中戰場上殲滅敵軍一部分有生力量的同時，逐步收縮后撤，于九月十九日放棄蘇皖解放區首府淮陰。兩軍會師于淮陰以北，進行休整補充，準備再戰。
　　這兩個野戰軍的會師，集中了將近十萬人的兵力，力量相當雄厚，為下一步打較大規模的殲滅戰準備了必要條件。但此時，在東臺到嶧縣的弧形戰線上，國民黨的徐州綏靖主任薛岳配置著四個作戰集團二十五六個旅約二十余萬兵力，不斷發動攻勢，不但在戰略上，而且在戰場上都掌握了相當大的主動權。要大量殲敵，困難極大，形勢是嚴峻的。

毛澤東認為，改變戰局的關鍵，仍在爭取更多地殲滅敵人的有生力量。而從全國范圍來看，這時主要要靠華東、晉冀魯豫兩大主力的協同作戰。因此，他要求山東和華中兩個野戰軍“于二至三個月內務殲薛岳七至十個旅”，并指出只要達成這個任務，“就定能轉變局勢，收復兩淮，并準備將來向中原出動”。根據這個設想，毛澤東同陳毅、粟裕、譚震林等頻繁磋商，強調：

一，山野、華野應集中作戰，開展戰局，“不要分兵打兩個敵人，必須集中打一個敵人”。

二，會師后的第一仗必須打勝，因此要慎重選定殲擊目標，掌握戰機，精心組織。

三，為保證行動的一致，山野、華野兩個指揮部“亦應合一”，建議“陳毅為司令員兼政委，粟裕為副司令員，譚震林為副政委”，“在陳領導下大政方針共同決定，戰役指揮交粟負責”。毛澤東還告訴陳毅、栗裕、譚震林以及華中分局、華中軍區領導人張鼎丞、鄧子恢、曾山：領導人的“團結協和極為必要”，因此“你們六人經常在一起，以免往返電商貽誤戰機”。

四，部隊集結休整的地點應選擇在距敵較遠的地區，以便誘敵深入，造成可乘之機，然后集中全力加以殲滅。

五，晉冀魯豫野戰軍的作戰，主要以拖住國民黨第五軍和整編第十一師不使加入魯南為原則，以緩解華東作戰的困難。

這些意見，尤其是集中兩個野戰軍在一個方向作戰、實行高度集中統一指揮的主張，體現了毛澤東在戰爭逐步向解放區中心推移時怎樣打大殲滅戰的指導思想，對華東解放軍以后的作戰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但在一段時間內，國民黨軍隊采取了避實擊虛的作戰方針，行動謹慎，力戒冒進，在十、十一兩個月中，只對蘇北、魯南地區進行了若干次有依托的、規模不大的短距離進攻。所以，山東和華中野戰軍基本上仍處于分別迎擊敵軍的狀態，各自進行了幾次以殲敵一旅左右為目標的戰役，共殲敵約三萬人，并沒有能立刻實現預期的大規模殲敵的目標。

十一月中旬，國民黨政府的“國民大會”開幕。為了給這個會議壯聲勢，蔣介石決定從鄭州綏靖公署的序列中抽調精銳主力整編第十一師改歸徐州綏靖公署指揮，命令薛岳立即組織一次對蘇北地區的大規模攻勢，并限定在攻勢發起后半個月內“結束蘇北戰事”。

根據蔣介石的命令，徐州綏靖公署擬定了一個以二十五個半旅約二十萬人分四路會攻蘇北的作戰計劃：以五個旅由東臺向北進攻鹽城、阜寧；以五個旅，其中包括號稱“五大主力”之一的整編第七十四師，由淮陰北攻漣水；以六個半旅，其中包括號稱“五大主力”之一的整編第十一師，由宿遷分向沭陽、新安鎮進攻；以九個旅，其中包括機械化裝備的第一快速縱隊進犯臨沂。四路中，又以從宿遷和淮陰出犯的兩路為主力，企圖迫使華東地區的人民解放軍在蘇北的狹小地區同它決戰，或北移山東。進攻行動統一在十二月十三日開始。

