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七、整風運動（下）

各地整風運動的發展是不平衡的。中共中央認為在高級干部整風學習的同時，普遍整風要繼續開展下去。一九四三年四月十三日，中共中央發布《關于繼續開展整風運動的決定》，明確規定繼續開展普遍的整風運動的任務主要是兩項：一是糾正干部中的非無產階級思想，二是肅清黨內暗藏的反革命分子。
　　為了實現前一項任務，毛澤東強調：“自由主義是目前黨內斗爭中的主要不良傾向，在整風中必須克服此種傾向，才能達到徹底整風之目的”。因為：“整風是一個偉大的黨的思想斗爭，實行此種斗爭的武器就是自我批評。有自由主義偏向的人則不愿拿起這個武器，尤其是許多中級與高級干部害怕自我批評，這種現象必須在此次整風中著重地糾正過來。”①為了搞好整風運動，毛澤東提出注意領導方法的極端重要性。他指出，一九四二年的整風，凡是取得成績的，都是采用了一般號召和個別指導相結合、領導骨干和廣大群眾相結合的方法。“從群眾中集中起來又到群眾中堅持下去，以形成正確的領導意見，這是基本的領導方法。”“我黨一切領導同志必須隨時拿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的領導方法去同主觀主義的和官僚主義的領導方法相對立，而以前者去克服后者。”②

后一項任務，也就是審查干部的工作，是在王實味問題等發生后提出來的。毛澤東認為：“整風是思想上的清黨，審干是組織上的清黨。”中共中央決定由中央總學委負責領導這項工作，日常事務由康生主持。為了加強對審干工作的領導，中央還成立了反內奸斗爭委員會，由劉少奇任主任，康生、彭真、高崗為副主任。

在當時十分復雜的社會政治環境下，在各種敵對勢力千方百計對中國共產黨和根據地進行滲透和破壞的情況下，對干部隊伍進行一次認真的審查是完全必要的，通過這項工作可以清除特務，純潔革命隊伍。鑒于以往的經驗教訓，毛澤東向有關負責工作人員強調：“我們過去在肅反中有很沉痛的教訓。我們這次無論如何不要搞逼供信，要調查研究，要重證據。”③七月二日，毛澤東寫信給康生，要求把他闡述防奸工作的兩條路線的一段話刊載在《防奸經驗》第六期上。毛澤東寫的這段話是：“防奸工作的兩條路線。正確路線是：‘首長負責，自己動手，領導骨干與廣大群眾相結合，一般號召與個別指導相結合，調查研究，分清是非輕重，爭取失足者，培養干部，教育群眾。’錯誤路線是：‘逼，供，信。’我們應該執行正確路線，反對錯誤路線。”但是，在實際工作中，由于過分嚴重地估計了敵情，由于抗日根據地處于同外界隔絕的狀況，對干部的歷史狀況的調查研究十分困難，在這方面所花的力氣不多，出現了嚴重的偏差，一個時期搞得“特務如麻”。七月十五日，康生在中央直屬機關大會上作了危言聳聽的《搶救失足者》的報告后，更出現相當普遍地大搞“逼供信”的過火斗爭，使整風運動中的審干工作變成了搶救失足者運動，單在延安地區十幾天內就駭人聽聞地揪出所謂特務分子一千四百多人④，造成大批冤假錯案，使審干工作大大偏離了正確的軌道。

中央黨校副校長彭真和中央社會部副部長李克農看到問題的嚴重性，向毛澤東作了報告。毛澤東聽完后說：我看是擴大化了。我們要很快糾正這一種錯誤做法。我們的政策是一個不殺，大部不抓。這些同志的問題是會搞清楚的，現在可不能隨便作結論。我們如果給哪一個同志作錯了結論，那就會害人一輩子。現在作錯了我們要給人家平反，給受害的同志道歉。要徹底糾正這種“左”傾擴大化的錯誤。⑤他后來總結審干工作的教訓時指出，發生錯誤的原因主要是兩條：一條是缺乏調查研究；一條是沒有區別對待。

在康生作了《搶救失足者》的報告以后一個月，八月十五日，中共中央作出《關于審查干部的決定》，以中央文件正式公布毛澤東提出的“首長負責，自己動手，領導骨干與廣大群眾相結合，一般號召與個別指導相結合，調查研究，分清是非輕重，爭取失足者，培養干部，教育群眾”的審干工作九條方針。⑥這九條方針的正式下達起了重要的作用。參加過延安整風的鄧力群回憶說：“我們這些負責審查干部工作的，搞了逼供信，被審查的不愿也不能交待政治問題，雙方的關系很緊張。正是這個時候，中央下達了毛主席的《九條方針》，它解放了被審查者，也喚醒了審查者，使我們從自己的親身經驗中，認識了主觀主義的極大危險性。”⑦十月，毛澤東在綏德反奸大會材料上的批語中，又提出“一個不殺大部不抓，是此次反特務斗爭中必須堅持的政策”。

這年年底，延安審查干部的工作轉入甄別階段。一九四四年一月，毛澤東在書記處會議上總結時，指出一種已經出現的嚴重傾向：過去延安重視知識分子，不重視工農分子；“搶救運動”以來，又走到完全不相信知識分子。現在應估計大多數知識分子是好的。⑧他要求對搞錯的同志“均應平反，取消特務帽子，而按其情況作出適當結論”。⑨“在反特務斗爭中要注意保護知識分子”。

