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九、爭取抗戰的最后勝利

盡管時局仍舊籠罩著一片烏云，但誰都看得出來：抗日戰爭最后勝利的到來已經為期不遠了。毛澤東一直堅信：“決定中國事情的，是共產黨領導下的中國人民。”①他在指導同國民黨談判的同時，密切注視著戰爭形勢的發展，具體指導各敵后根據地和解放區軍民準備奪取抗戰最后勝利。

這種準備是從一九四四年春天開始的。

這一年四月十二日，毛澤東在延安高級干部會議上提出：我們要準備擔負不論在何種情況下把日寇打出中國去的重大責任，要做好兩個方面的必要準備：一是在繼續抗戰中使我黨我軍和我們的根據地更加發展和更加鞏固；二是準備大城市和交通要道的武裝起義，并且學習管理工商業。毛澤東說：“沒有這種準備，我們也就不能把日寇趕出去，也就不能解放全中國。”②

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抗日根據地向哪里發展？毛澤東早就確定了一項十分明確的原則：只能向日本侵略軍占領下的敵后地區發展，也就是從侵略者手中光復失去的國土，而不能向國民黨統治區域去發展。一九四四年，日軍實行“一號作戰”的計劃，國民黨軍隊望風而逃，河南、湖南、廣西等大片國土淪喪，當地民眾迫切期待有人領導他們起來反抗侵略者。毛澤東和中共中央當機立斷，確定開辟河南、發展蘇浙皖、進軍湘鄂西。用毛澤東的話來概括，就是“蔣介石丟到哪里，我們就到那里。”③

人們可以從比較中得到一個突出的印象：一邊是正面戰場出現震動中外的豫湘桂大潰退，一邊是敵后戰場進入大規模的反攻作戰，一個是后退，一個是前進，兩者形成鮮明的對照。四月二十二日，日軍沿平漢鐵路向河南中西部發動進攻的第五天，毛澤東立刻命令八路軍襲擊它的后背，“乘機開展豫北地方工作，以便將來可能時，開展豫西工作基地。”④八路軍冀魯豫軍區派一部兵力南下豫東；太岳軍區派兩個團過黃河挺進豫西；新四軍第五師組織七個連沿平漢鐵路北上河南；新四軍第四師派部西進豫皖蘇地區。各部隊相互配合，經過短短半年多的時間，迅速打開局面，收復了原被日軍侵占的大片土地，將華北、華中兩大解放區連結在一起。

對蘇浙皖地區的發展，毛澤東的戰略意圖是為了配合將來美軍的登陸作戰，準備奪取杭州、上海、蘇州、南京一帶的大城市。八月三日，毛澤東、劉少奇、陳毅向華中局發出指示，要求他們廣泛地發展游擊戰爭，使上海、杭州兩城及滬杭路完全處在“我們游擊戰爭緊緊包圍之中”⑤。十二月，在粟裕指揮下，新四軍南下部隊分兩路渡江，開始了發展東南的任務。為了加強這個地區的工作，毛澤東、劉少奇要求新四軍軍部考慮建立蘇浙軍區，以粟裕為司令員、譚震林為政治委員，統一指揮蘇南和浙東的軍事活動。一九四五年一月，蘇浙軍區成立。

派八路軍一部南下進軍湘粵贛，是毛澤東這時的一項大膽戰略決策。這是日軍沿粵漢鐵路南下時奪占的土地。毛澤東的考慮是：太平洋戰爭后期，如果日軍向山東等沿海地區退卻集結，這支部隊便可以轉入反攻，收復更多失地。戰后，萬一蔣介石發動內戰，它也能牽制南方一翼，掩護各解放區自衛作戰。⑥這個行動的特點是遠離根據地，完全獨立地作戰，因此，中共中央對這一行動格外慎重，經過了多次討論，反復研究。十月三十一日，毛澤東主持中共六屆七中全會主席團會議，最后商定南征的區域和組織機構。決定派王震、王首道率八路軍第一二○師第三五九旅主力南下，在湖南湘水和資水之間以衡山為中心建立根據地。由王震、王首道、賀炳炎、廖漢生、王恩茂等八人組成軍政委員會，以王首道為書記。南征部隊命名為八路軍第一游擊支隊（通稱南下支隊），王震為司令員，王首道為政治委員。

毛澤東十分關心這支部隊的南下行動。他在中央黨校大禮堂向準備去前線的干部作報告說：國民黨一點希望都沒有了。中國人民要解放，中國要得救，只有共產黨才有辦法。全國老百姓都仰望著我們。所以，“我們要盡量發展自己，要百分之百地發展自己的力量”。“就現在的環境看，還需要大大的發展，廣東、湖南、河南都可以大發展。”⑦他在這次講話中以柳樹和松樹來生動地譬喻共產黨員的機動性和原則性，他說：共產黨員好像柳樹一樣，到處插下去就可以活，長起來。但柳樹也有缺點，容易順風倒，所以還要學松樹，挺而有勁。柳樹有機動性，松樹有原則性，柳樹可親，松樹可靠，我們共產黨人就是要可親、要可靠。

毛澤東約見王震時還對他說：“戰爭越擴大，革命越發展，戰爭越持久，革命越深入。我們要抓緊這一有利時機，到日本軍隊的后面去收復失地，發動群眾，解放自己，推翻敵偽的殘酷統治，建立抗日統一戰線的民主政權。”⑧

十一月一日，即將出發的南下支隊在延安東關機場舉行誓師大會。毛澤東、朱德、劉少奇、周恩來等出席了大會。在雷鳴般的掌聲中，毛澤東開始講話。他說：你們這次到南方去，到敵人的后方去插旗幟，開辟新的敵后抗日根據地，這是一個光榮而又艱巨的任務。你們將會遇到很多的困難，但是前途是光明的。你們要以最大的毅力克服各種困難，上下一心，團結一致。要像“王者之師”那樣，遵守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真正做到紀律嚴明，秋毫無犯。要同群眾打成一片，忠實地為人民服務。⑨王首道回憶說：“毛主席的講話，為我們南征從指導方針、政策、策略和工作方法等方面指明了方向，武裝了思想。”⑩