這時，放在山東和華中兩個野戰軍面前的最重要的問題是：選擇哪一路國民黨軍隊作為首先集中打擊的對象。十二月六日，陳毅得到整編第十一師正向宿遷開進，準備會同在宿遷的整編第六十九師進攻沭陽，以及其他各路國民黨軍隊將同時配合行動的情報后，立刻向中央軍委提出了集中主力首先殲擊宿遷出犯之敵的初步構想。十二日，粟裕自鹽城前線北進，同陳毅見面。在陳毅主持下，召開包括華中軍區領導人在內的作戰會議，最后確定殲擊宿遷出犯之敵的決心和部署，一面組織部隊開進，一面上報軍委。十五日，毛澤東迅速批復了陳、粟的部署，并要求他們：“情況望隨時電告。”

十二月十三日，從宿遷出發的國民黨軍隊六個半旅分兩路向北、向東，以新安鎮、沭陽為目標發起進攻。山東野戰軍主力和華中野戰軍一部，立刻按照陳、粟的部署，在第二天晚上隱蔽地向戰區開進。十五日晚由山野參謀長陳士榘指揮的右路軍突然向處在對方左路的整編第六十九師三個半旅實行穿插合圍；而以一部分主力楔入整編六十九師和十一師之間的結合部，把它們分割開來。經過兩天激戰，在十九日上午全殲整編六十九師，該師中將師長戴之奇自殺。整編十一師星夜撤回宿遷。這一仗通常稱為宿北戰役，共殲滅國民黨軍隊二萬多人，是山野、華野會合后共同進行的第一個規模較大的殲滅戰。它對以后這兩支野戰軍匯集成一個強有力的拳頭，來實現毛澤東打大殲滅戰的戰略意圖，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

當戰役已取得決定性勝利時，毛澤東先后發出兩份電報，在表示祝賀的同時，又向他們提出下一步的任務，那就是集中主力進行魯南戰役。電報說：“此戰勝利，整個蘇魯戰局好轉。漣水暫失，將來可以收復，也一定要收復。但第二步作戰似宜集中主力殲滅魯南之敵，并相機收復嶧、棗、臺，使魯南獲得鞏固，然后無顧慮地向南發展，收復蘇中、蘇北一切失地。”①在剛打完一場大仗后，立刻提出這樣的任務，實行起來自然很不容易，因此，毛澤東告訴陳粟：如指戰員感覺久戰疲勞及傷亡過大，則應鼓勵士氣，并將部隊就火線上編并，以利續戰。

宿北戰役后，宿遷和嶧棗的國民黨軍隊已轉入防御，但由淮陰、淮安、東臺出犯的整編七十四師等部在占領鹽城、漣水后，正繼續向北推進。在這種情況下，華東人民解放軍下一步的作戰方向可以有三種選擇：一是南下迎殲正在北進的整編第七十四師等部；二是渡過運河，西出淮北，以調動運河以東的敵軍回援運河以西，求殲援敵；三是回師殲擊魯南之敵。在研究作戰方案時，毛澤東告訴華中、山東領導人：只要有好仗打，在內線多殲滅幾部分敵人再轉外線作戰更為有利。十二月二十四日，陳毅、粟裕最后下定了以迅速的動作回師，求殲魯南敵軍，解除后顧之憂，再行南下的決心，并上報軍委。這正是毛澤東的意圖所在。二十五日，毛澤東批準陳、粟這個決心，告訴他們：“魯南戰役關系全局。此戰勝利，即蘇北各城全失，亦有辦法恢復。”要求他們集中主力并有必要的準備時間，“以期打一比宿北更大的殲滅戰”；第一仗以先打魯南敵軍主力整編第二十六師為宜，以爭取全局好轉。②

根據這一決心，陳毅、粟裕等置淮陰、漣水地區國民黨軍隊的北進于不顧，集中主力星夜隱蔽北上，會同原在魯南的部隊，在一月二日發起魯南戰役。歷經十八個晝夜的激戰，這個戰役在一月二十日勝利結束，共殲滅國民黨軍隊整編第二十六師、第一快速縱隊以及整編第五十一師，計兩個師部、五個旅共五萬多人，俘虜中將師長馬勵武、周毓英以下三萬六千多人，繳獲一百零五毫米榴彈炮四十八門，山炮、野炮四十一門，坦克二十四輛，汽車四百七十四輛，使華東人民解放軍的武器裝備得到很大改善，完滿地實現了毛澤東提出的作戰任務，取得在魯南打“更大的殲滅戰”的勝利。