為了防止延安審干工作中的錯誤在其他地區再發生，毛澤東還要求各地做到：靈活地運用坦白運動，不要機械地搬用延安各機關的經驗；要正確地估計敵人的力量，不要把一切從敵占區及國統區來的學生、知識分子、軍人、文化人、技術工作人員等都看成是特務分子，不可將一切敵后或大后方的黨組織或“左”傾革命團體，都看成是紅旗政策的特務組織；要教育干部注重調查研究，不要輕信口供，要在干部和群眾中深刻地廣泛地進行反對逼供信的教育，要懂得逼供信的絕大害處；堅持一個不殺、大部不捉的原則。⑩這些意見對各地審干運動健康發展有重要指導意義。

對延安審干工作中出現的偏差，毛澤東主動承擔了責任，并不斷總結教訓。他多次向受到錯誤傷害的同志“脫帽鞠躬”，“賠禮道歉”。一九四四年五月，他在中央黨校講話時說：整風中的一些問題，是則是，非則非，搞錯了的，摘下帽子，賠個不是。說到這里，他向大家行禮賠不是。同年十月，他再次在中央黨校講話，說：去年“搶救運動”，搞了十幾天，我們馬上就使它停止了。“搶救運動”的基本錯誤是缺乏調查研究和缺乏分別對待這兩點。一九四五年二月，他又一次在中央黨校講話，說：在審干中，“整個延安犯了許多錯誤，誰負責？我負責，因為發號施令是我。別的地方搞錯了誰負責？也是我，發號施令的也是我。”“我是黨校的校長，黨校也搞錯了，如果在座有這樣的同志，我賠一個不是，因為搞錯了。”⑾毛澤東的自我批評，化解了許多人心中的怨憤，重新實現了同志之間不存芥蒂的團結。

整風運動的一個重要內容是反對主觀主義，但在審查干部工作中卻出現了由于主觀主義而造成的大量冤假錯案，這是不應該發生的錯誤。但由于中共中央和毛澤東發現并糾正了這個錯誤，它在延安整風中只是一個支流。 


　　當整風運動按照毛澤東的部署向前發展的時候，傳來了共產國際解散的消息。這件事也有利于正確解決中共黨內高層領導的問題。

中國共產黨自從在黨的二大決定加入共產國際后，作為它的一個支部，不僅思想上受到共產國際很大影響，組織上也得受到它的一定約束。共產國際對中國革命做過許多有益的工作，也做過不少錯誤的決定。中國共產黨在處理各種政治上以至組織上的重大問題時，常常不能不考慮到共產國際的態度這個因素，盡管在后期共產國際對中國共產黨的干預已經越來越少了。

一九四三年五月二十日，季米特洛夫致電毛澤東，通報關于共產國際主席團將于二十二日宣布解散共產國際一事。當翻譯師哲將國際來電送給他時，毛澤東興奮地說：“他們做得對，我就主張不要這個機構”。⑿二十一日，毛澤東主持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國際來電。會議決定：先由毛澤東復電季米特洛夫，表示贊成共產國際主席團的提議；待共產國際公開宣布主席團的這一提議后，中共中央再作正式決定。二十六日，中共中央收到蘇聯《真理報》發表的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團《關于提議解散共產國際的決定》后，立即召開政治局會議，一致通過《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于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團提議解散共產國際的決定》。

當天晚上，中央書記處召開延安干部大會。毛澤東在大會上講話。他首先充分肯定了共產國際在它存在的整個歷史時期中，在幫助各國組成真正革命的工人政黨上，在組織反法西斯戰爭的偉大事業上，特別是在幫助中國革命事業上，有巨大功勞。接著指出，但是現在共產國際這個革命的組織形式，已經不適合斗爭的需要了，如果還繼續保存這個組織形式，便反而會妨礙各國革命的發展。現在需要的是加強各國民族共產黨，而無需這個國際的領導中心了。他強調：共產國際的解散，不是為了減弱各國共產黨，而是為了加強各國共產黨，使各國共產黨更加民族化，這就增加了我們的責任心。⒀共產國際的解散，更便利了中國黨能夠獨立自主地按照中國的實際情況去處理中國革命問題。

共產國際的解散，也打破了國共兩黨之間保持了兩年的相對平靜狀態。國民黨頑固派錯誤地估計了形勢，趁機發動新的反共高潮。他們一面以共產國際解散為借口，制造輿論，要求解散中國共產黨，取消邊區，另一面調集二十多個師的兵力，準備向邊區發動突然襲擊，形勢十分嚴峻。

毛澤東從西安八路軍辦事處得到準確的情報后，立即做出緊急部署：“以宣傳對付他們的反共宣傳，以軍事對付他們的軍事進攻。”⒁他從晉西北調兵力保衛邊區；在延安召開三萬余人的群眾大會，緊急動員全邊區人民積極做好武裝自衛反擊的準備，由大會發出呼吁團結、反對內戰的通電。同時，他又指示重慶、西安等地的八路軍辦事處把蔣介石、胡宗南準備進攻邊區的消息向外界廣為傳布，并親自為《解放日報》撰寫社論《質問國民黨》，呼吁愛國的國民黨人行動起來，“制止這個內戰危機”。