后來，由于戰爭局勢的變化，特別是日本的投降比人們的預料到來得更快，南下支隊進軍湘粵贛的計劃沒有全部實現。但是，他們在近一年的時間中，轉戰陜西、山西、河南、湖北、湖南、江西、廣東等省，到處撒下革命的火種，對發展這些地方的革命形勢起了重要作用。 


　　做好城市工作，是中共六大決議中就提出來了的。但是，十年內戰中，沒有條件去實現它。一九四四年春天，毛澤東重新提出這項任務，并且提到戰略的高度來認識。這是客觀形勢所決定的。那時，中國共產黨所領導的敵后抗日根據地已有很大的發展，日本侵略者所占領的大城市和交通要道都處在這些抗日根據地的包圍之中，而國民黨的主力部隊卻遠在中國的大西南和大西北，黃河以北幾乎沒有國民黨精銳部隊的蹤跡。因此，預計當抗日戰爭進入大反攻階段，八路軍和新四軍完全有可能首先進入這些大城市。這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根據地軍民長期堅持敵后抗戰的結果，也是一種歷史的機遇。毛澤東認為，在這樣有利的形勢下，再不提出這個任務，“我們在抗戰中將犯大錯誤”⑾。

六月五日，中共六屆七中全會全體會議討論并通過毛澤東起草的《中共中央關于城市工作的指示》。這份指示明確指出：“不占領大城市與交通要道，不能驅逐日寇出中國。”《指示》要求各級領導：“把城市工作與根據地工作作為自己同等重要的兩大任務”來執行，“以期在今年下半年及明年上半年，就能收獲顯著成績，準備配合世界大事變，在時機成熟時，奪取在有我強大軍隊與強大根據地附近的一切敵占城市與交通要道。”⑿會議決定成立城市工作委員會，以彭真為主任。會議還建議中共七大的議程中增加城市工作這一項。九月一日，中共六屆七中全會主席團會議又決定：中央及各中央局、分局、區黨委成立城市工作委員會及城市工作部，中央城市工作部以彭真為部長、劉曉為副部長，來進行這方面工作的準備。

為了戰勝日本侵略者，在經濟工作和文化工作方面都需要積極地做好準備。

為什么需要做好經濟工作？毛澤東指出：“日本帝國主義為什么敢于這樣地欺負中國，就是因為中國沒有強大的工業，它欺侮我們的落后。因此，消滅這種落后，是我們全民族的任務。老百姓擁護共產黨，是因為我們代表了民族與人民的要求。但是，如果我們不能解決經濟問題，如果我們不能建立新式工業，如果我們不能發展生產力，老百姓就不一定擁護我們。”⒀毛澤東號召所有的共產黨員都要學習經濟工作。他又指出，中國共產黨目前還是處在個體經濟和被分割的游擊戰爭的農村環境中，這就要采用“軍民兩方同時發動大規模生產運動這一種辦法”⒁。

在農村，怎樣調動農民的生產積極性是個很大的問題。農民是分散的個體生產者，使用著落后的生產工具，在抗日戰爭的條件下大部分土地又還為地主所有，農民仍受著封建的地租剝削。為了解決這個問題，毛澤東提出：必須“采取減租減息和組織勞動互助這樣兩個方針”。⒂減租可以提高農民的生產興趣，勞動互助可以提高農業勞動的生產率。毛澤東要求基層干部用極大的精力幫助農村群眾開展生產運動。他說，這樣做，幾年之內農村就會有豐富的糧食和日用品，不但可以堅持戰斗，可以對付荒年，而且可以貯藏大批糧食和日用品，以為將來之用。

民眾要進行生產，部隊能不能從事生產呢？有人認為部隊從事生產就不能作戰和訓練了；機關從事生產就不能工作了。為了回答這個問題，毛澤東為《解放日報》撰寫社論，以大量事實說明：不但在敵后解放區中那些比較鞏固的根據地內的民眾可以生產，軍隊也可以生產。他提倡各地學習晉察冀游擊隊的生產經驗，為大反攻積極準備物質基礎。毛澤東在社論中強調：“戰爭不但是軍事的和政治的競賽，還是經濟的競賽。我們要戰勝日本侵略者，除其他一切外，還必須努力于經濟工作”。⒃

對文化工作，毛澤東提出的口號是：“沒有文化的軍隊是愚蠢的軍隊，而愚蠢的軍隊是不能戰勝敵人的。”⒄這時，在一百五十萬人口的陜甘寧邊區內，還有一百多萬名文盲，迷信思想仍嚴重地影響著廣大群眾。毛澤東認為：“這些都是群眾腦子里的敵人。我們反對群眾腦子里的敵人，常常比反對日本帝國主義還要困難些。”⒅他號召群眾自己起來同自己的文盲、迷信和不衛生的習慣作斗爭。他要求廣大干部在改造群眾思想的文化教育工作中應該堅持兩條原則：一條是群眾的實際需要，而不是我們腦子里幻想出來的需要；一條是群眾的自愿，由群眾自己下決心，而不是我們代替群眾下決心。

到一九四四年底，國際形勢變化得很快。毛澤東估計：打倒希特勒明年就可以實現，我們唯一的任務就是配合同盟國打倒日本侵略者。十二月十五日，毛澤東在陜甘寧邊區參議會上提出解放區一九四五年的任務，為迎接抗日戰爭的最后勝利而努力。毛澤東鼓舞人心地指出：“一九四五年應該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更大發展的一年。全國人民都希望我們解放區能夠救中國，我們也有這樣的決心和勇氣。我希望我們解放區的全體軍民一齊努力，不論是共產黨人與非共產黨人，都要團結一致，為加強解放區抗日工作而奮斗，為組織淪陷區人民而奮斗，為援助大后方人民而奮斗，為建立民主的聯合政府而奮斗。”⒆