魯南戰役結束后幾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二月一日召開會議，討論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起草的《迎接中國革命的新高潮》的黨內指示。

這個指示明白地宣布：“目前各方面情況顯示，中國時局將要發展到一個新的階段。這個新的階段，即是全國范圍的反帝反封建斗爭發展到新的人民大革命的階段。現在是它的前夜。我黨的任務是為爭取這一高潮的到來及其勝利而斗爭。”他從兩個方面進行了分析：目前軍事形勢已向有利于人民的方向發展；同時，蔣介石區域的偉大的人民運動發展起來了。指示中說：“解放區人民解放軍的勝利和蔣管區人民運動的發展，預示著中國新的反帝反封建斗爭的人民大革命毫無疑義地將要到來，并可能取得勝利。”③

政治局進行討論時，毛澤東說：發這個指示很需要。這種文件，去年還不能發。總的形勢，是說革命高潮要來了。這種革命高潮在半個世紀中只有過幾次：辛亥革命，北伐，抗日戰爭。“革命動力是兩個戰線，解放區與蔣管區人民運動，而以解放區為主。解放區勝利愈大，高潮來得愈快。”他又說：“我們的文件沒有塞死和平的可能，因為我們沒有提出打倒美帝國主義和推翻蔣介石的口號。”會議快結束時，他再一次發言，提出要“使一切沒有土地的人有土地”。他說：土地政策是不是可以早幾年解決？可以的。“現在解決也可以，如果太遲，要犯很大錯誤。”他談到：革命勝利的時間，還要準備相當長，五年到十五年，五年已過了一年半。這個指示在干部中應該普遍散發，但不公開發表。④

這是中共中央根據一年多來的形勢發展，第一次明確指出中國革命的新高潮快要到來了。

魯南戰役后，山東野戰軍、華中野戰軍按照毛澤東關于集中統一以打更大規模殲滅戰的要求進行合編，組成華東野戰軍，下轄十一個步兵縱隊，并用從國民黨軍手里繳來的大量火炮、坦克、汽車和俘獲的技術兵組建了一個特種兵縱隊，全軍共二十七萬人；并按照中央軍委和毛澤東的精心籌劃，繼續實行內線作戰。華東野戰軍主力出敵不意地隱蔽北上。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日到二十三日，突然發動了萊蕪戰役，一舉殲滅正從萊蕪大舉南下的國民黨軍第四十六、第七十三兩個軍六個師及第十二軍一個師共七個師（旅）五萬六千多人，活捉第二綏靖區中將副司令官李仙洲和中將軍長韓浚，粉碎了國民黨軍隊準備在山東戰場上南北夾擊華東野戰軍主力的計劃。接著，華東野戰軍主力又掉頭向南。一九四七年五月十四日到十六日，在魯中的孟良崮山區一舉全殲驕橫不可一世、被譽為國民黨軍“五大主力”之一的整編第七十四師，擊斃中將師長張靈甫。這是中國人民解放軍在華東戰場上取得的改變戰局的巨大勝利，表明解放軍的戰斗能力已得到明顯提高，在國民黨統治集團內部引起極大的震動和混亂。

在精心組織指揮華東人民解放軍不斷殲敵的同時，毛澤東還籌劃了在其他戰場上取得一系列重大勝利的戰役。

一九四七年五月一日，人民解放軍即將結束戰略防御而轉入戰略進攻之際，毛澤東在為新華社起草的《蔣介石政府已處在全民的包圍中》的社論中寫道：

“蔣介石的軍隊，無論在哪個戰場，都打了敗仗。從去年七月到現在共計十一個月中，僅就其正規軍來說，即已被殲滅約九十個旅。不但去年占長春、占承德、占張家口、占菏澤、占淮陰、占安東時候的那種神氣，現在沒有了，就是今年占臨沂、占延安時候的那種神氣，現在也沒有了。蔣介石、陳誠曾經錯誤地估計了人民解放軍的力量和人民解放軍的作戰方法，以為退卻就是膽怯，放棄若于城市就是失敗，要想在三個月或六個月內解決關內問題，然后再解決東北問題。但在十個月之后，蔣介石全部進犯軍已經深入絕境，被解放區人民和人民解放軍所重重包圍，想要逃脫，已很困難。”⑤