由于中共中央和毛澤東采取正確的斗爭方針并作出周密的部署，揭穿了國民黨的密謀，取得國內各界的同情，英美等國也對蔣施加了壓力，蔣介石不得不改變計劃。這場來勢洶洶的反共浪潮還沒有完全掀起就被打退了。事后，毛澤東致電八路軍西安辦事處負責人周子健，表揚他們提供的準確情報“幫助中央甚大”。⒂

接著，毛澤東和中共中央乘勢在全國范圍內發動了一場巨大的宣傳攻勢，批判蔣介石在這年三月出版的著作《中國之命運》，反對中國的法西斯主義的勢力，以消除中國的內戰危機。為了反駁蔣介石“沒有國民黨就沒有中國”的宣傳，中國共產黨先后發表《國共兩黨抗戰成績的比較》、《共產黨抗擊的全部偽軍概況》的材料，說明中國抗日戰爭的真實情況。在中國共產黨強大的政治攻勢面前，九月六日至十三日，國民黨召開五屆十一中全會，蔣介石在會上不得不表示，中共問題是“一個政治問題，應用政治方法解決”。⒃毛澤東給這個時期的斗爭以高度評價，他說：“過去宣傳總是不痛不癢，唯獨此次打到痛處，故能動員群眾壓倒反動派氣勢。”⒄

同時，中國共產黨在黨內系統地進行了關于國民黨統治的本質及如何對待國民黨的政策教育，用抗戰以來直到眼前的種種具體事實來加以說明。一些原來對國民黨抱有幻想的黨員，通過這場斗爭和黨內的政策教育，提高了覺悟。在這些事實面前，經過對照比較，人們對王明所鼓吹并推行的右傾投降主義錯誤就看得更清楚了。

在這個時期中，王稼祥、劉少奇先后提出“毛澤東思想，便是馬克思列寧主義與中國革命運動實際經驗相結合的結果”⒅，“應該用毛澤東同志的思想來武裝自己”⒆的重要論斷，并被黨內廣大干部所接受。

在這種有利形勢下，系統地清算王明的錯誤路線、統一全黨思想的歷史條件已經成熟。整風運動按照原定計劃轉入最后一個階段——總結黨的歷史經驗時期。 


　　八月三十日，毛澤東在政治局會議上結合蔣介石發動第三次反共高潮的事實指出：國民黨的政策是兩面政策，抗日和反共，我們對國民黨的斗爭是以斗爭求團結。中央的路線是正確的，王明只要團結不要斗爭的路線是錯誤的。針對王明在一九四一年九月會議以來一直堅持錯誤，到處宣傳中央的路線是錯誤的，所以毛澤東提議，繼續召開政治局會議，討論抗日時期黨的路線問題。⒇

一九四三年九月七日至十月六日，毛澤東主持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這次會議是一九四一年九月會議的繼續和發展。

從九月七日至九日會議連續開了三天，王明稱病沒有參加。這三天中，博古、林伯渠、葉劍英、朱德等發了言。他們對抗戰以來王明的路線錯誤開展了嚴肅的批評，博古又進一步作了自我批評。他說：武漢時期有兩條路線，一條是毛澤東為首的黨的正確路線——布爾什維克路線；一條是王明在武漢時期的錯誤路線——孟什維克的新陳獨秀主義。這條路線，只看見國民黨抗戰的一面，忘記了它反動的一面，只看見并夸大它變化的方面，忘記了它不變的方面；對八路軍，不敢大膽深入敵后，不敢大膽擴充，華中、華南失去許多機會；對根據地，不建立政權，一切要合國民黨的法；對國民黨不敢批評；對抗戰，強調運動戰，忽視游擊戰，對持久戰基本觀點是不同意的。(21)針對王明把錯誤的責任都推給博古，毛澤東在會上插話說：內戰時期的錯誤路線，第一個是王明，第二個是博古。王明是這個路線理論的創造者與支持者，博古等是執行者與發揮者。(22)

在九月十三日的會議上，康生提出：要用歷史的方法來檢討王明的投降主義錯誤，這就是不能孤立地看他抗戰時期的問題，而要聯系十年內戰時期王明主義的來源。他說：過去我們說，“左”的路線應從一九三一年九月二十日決議起，現在看來要重新考慮，因為王明是在四中全會之前就有一個從中國革命根本問題起的比立三“左”的機會主義綱領——《為中共更加布爾什維克化而斗爭》的小冊子。一九四○年，他不經中央同意，又將這本書印發到延安及各抗日根據地。康生要求在武漢工作過的同志應當對這些情況多多揭發。康生提出的王明的小冊子這個問題，受到毛澤東的重視。毛澤東在會議的最后一天說：“九月的會是有收獲的，以前許多同志未注意的問題引起了注意，如王明《為中共更加布爾什維克化而斗爭》一書。”“現在康生、少奇、恩來等議論，四中全會是錯誤的，此事大家可以研究。”(23)