一九四五年一開春，國內形勢就出現可喜的發展勢頭。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敵后抗日根據地軍民繼續展開局部反攻，華北和華中各大城市都處在八路軍、新四軍的戰略包圍之中。八路軍、新四軍發展到九十一萬人，民兵有二百二十萬人，十九塊抗日根據地的人口已經接近一億。

世界反法西斯戰場的形勢也令人振奮。在歐洲戰場上，一九四五年五月八日，蘇聯紅軍攻克柏林，德軍宣布無條件投降。在太平洋戰場上，盟軍也乘勝不斷向日本本土進逼。中國人民打敗日本帝國主義的日子已指日可待了。 


　　這是決定中國命運的關鍵時刻。

就在這個歷史時刻，人們期待已久的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延安召開。在同一個時刻，國民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也在重慶拉開帷幕。兩個大會，有著完全不同的目的，代表著兩個完全不同的中國之命運。

為了開好七大，中國共產黨做了長期而充分的準備。四月二十一日，在七大預備會議上，毛澤東說明大會的方針是：“團結一致，爭取勝利。”他滿懷深情地對大家說：中國共產黨成立以來的二十四年中，“嘗盡了艱難困苦，轟轟烈烈，英勇奮斗”。“從古以來，中國沒有一個集團，像共產黨一樣，不惜犧牲一切，犧牲多少人，干這樣的大事”。他在總結黨的歷史經驗教訓的基礎上，指出：“大會的眼睛要向前看，而不是向后看，不然就要影響大會的成功。大會的眼睛要看著四萬萬人，以組織我們的隊伍。”“我們現在還沒有勝利，力量還小，前面還有困難。”“所以我們必須謹慎謙虛，不要驕傲急躁，要戒驕戒躁。”“事情總是不完全的，這就給我們一個任務，向比較完全前進，向相對真理前進，但是永遠也達不到絕對完全，達不到絕對真理。所以，我們要無窮盡無止境地努力。”最后，他向全黨發出號召：“我們要繼續抓緊馬克思主義的武器，要有自我批評的精神，全黨團結如兄弟姐妹一樣，為全國勝利而奮斗，不達勝利誓不休！”⒇

四月二十三日，中共七大在楊家嶺中央大禮堂隆重開幕。

這座風格別具的禮堂是中央機關的工作人員為迎接七大而自己動手修建的。主席臺正中懸掛著毛澤東、朱德的巨幅畫像；兩邊是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的畫像。主席臺上方的紅色橫幅上寫著“在毛澤東的旗幟下勝利前進”。這十二個醒目的大字同會場后面的題詞“同心同德”，烘托出會議的主題。大廳兩側的墻邊插放著二十四面紅旗，象征中國共產黨二十四年的奮斗歷程。插放紅旗的V字型木座是革命勝利的標志。當五百四十七名正式代表和二百零八名候補代表帶著一百二十萬黨員的重托走入會場后，莊嚴肅穆的禮堂充滿了團結喜悅的氣氛。雄壯的國際歌聲響起，任弼時宣布大會開始。

在暴風雨般的掌聲中，毛澤東致開幕詞，言簡意賅，吸引住了全場的代表。他說：

“我們這次大會是關系全中國四億五千萬人民命運的一次大會。中國之命運有兩種：一種是有人已經寫了書的（指蔣介石的《中國之命運》——引者注）；我們這個大會是代表另一種中國之命運，我們也要寫一本書（指毛澤東的《論聯合政府》——引者注）出來。我們這個大會要打倒日本帝國主義，把全中國人民解放出來。這個大會是一個打敗日本侵略者、建設新中國的大會，是一個團結全中國人民、團結全世界人民、爭取最后勝利的大會。”

“在中國人民面前擺著兩條路，光明的路和黑暗的路。有兩種中國之命運，光明的中國之命運和黑暗的中國之命運。”(21)

面對這樣的兩條道路和兩種命運，中國共產黨的選擇和方針是什么呢？毛澤東堅定不移地回答：“我們應當用全力去爭取光明的前途和光明的命運，反對另一種黑暗的前途和黑暗的命運。”“我們的任務不是別的，就是放手發動群眾，壯大人民力量，團結全國一切可能團結的力量，在我們黨領導之下，為著打敗日本侵略者，建設一個光明的新中國，建設一個獨立的、自由的、民主的、統一的、富強的新中國而奮斗。”

第二天，毛澤東向中共七大提交了《論聯合政府》的書面政治報告。這份報告是在廣泛聽取代表意見的基礎上，三月三十一日在六屆七中全會全體會議上討論通過的。

報告首先分析了國內外形勢，這是黨制定綱領和各項政策的出發點。報告指出：“目前的國際國內形勢，對中國人民提供了極其有利的條件。”“如果我們能夠團結全國人民，努力奮斗，并給以適當的指導，我們就能夠勝利。”毛澤東曾說，報告中雖然沒有明確地講出國際國內“人心向我”的結論，但是寫出了“這股神氣，我們要準備迎接勝利”。

報告系統地總結了八年抗戰中國共兩黨由于執行兩條不同指導路線而取得的兩種完全不同的結果，指出這兩條道路的爭論“是關系著幾萬萬人民生死問題的原則的爭論”。毛澤東說，八年的抗戰考驗了中國共產黨的政策，這次大會應該對此作出結論，作為今后奮斗的指針。

報告的中心是闡明中國共產黨解決中國問題的綱領和政策。就綱領來說，同幾年前所寫的《新民主主義論》相比較，兩者相同的地方是：都把黨的綱領區分為最高綱領（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和最低綱領（新民主主義）。當然，《論聯合政府》在這時再次談這個問題也有它的特殊針對性。共產國際解散后，有些人叫嚷要“解散”中國共產黨，也有人提出要中國共產黨改換名稱。毛澤東在六屆七中全會上對這種特殊針對性作了如下的說明：“報告中講共產主義的地方，我刪去過一次又恢復了，不說不好。關于黨名，黨外許多人主張我們改，但改了一定不好，把自己的形象搞壞了，所以報告中索性強調一下共產主義的無限美妙。”“對共產主義提過一下以后，仍著重說明民主革命，指出只有經過民主主義，才能到達社會主義，這是馬克思主義的天經地義。這就將我們同民粹主義區別開來，民粹主義在中國與我們黨內的影響是很廣大的。”(22)不同的特點是，《論聯合政府》中把一般綱領和具體綱領加以區別，又著重地闡述黨的具體綱領，而《新民主主義論》中主要是講了黨在民主革命時期的一般綱領，沒有去談具體綱領。這反映出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理論又有了新的發展。