這時，為了擺脫戰線日益延長而兵力日益不足這種被動的困境，蔣介石已縮小進攻的正面，在東北、晉察冀、晉冀魯豫戰場上改取守勢，而抽調兵力加強到山東和陜北兩個戰場上去，力圖先控制這兩個地區，再集中兵力解決華北和東北。當山東戰場的戰斗正在激烈地進行的同時，蔣介石發了狠心，嚴厲要求部屬一定要對“匪軍老巢”延安實行“犁庭掃穴，切實占領”。

延安是中共中央所在地，被譽為“革命圣地”。清清延河水，巍巍寶塔山，吸引著千千萬萬熱血青年和愛國民主人士，而成為蔣介石集團的眼中釘。

一九四七年二月上旬，蔣介石將握有重兵、長期坐鎮西北、圍困著陜甘寧邊區的第一戰區司令長官胡宗南召到南京，確定了進攻陜甘寧邊區的基本設想。二十八日，他又飛到西安，召集西安軍政負責人開會，研究確定進攻延安的具體部署。三月十一日，胡宗南在洛川召開旅以上軍官參加的作戰會議，傳達西安會議的決定，確定在洛川組織前進指揮所，統一指揮西安綏靖公署（由第一戰區長官司令部改稱）所屬各部的進攻行動。

國民黨軍隊用來進攻陜甘寧邊區的總兵力共三十四個旅二十五萬人。基本部署是：以胡宗南直轄的十五個旅由宜川、洛川向北推進，擔任主要突擊；并以五個旅維持后方兼充戰略預備隊；以青海、寧夏的馬步芳、馬鴻逵等部自甘肅、寧夏向東南，以鄧寶珊部自榆林向南，擔任輔助突擊。企圖一舉攻占延安，摧毀中共中央，或逼迫中共中央東渡黃河，再在華北同人民解放軍進行決戰。

當時，在陜北戰場上的人民解放軍，只有正規軍一個縱隊（轄兩個旅），還有兩個旅，加上三個兼警備區（軍分區）的地方旅，全部兵力約三萬人，同進攻的國民黨軍相比，兵力上裝備上都居絕對劣勢。形勢十分嚴峻。

在得到國民黨軍隊即將發動進攻的情報后，毛澤東召開了幾次中央會議，對局勢作了分析：蔣介石這次進攻，絲毫不是表示國民黨統治的強有力，而是顯示國民黨的軍事、政治、經濟都已處于極端困難的情況中。為了抽調兵力組織這次進攻，胡宗南在右翼的山西地區只留置四個旅，協同閻錫山進行防御，在后方的隴海鐵路以及從西安到蘭州的公路上兵力也很空虛，完全是“孤注一擲”，“帶著慌亂精神”。毛澤東正確地作出判斷：蔣介石組織這次進攻的軍事企圖是“首先解決西北問題，割斷我黨右臂，并且驅逐我黨中央和人民解放軍總部出西北，然后調動兵力進攻華北，達到其各個擊破之目的”。根據以上分析，毛澤東和中共中央定下了“必須用堅決戰斗精神保衛和發展陜甘寧邊區和西北解放區”的決心，并據此確定：急調晉綏軍區第二縱隊王震部（兩個旅約萬人）自呂梁地區西渡黃河，加入西北人民解放軍序列；西北人民解放軍必須從長期戰爭著眼，依靠自身的力量部署一切；在當前，應誘敵深入，必要時主動放棄延安，同胡宗南部主力在延安以北山區周旋，陷敵于十分疲憊、十分缺糧的困境，然后乘機集中兵力逐次加以殲擊，以達到鉗制并逐步削弱胡部，從戰略上配合其他解放區作戰，最終奪取西北解放戰爭勝利的目的；駐延安的黨政機關及群眾立即緊急疏散。

三月十日，在國民黨軍隊對陜甘寧邊區的進攻已迫在眉睫的情況下，毛澤東派彭德懷到南線視察部隊的戰備情況，并傳達中共中央、中央軍委的決策。三月十二日，朱德、劉少奇等率一部分中央機關人員自棗園北上子長縣的王家坪，毛澤東、周恩來搬到延安王家坪解放軍總部辦公，并在這里聽取了彭德懷關于南線情況的匯報，當場研究決定由彭德懷和中共西北局書記習仲勛到前線指揮西北人民解放軍作戰，由周恩來代理軍委總參謀長。