在九月十三日的會上，毛澤東也發了言，他指出：從四中全會后，黨內有兩個宗派，一個是教條主義的宗派，一個是經驗主義的宗派。“教條主義是主觀主義的第一個形態，經驗主義是主觀主義的第二個形態。反掉這兩個具體東西，黨才能夠真正的統一。”他說：“教條主義宗派，其思想是主觀主義，政治上是投降主義，組織上是宗派主義。”他著重強調：“兩種宗派主義，教條主義是主要的”，“所以破壞整個宗派主義，首先應從破壞教條宗派開始。”(24)他的這個發言，對黨的歷史上許多問題作了深刻的分析，提出教條主義和經驗主義是主觀主義在黨內的兩種具體形態是正確的，但其中有一些過激的話，他自己不久作了糾正。如兩個宗派的問題，在擴大的六屆七中全會上，肯定了毛澤東的提議：“在黨的歷史上曾經存在過教條宗派和經驗宗派，但自遵義會議以來，經過各種變化，作為政治綱領與組織形態的這兩個宗派，現在已經不存在了。”

這時，彭德懷等前方負責人不久可以回到延安。九月三十日和十月六日，中央書記處先后舉行兩次會議決定，中央的會議暫停，等他們到來再開為好，先進行高級干部的學習。總學委仍以毛澤東為主席，劉少奇、康生為副主席，胡喬木為秘書。

十月六日，毛澤東在這次延續一個月的政治局會議的最后一次會上作了關于學習黨的路線的發言。他充分肯定了這次會議取得的成績，并且說：整風學習的目的是打碎兩個宗派，教條宗派是頭，經驗宗派是腳。“這些宗派并無組織系統，但有思想方法、政治路線為綱領。打的方法即是改造思想，以馬列為武器，批判自己，批判別人。”教條宗派是經驗宗派的靈魂，故克服前者，后者再加馬列，事情就差不多了。要發展自覺性，也要適當地將軍，內力外力合作，才會有成效。對時局問題，他說：今年國民黨搞了第三次反共高潮，“我們的方針是后發制人，不為戎首”。國民黨十一中全會和國民參政會罵了我們八個字：“破壞抗戰，危害國家”，又拉了一下：“政治解決”。我們“從今天起，對國民黨的揭露在《解放日報》一律停止，但階級教育、反特務斗爭繼續進行”。(25)

毛澤東講話后，劉少奇、朱德、周恩來相繼發言。劉少奇著重談黨內斗爭傳統問題。他強調，首先要有自我批評的空氣，特別是中央負責同志應該有這種精神準備，隨時接受干部和群眾的監督與批評；其次，批評只準明槍，不許暗箭，彼此挑撥也是不對的；第三，發言一律稱同志，不稱首長，以利爭論的展開，黨內歷史有許多不清楚的，要組織幾個報告，要留下些文件給后代。(26)從井岡山時期起就和毛澤東患難與共的朱德說，毛澤東是一個“有魄力、有能力，遇到困難總能想出辦法”的人。有毛澤東領導，各方面都有發展。照毛澤東的方法辦事，中國革命一定有把握勝利。我們這次學習，就要每人學一套本事，主要學好毛澤東辦事的本事。(27)周恩來系統回顧了黨的歷史，分析了黨成立以來幾次出現路線錯誤的國際原因和社會根源。他說，在這幾次錯誤中，王明的教條更完備，還有“國際”的帽子，又有米夫做后臺，這樣才在中央占了統治地位。(28)

作小結時，毛澤東又談了兩點意見：第一，團結問題。他說：我們是要團結的，但辦法是要大家覺悟起來，犯路線錯誤的、犯個別錯誤的同志覺悟起來，弄清路線的是非，才能真正團結。真正要團結就要展開批評，掩蓋分歧的人就是不要團結。第二，黨內斗爭的方法。他說：這次要避免黨的歷史上的錯誤斗爭方法。“過去黨內斗爭沒有解決思想問題”，“現在的斗爭還是繼續整風的精神，懲前毖后，治病救人”。(29)

批判王明的范圍逐漸擴大。十月十四日，毛澤東在西北局高干會議上作報告，指出：我們黨已經有二十二年三次革命的經驗，不能再容許王明路線占領導地位了。他把抗戰初期王明錯誤的特點概括為四條：一、以速勝論反對持久戰；二、以一切經過統一戰線反對獨立自主；三、軍事上反對游擊戰，主張運動戰；四、組織上鬧獨立性，不服從中央。

這時，中共中央書記處從楊家嶺遷往棗園，毛澤東的住所也遷到棗國。

棗園，位于延安城的西北面，原是陜北地方實力派高雙成的莊園。毛澤東的住處在一座小院中，院內種了許多花草、樹木，夏秋時節，花繁葉茂，香氣襲人。院子東南角有個八角形的小涼亭。毛澤東工作之余，常到這里讀書，看報。每逢過年過節，毛澤東常去看望棗園的鄉親們，并且為老人們祝壽。他稱自己是“棗園的居民”。