對新民主主義的一般綱領，《論聯合政府》比《新民主主義論》有重要發展的是：強調了要允許資本主義在新民主主義社會中得到比較大的發展。而《新民主主義論》在談到這個問題時，重點是放在“節制資本”方面，也就是說：大銀行、大工業、大商業，歸新民主主義共和國國家所有，但并不沒收非獨占性的規模不過大的“其他資本主義的私有財產，并不禁止‘不能操縱國民生計’的資本主義生產的發展”。毛澤東在六屆七中全會上作了這樣的說明：《論聯合政府》“這個報告與《新民主主義論》不同的，是確定了需要資本主義的廣大發展，又以反專制主義為第一”。(23)

為什么共產黨人不怕資本主義反而在一定的條件下倡導它的發展呢？《論聯合政府》中回答道：“拿資本主義的某種發展去代替外國帝國主義和本國封建主義的壓迫，不但是一個進步，而且是一個不可避免的過程。它不但有利于資產階級，同時也有利于無產階級，或者說更有利于無產階級。”(24)他在《論聯合政府》的“工業問題”一節中，本來還有一段專門論述吸收外資的話：“為著發展工業，需要大批資本。從什么地方來呢？不外兩方面：主要地依靠中國人民自己積累資本，同時借助于外援。在服從中國法令、有益中國經濟的條件之下，外國投資是我們所歡迎的。對于中國人民與外國人民都有利的事業，是中國在得到一個鞏固的國內和平與國際和平，得到一個徹底的政治改革與土地改革之后，能夠蓬蓬勃勃地發展大規模的輕重工業與近代化的農業。在這個基礎上，外國投資的容納量將是非常廣大的。一個政治上倒退與經濟上貧困的中國，則不但對于中國人民非常不利，對于外國人民也是不利的。”在一九五三年出版《毛澤東選集》第三卷時，把這段話刪去了。這可能同當時的客觀形勢和毛澤東主觀認識的變化都有關系。

所謂具體綱領，是指新民主主義革命發展過程的一定時期內所適用的綱領。《論聯合政府》中共提出了四十條，主要內容是：徹底消滅日本侵略者，不許中途妥協；廢止國民黨一黨專政，建立民主的聯合政府；爭取人民的自由；實行人民的統一；建立人民的軍隊；實行農村改革（抗日期間實行減租減息）；發展民族工業；發展文化教育事業，團結知識分子；爭取少數民族在政治、經濟、文化的解放和發展；建立和平、獨立、民主的外交。在這些具體綱領中，最重要的就是建立“聯合政府”。報告強調：“一切這些具體綱領，如果沒有一個舉國一致的民主的聯合政府，就不可能順利地在全中國實現。”這也就是“以反專制主義為第一”的意思。報告提出結束國民黨一黨專政建立聯合政府的兩個步驟：第一，“目前時期，經過各黨各派和無黨無派代表人物的協議，成立臨時的聯合政府”；第二，“將來時期，經過自由的無拘束的選舉，召開國民大會，成立正式的聯合政府”。

報告說明，這一切最終都是為了解放和發展生產力：“中國一切政黨的政策及其實踐在中國人民中所表現的作用的好壞、大小，歸根到底，看它對于中國人民的生產力的發展是否有幫助及其幫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縛生產力的，還是解放生產力的。”(25)

毛澤東在書面報告的最后一部分提出了黨的三大作風。那就是：理論和實踐相結合的作風、和人民群眾緊密地聯系在一起的作風、自我批評的作風。這三大作風的提出，對自覺地發揚中國共產黨的優良傳統，加強黨的建設，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同一天，毛澤東向大會做了口頭報告。他從書面政治報告的內容中提出三個問題，更充分地展開論說。這三個問題是：路線問題；政策方面的幾個問題；黨內的幾個問題。

關于路線問題，毛澤東指出：七大決定的政治路線應該是：“放手發動群眾，壯大人民力量，在我黨的領導下，打敗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國人民，建立一個新民主主義的中國。”“我們的路線，我們的綱領，拿一句話來概括，就是‘無產階級領導的人民大眾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人民大眾最主要的部分是農民，其次是小資產階級，再其次才是別的民主分子。毛澤東強調；忘記了農民，就沒有中國的民主革命，也就沒有中國的社會主義革命，就沒有一切革命。“但是作為黨來說，作為領導思想來說，我們和農民要分清界限，不要和農民混同起來。”“我說不要和農民混同，是說要把農民提高一步，提高到無產階級的水平。”“如不相信這一條，就不是馬克思主義者。將來我們要搞機械化，要搞集體化，那就是提高他們。”(26)

關于政策方面的幾個問題，毛澤東再次闡述了他在書面報告中所說的要發展資本主義問題。他說：關于資本主義，“我是在這樣的條件下肯定的，就是孫中山所說的‘不能操縱國民之生計’的資本主義”。我們這樣肯定要廣泛地發展資本主義，是只有好處，沒有壞處的。他進一步批判了民粹主義的思想，說：“對于這個問題，在我們黨內有些人相當長的時間里搞不清楚，存在一種民粹派的思想。這種思想，在農民出身的黨員占多數的黨內是會長期存在的。所謂民粹主義，就是要直接由封建經濟發展到社會主義經濟，中間不經過發展資本主義的階段。俄國的民粹派就是這樣。”(27)他指出我們的同志對消滅資本主義急得很，是太急了。他強調：我們不要怕發展資本主義。