為什么毛澤東要主動放棄延安？當時擔任中央書記處辦公室主任的師哲回憶道：

“在延安保衛戰打響后的一天晚上，我特地從棗園騎馬急行幾十里趕到三家坪去見毛主席。”“我憂心忡忡地問主席備戰工作到底應該怎樣做？一定要疏散嗎？可否設法保住延安而不撤退？”“主席點燃了一支煙，轉過來微笑著打開了話匣子：你的想法不高明，不高明。不應該攔擋他們進占延安。你知道嗎？蔣介石的阿Q精神十足，占領了延安，他就以為自己勝利了。但實際上只要他一占領延安，他就輸掉了一切。首先，全國人民以至全世界就都知道了是蔣介石背信棄義，破壞和平，發動內戰，禍國殃民，不得人心。這是主要的一面。不過，蔣委員長也有自己的想法：只要一占領延安，他就可以向全國、全世界宣布：‘共匪巢穴’共產黨總部已被搗毀，現在只留下股匪，而他只是在剿匪，這樣，也就可以擋住外來的干預。不過這只是蔣委員長自己的想法，是他個人的打算，并非公論。但此人的特點就在這里。他只顧想他自己的，而別人在想什么，怎么想的，他一概不管。另外須知，延安既然是一個世界名城，也就是一個沉重的包袱。他既然要背這個包袱，那就讓他背上吧。而且話還得說回來，你既然可以打到延安來，我也可以打到南京去。來而不往非禮也嘛。”⑥

對當地的老鄉，毛澤東用更通俗的語言解釋道：

“譬如有一個人，背個很重的包袱，包袱里盡是金銀財寶，碰見了個攔路打劫的強盜，要搶他的財寶。這個人該怎么辦呢？如果他舍不得暫時扔下包袱，他的手腳很不靈便，跟強盜對打起來，就會打不贏，要是被強盜打死，金銀財寶也就丟了。反過來，如果他把包袱一扔，輕裝上陣，那就動作靈活，能使出全身武藝跟強盜對拼，不但能把強盜打退，還可能把強盜打死，最后也就保住了金銀財寶。我們暫時放棄延安，就是把包袱讓給敵人背上，使自己打起仗來更主動，更靈活，這樣就能大量消滅敵人，到了一定的時機，再舉行反攻，延安就會重新回到我們的手里。”⑦

這個仗怎么打？他把剛調到延安的新四旅政委黃振堂、副旅長程悅長、團長袁學凱等找到王家坪住處談話時，對他們說：“我們部隊數量和裝備都比不上敵人，因此，我們采取的辦法是先打弱敵，后打強敵，先打分散孤立的敵人，后打集中強大的敵人。好比你面前有三個敵手，一個強手，兩個弱手。你先把兩個弱手一一打倒，剩下那一個強的，前后失去了照應，他就孤立了，膽怯了，強手就變成了弱手，一打就能倒。把弱的消滅了，強的也變弱了，把分散的打了，集中的又要分散。我們這次打仗，采用蘑菇戰術。你們的任務，是作磨心，牽敵人，磨敵人，使他們疲勞餓飯，再尋機會殲滅它。一個月殲滅它幾個團，過上一年光景，情況就會好轉。”毛澤東還談到自己準備留在陜北。他說：“我們在延安住了十幾年，都一直是處在和平環境之中，現在一有戰爭就走，怎么對得起老百姓？所以，我決定和陜北老百姓一起，什么時候打敗胡宗南，什么時候再過黃河。我不離開陜北，還有一個理由，現在有幾個解放區剛剛奪得主動，如果蔣介石把胡宗南投入別的戰場，那里就會增加困難。中央留在這里，蔣介石就會多下些本錢。這樣，咱們負擔重些，就能把敵人拖住，不讓他走，最后還要消滅他。”

三月十一日，美軍駐延安觀察組剛撤離后七小時，國民黨飛機開始大規模轟炸延安。十七日清晨，西安綏靖公署前進指揮所主任裴昌會指揮兩個整編軍十五個旅十四萬人開始向北進攻。國民黨飛機四十五架分別從西安、鄭州、太原機場起飛，對延安地區進行大轟炸，投下五十九噸炸彈，延安頓時成為一片火海。有一顆重磅炸彈在毛澤東所住的窯洞前面爆炸了，氣浪沖進居室，沖倒了桌上的熱水瓶，毛澤東仍然若無其事地在批閱文件，不說什么時候離開延安。