從十一月十三日至二十七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繼續舉行會議，集中批判王明在十年內戰期間和抗戰初期的錯誤。十三日，毛澤東在會上發言，系統地回顧了六屆四中全會以來黨內斗爭的歷史，著重批判了王明、博古等：“他們頂著國際和馬列招牌，欺騙全黨，全黨要從這個騙局中解放出來。如果沒有很好的步驟和方法是很危險的。”遵義會議“只集中弄清軍事路線，因為中央在長征中，軍事領導是中心問題。當時軍事領導的解決差不多等于政治路線的解決。組織上不久也取消了博古的中央書記而以洛甫代之，因為當時只有如此才能團結我們內部。”他又講到：一九三七年十二月會議時，王明回國，進攻中央路線，“而我是孤立的。當時，我別的都承認，只有持久戰、游擊戰、統戰原則下的獨立自主等原則問題，我是堅持到底的。”他強調：一定要學會使用分析的方法，分析具體問題。“綜合是分析的結果，分析是綜合的手段。統一的東西必須經過分析，發現問題，暴露問題，分析問題，才能有正確的結論。”他說：“教條宗派分化出來的人是應當歡迎的。遵義會議不是稼祥、洛甫分化出來是開不成的。他們二人不管過去怎樣，但是做了對黨有利的事。”他又說：“所有經驗宗派的人，與教條宗派是有區別的，大多數是被欺騙的，不覺悟的。他們常常被教條宗派利用‘共產國際’、‘馬恩列斯’的外衣和威逼利誘所蒙蔽，所迷惑。”他在結束發言時說：“我們的目的是揭發路線錯誤，又要保護同志，不要離開這個方向。”(30)

許多中央領導人在會上也回顧了黨內斗爭的歷史，總結歷史經驗，并作了認真的自我批評。但王明始終沒有到會，會后，李富春代表中共中央向他傳達會議精神，并希望他認真考慮，作出檢查。十二月一日，王明的妻子孟慶樹代筆為王明寫了致毛澤東和中共中央的信，表示一九四一年九月底十月初時同毛澤東講的關于國共關系和中央抗戰路線問題的那些意見都是錯誤的，“現在我再一次地向中央聲明，我完全放棄我自己的那些意見”，“我愿意做一個毛主席的小學生，重新學起，改造自己的思想意識，糾正自己的教條宗派主義錯誤，克服自己的弱點”。(31)這些，其實都是假話。

十二月下旬，毛澤東為中共中央書記處起草了向一些中央局和中央分局發出的關于研究王明、博古宗派機會主義錯誤的指示，要求他們很慎重地組織這一研究，每一中央分局在所屬地區組織一百到二百人左右的高級干部學習和研究兩條路線的有關文件。毛澤東強調：“此種研究的性質是整風的深入與高級階段，其目的是使干部提高認識與增進統一團結，并為將來討論七大決議作思想準備。”

經過九月以來的緊張學習和對錯誤路線的深入批判，高級干部中對黨的歷史上的路線是非已能看清。但是，又出現一些新的偏向。有些過去受過錯誤打擊的干部對那些犯了“左”傾錯誤的干部也進行過火斗爭，使有些人在毫無思想準備的情況下被揪上臺去交待問題，有的甚至被轟出會場，一度造成十分緊張的氣氛。對黨史中的一些重要問題還存在嚴重爭議，主要是：王明、博古等屬于黨內問題還是黨外問題？臨時中央和五中全會是合法的還是非法的？怎樣處理思想要弄清和結論要寬大的關系？對六大如何估價？黨內的宗派是否還存在？對這些問題，毛澤東非常重視。歷史經驗告訴他，如果這些問題處理不好，還會重復過去犯過的錯誤，黨內也不可能實現真正的團結與統一。

一九四四年二月二十四日，中央書記處會議就上述有爭議的問題進行討論。取得了一致意見。三月五日，毛澤東在政治局會議上談了書記處會議討論后的意見，明確地指出：一、黨內黨外問題。在去年黨的路線學習中，有部分同志懷疑王明、博古同志是黨外問題，現在確定是黨內錯誤問題。二、合法與非法問題。過去有的同志認為臨時中央和五中全會是非法的。現在查到臨時中央有共產國際來電批準過，五中全會也經過國際批準，所以是合法的，但選舉手續不完備。四中全會是合法的，但政治路線的內容是不好的。三、思想弄清與結論寬大問題。自整風以來，我們的方針就是“治病救人”。我們要強調產生錯誤的社會原因，不要強調個人責任。因此，組織結論可作寬大些。現在要宣傳解釋這個方針，使同志們了解實行這個方針的必要。思想要弄清，結論要寬大，對黨才有利。對抗戰時期的問題也許不在七大上作結論，七大只做四中全會至遵義會議這一段歷史的結論。四、不要反對一切。對四中全會至遵義會議這一段歷史，也不要否定一切。當時我和博古一起工作，有共同點，都要打蔣介石，分歧點就是如何打蔣介石，就是策略上的分歧。如果把過去一切都否定，就是一種偏向。五、對六大的估計。六大基本上是正確的。六、黨內宗派問題。經過遵義會議和六中全會，黨內沒有宗派了，現在比較嚴重的問題是山頭主義。(32)

毛澤東這些意見得到政治局會議的贊同和批準。四月十二日和五月二日，毛澤東先后在中共中央西北局高干會和中央黨校作學習和時局問題的報告，進一步闡述了經政治局通過的這些意見。他在四月十二日的報告中說：