關于黨內的幾個問題，毛澤東一開始就談黨性和個性的問題，批評一些人認為共產黨要消滅個性、只要黨性的錯誤觀點，從哲學的高度闡述了二者的關系：在共產黨內，黨性是普遍性，個性是特殊性，沒有一種普遍性不是建筑在特殊性的基礎上的。沒有特殊性哪里有普遍性？沒有黨員的個性，哪里有黨性？抹煞各種差別，結果就會取消統一，抹煞特殊性也就沒有統一性。對干部問題，他指出：因為整風審干，好像把知識分子壓低了一點，有點不大公平。革命要勝利，沒有知識分子是不可能的。他還提倡黨內要講真話，做到“不偷、不裝、不吹”，每個共產黨員都應當如此。他說：“這個問題解決了，我們黨的作風就可以更切實了。”

毛澤東報告的最后說了一段充滿革命激情的鼓舞人心的話：“我們共產黨現在是一個很大的黨，一個二十四年來有了很多經驗的黨，一個準備勝利的黨。我們要在全國勝利，我們有這個志向。全黨要團結起來，為全國人民解放而奮斗！”(28)

隨后，朱德和劉少奇分別在大會上作了關于軍事問題的報告和關于修改黨章的報告。在劉少奇作的修改黨章報告中說，“黨章的總綱上規定：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與中國革命的實踐之統一的思想——毛澤東思想，作為我們黨一切工作的指針”。這是七大修改的黨章一個最大的歷史特點，是七大的一個具有歷史意義的重大成果。

二十四年來，中國共產黨因為理論上的準備不足，在革命斗爭中、工作中吃過不少苦頭，走過不少彎路。事實證明：只有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與中國革命的實踐之統一的思想——毛澤東思想，才能作為黨的一切工作的指針。毛澤東思想是接受了以往的經驗教訓，經歷了無數艱難困苦和迂回曲折的探索后形成的。如果說，毛澤東思想是全黨智慧的結晶，那末毛澤東所作出的貢獻無疑是最主要的，所以，用毛澤東的名字來作為這種思想的代表是很恰當的。

在中國共產黨的黨章總綱中寫入這一點，還因為有這樣的客觀需要。胡喬木中肯地評論道：“為什么要提毛澤東思想？有這個需要。如果中國共產黨不提毛澤東思想，很難在全黨形成思想上的統一。提毛澤東思想這就是對著蘇共的。共產國際盡管解散了，但是共產國際的影子、它對中國黨的影響始終沒有斷。”“毛澤東思想是中國人民自己的、中國共產黨自己的革命道路的象征。通過這個，實現黨的統一和團結。黨內各方面的關系，黨同群眾之間的關系，都在毛澤東思想基礎上確定下來。為什么四十年代中國黨能夠在那么困難的條件下取得那么大的勝利？根本原因是黨正確解決了這個問題。”(29)

大會期間，代表們在討論中對幾個報告發表了很多意見。五月三十一日，毛澤東在大會上作關于政治報告討論的結論，一共講了三個方面的問題。關于國際形勢，毛澤東指出，世界將走向進步，這是歷史的總趨向。但是，應該估計到歷史的若干暫時的甚至嚴重的曲折可能還會發生。看形勢，要看大的東西，要看普遍的大量的東西。第三次世界大戰的可能性，現在還不存在。關于國內形勢，毛澤東說：我們要有這種精神準備，準備應付大事變。我看光明多得很，但我們更要準備困難。毛澤東列舉了今后可能出現的十多種困難，如外國大罵；國內大罵；被占去幾大塊根據地；被消滅若干萬軍隊；爆發內戰；外國干涉；黨內出現悲觀心理、疲勞情緒；天災流行，赤地千里；黨的領導機關發生意見分歧，等等。還有許多事情是意料不到的，但是一定要想到，準備對付非常的困難，對付非常的不利情況，這些我們都要透徹地想好。他滿懷信心地說：終久我們是要勝利的，馬克思主義者要堅信這一條。

關于黨內若干思想政策問題，毛澤東強調領導者要有預見，要看得更遠，“就是說在地平線上剛冒出來一點的時候，剛露出一點頭的時候，還是小量的不普遍的時候，就能看見，就能看到它的將來的普遍意義”。他特別舉出這次大會提出的要注意大城市、注意東北等問題，就是屬于預見。這些問題今天還沒有，甚至大家還感覺不到，但是如果看不到，如果犯了錯誤就不得了。沒有預見就沒有領導，沒有領導就沒有勝利，因此可以說沒有預見就沒有一切。我們要提倡想問題，就是要開動腦筋，還要善于分析問題。“我們黨內過去有一個習慣，就是有一個固定的框子，無論做文章、講話，都用這個框子去套。這個框子就是所謂黨八股。我們要打破這個框子。馬克思主義的精髓是對具體的問題作具體的分析，這是列寧講的，我們恰恰缺乏這一點。”“一個問題來了，一個人分析不了，就大家來交換意見，要造成交換意見的空氣和作風。我這個人凡事沒有辦法的時候，就去問問同志們，問老百姓。”要準備轉變，由農村轉變到城市，由游擊戰轉變到正規戰，由減租減息轉變到耕者有其田，這些都是民主革命階段中因形勢變化而產生的。對各方面的轉變，我們要作準備。還有一個實事求是的問題，即“我們的陣地只能一個一個地奪取，我們的力量只能一點一點地聚集”。“我們要以科學的精神、革命的現實主義，切切實實、一點一滴、一個一個地奪取敵人的陣地，這樣才是比較鞏固的。”

毛澤東富于感染力的講話，常常被一陣陣掌聲打斷。會場氣氛非常熱烈。大會最后通過決議：“完全同意毛澤東同志的政治報告，并認為必須將報告所提出的任務，在全黨的實際工作中予以實現。”(30)

《論聯合政府》的報告是公開發表的。它被印成小冊子廣泛散發，不僅在延安和各抗日根據地產生巨大影響，在大后方也引起轟動。這本小冊子在重慶發行了三萬冊，“有人接到后一夜未睡覺，一直看完”。正在參加國民黨六大的有些代表看了后也稱贊：“共產黨說的頭頭是道，有辦法。”