十八日，延安的黨政機關和群眾基本上疏散完畢，延安城里也已可聽到清晰的槍炮聲。毛澤東和周恩來仍在王家坪窯洞里同剛自晉綏趕到延安的王震談撤離延安后的作戰方針問題。槍炮聲越來越近了，別人勸毛澤東早些走，他說：“走這么早干什么？我還想在這里看看敵人究竟是個什么樣子？”他們和王震一直談到黃昏，要彭德懷告訴阻擊部隊立即撤出陣地，并和周恩來、彭德懷察看了王家坪的幾孔窯洞，叮囑道：“把房子打掃一下，文件不要丟失”，才同彭德懷分手，依依不舍地告別了居住十年的延安。

他們的車隊經飛機場、橋兒溝在第二天凌晨到達延川縣永坪鎮西南的劉家渠。接著的幾天中，又經過子長縣的徐家溝、高家嶺、任家山，在二十五日到達子長縣的王家坪同劉少奇、朱德、任弼時會合。在這里，毛澤東從任弼時那里聽到了山西文水縣年僅十五歲的女共產黨員劉胡蘭在敵人面前英勇就義的事跡，深受感動，揮筆寫下了“生的偉大，死的光榮”八個大字。

二十七日，他就中共中央和解放軍總部留在陜北的問題同劉少奇等交換意見后，在當天致電晉綏的賀龍、李井泉，告訴他們：“中央率數百人在陜北不動，這里人民、地勢均好，甚為安全。”⑧二十八日，周恩來去晉西北布置后方工作，毛澤東、劉少奇等率一部分機關人員轉移到清澗以北石咀驛附近的棗林溝，于二十九、三十日在這里召開了一次中央會議，決定：毛澤東、周恩來、任弼時等留在陜北，主持中共中央和人民解放軍總部的工作；劉少奇、朱德等到河北平山，組成中央工作委員會，擔負中央委托的任務。隨后，四月十一日，又決定由葉劍英、楊尚昆等率中央機關大部分工作人員到山西臨縣，組成中央后方工作委員會。

棗林溝會議后，留在陜北的中央機關、解放軍總部工作人員以及警衛部隊共八百人組成四個大隊，統歸“直屬司令部”指揮，由任弼時任司令，化名史林，陸定一任政委，化名鄭位，毛澤東、周恩來分別用李德勝、胡必成的化名，表示解放戰爭必勝，中國革命必成。“直屬司令部”以“九支隊”為代號。

胡宗南的部隊在三月十九日占領延安后，蔣介石興高采烈地慶祝了一番，還授予胡宗南“二等大綬云麾勛章”，要他立刻指揮軍隊對陜北進行“清剿”。

胡宗南命令部隊在延安地區略事整頓補充后，以主力向安塞方向挺進，尋找西北人民解放軍主力決戰，而以整編第二十七師第三十一旅旅長李紀云率部向青化砭方向擔任右翼側掩護。他們根本不知道撤出延安的人民解放軍主力此時正在何方。彭德懷、習仲勛得到這一情報后，決心集中主力在青化砭伏擊擔任右翼掩護的李紀云部。二十二日，這個計劃得到毛澤東批準。二十五日，李部進入解放軍設下的口袋。伏擊部隊立即迅速出擊，經過一小時四十分鐘的戰斗，全部殲滅了這股敵軍，共斃俘二千九百多人，旅長、副旅長、參謀長、團長都當了俘虜，伏擊部隊只傷亡二百六十五人。這是西北人民解放軍撤出延安后取得的第一個勝利。二十六日，毛澤東高興地致電彭德懷、習仲勛：“慶祝你們殲滅三十一旅主力之勝利。此戰意義重大，望對全體指戰員傳令嘉獎。”