“這次處理歷史問題，不應著重于一些個別同志的責任方面，而應著重于當時環境的分析，當時錯誤的內容，當時錯誤的社會根源、歷史根源和思想根源，實行懲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針，借以達到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團結同志這樣兩個目的。對于人的處理問題取慎重態度，既不含糊敷衍，又不損害同志，這是我們的黨興旺發達的標志之一。”

“對于任何問題應取分析態度，不要否定一切。”“我們許多同志缺乏分析的頭腦，對于復雜事物，不愿作反復深入的分析研究，而愛作絕對肯定或絕對否定的簡單結論。我們報紙上分析文章的缺乏，黨內分析習慣的還沒有完全養成，都表示這個毛病的存在。今后應該改善這種狀況。”

毛澤東的這個講話，對全黨的團結和鞏固起了重要作用。當年參加會議的鄧力群回憶：“一批人解脫了，許多人心服了，大家心里的石頭都落了地。”(33)

在這個時期中，重慶《新華日報》全文發表了郭沫若的史學論文《甲申三百年祭》。這篇文章總結了明朝李自成所領導的農民起義從勝利走向失敗的歷史教訓。毛澤東非常贊賞這篇文章，認為它的內容對已經取得很大勝利的中國共產黨有著特殊的意義。他指示《解放日報》全文轉載，并把它當作整風學習的重要文件。他在《學習和時局》的報告中談到：“我黨歷史上曾經有過幾次表現了大的驕傲，都是吃了虧的。”“全黨同志對于這幾次驕傲，幾次錯誤，都要引為鑒戒。近日我們印了郭沫若論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們引為鑒戒，不要重犯勝利時驕傲的錯誤。”(34)十一月二十一日，毛澤東致郭沫若的信中說：“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們把它當作整風文件看待。小勝即驕傲，大勝更驕傲，一次又一次吃虧，如何避免此種毛病，實在值得注意。”他還說：“我雖然兢兢業業，生怕出岔子，但說不定岔子從什么地方跑來；你看到了什么錯誤缺點，希望隨時示知”(35)。

在全黨團結、統一的氣氛下，中共中央認為起草歷史決議問題的時機成熟了。五月十日，毛澤東主持中央書記處會議，討論召開黨的七大的問題。會議決定組織幾個準備報告的委員會：黨內歷史問題決議準備委員會，成員包括任弼時、劉少奇、康生、周恩來、張聞天、彭真、高崗（幾天后又增加了博古），由任弼時負責召集；軍事問題報告準備委員會，由朱德負責召集；組織問題報告準備委員會，由劉少奇負責召集；統一戰線工作報告準備委員會，由周恩來負責召集。會議還決定，七大召開前在五月二十日左右開始召開六屆七中全會，通過關于七大的準備問題。 


　　中共六屆七中全會是從五月二十一日開始的，本來只準備開兩個月，由于時局的發展變化，會議延長到一九四五年四月二日才結束，斷斷續續開了十一個月。

五月二十一日，毛澤東主持召開七中全會第一次會議。他指出全會的任務是：一、準備七大；二、在全會期間處理中央日常工作。毛澤東代表中央政治局向全會作工作報告，講抗日準備時期和抗戰時期的主要問題。指出：這兩個時期我們的方針是為驅逐日本帝國主義出中國而奮斗。為了達到這個目的，我們的方針是發展自己，團結友軍。關于發展自己，事實說明沒有八路軍、新四軍的抗戰，中國的抗戰決不能有今天。關于團結友軍，我們始終站在團結國民黨抗日的立場上，但遇到反共磨擦則要同它斗爭。在反磨擦中，我們是采取有理有利有節的方針，使磨擦斗爭歸于緩和，將國民黨引導到對敵斗爭目標上去。今年軍事仍以精練為主，明年準備發展，并占領一批小城市，在獲得美國配合時，準備驅逐日本帝國主義出中國。

會議決定：由毛澤東、朱德、劉少奇、任弼時、周恩來組成七中全會主席團；毛澤東為中央委員會主席及七中全會主席團主席。在全會期間，中央書記處及政治局停止行使職權，由七中全會主席團處理日常工作。會議同意毛澤東代表中央政治局向全會提出的關于黨內歷史問題的六點意見，并形成決議。會議通過七大的議程、各報告負責人和四個報告（政治報告除外）準備委員會名單。

起草“歷史決議”是七中全會期間中共中央為準備七大所作的一項重要工作，是對黨的歷史經驗的總結，是全黨智慧的結晶。最早的“決議”草案稿是任弼時在一九四四年五月寫成的，題目是《檢討關于四中全會到遵義會議期間中央領導路線問題的決議（草案）》。它是以一九四一年秋天毛澤東起草的《關于四中全會以來中央領導路線問題結論草案》為基礎的，主體部分的內容基本相同，同時又反映了一九四三年九月會議以來的新認識，如對四中全會的評價和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正確路線的作用等。稿子寫成后分送政治局委員征求意見，并由政治局秘書胡喬木作了比較大的修改。任弼時又在胡喬木的修改稿上作過三次修改，其中把王明路線的錯誤概括成七點提綱式的意見，題目也改為“關于四中全會到遵義會議期間中央領導路線問題的決定（草案）”。接著，又由胡喬木寫了一個稿子。中央指定張聞天對歷史決議稿做了認真的修改和補充。