選舉新的中央委員會是七大的一項重要議事日程。這項工作能否做得好，關系著這次大會能否真正開成團結的大會，勝利的大會。因此，當代表們還在討論大會的幾個報告時，七中全會主席團已對選舉問題進行了多次討論。

當時議論得最多的是選舉的標準，也就是按照什么原則來進行選舉。爭論主要集中在三個問題上：一、對犯過錯誤的同志，應不應該選舉；二、這屆中央委員會要選拔許多新同志，還要不要照顧各個方面，即各個山頭；三、候選人是不是必須要有完全的知識才能當選。針對這些問題，毛澤東在五月二十四日向大會做了關于選舉方針的報告。

他開門見山地提出，七大主席團認為應該采取這樣的選舉標準，就是“要由能夠保證實行大會路線的同志來組織中央委員會”。在這個總原則下，對犯過錯誤的同志不應“一掌推開”。一個人在世界上，哪有不犯錯誤的道理呢？對已經承認錯誤并決心改正錯誤的人，就要選。他尖銳地指出：不愿意和有不同意見的人合作共事這種情緒，在我們黨內還是相當嚴重地存在著的。因此，“要練習和那些曾經同我鬧過糾紛、有過原則分歧、打擊過我以及開除過我的黨籍的人合作。我們在要求他認識錯誤、改正錯誤這個原則下去同他團結、合作。這一條，的確要練習，不練習就做不到，練習就可以做到”。選舉中要不要注意照顧各個方面，也就是照顧各個“山頭”呢？他說：七大主席團認為還是要照顧才好。有許多山頭，有許多部分，這是中國革命的實際，沒有這些就沒有中國革命。一定要認識山頭，要承認世界上有這么一回事，認識了以后才能照顧，照顧就能夠逐步縮小，然后才能夠消滅。七大以前的中央委員會，在組織成分上沒有反映各個方面的革命力量，是有缺點的。“鑒于這一點，我們這次選舉就要注意這個問題。”至于每一個中央委員是不是都要通曉各方面知識，毛澤東說：“我們采取這樣的方針：不一定要求每個人都通曉各方面的知識，通曉一方面或者稍微多幾個方面的知識就行了，把這些人集中起來，就變成了通曉各方面知識的中央委員會。”毛澤東很有信心地說：如果經過同志們考慮，采取了主席團這樣一個組織路線的話，我們相信這個中央將是缺點比較更少的中央。這樣一個中央委員會，就可以保證大會路線的實行。

經過反復的醞釀和預選，六月九日進行了正式中央委員的選舉，十日大會公布選舉結果，共選出正式中央委員四十四人。但是，王稼祥沒有當選。這使毛澤東很不安。六月十日，選舉候補中央委員前，他在大會上專門談了王稼祥問題。他說：王稼祥雖然犯過路線錯誤，也有缺點，但他是有功的。我認為他是能夠執行大會路線的。主席團把他作為候補中央委員的第一名候選人，希望大家選他。同時也說明：“當然，這不過是個建議，請同志們考慮。”選舉結果，王稼祥當選為候補中央委員。

六月十一日，中共七大在團結、勝利的氣氛中圓滿結束。毛澤東情緒飽滿地站在主席臺上，他這時候的心情，也許只有那些同他一起經歷了二十多年千辛萬苦的探索和艱苦卓絕的斗爭的人們才能真正體會到。這種局面來之不易，是付出了多少代價才換得的。在一片熱烈的掌聲后，毛澤東代表中共中央致閉幕詞，他高度評價七大的歷史性作用，說我們開了一個很好的大會，一個勝利的大會，一個團結的大會；號召全黨要以“愚公移山”的精神，和全國人民一起，下定決心，不怕犧牲，排除萬難，去爭取勝利。

六月十九日，中共七屆一中全會第一次會議選舉毛澤東、朱德、劉少奇、周恩來、任弼時、陳云、康生、高崗、彭真、董必武、林伯渠、張聞天、彭德懷十三人為中央政治局委員；選舉毛澤東、朱德、劉少奇、周恩來、任弼時為中央書記處書記；選舉毛澤東為中央委員會主席兼中央政治局和中央書記處主席。這樣，以毛澤東為核心的中國共產黨第一代領導集體建立起來了，這是歷史作出的選擇。 


　　和中共七大幾乎在同一個時候舉行的國民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走的卻是另一條路，一條同中國人民根本利益相反的道路。在五月十七日公開通過的《對于中共問題之決議案》中，指責：“中共仍堅持其武裝割據之局，不奉中央之軍令政令”。第二天，蔣介石在內部所作的第二次政治總報告中更說：“今天的中心工作在于消滅共產黨！日本是我們外部的敵人，中共是我們國內的敵人！”為了欺騙輿論，會上提出要在七月七日召開國民參政會，為在這一年舉行國民黨早在抗戰前選出、由它一手操縱的所謂“國民大會”作準備。

六月十五日，毛澤東主持七大主席團會議，討論是否出席第四屆國民參政會問題。他說：我們不出席參政會，跟著也就不參加國民大會，不參加好處很多，因為這一套都是獨裁，而以民主為招牌。這次不參加是給美蔣一個警告，給反蔣的民主派撐腰。根據會議決定，毛澤東為新華社起草關于中共中央負責人聲明不參加這次國民參政會的新聞稿，說明不參加的理由是：第一，從去年九月以來，中共與各民主黨派一致要求國民黨結束一黨專政，成立民主的聯合政府，在全國解放之后實行自由的無拘束的人民的選舉，召開國民代表大會，制定憲法，選舉正式政府，這些合理的要求在談判中一再遭到國民黨的拒絕；第二，此次召開國民參政會，國民黨政府事前并未與中共或其他黨派商議，完全是一手包辦，不但與民主原則相違背，亦與中共在抗日戰爭中的地位不符合；第三，國民黨六大不顧全國一致的反對意見，一意孤行地決定在今年十一月十二日召集那個由國民黨一手包辦的“國民大會”，而這次參政會上就要強迫通過許多具體辦法，以便實現國民黨六大的反動決議。中共方面為保衛民族的人民的民主的利益起見，決定不參加此次會議，以示抗議。(31)