青化砭戰斗后，胡宗南才發現西北人民解放軍主力在延安東北山區，立刻部署部隊轉向延川、清澗挺進，準備“先切斷黃河各渡口，爾后向左旋包圍匪軍于瓦窯堡附近而殲滅之。”毛澤東分析了胡軍這一行動，認為現在的關鍵是“不怕胡軍北進，只怕胡軍不北進”，因此一面告訴彭德懷、習仲勛應避免同胡軍作戰，除以一部分部隊同它周旋外，主力應隱蔽集結在機動位置待機；一面致電陳賡、謝富治，要他們推遲幾天再發起晉南攻勢，以便讓胡軍放膽北進。毛澤東的基本思路是：只要胡軍北進，鉆入延安、子長、清澗、延川之間的山溝里，人民解放軍就可以發揮自己蔭蔽精干、靈活機動的特長，利用有利的地形條件和群眾條件，饑疲餓困敵人，然后尋機各個殲滅敵人。根據毛澤東的這個意圖，彭德懷在青化砭戰斗后，用小部隊不即不離地吸引胡軍在千山萬壑間游轉了十二天，行程四百余里，使胡軍疲困，一無所獲。毛澤東在一份電報中作了這樣的描繪：胡軍“以十個旅組成橫直四五十里左右之方陣，不敢走大路，專走小路，攻安塞，攻兩延，攻瓦窯堡，到處撲空，現已顯現疲困，逃亡頗多。我軍仍在待機擊敵。”⑨

四月十五日，毛澤東向彭德懷、習仲勛等發出《關于西北戰場的作戰方針》的電報，指出：“敵現已相當疲勞，尚未十分疲勞；敵糧已相當困難，尚未極端困難。我軍自殲敵第三十一旅后，雖未大量殲敵，但在二十天中已經達到使敵相當疲勞和相當缺糧之目的，給今后使敵十分疲勞、斷絕糧食和最后被殲造成有利條件。”“我之方針是繼續過去辦法，同敵在現地區再周旋一時期（一個月左右）。目的在使敵達到十分疲勞和十分缺糧之程度，然后尋機殲滅之。我軍主力不急于北上打榆林，也不急于南下打敵后路。應向指戰員和人民群眾說明，我軍此種辦法是最后戰勝敵人必經之路。如不使敵十分疲勞和完全餓飯，是不能最后獲勝的。這種辦法叫‘蘑菇’戰術，將敵磨得精疲力竭，然后消滅之。”⑩

這以前幾天，總部電臺截獲一個重要情報：駐清澗的國民黨軍整編第七十八師二十四旅的一個團將赴瓦窯堡接防。據此判斷：原駐瓦窯堡的整編第一三五旅將沿公路南下。毛澤東立刻致電彭、習，要他們“乘該旅移動途中伏擊之”。彭、習迅速作了部署。十四日八時，整編一三五旅果然離瓦窯堡南下，十時左右進到羊馬河以北，早已在此設伏的解放軍立刻迅猛出擊，激戰八小時，全部殲滅該旅，斃俘少將代旅長麥宗禹以下四千七百余人，取得了撤離延安后的第二個勝仗。

羊馬河獲勝后，毛澤東致電彭、習和其他戰略區，指出：“接彭習寒亥電，繼寅有在青化砭殲滅三十一旅主力之后，卯寒又在瓦窯堡附近將敵一三五旅（屬一五師建制）全部殲滅。這一勝利給胡宗南進犯軍以重大打擊，莫定了徹底粉碎胡軍的基礎。這一勝利證明，僅用邊區現有兵力（六個野戰旅及地方部隊），不借任何外援，即可逐步解決胡軍；這一勝利又證明忍耐等候、不驕不躁可以尋得殲敵機會。”⑾

殲滅第一三五旅后，西北人民解放軍迅速撤離羊馬河戰場，進入山區，隱蔽休整。胡宗南軍主力又經過幾日“游行”，數度撲空，攜帶的給養耗盡，疲憊饑困，不得不回到蟠龍基地進行休整補充。此后不久，國民黨軍的飛機偵察，發現有解放軍部隊東渡黃河進入晉綏地區（其實只是中共中央和邊區政府一部分工作人員東渡）。根據這個錯誤判斷，蔣介石要求胡宗南以主力沿咸榆公路向綏德挺進，并命令榆林鄧寶珊部南下配合，企圖封閉黃河渡口，乘機消滅渡河中的解放軍。四月二十六日，胡軍主力九個旅從蟠龍、永坪分兩路向綏德北進，鄧寶珊部由榆林向米脂、佳林出動策應。

密切注視著戰場情況變化的彭德懷，認為良好的戰機出現了，立刻在四月二十七日將這一情況報告毛澤東，并提出：“我野戰軍本日隱蔽于瓦市（引者注：指瓦窯堡）東南及西南，擬待敵進逼綏德時，圍殲蟠龍之敵。”⑿毛澤東在二十八日六時收到這份電報，立刻復電批準，并且告訴他：“計劃甚好，讓敵北進綏德或東進清澗時，然后再打蟠龍等地之敵。”⒀