毛澤東一直十分關心這個決議的起草。一九四五年春天，他在張聞天修改后的稿子上開始進行修改。他前后作了七次修改。毛澤東后來曾特別講到這一點：“我們現在學會了謹慎這一條。搞了一個歷史決議案，三番五次，多少對眼睛看，單是中央委員會幾十對眼睛看還不行，七看八看看不出許多問題來，而經過大家一看，一研究，就搞出許多問題來了。”(36)

在第一次修改中，毛澤東將題目確定為《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并且增寫了新的內容，如“團結全黨同志如同一個和睦的家庭一樣，如同一塊堅固的鋼鐵一樣，為著獲得抗日戰爭的勝利與中國人民的解放而奮斗”(37)，就是這次寫上的。在第二次修改中，毛澤東強調了六大的正確方面；批評四中全會在過分地打擊犯立三路線錯誤的同志、錯誤地打擊所謂犯調和路線錯誤的同志后，還錯誤地打擊了當時所謂“右派”中的絕大多數同志，并對受打擊的被誣為“右派”的何孟雄、林育南、李求實等作了肯定的評價；還指出遵義會議糾正了當時具有決定意義的軍事上和組織上的“左”傾錯誤，確立中央的新的領導，這是中國黨內最有歷史意義的轉變。(38)在這份稿子上，毛澤東寫了一段批語：“弼時同志：請邀周、朱、洛、劉（如在此時）看一下，是否這樣改，然后印若干份，編號發給40多個同志，再集他們座談一次，就可定議，再交七中全會通過。”(39)以后，毛澤東在三月二十六日的稿上作了些文字增刪，在四月七日和八日又先后修改三次。這以后再修改了一次。在四月七日的修改稿上，毛澤東在起始部分加寫了一大段話：

“中國共產黨自從它在一九二一年產生以來，就以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針。在一九二一年至現在（一九四五年）的二十五年奮斗中，經歷了北伐戰爭、土地革命與抗日戰爭三個時期。在這三個時期中，全黨同志和廣大中國人民在一起向著中國人民的敵人——帝國主義與封建主義進行了英勇的革命斗爭，取得偉大的成績與豐富的經驗。同時，在這三個時期中，全黨同志與黨內一切機會主義思想與行為不斷地作了馬克思主義的斗爭。使黨在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一天天更加鞏固起來。到了今天，有了一百二十萬黨員，我黨領導了近一萬萬人民，九十萬軍隊的中國解放區，形成了一條同國內一切錯誤路線相對立的正確路線。由于執行了這條正確路線，并批判了一切錯誤路線，黨才在三個時期取得了偉大成績，造成了今天這樣在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鞏固的黨，形成了中國人民解放事業的偉大的領導者。”(40)

這一大段話，經毛澤東再作修改后，成為后來通過的歷史決議的第一部分。

在“決議”起草過程中，黨的高級干部進行了多次討論，提出許多重要的修改意見，其中，很多意見被吸收到決議中去。

討論并通過《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本來是七大的重要議事日程。三月二十五日，中共六屆七中全會主席團決定將這個決議改在七中全會上討論通過。為什么要做出這樣的重大改動呢？三月三十一日，毛澤東在七中全會全體會議上作了說明：總結經驗可以說是算帳。不采用大會這個形式來算帳，才能使大會集中注意力于當前問題。他說：歷史上的錯誤是一個社會現象，因為那時黨在政治上不成熟，犯錯誤的同志是因為不自覺。現在大家都覺悟了，主要思想都一致了，如果使用大會這個武器，勢必要扯兩三個星期，轉移了中心目標，結果仍不能超過現在的草案。毛澤東要求參加七中全會的同志說服七大的代表們，把過去黨的歷史問題委托七中全會解決比較好，以便自己集中力量來解決抗戰建國的任務。他還講到：草案中沒有說“左”傾路線造成白區損失百分之百、蘇區損失百分之九十的問題，沒有說犯錯誤者的品質問題，也沒有說四中、五中全會的非法問題，也沒有說教條宗派、經驗宗派問題。這些不說，我看至多是缺點；說得過分，說得不對，卻會造成錯誤。對《決議》草案中沒有就抗戰時期黨的路線問題作結論，毛澤東也作了說明：七大的方針是只解決已經成熟的歷史問題，沒有成熟的問題都不必急于作結論。(41)毛澤東準備的政治報告和劉少奇準備的修改黨章報告也在這天的會議上通過。

四月二十日，任弼時主持召開擴大的七中全會。這是歷時將近一年的七中全會的最后一次會議。會議討論并通過了朱德準備的軍事工作報告和原則上通過《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

由于會前毛澤東、任弼時等做了大量細致的準備工作，所以會議進行得很順利。博古等在發言中真誠地表示擁護這個決議，并向那些曾經受過錯誤路線迫害的同志道歉。任弼時在發言中坦率地談到他對毛澤東的認識過程，特別提到：“皖南事變后毛對政策的掌握，直至整風中的思想領導，使我產生了佩服和信賴”(42)。王明請任弼時閱轉毛澤東和七中全會的聲明書中，對歷史決議和它對第三次“左”傾路線所犯嚴重錯誤的分析和估計表示“完全同意和擁護”。(43)