六月十九日，毛澤東在七屆一中全會第一次會議上進一步闡釋道：我們決定不參加這次國民參政會，就是把一個問題擺到美蔣面前，也使中間派有文章可做。毛澤東還提出，在蔣介石不肯改弦更張的情況下，要加緊召開解放區人民代表會議，準備成立解放區聯合會，向聯合政府發展。(32)

國共之間的緊張局面，引起中間勢力的嚴重不安。六月二日，國民參政員褚輔成、黃炎培、冷遹、王云五、左舜生、傅斯年、章伯鈞從重慶致電毛澤東和周恩來，大意是講：團結問題的政治解決為全國國人所渴望，希望繼續商談。六月十八日，毛澤東、周恩來復電褚輔成等，表示愿意商談，并歡迎他們到延安來。

七月一日，褚輔成、黃炎培、冷遹、傅斯年、左舜生、章伯鈞從重慶飛抵延安（王云五因病未能成行）。他們受到毛澤東、周恩來、朱德、林伯渠、吳玉章等的隆重歡迎。在短短三天內，毛澤東同他們多次傾心交談。

毛澤東同褚輔成等六參政員就國共關系進行了三次正式會談。褚輔成等認為國共兩黨商談的大門沒有關閉。毛澤東說：雙方的門沒有關，但門外有一塊絆腳的大石擋住了，這塊大石就是國民大會。會談氣氛融洽，“彼此都十分坦誠，十分懇切”。最后，雙方在兩個問題上達成一致意見：一，停止進行國民大會；二，從速召開政治會議。中共方面還建議國民黨當局：“在國民政府停止進行不能代表全國民意的國民大會之條件下，中國共產黨同意由國民政府召開民主的政治會議”。召開前應對這一會議的組織、性質、議程以及釋放政治犯等作出確定。(33)六參政員同中共方面取得的兩點共識和中共對國民黨當局的建議，構成了《中共代表與褚輔成、黃炎培等六參政員延安會談記錄》。

在同黃炎培的一次談話中，毛澤東問他有什么感想？黃炎培回答：我生六十多年，耳聞的不說，所親眼看到的，真所謂“其興也浡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團體，一地方，乃至一國，不少不少單位都沒有能跳出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時聚精會神，沒有一事不用心，沒有一人不賣力，也許那時艱難困苦，只有從萬死中覓取一生。既而環境漸漸好轉了，精神也就漸漸放下了。有的因為歷時長久，自然地惰性發作，由少數演為多數，到風氣養成；雖有大力，無法扭轉，并且無法補救。也有為了區域一步步擴大了，它的擴大，有的出于自然發展，有的為功業欲所驅使，強求發展，到干部人才漸見竭蹶、艱于應付的時候，環境倒越加復雜起來了，控制力不免趨于薄弱了。一部歷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榮取辱”的也有，總之沒有能跳出這周期率。他說：“中共諸君從過去到現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條新路，來跳出這周期率的支配。”

聽了黃炎培的這番見解后，毛澤東對他說：“我們已經找到新路，我們能跳出這周期率。這條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黃炎培認為：“這話是對的”。“只有大政方針決之于公眾，個人功業欲才不會發生。只有把每一地方的事，公之于每一地方的人，才能使地地得人，人人得事。把民主來打破這周期率，怕是有效的。”(34)

七月五日，六位參政員飛返重慶。黃炎培在他所寫的《延安歸來》一文中反映出對未來充滿希望的心情：“延安五日中間所看到的，當然是距離我理想相當近的。我自己也明白，因為他們現時所走的路線，不求好聽好看，切實尋覓民眾的痛苦，尋覓實際知識，從事實際工作，這都是我們多年的主張，也曾經小小試驗過，為了沒有政權和軍權，當然一切說不上，路線倒是相同的。我認為中共有這些表現，并沒有奇異。集中這一大群有才有能的文人武人，來整理這一片不小也不算大的地方，當然會有良好的貢獻。我認為中共朋友最可寶貴的精神，倒是不斷的要好，不斷地求進步，這種精神充分發揮出來，前途希望是無限的。至于方針定后，他們執行比較切實有效，就為組織力強，人人受過訓練的緣故。”(35) 


　　這時，抗日戰爭形勢的發展，比毛澤東原來預想的要快得多，他在五月三十一日向中共七大作結論時還說：“日本也許在明年就倒下去”，還準備日本軍隊可能把兵力統統撤到華北，還準備可能要集中二十到三十個旅去打大城市。但是，局勢出現了急轉直下的變化。七月二十六日，中、英、美三國政府以宣言的形式公布《波茨坦公告》，要求日本政府立即宣布所有日本武裝部隊無條件投降。八月六日、九日，美國先后向日本廣島、長崎兩地投下原子彈。八月八日，蘇聯對日宣戰，提前出兵中國東北。這一連串緊接而來的事件，大大加速了中國抗戰勝利的到來。

蘇聯對日宣戰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召開七屆一中全會第二次會議，討論蘇聯參戰后的形勢和黨的任務。毛澤東首先說：中共中央準備發表一個關于蘇聯對日宣戰問題的聲明。他接著說：蘇聯參戰，使抗日戰爭進入最后階段。我們的任務有四項，即配合作戰，制止內戰，集中統一，國共談判。配合作戰是同蘇聯紅軍配合，具體的配合還要等戰爭的展開。對日軍我們應廣泛發展進攻，這與制止內戰有關。對日本軍隊放手進攻，這不會犯冒險主義，要學習較大規模的作戰。如果在戰略上今天還不放手，就會犯錯誤，當然戰役上要謹慎，可能攻開的就攻。日本交防給蔣介石，這種接防一般地是難于阻止的，中間是蔣的，我們的文章就在左右兩翼做。他還指出：美國靠蔣介石是一定的，故我與美蔣是一個長期的麻煩，內戰的危險將隨著日本垮臺而增加。(36)