蟠龍是胡軍的重要補給基地，工事堅固。守軍整編第一師第一六七旅，是蔣介石的嫡系部隊，裝備精良，戰斗力較強，連同地方部隊，守備兵力達七千人。這一仗關系西北全局，很可能是個硬仗，和前兩次的伏擊不同。因此毛澤東采取十分審慎的態度。三十日，他又致電彭、習：要他們“經過精密之偵察，確有把握，方可下決心。”

蟠龍之戰能否成功的關鍵在能否于胡宗南援軍趕到前取得從事攻堅作戰所必需的時間，而這一點又決定于援敵的距離，胡部主力距離蟠龍越遠，所需時間就越有保證。根據毛澤東的指示，善于用兵的彭德懷立刻作出周密部署。他以第二縱隊的三五九旅為主，又從其他各旅中每旅抽調一個排，偽裝成野戰軍主力，沿咸榆公路同胡軍保持接觸，緩緩后撤，并在沿途遺棄一部分軍需物資，造成狼狽潰退的假象，使追擊的胡軍敢于放膽北進（到蟠龍戰斗打響后，這支偽裝主力的部隊又可以轉過來擔任對胡軍主力的阻擊任務）。野戰軍主力則隱蔽集結在蟠龍周圍，進行攻堅作戰的各項準備工作，待命發動攻擊。

五月二日，正當胡部主力占領綏德，興高采烈地慶祝“勝利”之際，蟠龍戰斗突然打響了。激戰到四日二十四時勝利結束，全殲守軍六千七百余人，活捉旅長李昆崗，繳獲大批糧食、彈藥和其他物資。當放棄綏德倉皇回援的胡部主力在八日趕回蟠龍時，解放軍主力早已不知去向。

在主動放棄延安后的一個半月中，西北人民解放軍以不足三萬人的兵力，按照毛澤東提出的“蘑菇戰術”，同比自己多達十倍的國民黨軍隊從容周旋，三戰三捷，消滅胡軍一萬四千多人，拖住胡宗南軍這支蔣介石的戰略預備隊，有效地策應了其他戰場的人民解放軍，并為西北戰場的勝利奠定了基礎。

對于這段歷史，美國政府在一九四九年發表的《白皮書》曾經作過這樣的評述：國民黨軍“攻占延安曾經宣揚為一個偉大的勝利，實則是一個既浪費又空虛的、華而不實的勝利”。臺灣一九五九年編寫的《戡亂戰史》也說：在西北戰場上，“戰斗進行中，我軍因情報搜集無法深入匪區……影響于指揮及部署之行動不小。”而共軍則“始終憑借其嚴密的情報封鎖，靈活之小后方補給，以避實擊虛，鉆隙流竄……不行主力決戰。尤以陜北原已人煙寥落，匪復利用其地方組織，將僅有之人與物資等可資利用之力量全部撤離，使我軍行動之區，渺無人跡；行軍作戰，均發生極大之困難。”“我軍主力始終被匪牽制于陜北，一無作為，殊為惋惜”。這些事隔幾年、十幾年后所作的評述，倒是多少說出了一些真情。 


　　① 中央軍委致陳粟，并告張鄧，張黎電，1946年12月18日。

② 中央軍委致陳譚電，1946年12月25日。

③ 《毛澤東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211、1212頁。

④ 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的發言記錄，1947年2月1日。

⑤ 《毛澤東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226頁。

⑥ 師哲：《在歷史巨人身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1年12月版，第337、338頁。

⑦ 閻長林：《警衛毛澤東紀事》，吉林人民出版社1992年3月版，第31頁。

⑧ 中共中央致賀李，并告彭習電，1947年3月27日。

⑨ 毛澤東致陳謝并告劉劉，滕薄王電，1947年4月7日。

⑩ 《毛澤東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222、1223頁。

⑾中共中央致彭習，并告朱劉，賀李，聶蕭羅，林王，葉楊，劉鄧，陳謝，滕薄王，陳饒粟譚，林高電，1947年4月15日。

⑿彭習致毛澤東電，1947年4月27日。

⒀毛澤東致彭習電，1947年4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