毛澤東心情舒暢地在會上作了長篇發言。他說：《決議》不但是領導機關內部的，而且是全黨性質的，與全國人民有關系的，對全黨和全國人民負責任的。哪些政策或哪些部分在群眾斗爭中證明是適合的，哪些是不對的，如果講得合乎事實，在觀念形態上再現了二十四年的歷史，就對于今后的斗爭有益。黨是政治團體，不是家族或職業團體，都是來自五湖四海，因為政見相同而結合起來的。政見不同就要有爭論，爭論時分清界限是必要的，但今后要少戴帽子為好。凡是過去政治上犯過錯誤的同志，現在都改正了，都要如《決議》所說的像一個和睦的家庭一樣。《決議》把許多好事都掛在我的帳上，我的錯誤缺點沒有掛上，不是我沒有而是沒有掛，為了黨的利益沒有寫上。這是大家要認識清楚的，首先是我。孔夫子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我即使到七十歲，相信一定也會踰矩的。(44)

這次會議一致決定：原則上通過《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個別意見委托給七大以后的中央去采納修改。這個決議在一九四五年八月九日召開的七屆一中全會第二次會議獲得一致通過。

《決議》總結了黨的歷史經驗，特別是對六屆四中全會至遵義會議期間中央的領導路線問題作出正式結論。經歷了幾年的整風，使黨內的思想取得了一致，使提倡“實事求是”、反對主觀主義成為中國共產黨的優良傳統，全黨在毛澤東的旗幟下空前團結起來。它的意義是十分深遠的。 


　　① 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起草的《關于繼續開展整風運動的指示》草案第三號（關于克服自由主義），1943年4月13日。

② 《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900、901—902頁。

③ 毛澤東和綏德專署專員袁任遠談話記錄，1943年7月。

④ 康生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的發言記錄，1943年8月2日。

⑤ 王保成：《跟隨領袖二十年》，甘肅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69頁。

⑥ 中共中央《關于審查干部的決定》，《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2冊，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6年11月版，第329頁。

⑦ 鄧力群：《回憶延安整風》，《黨的文獻》，1992年第2期。

⑧ 毛澤東在中央書記處會議上的講話記錄，1944年1月10日、11日。

⑨ 中共中央書記處致鄧小平、饒漱石、林楓、程子華的電報，1944年1月24日。

⑩ 毛澤東、康生致鄧小平、滕代遠的電報，1944年2月26日。

⑾毛澤東在中央黨校的講話記錄，1945年2月15日。

⑿師哲：《在歷史巨人身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1年12月版，第228頁。

⒀毛澤東在延安干部大會上的發言記錄，1943年5月26日。

⒁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的發言記錄，1943年7月7日。

⒂毛澤東致周子健的電報，1943年7月13日。

⒃蔣介石對《關于中國共產黨破壞抗戰危害國家案件總報告決議案》的指示，《中國國民黨歷次代表大會及中央全會資料》，光明日報出版社1985年10月版，第841頁。

⒄毛澤東在中共駐重慶辦事處關于《質問國民黨》一文發表后的反映材料上的批注，1943年8月22日。

⒅《王稼祥選集》，人民出版社1989年9月版，第350頁。

⒆《劉少奇選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12月版，第300頁。

⒇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的發言記錄，1943年8月30日。

(21)博古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發言記錄，1943年9月7日。

(22)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插話記錄，1943年9月7日。

(23)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發言記錄，1943年10月6日。

(24)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發言記錄，1943年9月13日。

(25)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發言記錄，1943年10月6日。

(26)劉少奇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發言記錄，1943年10月6日。

(27)朱德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發言記錄，1943年10月6日。

(28)周恩來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發言記錄，1943年10月6日。

(29)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結論記錄，1943年10月6日。

(30)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的發言記錄，1943年11月13日。

(31)王明致毛澤東和中共中央的信，1943年12月1日。

(32)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發言記錄，1944年3月5日。

(33)鄧力群：《回憶延安整風》，《黨的文獻》1992年第2期。

(34)《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947、948頁。

(35)《毛澤東書信選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12月版，第241頁。

(36)毛澤東在中共七大預備會議上的講話記錄，1945年4月21日。

(37)毛澤東對歷史決議（草案）的第一次修改稿，1945年3月手稿。

(38)毛澤東對歷史決議（草案）的第二次修改稿，1945年3月24日手稿。

(39)毛澤東對歷史決議（草案）的第二次修改稿，1945年3月24日手稿。

(40)毛澤東對歷史決議（草案）的第四次修改稿，1945年4月7日手稿。

(41)毛澤東在中共六屆七中全會全體會議上的發言記錄，1945年3月31日。

(42)任弼時在中共六屆七中全會上的發言記錄，1945年4月20日。

(43)王明向毛澤東及中共六屆七中全會提交的《聲明書》，1945年4月20日。

(44)毛澤東在中共六屆七中全會上的發言記錄，1945年4月20日。