同一天，中共中央主席對蘇聯對日宣戰發表聲明。聲明說：由于蘇聯對日宣布對日作戰，最后地戰勝日本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時間已經到來了，中國人民的一切抗日力量應舉行全國規模的反攻。全國人民必須注意制止內戰危險，努力促成民主聯合政府的建立。全國人民應加強團結，為奪取最后勝利而斗爭。

會后，中共中央向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區黨委發出指示，要求立即布置動員一切力量向敵偽軍進行廣泛的進攻，擴大解放區，并準備于日本投降時迅速占領可能占領的城市和交通要道。八路軍、新四軍、抗日游擊隊和抗日根據地一萬萬民眾迅速投入對日本侵略軍的全面反攻，光復了大片國土。

八月十五日，日本天皇廣播“停戰詔書”，宣布無條件投降。這是中華民族浴血奮戰的結果，是中國人民付出三千五百萬人傷亡和無數財產損失的巨大犧牲換來的。這一天終于來到了。

“日本投降了！”勝利的消息傳來，延安城內外一片歡騰。毛澤東和邊區人民一起，沉浸在民族解放戰爭勝利的喜悅中。 


　　抗日戰爭，是中國歷史上極其輝煌的篇章。它是中國人民在近代第一次完全戰勝外來侵略者的戰爭，是中華民族從衰敗走向復興的轉折點。

這是一場偉大的民族解放戰爭，是一場波瀾壯闊的人民戰爭。正是這場戰爭，極大地教育和鍛煉了中國人民。毛澤東在《論聯合政府》中寫道：“這個戰爭促進中國人民的覺悟和團結的程度，是近百年來中國人民的一切偉大的斗爭沒有一次比得上的。”這場充滿了驚濤駭浪的戰爭，同樣也極大地教育和鍛煉了中國共產黨。作為中國共產黨一切工作指針的毛澤東思想，正是在抗日戰爭的歲月里成熟的。

一百多年來，中華民族遭受帝國主義侵略帶來的苦難實在太深重了。在近代中國，哪一種政治力量能夠帶領人民最堅決而又成功地推翻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的統治，把祖國從危難的深淵中拯救出來，誰就能取得人民最真誠的信任和擁護。事實證明：只有中國共產黨才能把廣大民眾充分地動員起來，組織起來，武裝起來，凝聚成一股任何外國侵略者都無法戰勝的巨大力量；只有中國共產黨，才能在復雜多變的歷史洪流中純熟地駕馭局勢，始終清醒地指明奪取勝利的正確方針和辦法。

抗日戰爭不僅鍛煉了中國人民，鍛煉了中國共產黨，也使越來越多的人從八年抗戰的無數事實中認識了中國共產黨，把他們的希望寄托到中國共產黨的身上，奔集到它的旗幟下來。到抗戰勝利到來時，中國共產黨在中國社會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已遠非抗戰開始時的狀況所可比擬的了。這種影響往下延伸，為日后中國人民解放事業的勝利奠定了基礎。 


　　① 毛澤東對即將開赴前線的干部的講話記錄，1944年10月25日。

② 《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946、947頁。

③ 毛澤東在中共六屆七中全會主席團會議上的發言記錄，1944年11月23日。

④ 毛澤東致滕代遠、鄧小平轉楊得志、蘇振華、黃敬等的電報，1944年4月22日。

⑤ 毛澤東、劉少奇、陳毅致華中局的電報，1944年8月3日。

⑥ 王震：《一個重大的戰略部署》，《人民日報》，1983年12月19日。

⑦ 毛澤東對即將赴前線的干部講話記錄，1944年10月25日。

⑧ 王震：《一個重大的戰略部署》，《人民日報》，1983年12月19日。

⑨ 《王首道回憶錄》，解放軍出版社1988年3月版，第229頁。

⑩ 《解放日報》，1944年11月2日。

⑾毛澤東在中共六屆七中全會全體會議上的發言記錄，1944年6月5日。

⑿中共六屆七中全會會議記錄，1944年6月5日。

⒀毛澤東會見出席邊區職工代表會的代表們的講話記錄，1944年5月22日。

⒁《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016頁。

⒂《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016頁。

⒃《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024、1011頁。

⒄《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024、1011頁。

⒅《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024、1011頁。

⒆毛澤東在邊區參議會上的講話記錄，1944年12月15日。

⒇《毛澤東在七大的報告和講話集》，中央文獻出版社1995年4月版，第7、10、16頁。

(21)《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025頁。

(22)《毛澤東在七大的報告和講話集》，中央文獻出版社1995年4月版，第100頁。

(23)《毛澤東在七大的報告和講話集》，中央文獻出版社1995年4月版，第100頁。

(24)《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060頁。

(25)《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086、1079頁。

(26)《毛澤東在七大的報告和講話集》，中央文獻出版社1995年4月版，第120、121、126頁。

(27)《毛澤東在七大的報告和講話集》，中央文獻出版社1995年4月版，第120、121、126頁。

(28)《毛澤東在七大的報告和講話集》，中央文獻出版社1995年4月版，第158頁。

(29)胡喬木談話記錄，1990年2月19日。《胡喬木回憶毛澤東》，人民出版社1994年9月版，第10、11頁。

(30)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對于政治報告的決議案，《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3冊，中央黨校出版社1987年3月版，第52頁。

(31)《新華日報》，1945年6月23日。

(32)毛澤東在中共七屆一中全會第一次會議上的發言記錄，1945年6月19日。

(33)《中共代表與褚輔成、黃炎培等六參政員延安會談記錄》，1945年7月3日。

(34)黃炎培：《八十年來》，中國文史出版社1982年8月版，第148、149、150頁。

(35)黃炎培：《八十年來》，中國文史出版社1982年8月版，第148、149、150頁。

(36)毛澤東在中共七屆一中全會第二次會議上的發言記錄，1945年8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